好端端的事業，為什麽嘎然而止，僅因為新皇帝的一個念頭、一紙詔書？實際上也不盡然。停止下洋，自有道理。大明帝國的遠航難以為繼，首先因為它缺乏社會結構的合理性，在經濟政治上，都是一種“揮霍”。“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從經濟角度看，時人的指責並非沒有道理。籌備遠航已成為時下一大苛政，官軍匠戶紛紛畏避逃亡。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記鄭和七下西洋28年間，南京區手工業的匠戶銳減達四分之三以上。有人強調鄭和下洋的貿易實質，可是，當我們了解了朝貢貿易厚往薄來的原則和貿易品的性質，就不難猜測其荒唐的經濟實質。每次出使,朝廷都要備大量的賫賜品；貢使來朝，又有大量賞賜，這些物品多為陶器、緞匹、紗絹、絲棉、鐵貨之類的用品。如果是貿易，就要有出有入，船隊長駛遠駕、充舶而歸的又是什麽呢？大多是香料珍寶之類供皇宮與上流社會玩好的奢侈品，與國計民生無關。“由是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沈南、龍速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樟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皆充舶而歸。”[7]

鄭和七下西洋，在經濟上揮霍民生財富，在政治上揮霍天朝理想。富於生機的民間航海與自由貿易，被海禁政策窒息，“殊方殊域”之邦、“鳥言侏禽”之民聞風向化、浮海來朝、宗主華夏的政治理想，也落入一個荒唐的遊戲。航海那些年里，確有許多異邦遠國貢使來朝，但他們是“慕義”而來還是“慕利”而來，動機與效果都值得懷疑。即使在海道清寧、四方來朝的太平盛世，洪武皇帝心里也不踏實：“凡諸番使臣來者，皆以禮待之；我視諸國不薄，未知諸國心若何。”以後的事態越來越明顯，夷邦僻島的貢使，修貢是虛，市利為實。帝國慷慨給賜，宴樂勞之，萬邦來朝的帝國式浪漫政治，畢竟代價太大了。當年詔令下洋，有條件，如今悉令停止，也有道理。歷史中輝煌的背後，可能是殘酷，而暗淡中，卻有溫暖。

在經濟上揮霍財富是災難，在政治上揮霍理想也是災難。而最大的災難還在於下洋發生的海禁背景。鄭和七下西洋期間，“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仍在厲行；民間造船、出海、市番貨、用番貨，一律繩之重法。明朝政府一方面對私商執行海禁，壓制了民間自由貿易；另一方面又試圖以帝國的權力壟斷海上貿易，將唐代以後興起的市舶司管理的海上貿易變成奢侈性的官方壟斷貿易,破壞了500年來發展起來的中國民間航海貿易傳統，也破壞了整個世界南方海域的的自由貿易體制。帝國的政治軍事力量沒有與民間航海貿易力量有機互惠地結合起來，明朝一邊厲行海禁，一邊組織耗資巨大、有政治虛榮無經濟實惠的官方下洋，當陸地農耕經濟的賦稅無法支撐這種揮霍式航海時，官方航海與奢侈貿易不得不停止，民間航海與簡樸貿易也受到致命傷害。

遠航在海禁背景下發生，輝煌也悲涼。鄭和遠航不僅在政治經濟上不合理，在歷史進程中也有些不合時宜。輝煌的遠航是在殘暴的海禁背景下進行的，省略這個背景就無法理解鄭和遠航發生的歷史困境。明帝國的遠行突然停止就永遠停止了。葡萄牙開始的西方海外擴張，卻一發而不可收拾，最終翻天復地。首先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然後是英、法、德，西方從歐亞大陸的一個冷落貧瘠的角落，擴張到全世界；首先是西班牙日不落帝國，然後又是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最後是美利堅帝國。鄭和遠航，不是一個時代的開始，而是一個時代的結束。真正值得後人思考的，也不是它如何開始，而是如何結束。

五

鄭和下西洋，在鄭和時代，是一段尋常合理的歷史事件，始乎當始，終其所終。之所以在後世成為奇跡，是因為突然停止、長久遺忘，人們覺得遺憾、不可思議。歷史有本事，有敘事，敘事的中斷與轉移，使歷史變得模糊而神秘。

鄭和身後600年漫長歲月，遠航在遺忘與追憶中，由歷史變成神話。首先是遺忘。皇帝詔令，下洋悉令停止，曾經行巨浪泛滄溟、牽星過洋的巨大的寶船，如今冷落地躺在漸漸淤積的南方港灣里腐爛。20年間，帝國皇家的龍江造船廠已經衰落到難以想象的程度，連當年寶船的尺度都忘記了。[8]再過20年，成化皇帝當朝的時候，有人動起出洋的念頭，才發現皇家檔案庫中鄭和航海的檔案已不翼而飛。據說被車駕郎中劉大夏燒毀了，因為憤慨！遠航勞民傷財，幾十萬錢糧幾萬人的生命，換回來的是帝王的奢侈品，奇珍異寶於國家何益？[9]忘掉歷史，也就是幾代人的事。國朝盛事，已經變成“遼絕耳目”、“恢詭譎怪”的傳奇，在平話、在劇戲里，在街頭巷尾的閑談中。萬歷年間人錢曾感嘆：“蓋三保下西洋，委港流傳甚廣，內府之劇戲，看場之平話，子虛亡是，皆俗語流為丹青耳。……下西洋似鄭和一人，鄭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國初事跡，記載缺如，茫無援據，徒令人興放失舊聞之嘆而已。”[10]

遺忘與無聊使歷史變成傳奇。明人羅懋登寫《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將鄭和下西洋的故事神魔化，有“說不盡的古怪刁鉆，數不清的蹊蹺憊懶”，三寶太監鄭和，也變成一個蝦蟆精。歷史衰落與遺忘到人已經無法想象人的事跡，就只好將人的事跡神魔化。知識與經驗的范圍越小，幻想的空間就越大。《西遊記》問世於1580年前後，《西洋記》問世於1597年前後，都是衰世的象征。玄奘和尚乘危孤征、遠徒萬里去印度取經的歷史變成神魔夾道的傳奇。千百舟子當年牽星觀鬥的航行，現實到尋常，如今因為不可思議，只好讓碧峰長老從中呼風喚雨、翻江倒海，成帝國水師西洋取寶之行。無法相信人的事跡，神魔化是一種解釋，也是一種安慰。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解釋《西洋記》成書的心理，嘉靖後倭寇猖獗，無可奈何只能幻想妖魔法術（第五講）。

鄭和下西洋一邊在民間的傳奇化，一邊在正史中被貶低與省略。《明史》“本紀”提到國初下洋，僅有只言片語，《鄭和傳》在“列傳”“宦官”，簡略不及千言。遺忘並非偶然不經意，而是歷史價值的選擇。鄭和下西洋在中國被遺忘的同時，在海外華人中卻被追憶、紀念、頌揚、奉祀。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有三寶山、三寶井、三寶亭，吉隆坡、怡保有三寶廟，新加坡、泰國、菲律賓、文萊、柬埔寨都有三寶廟、三寶宮、三寶禪寺或三寶塔。東南亞以三寶命名的鄭和紀念地，有廟、有井、有山、還有城。印尼中爪哇省省會三寶壟，是東南亞祭拜鄭和的中心。相傳鄭和當年多次來訪，副將王景弘還定居終老於此。城中有三寶山、三寶洞、三寶公廟，每年陰歷6月30日，當地都舉行隆重的祭奠活動，馬拉三寶公聖像遊行，載歌載舞，到三寶公洞默祈拜禱。

鄭和在國內輕松地神魔化的同時，在海外卻沈重地神聖化，成為華僑的守護神。“華僑的信仰三寶公，的確較國內吃食店之敬關公，讀書人的尊孔子，尤為強烈。他的地位，簡直可以和基督教的耶穌，回教的穆罕默德相當，幾成為一個宗教主了；所以在傳說中，他是法力無邊，萬物聽命的。”[11]

華僑神化鄭和，自有其沈重的原因。唐代已有華人住蕃，宋代向海洋發展，閩粵先民移民東南亞者迅速增多。蒙元入主，宋遺臣遠遁海外，在東南亞華人的經濟移民中，又加入政治移民。元末明初，在爪哇的杜板、新村，蘇門達臘的舊港，都出現有組織性聚居的華人社區。然而，華僑始終是個人自發的、純經濟性的移民，身後有不但沒有國家的支持，反而有國家的招撫追剿。他們孤立無援，有人數之眾、經濟力量之強，但始終沒有國家政治軍事力量保護，也無法逃避當地的迫害。西方擴張，將國家軍事政治甚至宗教力量，與民間海外貿易拓殖結合起來，殖民地有軍隊、自治政府，野蠻屠殺在馬尼拉、巴達維亞的華人，每一次都不在萬人以下。華僑，這些“沒有帝國的商人”、“沒有帝國的移民”，在苦難中唯一可以寄托夢想與期望的，就是當年鄭和“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威震海外。自是諸番益欽其威信，凡所號令，罔敢不服從”[12]的盛況。

安土重遷的百姓，自然不會去崇拜牽星過洋，漂泊過海的番客，卻知道什麽叫孤苦無助。屈辱與苦難越多，幻想與期望就越強烈。2004年底，筆者在寂靜中寫這篇鄭和下西洋600年祭。一年以前，2003年底，筆者受國際鄭和學會會長陳達生先生之邀，在馬六甲荷蘭街的鄭和博物館做關於鄭和下西洋的演講，參觀馬六甲鄭和官廠舊址，據陳先生說，那里將開辟為“鄭和廣場”，豎起鄭和雕像。馬來西亞將在鄭和下西洋600年紀念時，舉行盛大的慶典。此時此刻，我體會華人的心境，知道歷史延伸入現實。

六

鄭和身後600年的命運，首先是被遺忘，然後是被放逐，放逐到現實之外的傳奇、帝國之外的南洋，最後，才是回歸，帶著榮耀與悔恨，在大勢已去之後，回歸。

1904年，鄭和下西洋500年後，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13]，提請國人重新記起這位“偉大的航海家”，其中有驕傲，也有悲憤：西方現代化歷史的起點上，有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而“我泰東大帝國，與彼並時而興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鄭和在。”[14]這是驕傲，然而，還有悲憤：“及觀鄭君，則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能與並肩者，何其寡也。鄭君之初航海，當哥倫布發見亞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當維哥達嘉馬發見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顧何以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15]

驕傲可以鼓國人志氣。如研究者指出：梁任公“眼看祖國被列強瓜分，國弱民窮，乃以鄭和航海事跡和造船業處於當時世界最先進地位為題材，著為專文，意圖喚起民眾的愛國熱情”[16]。悲憤卻提出深入思考的問題：鄭和為什麽遠航？大明帝國又為什麽停止下洋？葡萄牙人為什麽遠航，西方又為什麽能夠將遠航進行到底？多少年以後，當西方人以商人加海盜式的航海改變了世界，創造出現代文明時，衰落敗亡的中國，又想起那已被遺忘的輝煌。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思想史，隱藏在鄭和敘事之後的真正問題是：世界現代史上為什麽華夏文明衰落西方文明強盛？為什麽中國沒有將天下德化為華夏一家，而讓西方將世界殖民化中國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