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從詩向語言的突圍——讀《詩人何為》(7)

里爾克把這種內心空間的超時空性與“死”的思想聯系在一起,認為這才是人的最合適的庇護之所,因為它正是人在外部世界(和死亡)的“規律”的威脅面前所看到的人自身內部世界中的安身立命的“基礎”。不過,里爾克的這種思維的模式仍然是把外部世界和內心世界對立起來的模式。“即便是里爾克,也沒有對世界內在空間的空間性作更深的思考,甚至也沒有追問,給予世界之在場以居留之所的世界內在空間究竟是否隨著這種在場而建基於一種時間性,這種時間性的本質性的時間與本質性的空間一起構成了那種時—空的原始統一體,而存在本身就是作為這種時—空成其本質的。”(第313頁)這就是里爾克的(以及以尼采為最後代表的)形而上學主體哲學的缺陷。

當然,在海德格爾看來,從笛卡爾到尼采的主體性哲學雖然並沒有解決世界存在的問題,因而也沒有解決“詩人何為”即人類最終的安身立命的問題,但作為一個過程、一條“道路”,它畢竟對這一問題作了某些“暗示”。這是一條“向內深入”(Er-innerung,也可譯為“回憶”)之路,它“使表象之對象的內在性進入心靈空間內的在場之中”(第313頁)。主體性哲學被它自身的對象性思維方式逼上了一條向內深入的自救之路,從而力圖把外部對象世界轉變為依存於我們自身。所以,“世界內在空間的內向性為我們清除了對敞開者的限制。唯有我們如此這般內向地(parcoeur)持有的東西,才是我們真正外向地知道的”(第315頁)。這種主體主義的確給人提供了一種自由的安身立命之所,一種“超出保護之外的安全存在”。但它本身卻仍然缺乏存在根基。“可是,我們總是要問:那種使意識的業已內在的對象進入心靈的最內在領域中的內在回憶是如何可能發生的?”換言之,“在終有一死的人中間,誰能夠作這種顛倒著的回憶呢?”(第315頁)里爾克只是說人比生命冒險更甚,但卻沒有說明:“比生命本身即比冒險本身或存在者之存在本身冒險更甚的冒險者,還能冒何種險?”(第315頁)

答案在海德格爾看來是很明顯的。生命只是存在者的存在,是存在的一種特殊方式,但還不是存在本身。比生命冒險更甚就是冒存在之險。“如果存在是存在者的無與倫比的東西,那麽,存在還能被什麽超過呢?只能被它自身,……那麽,存在就是絕對超出自身(絕對超越)的無與倫比的東西了。但這種超越並非越過去和轉向另一東西,而是越過來而回到它自己並歸入其真理的本質之中”,“存在本身就是這一回歸的維度”(第316頁,有改動)。自我超越不僅是生命和意志的特征,而且是存在本身的特征。存在本身才是真正的絕對的自我超越,存在就是自己比自己“更甚”,或者說,“冒險更甚”。

然而,存在通過自我超越而達到對自己的回歸,並不是回歸到一個什麽安謐之所,而是回歸到存在的“本質”,即自行解蔽的真理。存在本身“穿越”(durchmisst)這一回歸,也就是穿越“它自己的區域(Bezirk)”,而這一區域的範圍是由語言來劃定、並隨著存在的穿行而不斷劃定的,所以“存在是在詞語中成其本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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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敬亭說書

Posted by Host Studio on May 14, 2017 at 4:30pm 7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