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現在、並喻文化和親密無間的同輩

並喻文化，其基本特點是全體社會成員以目今流行的行為模式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在第一章裏介紹的前喻文化中，長輩的行為向晚輩提供了不可背逆的榜樣，以致人們至今仍然接受著祖先們所遺存下來的生活方式。如果說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關於前喻文化的記載，那麼那種以並喻方式作為文化傳遞的唯一模式的社會卻寥寥無幾，我們很少聽說這種並喻方式能夠單獨地代代相傳。如果真有那種將並喻方式作為唯一的行為傳遞模式的社會，那麼年老的一輩和年輕的一代都將認為，每一新生世代的行為不同於他們的前代是“天經地義”之事。　

　　在一切並喻文化中，長輩在某些方面仍然占據著統治地位，他們為晚輩的行為確立了應有的方式，界定了種種限制，年輕人相互間的學習是不能逾越這些行為的樊籬的。在許多社會中，人們接受新行為時獲得長輩的贊許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說，年輕人的行為改變最終並不取決於自己的同輩，而是取決於年長者的同意。但是，在並喻文化中，人們同時也懷有一共同的願望：即每一世代的成員其行為都應以他們的同輩人為準，特別是以青春時期的夥伴們為準，他們的行為應該和自己的父母及祖父母的行為有所不同。個人如果能夠成功地體現一種新的行為風範，那麼他將會成為同代人的學習楷模。　

　　並喻文化肇始於前喻文化的崩潰之際。以下諸多原因都可能釀就前喻文化的崩潰：比如，整個人類，尤其是那些占據著領導層的老年人遭受了巨大的災難；伴隨著新的科學技術的發展，長輩們不再是事事精通的行家裏手；遷往一新的居住地後，當地人會把移民群體中的老年人看作（而且永遠看作）是陌生的外來者；由於戰爭失敗，被征服者被迫學習征服者的語言和行為方式；因為宗教信仰的改變，成年人以他們青少年時代所未接觸過的新的觀念教育自己的子女；領袖人物們也會通過向年輕人宣傳全新的生活方式，作為獲得革命勝利的必要手段。　

　　伴隨著自然資源的進一步開發、利用，人類文明不斷地蓬勃發展，文化形態由前喻型轉變為並喻型的條件日臻成熟，這一切都使得某一社會成員有可能吞噬、鎮壓、蠶食、奴役、改造其他社會成員，也有可能控制、指導年輕一代的行為。但是，並喻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形式，卻只能維持十分短暫的時期。比如，某一屬於並喻文化的群體，在其為一屬於前喻文化的群體征服之後，被征服群體的第二代成員（他們的父母除了同伴的行為以外沒有固定的行為模式）卻可能完全涵化於另一種雖不同於征服者但仍舊屬於前喻形態的文化之中，那些出生於以色列集體農莊中的孩子就是如此。　

　　然而，某一社會吸收了大量外來的成年人以後，由於他們具有不同的教養和不同的期望，確實有可能使該社會的文化發生巨大的變革。外來者的行為和該社會中與生俱來的成員身份的聯系並不十分密切，以致於在他們的行為中繼承長輩的成份遠遠多於新近習得的成份。進一步說，即移居一古老社區中的新的群體仍然部分保持著他們自己的文化，人們依舊能夠區分本地的土生土長的孩子和那些移居者的孩子。大量的不同年齡的個人能夠被逐漸地同化，這使得當地居民和新來乍到者能夠容忍、涵納彼此間的差異；但這也可能激化和加強彼此間的矛盾，比如，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將會因此更進一步地阻撓外來者獲得當地成員平等的權利。　

　　比較不同類型的文化吸收是十分有益的。在奴隸社會中，大批的成年人常常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奴隸主不許他們保留自己原有的風俗習慣，他們的行為完全受著奴隸主的控制，非洲原始社會曾大規模地實行奴隸制度，在那種社會裏，使人為奴是十分常見的懲罰方法，但即使是來自其他群體的奴隸，在文化和體質上也都和奴隸主十分相似。在許多方面，奴隸都有著不容否定的權力。經過一段並不太長的時期，奴隸的家人及其後代都有成為自由人的可能。祖先曾經為奴是整個家族的恥辱，因此人們往往想方設法掩飾其不光彩的過去。所幸的是奴隸的後代在文化和外表上並沒有什麼明顯的特征，所以他們很容易為自己賴以生存的文化所接受。　

　　遷居到美國和以色列的移民，代表著另一種類型的文化吸收。在這些地方，人們要求年輕人按照完全不同於老一輩的文化行為的方式行動。在以色列，從東歐來的移民們將老年人（那些仍和成年子女住在一起的祖父母）置於無足輕重的地位。人們對長輩缺乏恭敬，他們已不再掌握實權；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既不再是智慧的象征，也不再是晚輩行為的典範。　

　　在前喻文化中，年輕人可能會因為遠離那些虛弱的老年人而戰栗不安，他們也可能十分羨慕老年人的智慧和權力，因此，老年人的今天就是他們理想的未來。但是，對於那些移民者的後代來說，不論遷徙是出於自願或是迫於無奈，不論老一輩力求掙脫貧困和壓迫或是仍舊沈溺於對往日生活的向往，祖輩畢竟代表的是業已落伍的過去。審視著祖輩的生活，年輕人認為他們將不會沿襲這些善男信女們的生活足跡，但是，由於父輩維系著他們和祖輩的聯系，因此，盡管生活道路完全不同，他們有一天也會成為和祖輩一樣的老年人。　

　　在那些變化十分遲緩的社會中，兩代人在行為方式上的微弱差異往往表現在時尚的改變上，即這些微不足道的變革往往體現在年輕人不同於老年人的衣著、舉止和愛好上。在新幾內亞，那裏的人民相互間不斷地交流新的時尚。一個部落中的所有婦女，不分老少都可能選用一種新式的草裙，以前長後短的式樣代替原先的前短後長的式樣；否則，那些繼續穿舊式草裙的老年婦女，就可能被人當成是刻板的老古董。在占據主導地位的文化形式中，微弱的變化並不會使整個局面改觀。無論在哪種情況下，姑娘們都會懂得，她們的祖母今天所經歷的一切她們日後也將經歷。當她們有朝一日成為祖母以後，她們也會象自己的祖母一樣，或者追逐時尚，或者認為趕時髦應該是年輕人的事。這種連續性的觀念不斷孕育出時尚的觀念，但對時尚的註重卻也充分說明，這裏發生的一切改變都是無足輕重的。　

　　在新幾內亞的文化中，在那些與其文化的內核有著密切聯系的變化和那些日常生活中時常發生、並未觸及文化內核的變化之間，並不存在什麼差異。在整個新幾內亞具有許多有益於吸收和揚棄新舊事物的同質特點，而許多事物從一個部落流傳到另一部落也都遵循著和先前相同的過程。對新幾內亞文化的分析充分說明了那些連續的微弱的表面變化，事實上產生了文化深層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與此相反，在並喻型學習所發生的文化情境中，年輕一代所經歷的一切卻完全不同於他們的父母、祖父母，以及社會中的其他年長者。無論這些年輕人是外來移民者的第一代土生土長的子女，或是新的宗教信仰的第一批皈依者，還是由一群成功的革命者所哺育的第一代新人，他們的先輩都無法向他們提供符合時代要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他們必須根據自己切身的經歷創造全新的生活模式，並使之成為同輩追求的楷模。先驅們（是他們開拓了新大陸或率先移居另一社會）的後代所釀就的變革具有很強的適應特點，這使長輩意識到自己缺乏新社會的經驗，在新的宗教世界中或歷經革命的風暴之後舊的經驗業已過時，這樣就可能使他們把後代的變革看成是自己既定的、生機勃勃的事業的繼續。長輩實際上所做的就是向外遷徙，他們砍伐森林，整治荒原，建立新的聚落。在新的聚落中成長的孩子將會有進一步發展的機會。而那些尚未完全適應新的環境的成年人，雖然他們無法根據鳥的叫聲正確地辨明時節，但卻可能為孩子們有了較好的生活環境而感到欣慰。　

　　在這種情況下，代際之間的沖突並不是由成年人所造成的。代際沖突的原因在於撫育後代的新的方法無法適應孩子們的成長過程，而這些新的方法恰恰是第一代人，即那些新生活的開拓者們曾經希望自己的後代所遵循的。　

　　那些奔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以色列的開拓者與移民，對於如何撫育自己的後代，既無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又無法創用新的方法。比如，雙親應該給孩子們多大的施展余地？他們應該允許孩子們離家多遠，去探尋新的世界呢？他們該如何控制孩子們，是否應該象自己的上一代那樣通過剝奪繼承權來威脅自己的後代，以達到控制他們的目的？而那些在新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盡管他們能夠團結一致與外部世界種種新的環境抗爭，和父母頭腦中日漸落伍的觀念抗爭，他們相互間行為的模仿卻可能仍然是混亂無序的。在美國的許多家庭中，孩子們由於和父輩意見不合而棄家出走，他們或去西方世界，或去美國的其它城市。這種家庭內部的沖突屢見不鮮，以致這種沖突最後竟然成為父子關系中十分正常的現象。　

　　代際之間存在著的激烈的對峙，可能表現在父子兩輩堅持分家的生計問題上，也可能表現在為了控制權力易手而產生的兩輩人間的長期沖突中；在這些社會中，巨大的環境變動可能產生兩代人之間的沖突。這些沖突一旦融合於文化之中，並被人們視之為理所當然，便會成為前喻文化的組成部分。曾祖父棄家出走，祖父也棄家出走，到了父親這代亦同樣如此。祖父怨恨其父親送他去的那所學校，父親也怨恨那所學校，而輪到他送自己的兒子上學時，他也十分希望自己的兒子也能怨恨那所學校。代際連續的中斷，使得年輕人缺乏有經驗的年長者的指導，他們只能彼此相互汲取。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早已有之，它是人類經驗中斷時在任何社會裏都可能發生的必然過程。這種在前喻文化發展中出現的短暫的並喻文化，是整個歷史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其本身也將為前喻文化所同化。每一文化中表現出的年齡等級制度或年輕人在成熟的特定階段規律性出現的反抗都是並喻文化的結果。　

　　盡管這是一個十分特殊的時期，做父母的卻必須直面子孫們舉止行為的改變，因為這種改變在其他群體的成員中早已初露端倪：在那些具有征服性的社會中，在那些占據統治地位的宗教和政治團體中，在那些早年僑居他國或湧入都市的移民和鄉民中，年輕一代的行為都有了極大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長輩迫於外在的壓力和內在的驅力，不得不鼓勵晚輩努力成為新社會的一員——讓子女們離開自己，去學習新的語言，新的生活習慣，新的風俗禮儀，而這一切在雙親的眼中將有可能形成一整套新的價值規範。　

　　年輕一代將接受年長者贈與的新的文化遺產，而這些長者既不是他們的父輩、祖輩，甚至也不是他們聚落中的其他老年成員。人們要求晚輩能夠適應該文化中的所有家庭生活特質，但實際上他們卻很少有機會接觸之，甚至連他們的雙親也可能沒有這種機會。但是，在孩子們長大上學、就業、或者應征入伍以後，他們和同伴廣泛接觸，有了相互比較的機會。同伴們為他們提供了比長輩、官員、老師所提供的更加切實可行的行為標準，因為那些長輩、官員、老師的過去，年輕人是無法理解的，而他們的未來在年輕人的眼中和他們自己的未來一樣深不可測。　

　　在這種情況下，新來乍到者很快能夠發現，那些和他們同屬一個層次的夥伴們是他們最好的良師益友。在監獄和精神病院等機構中，這種現象頗為顯著，那裏的同獄犯和病人與威嚴的管理人員、院方代表們有著明顯的隔閡。這些機構中的職員（醫生、護士、衛兵和獄吏）絕對有別於那些病人和犯人。因此，那些新來的病人或犯人只能以原先的病人和犯人作為自己行動的楷模。　

　　在印度傳統的種姓制度中，盡管不同種姓的成員毗鄰而居、共同生活於前喻文化之中，但社會流動卻只發生在同一種姓內部，不同種姓之間是不存在社會流動的。超越種姓界限是不可能的，即人們無法獲得其它種姓的地位、特權和其行為準則，這使晚輩對自己的自認有了清晰的概念，了解到自己屬於哪一群體和不屬於哪些群體。在大多數社會中，對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教育可以說與此有異曲同工之效。男女兩性兒童都將異性的行為視為不足取的，並且在具體的行動中摒棄之。在這種情況下，任何逾越性別界限的行為——比如，男子選擇了傳統中被認為是女性的職業（這對他過於女性化），或者女性選擇了男性的職業，都會造成代際沖突的混亂。　

　　但是，階級社會則不同於種姓社會，人們對社會流動寄於厚望，而代際沖突的問題則只是局部性的。年輕人若欲脫離父母的社會階層，不論他是農民，還是上流社會中的中產階級成員，或是少數民族和種族的成員，都必須公開地、有意識地放棄父輩及祖輩昭喻的前輩偶像，覓求新的行為規範。這一目的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實現，比如，有些社會中的一小部分村民或農民把到城裏去、學習城市生活視之為平常之事，他們可以同時適應城市人的行為方式和鄉村人的行為方式，並不認為這兩者有什麼矛盾，因此，他們從未割斷和舊日的生息之地的聯系。歷經數年的城市生活以後，這位已撈了一宮半職的小官吏便告老還鄉，重新吃家鄉口味的飯菜，過著和昔日父輩一樣的生活，清心寡欲地打發余生。　

　　但是，在大多數階級社會中，職業和地位的改變需要改變人們的行為，同時也需要改變人們的氣質結構。一般說來，當父母們為自己的孩子選擇了新型的教育體制和新的職業目標以後，孩子們便由於教育而和雙親體系發生了最初的決裂。當然，結果如何則應視情境而定。不過，當這類青年的數目增多以後，他們將互相作為行為的榜樣，拒絕接受新環境中成人的行為模式，把教師和管理者看作是誘其上當的敵對勢力而予以抵抗。但如果參與變革的新人（學生或士兵）人數太少的話，大多數人的行為就仍然是年輕人效仿的楷模。有時，一位感到孤寂的少男少女也可能依附一位在某種程度上能給予他幫助、指導他踏上成人之路的教師。　

　　這種對一位成年教師的過於多情的依戀，雖然能使這位年輕人受益匪淺，但也可能使他疏遠自己的同齡夥伴。這不僅使他無法接近自己新結的夥伴，而且也使他喪失了適應自己的階層和年齡組的文化行為。他不能完全適應新的環境，卻又不能回到原先的地位。相反，那些全副身心地投入學校或學院的新生活之中，能夠和同齡的夥伴們和睦相處的年輕人，當他們回家短期休假時，也能夠把這種和睦的氣氛帶給家人。一個性情孤僻、固著於成人的學生回到家裏可能和夥伴們合不來；但是，多數自我發展較好的學生將為自己年幼的弟妹所仿效——他們認為向哥哥姐姐們學習是“天經地義”的。　

　　在軍隊、學校或修道院中，無論外來者進入了哪一年齡階層（他們都具有各自的往昔經驗），都不可避免地會帶來某些變化；一般來說，整個年齡組都和他們的上級、老師以及師傅有著截然不同的目標。新來乍到者往往會帶來一些與原來的成員們所期望與贊許的行為格格不入的行為。他們可能會通過介紹新的觀點、引進新的術梧，來改變固有的生活方式，並使自己成為原有成員的行為楷模。無論怎樣，這種以同伴為楷模的並喻行為，不僅能知曉往昔，而且能洞悉未來。因此，年輕人的行為都受制於自己所屬的小群體，群體行為雖然和他們孩提時代通過前喻方式所接受的經驗不相吻合，但由於其十分淺俗，故易於為年輕人所接受。年輕人為了割斷自己和父母雙親、本地群體的維系，離開家庭，已日漸成為他們將來就業所必經的標準化的準備程序，而這種和長輩的脫離也逐漸成為一制度化行為。在英文寄宿學校中寄讀的孩子發現，即使父親有完全與自己相同的經驗，他也無法完全理解自己在學校中所經歷的一切。所以，即使有完全一致的經驗，也同樣會造成父子之間的代際隔閡。　

　　青年學生特別強調與他們的年齡相符的行為特征。但是這種相符行為卻可以由下述兩種文化形態分別釀就——一種是許多代以來都以同輩的並喻行為為榜樣的文化，比如，那種使年齡分層制度化的社會：而另一種則與此相反，在這種文化中大多數年輕人都感到父母的經驗和他們全然不同，因此父母的行為不再是他們效仿的榜樣，他們必須依靠一切外來的微妙暗示為自己獲得新的群體成員感。　

　　在最簡單的並喻型社會中，沒有祖輩存在。年輕的成人從一地遷往他處，將父母留在家鄉：他們甚至離開父母，遠渡重洋。在美國這樣現代化的、社會流動頻繁的社會中，祖父母一輩的人幾乎為人所遺忘，人們不論老少都常常遷居；而在那高度工業化的都市社會中，不論富裕還是貧困的家庭都將老人單獨安置在特定的住宅區裏。　

　　在舊的生活方式向新的生活方式的轉變過程中，如果沒有祖輩的存在，人們就比較容易獲得新的科學技術和行為方式，因為祖父母一輩的人總是過多地沈溺於過去，他們向孩子們灌輸以往的經驗，並且若隱若現地強化著古老文化的種種不可言傳的價值。因此，沒有祖輩的存在通常也意味著該社區沒有閉關自守的狹隘的種族觀念。反之，如果遷居他國的移民群體中存在祖父母一輩人的活，原有的鄉村社區內部的那種密切聯系，將足以使該移民區保持古老方式的完整。　

　　當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自尋謀生之路，建立與新的生活方式的維系時，堂（表）兄弟間的關系便逐漸淡漠了。這本是得自於祖輩的、維持年輕一代相互接觸的一種血緣關系。在美國，如果叔、伯、舅、姨父母在世，且和其侄（甥）們維持著良好的關系，堂（表）兄弟姐妹間也會彼此往來。但當上一輩人謝世之後，堂（表）兄弟姐妹間的關系自然也就日趨淡薄。　

　　由於祖父母一輩的人溘然長逝，不僅削弱了晚輩和往昔的聯系，而且使他們對未來的體驗整整提前了一代。前喻文化的基本標誌消失了。過去，一旦要由活著的人們來體現，便變得撲朔迷離，而在人們對往昔的追憶中，遺忘點什麼，或篡改點什麼更是常有的事。　

　　僅僅由父母和子女兩代人組成的核心家庭，在一切社會群體中實際上是最具可塑性的。在這一情境中，大多數人、甚至整整一代人都必須學習新的生活方式。那些遠離自己的父老鄉親、遷居他國的移民者和新大陸的開拓者們生活於和自己年齡相仿的群體之中，因此十分容易適應遷居國的生活方式。當新來乍到的外來者學習新的語言和技術，並相互強化著對新的生活方式的承諾時，這些來自不同文化的個人便作為移民為這個兼容並蓄的社會所接受，井同化於該文化之中。　

　　在大型組織中，必須有所變動，而且是十分迅速的變動，退休就是為了適應機構靈活性的需要而進行的社會變動。那些資深的官吏和年長的職員們，他們對往昔的回憶，他們與各自下屬所結成的盤根錯節的關系都在日益強化著那些過時了的繁文褥節，因而他們從各自職位上的退出和祖父母輩的人從家庭範圍內的退出是十分相似的。　

　　在那些祖輩們早逝或失去其控制權的地方，年輕的一代可能會無視成年人訂下的準則，甚或對成年人報以鄙薄的神情。青少年們的角色是他們自己限制和標定的，而更年輕的一代則是他們忠實的觀眾。年輕的一代正是這樣建立起了完全以自己稍稍年長幾歲的同伴為行為標準的並喻文化模式。　

　　今天，在新幾內亞阿德米洛底群島的馬奴人村莊中，情景就是如此。1928年，那裏的年輕人作為非技術的契約勞工外出做工，等他們重返家鄉時仍能自如地生活在自己的社區中；年少的孩子們也想仿效他們外出做工，並希望也有重返故裏的一天。但是，今天卻有了極大的變化，從學校裏回來的男女學生們身著制服，手裏拿著半導體收音機、吉他和教科書，顯示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景象。雖然現在有了鄉村學校，但是那些從寄宿學校回來度假的字生卻成了弟妹們行為的楷模。不過，盡管得到了父母的同意，但他們並不能給予多少具體的幫助，使弟妹們從根本上建立全新的生活方式。　

　　以1938年和1967年我曾兩度短期工作過的新幾內亞塔布南地區的亞特摩村為例，那裏的年輕人常常遠離家鄉，為歐洲人做15年以上的勞工。過去，一方面“招募者”經常從剛愎自用的長輩那裏“買”上十個八個後生帶走，另一方面年輕人也可能三五成群地不顧長輩的反對自己外出謀生。他們有的在農場、有的在礦山、有的在海船上勞作，由另外一群境遇相同、只是早些出來的同齡夥伴們傳授技術。在這裏，年輕的後生們在受雇的8年中，完全生活在一種純粹的並喻型社會中，全部生活準則都由一種新的語言——皮欽語（現稱“新美拉尼西亞語”）來表達。童工世界和鄉村老家，是他們先後生活的兩個截然不同的環境。但是，當他們幾年後返鄉時，雖然憑空增添了些許煩惱，卻仍然能夠適應家鄉的變化緩慢的生活。年輕人的經歷賦予了他們兩種無法吻合的經驗。在受雇的3年中，他們的衣著、舉止、行為完全符合一個童工的標準，三言兩語就能概括他們的基本生活特質。而當他們踏上故鄉的土地時，有關自己的家鄉和生活方式的所有細節的記憶，包括他們對飄逝的往昔的回憶（那時他們的父輩還參加著野蠻的“獵顱隊”），又會一幕接一幕地重現在他們的腦海中。　

　　歲月流逝，亞特摩人小小的移民聚落已成了挺大的城鎮。現在，有些人甚至攜家帶口前去做工。年輕人離開家鄉不再僅僅為了做勞工或兜售他們的泥制雕刻品，也常常為了外出旅遊觀光。在國外，他們開始不安地發現，在遙遠的家鄉的小社會中，自己仍然由那些共享著孩提時代的前喻經驗的長輩和同伴們傳授著生活經驗。塔布南人仍然生活在前喻文化之中，人們對自己的過去感到驕做，他們為自己和學校的孩子們制定了很高的標準，他們深信，孩子們在白人老師的教育下今後將會過上白人的生活。每一代人都在接受、適應改變，但卻沒有人會失去文化上的連續感。　

　　馬班，是亞特摩人村中的一位長者，一次大戰以前也曾外出做過童工。至今為止，他仍然保留著一整套完整的傳統，在舊的生活方式中他堪稱行家裏手，但也能說一口流利的新美拉尼西亞語，他肯定他說，當他這一代的人謝世之後，過去的一切也將隨之消滅。　

　　湯米，30年前是村裏的政治領袖，有著非凡的經歷。他也曾外出工作過，但不是去農場做童工，而是在有著一半薩摩亞血統的帕金森太大家做事。理查德·帕金森是《南海三十年》一書的作者。帕金森太太幫助他的丈夫建立了一種由舊的德國殖民地的生活方式向新的生活方式過渡的形態。以湯米在帕金森太大家的生活經驗，完全能夠使他遠離家鄉，在外面結婚、生活。但是，他卻回到了塔布南，並掌握了那裏的政治大權。他堅決地反對教會和教會學校，但卻率先和政府建立了良好的關系。他不僅能夠流利他說新美拉尼西亞語，而且憑著特有的經驗，能夠輕松自如地和白人打交道，愉快地幫助他們處理各種事務。1938年，當我們在塔布南村作短期調查時，曾由他擔任我們的主要行政人員。　

　　1967年，卡米·艾沙威在我們的調查隊中接任了湯米的角色，1938年，他就是我們調查隊中年紀最小的助手。二次大戰剛結束時，他擔任了十分重要的職責，作為一名地方警察負責監管被逮捕的日本犯人。湯米一直把他當成自己的年輕親屬來撫養，他象湯米一樣努力學習如何在白人中處理事務，但仍然覺得和自己的社會有著深切的聯系。他是湯米選定的繼承人。湯米死後，由他接任了本村的領導權，他讓孩子們排著隊，踏著整齊的步伐去上學。正如他屬於過去，在他看來，孩子們應該屬於未來。盡管學校並不是年輕一代為自己創設的模型，但卻是通向未來之路。塔布南在改變中緩慢地進步著，但是，至今為止那些頑固的長輩仍然沒有意識到應該支持這種轉變。　

　　我們不妨將阿德米洛底群島上的馬奴人社會的變遷過程和亞特摩人作一比較。馬奴人是慣於在海上漂泊的民族，他們早已習慣以強力從毗鄰的民族那裏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並以此改變自己的文化。1928年，當我對他們進行研究的時候，要曾期望他們能從新幾內亞童工們的流傳遠廣的淺俗文化中獲得啟迪。但是，1946年，經由二次大戰中日本和盟軍的占領之後，馬奴人開始重新設計自己的文化，祖孫三代都生活於一種經過自己改造了的歐美文化的變式之中。　

　　新的馬奴文化是卓越非凡的，它根據一整套由本社會成員制定的規則改造而成，因此，雖飛躍了數千年的歷程，卻能夠適應整個社會。但是，這並不是我們所稱的前喻文化，正如馬奴人所認為的那樣，它是訪效現存文化所創設的。在那裏，每一個小小的變化部被看成是進一步的歐美化，尤其是美國化。但是，整個社會畢竟瞬息間驟然改變了。不象其它社會的長輩們對變革予以拒絕、反對、漠然視之，馬奴人完成了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變革。從創立第一所學校起，短短12年內，他們為自己培養了大批教師、職員、翻譯和護士，並且將第一批學生送往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新建大學。由於祖輩以參予了變革的醞釀，因此，他們能夠保存一部分能夠適應變革的前喻文化力量。　

　　核心家庭中沒有祖父母一輩的人，親戚間的關系也很淡漠，這在移民環境中是一種典型的家庭形式。移民們大都經過較長距離的遷徙，他們必須適應新的、與先前有著極大不同的生活方式。此時對核心家庭的崇尚是與新的文化相協調的，即使再度出現祖父母一輩的人，他們的影響力也極其微弱。祖輩不可能再成為孫輩的楷模，父輩也無法繼續左右孩子們的婚姻和生活道路。現在，希望孩子們遠走高飛或成為勝過父母的翹楚之才——正如父母們所做的那樣，已經成為整個文化的組成部分。　

　　當那些遷往都市和海外殖民地的人都隸屬於同一文化時，權力將不屬於那些為人忽視的長輩，而屬於年輕的一代。具有極強的適應能力的第一代後生們創立了使行將消匿的古老文化得以永存的文化體制。在這種並喻文化中，祖輩的失落是無以彌補的。當那些投身變革的成年人有一天也邁入占稀之年，除了在宗教團體和貴族社會中，他們不會再欲圖重建業已消亡的三代共處的組織。新的文化缺乏深度和多樣性，和古老的前喻文化相比，它確實在某些程度上缺乏可塑性，無法接受一些適當的變動，這種情況在美國和阿根廷的許多少數民族聚落中屢見不鮮。這一點可以從殖民地人民的冥頑狹隘的幻想中，從人們言談中所保留的陳舊的方式中，從他們大力恢復的以輩份為基礎的親屬關系中，以及從對外地人的排斥中窺見一斑。　

　　在占老復雜的社會中，那些以前喻方式為特征的宗教團體或宗派組織雖歷經劇烈的社會變動卻仍然能夠得以生存。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國的扮演馬的假面舞會，參加者帶著假面具，緬懷原始而古老的文化，做著那些傳了無數代、盛行了數百年的動作。在英國和其它地方，這種古老的遺風和20世紀中葉的風俗並行於世。　

　　歷史幾度重演，在新的環境中能使文化得以穩定的方法不斷地為人們所發現。誠然，即使將來也總會有祖輩存在，但是在新的生活方式中，長輩將受到人們的漠視。例如，愛斯基摩人文化中的技術和禮儀就不需要長輩的知識和智慧。愛斯基摩式的遠足，挨家挨戶的造訪，使人們能夠迅速而有效地將獵人引向新的獵區。澳大利亞上著與愛斯基摩人不同，他們的學習完全依賴終生對一地的了解，依賴這具有巨大的超自然意義的土地的饋贈；而愛斯基摩人則發展了一種迅速溝通信息的方法，這使他們能夠自由地遷居，自如地生活幹新的地區之中。人們不再需要老人作為知識的寶庫。愛斯基摩人的社會奠基於兩代人組成的群體之上。一旦老人們成了年輕一代生存的負擔和威脅時，他們寧可選擇死亡。能夠與其相比的是美國和大不列顛的礦工，那裏的礦工一旦度過了自己的壯年，無法繼續在限制重重、控制很嚴的礦山社區中擔任積極的角色時，便會受其他礦工排擠，遷出這一社區。　

　　一次大戰以前，波蘭的農民往往在兒子結婚以後，將土地傳繼給兒子，以換取由兒子贍養老邁雙親的允諾，但事實說明，這些允諾往往沒有約束力，老兩口常常落到流浪街頭、行乞為生的地步。　

　　許多第 2代、第3代美國人心安理得地拒不承擔贍養長輩的責任，這或許歸咎於道德約束的喪失。使那些死守著財產控制權的老人們焦灼不安的是人心不古、道德習俗的每況愈下，這預示著老年人的地位將永遠無法得以恢復。而老人們由於有了較好的醫療保健，實際生存的壽命往往超過其期望壽命，這使他們被下一代剝奪的權力比預想的還要多。這類適應性的轉變往往依變革的可能性而定，依前喻文化的內在特質的衰減而定。　

　　新的國度或新的環境的急劇變革使得無論男女都可能以各種截然不同的方式參與其中。新的求生方式，強烈地影響著一位男人的地位，他脫離了完全共享的農業社區，或脫離了狹隘、受人控制的佃農生活，投身於都市壯工大軍的單調一律的生活之中。但是，這種變革可能不會給婦女的生活帶來多少改變，她繼續沿著母親的足跡，為丈夫準備飯萊，哺育後代。鑒於這一狀況，在孩子早年品格的形成過程中，由母親傳喻的那部分文化可被長久保存下來，而和父親急劇變動的工作條件有關的那部分文化卻可能發生徹底的改變，並因此而改變孩子的品格特征。　

　　文化，不僅可由祖輩或其他親戚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與否來劃分，也可由文化是否具有連續性來劃分，由祖傳父，再由父傳子即是一種連續。比如，在手工業生產方式中斷時，便出現了由男方人贅女家的生活方式向女方嫁到男家的生活方式的轉變。但是，如果論及性質非常守舊的歌唱方式時，從艾倫·洛馬克斯對世界歌曲體制的比較研究中可以發現，無論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多麼巨大的改變，做母親的卻世代不變地向繈褓中的孩子唱著相同的搖籃曲。　

　　在那由年輕的孩子照看嬰兒，養育者寸步不離地照料孩子的社會中，保守的育兒方式是該社會的特征。養育者對孩子的要求很松，也無法教給他們更多的東西，她往往只是看管而已，或者帶著孩子亂跑，而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養成獨立生活的能力。在那更為復雜的文化中，從農村來的保姆們牢牢地看管著孩子，很少給他們應有的社會刺激。她們對孩子成長的影響自然也是十分消極的。　

　　當依賴年長的兄姐看管年幼的弟妹的社會中首次建立學校教育制度時，古老的文化可能因此而分崩離析。年長的兒童們不再整日去學習傳統的技藝，學校的教師們傳授給孩子們的知識從內容到形式都可能是全新的。年長的孩子們上學去了，母親們不得不重新擔負起照顧嬰兒的責任。當然，這一原因也部分歸咎於那些文化水平低陋的農婦們已無能力照顧富家子弟。應該說這兩方面的原因都有。父母雙親都承擔著家庭的重任，現在孩子們又更加需要他們，而他們卻似乎既無耐心又不希望孩子們總是過於幼稚、依賴性太強：此外，父母們向孩子們昭示的生活模式也比以前更具技術性和復雜性。　

　　在孩子們的成長過程中，等級制度的存在將造成群體間復雜的相互關系。以美國東南部為例，在那裏上流階層白人的孩子由黑人保姆撫養，這些孩子和黑人較為接近，黑人保姆也學會了以和撫養自己的孩子不同的方式撫養主人的孩子。這兩類相互交往的不同人種的群體間存在的親密關系在其它地方是見不到的，在其它地方，白人往往不雇黑人為仆，而黑人也不肯受白人使喚。目今，這種隔離加深了種族間的距離和彼此間的仇視，雇傭黑人為仆的家庭越來越少，黑人也很少與白人社區相接觸，他們既不再去為白人做保姆、當門衛，也很少能得到白人護士、醫生或其它行業人士的幫助。　

　　在美國，由原有的階層之間和階級之間的關系產生的保守、僵化的影響正在消失殆盡。二次大戰以後，由於教育的改變，對卑賤職業的輕蔑，人人有權獲得理想的職業（包括專業性工作），以及新的居家模式等諸多因素，使得原有的社會關系土崩瓦解。在原有的關系中，人們被分為兩類：一類是那些維護核心文化標準的上層人物，一類是那些由於膚色、教育、社會隔離、個人的自我選擇而拒絕接受文化標準的下等人。　

　　在孩子們的成長和成熟過程中，每一種文化都往往較為重視撫養孩子的某些階段，在一復雜的社會中，這些階段可能迥然相異。通過人們重視的是哪一階段，能夠反映出代際之間關系的本質，以及同代內部的年齡和階級關系的本質。而人們對哪一階段予以重視，往往依占優勢的那代人的生活模式而轉移。在那種把兒童的早期訓練重心置於炒菜燒飯等家務之上的社會中，母親和祖母的角色都十分重要。而在另一很早就訓練孩子控制身體、發展手工技能的社會中，由於這種訓練和獲得男性的生存技能密切相關，故父親和祖父的作用在孩子們呀呀學語之日就十分重要了。從某種程度上說，男性和女性的人格發展方向是頗為不同的，因此，在兒童戀母情緒的形成時期，應該根據男女兒童的不同性別給予教育上的區別對待。　

　　當移民們建立起新的文化體系，當原始人和農民被置於國家的直接控制之下，或當人們接受新知識和新技術之時，那具有適合新的學習方法的內在壓力的發展階段可能和以往的發展階段完全不同。這種新的壓力可能產生於年輕人離家從軍或從鄉村學校進入都市學校之際，也可能產生於6歲的冥頑孩童進入使他倍感新奇的鄉村小學之時。即使當公共衛生人員來到那些變化甚微的落後鄉村，通過向年輕的父母們介紹新的育兒方法，也能使人們感受到變革的初步影響。　

　　當年輕人學做一名公民，學童接受新的教育，整隊進入鄉村小學，人們告誡他們應遵守由遙遠的其它社會所制定的行為準則時，即當並喻文化產生之日，無論在哪裏，新人們的年齡和狀況，以及其所屬的群體在古老的前喻文化中的地位和狀況都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如果這一群體已經通過對孩子的哺育適應了人們的變革願望，那麼它就可以面對動蕩的世界，以其不變應付萬變。或者象美國境內的歐洲猶太人那樣，完成其自身的徹底改變。按歐洲人的習慣，父親為女兒物色有前途的丈夫；而按美國人的習慣，則是有前途的年輕人自己尋找富翁的千金。人們對變革寄於的期望愈大，他們接受並喻文化的阻力便愈小。　

　　要使自己適應於當代美國文化，來自非英語語系的民族的每一個成員，都必須放棄自己的語言和獨特的文化。讓孩子接受美國教育是使他們適應美國文化的基本途徑。父母們無法控制孩子們的新的學習，事實上，過去在自己的家鄉他們也很少過問孩子們的教育。現在，他們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學校裏，並且接受孩子所作的什麼是標準的美國行為的解釋。孩子們僅能從老師的訓誨和同齡夥伴的言行中獲得對自己行為的引導。移民兒童的經歷很快會成為美國所有兒童的經歷，現在，他們成為新時代裏具有蓬勃生機的新文化的代表。如此，他們所具有的巨大權威和所代表的行為風範已經達到了能夠與其父輩相抗衡的地步。　

　　單一文化條件下的迅速變遷也能夠產生相似的結果。在諸如印度、巴基斯但和非洲的新興國家裏，晚輩們也通過新的途徑獲得了權威，而父母們則失去了批評和控制子女行為的權力。但是，如果這一變遷發韌於傳統文化根深蒂固、深受歷史的影響、而且祖輩也健康在世的國家中，由晚輩所代表的新的權威便會遭受頑強的抵抗。而在那些多民族的移民混雜而居的國家裏，並喻文化的影響卻極為顯著。那些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空間上都已為子女所取代的父輩發現，不要說繼續控制自己的子女已變得十分困難，即使是保留那種應該、也能夠對孩子們加以訓導的信念也已十分不易。　

　　當同齡夥伴中的並喻學習成為整個文化中的制度化行為以後，人們發現所謂“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或“青少年文化”（teen-age culture）應運而生；由學校體制所頌揚的年齡分層變得日益重要。在20世紀初的美國，人們已經開始感受到並喻文化的廣泛影響。核心家庭取代了傳統的大家庭，人們不再指望孫輩能夠和祖輩保持親密的關系，而伴隨著統治地位的喪失，父輩也開始把確立個人行為準則的權力交到年輕人手上。到了本世紀20年代，那確立行為準則的工作開始由大眾傳播承擔起來，各類傳播工具以現實生活中成功的青年群體的名義進行宣傳，父輩的訓導被交由日益變得冷酷和森嚴的社會來完成。在60年代中，這種變遷的影響之一，是將新一代中產階級中的部分年輕人引入了種族幫派之中，而這類幫派在其形成的早期常常相互之間以及和大城市的警察之間發生沖突。並喻型學習在文化方面開始成為流行的、占主導地位的模式。而老一輩則很少希望和當代文化發生任何聯系。同時，無可奈何的父母們也開始敏悟，由於大眾傳播的發展，子女們的教育已經可以不再通過學校，不再通過比他們更為曉事的夥伴了。　

　　那類能夠充分利用並喻文化，使青壯年們投身於他們從未涉足的新型群體的社會：在適應斬的文化方面往往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在某種程度上，正規的入門教育（諸如在軍隊中的入伍訓練中或其它工作中的職業訓練中對各類新手所進行的培訓）被作為一種壓縮式的兒童學習形式，或被當成一種全面的前喻文化經驗的灌輸方式，這種短期教育無論對於教還是對於學都是一種最為成功的方法。　

　　從僅有兩代人組成的核心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個人，能夠懂得自己的父母有別於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而自己的孩子也將有別於他們自己。在當代社會中，人們還懷著這樣一種期望，希望兒童期的一切訓練對於孩子們跨入家庭以外的群體來說，最好能夠是一種有的放矢的準備。總得看來，生活在一個不斷變化的核心家庭中，同時有著來自其他新的群體不斷影響的經歷，將賦予個人一種生活在不斷變動、萬古恒新的世界中的感覺。人們在家庭中所經歷的世代間的變化愈加劇烈，在新的群體中所承受的社會變遷的影響愈加沈重，整個社會系統就愈加脆弱，而個人也似乎愈加缺乏保障。幸而社會進步的觀念為動蕩不定的局勢奠定了理論基石，而使人們能夠承受一切沖擊。那些遷居美國的移民，在與社會變遷中的種種困難奮力抗爭之時，作為他們全部精神砥柱的是這樣一種信念：和他們相比，他們的後代們將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在成功的道路上將能得到機遇更多的垂青。　

　　我已經說明，在第1代人的並喻文化因素的形成過程中，成年人必須共同學習，以應付種種變幻莫測的新的環境；而在第2代人的並喻文化因素的形成過程中，那些遷居者的子女們（他們是新環境中的第1代土生土長者），卻必須創造出一種從父輩的生活中無以借鑒的新的行為模式，我也已經彰明，該如何使正在開拓中的新的環境日臻安定，以使不同的年齡分層、青年人的反叛、代際間的沖突、以及孩子理應和父母的生活軌跡有所不同的觀念融合於文化之中，成為人們所創造的文化的組成部分。我還設想過，在一個欲圖永遠棄絕新的準則的封閉的宗派群體中，或在那由於具有單一的宗教或民族而得以高度整合的國家中，該如何重建前喻文化。某種新的文化或新的宗教的本土化形式也許具有極強的並喻因素，並且能夠實現人們期待中的世代更替；但是，與此同時卻也可能因為目空一切的文化自負或宗教信仰而使一切無法改變。　

　　在我為前喻文化所下的定義中，前喻文化是一種缺乏變動的文化，同時又是一種必須借諸密切接觸的老少三代方能予以說明的文化，該文化中的大部分內容至今仍然無人加以精深邃密的分析，在我們這個社會流動日趨頻繁的社會中，在教育和生活方式上，代際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沖突。但是，盡管如此，在年輕人的成長過程中畢竟面臨著由先前的兩輩人所作出的貢獻，而且分享著它們的巨大價值。每一成人所具有的一切毋容置疑的信念都和他們所賴以生存的前喻文化一樣令人難以理解。在一個封閉孤立的社會中，重建一種嚴格、統一並具有輿論一律的秩序較為容易。但是，在當今這個盤根錯節的社會中，即便憑借政治的鐵幕也只能建立表面的一致。前喻文化的早期形態的消失，是當代世界最為顯著的特征。同時，由於反復不斷的嘗試，重新萌生了統一的信念和堅定的忠誠；排外主義和革命的追隨者們，烏托邦的信徒們，企圖建立起封閉的社會，以作為他們通向渴慕已久的生活方式的坦闊通途。　

　　現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際之間的沖突，接受由於不斷的技術化，新的一代的生活經歷都將與他們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但是，從這一信念之中，並不能夠得出代際之間的變化將產生新秩序的結論。許多世代以來，猶太人和亞美尼亞人，這兩個文化群體在哺育孩子的時候，都希望他們長大以後外出謀生，學習新的語言，但又不失他們本身的文化自認感。在我們的文化以及其它許多文化中，哺育孩子的方式，也和上述民族極其相似，父母總希望孩子能夠“以其不變應世界之萬變。”單單承認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和他們的長輩有所不同，就足以被人們看成是對他們父輩所具有的道德觀念、愛國熱情和宗教意識的威脅和挑戰，而這些父輩或是懷著前喻文化中的盲目的熱情，或是懷著現代的、但仍以前喻方式建立的防禦性忠誠。　

　　年長的一代認為，有關真、善、美的標準是既定的，而通過理解、思考、感受、行動健全人類本性的方式也是無法變更的。但是，這種愚頑的信念卻被人類學的研究徹底地推翻了。人類學充分地證實，由於科學技術的革新和社會制度的更疊，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文化特質的改變。即使是那些通曉歷史，深知歷史所包括的不僅是那些盡如人意的結構，還包括能夠予以證明的事實的文化成員，在親眼目睹了急劇變化的信念和亙古不變的信念的相互融合之後，也不能不為之震驚。　

　　在當代有關人類困境，或者換句話說，有關人類前景的表述中，都沒有做出與我們所熟識的前喻文化與並喻文化機制全然不同的文化變遷和文化傳遞的新機制即將出現的預測。但我深信，一種全新的文化模式正初露端倪；我將其稱之為“後喻文化”。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伴隨著我們刻意求新的努力，伴隨著因並喻文化而出現的代際變化（這一變化產生於那些穩固的、受長輩控制的、以父輩為楷模的文化中，在這種文化中吸收了許多前喻文化的成份），今天，年輕的一代正面對著一個因其深不可測而無從把握的未來。　

　　第一代移民中的先驅者在開發蠻荒而杳無人煙的新大陸時，形成了一整套生活模式。我深信，如果將前輩開拓者們的方法應用於我們今天的生活，我們不僅能夠而且定會做得更為出色。但是，如果說先驅者只是空間遷徙的象征（地理遷徙），我認為我們所建立的應該是一種新的象征，一種跨越時間的遷徙。　

　　從40年代到60年代，短短的20年間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使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電子計算機的出現，原子分裂的成功，原子彈、氫彈的發明，活細胞生化機理的發現，月球表面的探險，人口的急劇膨脹（人們開始意識到如不加以控制將會造成巨大的災難），城市組織的解體，自然環境的破壞，憑借著噴氣式飛機和電視建立起的暢通無阻的世界性聯系，人類已開始步入太空。為空間站的建立進行著準備，人們已開始意識到能量和合成原料的應用具有著無限的可能性，此外，在那些相對發達的國家中，人類由來已久的生產問題已為分配和消費問題所取代——所有這一切紛繁復雜、不勝枚舉的變化，都造成了代際之間徹底的無法挽救的決裂。　

　　即使在不久以前，老一代仍然可以毫無愧色地訓斥年輕一代：“你應該明白，在這個世界上我曾年輕過，而你卻未老過。”但是，現在的年輕一代卻能夠理直氣壯地回答：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我是年輕的，而你卻從未年輕過，並且永遠不可能再年輕。”這就全為那些開拓者和他們的子孫們的不同經驗所做的註腳。在這個意義上，所有在40年代以前出生、成長的人象那些新大陸的開拓者一樣都是時間上的移民。我們在被養育的過程中所掌握的技能和價值觀只有一部分適應新的時代，但是我們老一代卻仍舊掌握著政府和諸多的權力。和當年那些來自殖民國家的移民開拓者一樣，我們也執拗地深信，孩子們終歸有一天會和我們一樣。但是，令人擔憂的現實卻和我們的希望相抵牾。在我們的眼中年輕一代變得越來越陌生，十七八歲的孩子們會聚在街頭巷尾，使人感到象四處滋擾的侵略軍的士兵一樣可怕。　

　　我們一次次地告慰自己：“孩子畢竟是孩子。”我們十分自信地告訴別人：“都因為這是個動蕩不安的時代”，“核心家庭太不穩定了，”“孩子們都是看了電視才學壞的。”我們將自己的孩子比作那剛剛成立就要求在世界各國的首都設立使館、開辟航線的新的國家：“他們還年輕幼稚，他們需要學習，他們會長大的。”　

　　過去，盡管存在著互相間的並喻學習，能夠廣泛地接受迅速變化的數代人，在各個國家的不同階級、地區和特殊群體之間，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民的經驗之間，仍然存在著人所周知的極端差異。變化仍然顯得較為緩慢，而且極不協調，某些國家中屬於某些階級群體的青年人可能比另外一些國家中屬於另外一些階級的成年人知道得還要多，但是，僅就經驗而論，成年人仍然比青年人更為豐富。　

　　今天，卻幾乎在頃刻間發生了驟然的變化，因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置身於電子化的互相溝通的網絡之中，任何一個地方的年輕人都能夠共同分享長輩以往所沒有的、今後也不會有的經驗。與年輕人的經歷相對應，年長的一代將無法再度目睹年輕人的生活中出現的對一系列相繼而來的變化的深刻體驗，這種體驗在老一輩的經歷中是史無前例的。因此，代際之間的這次決裂是全新的、跨時代的：它是全球性的、普遍性的。　

　　今天的年輕一代生長在一個他們的長輩完全未知的世界中，但成年人中卻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現象是歷史的必然。即使那些預感到後喻文化即將來臨的人，對後喻文化的具體內容亦同樣一無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