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未來、後喻文化和前途未蔔的晚輩

我們目前的危機大部可以歸諸於時代的劇變，家庭的解體，資本主義的分崩離析。沒有靈魂的冷冰冰的機器代替了人類的感情，所有傳統都被抵押上了歷史的拍賣臺，這一切都導致了現存制度的全面崩潰。在這諸多原因的背後，還隱匿著另一更為根本的沖突，這一沖突發生在兩種人之間。一種人認為，現實充其量不過是我們現存的並喻文化的強化而已，在這一文化中，作為人們標準行為楷模的是同伴而不是雙親；但另一種人則明確申明：今天，我們實際上已經處於人類文化革命的又一個全新的歷史時代。　

　　那些說長論短的批評家們，盡管觀點各異，但大多數仍然將未來看成是過去的延伸。他們認為，核戰爭給人類帶來的災難並不會比成吉思汗的鐵蹄對歐亞大陸的蹂躪可怕到哪裏。舉凡談及人類目今的危機，道德學家們總將原因推諉於以往的宗教制度的衰敗，而歷史學家們則指出，人類文明能夠一次又一次地從帝國的崩潰中獲得永存。　

　　與此相似，批評家們將整個世界形形色色的社會中，秉持不同信仰、不同意見的年輕人對現在和過去的全盤否定僅僅看成是青春期反抗的一種極端形式。如此，馬克斯·勒納能夠說：“每個年輕人都必須經歷兩個危機時期：其一發生在他與某一行為楷模——雙親、兄長、教師——取得認同之時，其二發生在他與這一楷摸脫離，反叛這先前的偶像，重新估價自我之時。”這一看法和戴維·李斯曼的觀點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差異，李斯曼在對自主性人的描述中認為，這種人是並沒有和過去完全割裂的現實的產兒。　

　　理論家們在解釋代溝時總是強調過去和現在的平行，但卻往往忽略了自工業革命發端以來一系列變革的必然性。盡管自當代科技革命蓬勃發展以來，這一變革尤為顯著，但人們卻將其錯誤地等同於古代的某一文明從另一文明中吸收了農業、印刷、航海技術和勞工、法律等組織形式以後所產生的變化。　

　　當然，人們可以根據緩慢或急劇的變化去討論前喻文化和並喻文化，而不必涉及這一變化過程的本質。例如，當農民或手工業者的子女首次進入工廠之際，即拉開了一場無以逆轉的變革的序幕。但是，由於這種變化跨越了數代人的經驗，所以他們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調適過程是十分緩慢的，這一事實意味著人們所經歷的變化並不比古代那些被侵略者們征服並入羅馬帝國的民族所經歷的變化更為劇烈。所以，當我們熱切地關註代際關系和傳遞文化的行為方式的類型時，完全可以將棲居陸地的人民學習捕魚技術的古代情形同來自海地的移民子女學習電子計算機的現代情形進行比較。　

　　但是，只有當我們詳盡說明變化過程的本質時，才能將以往的變化和目今的變化之間的區別拱托而出。我確信，最為緊迫的問題是闡明當代世界的變化本質，包括變化的速度和變化的範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以往的變化和今天仍在生生不息地進行著的變化之間的本質區別。　

　　在以往的歷史中沒有任何能夠與之比擬、而在我們目今的生活中又十分醒目的特征是世界範圍內的代溝的產生。中國、英國、巴基斯坦、日本、美國、新幾內亞，無論哪一國家所發生的特殊事件都無法充分地解釋由世界各地的當代青年們所釀就的動蕩。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由於科技落後而產生的種種困難，革命和對革命行動的鎮壓，原有的古老信仰的消失和對新的信仰的執著迷戀，凡此種種，都只能部分地解釋不同國家中年輕人的獨特的反抗行為。總之，變化的速度在工業極端落後和極端發達的國家要比處於中間地位的國家更加顯著，也更易為人所察覺。但是，如果我們將註意力放在年輕一代的反抗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上述一切都不過是當代社會的旁枝末節，因為年輕一代的反抗從其範圍來說是全球性的。　

　　將註意力局限於特殊的事件之上，只會阻礙我們對根本原則的理解。與此相反，我們應該從每一個國家外在的、民族性的、即刻暫存的現象中摒棄那些偶然的因素。捷克斯洛伐克對自由共產主義的渴慕，美國對“種族”平等的追求，日本對擺脫美國軍事影響的向往，古巴如火如荼的共產主義運動，以及對北愛爾蘭和羅得西亞極端保守派的支持，所有這一切都是特殊的事件。但是，對於所有這些事件來說，有一點卻是共同的，那就是年輕人的積極行動。　

　　在種種迅速變遷的條件下，用人類學的分析方法去描述前喻模式和各種並喻模式，給我們帶來了新的轉機。我深信，伴隨著我們對古老文化的研究而獲得的深刻認識，我們對這些文化模式的描述將有助於我們清醒地認識當代世界所發生的一切。　

　　這裏的關鍵問題是：究竟是哪些新的因素導致了整個世界的年輕一代對傳統的反叛？　

　　所有這一切首先歸諸子世界性社區的出現。整個人類第一次共同生活在一個能夠相互溝通信息、交換反應的社會之中，分享著知識和憂慮。今天，我們無法肯定在歷史上有哪一時期曾存在過由許多小型社會所組成的單一社區，那裏的社會成員們彼此熟識，通過對各個小型社會之間存在著哪些區別的了解加強著各個亞群體的同類意識。據我所知，在考古學所能探知的歷史長河中，尚未存在過這樣一種單一的、相互交往的社會。那些較大的互動的人類群體對於一個更大的尚不可知的人類整體來說，不過是滄海一粟。一個強大的帝國將自己的版圖擴展到新的地區，而他們卻不了解那裏人民的語言、習俗、乃至音容笑貌。在古代那十分有限的世界中，人們的觀念往往都是些虛假的或神話般的信仰。人類能夠設想上帝的父性，認為人人皆為兄弟，生物學家們也能夠因人類的一元發生和多元發生問題爭執不休；但是，關於什麼是人類的共性問題，卻仍然是一個需要考證和爭辯的棘手問題。　

　　近25年來發生的種種變化極大地改變了上述狀況。人類所進行的完備而詳致的探查已經足以證實，在這個星球之上，除了我們自己以外，別無其他類似人類的生物存在。高速的空中旅行能夠將我們帶往世界各地，而人類的環球電視通訊衛星能夠將地球某處發生的事情迅速、同時地向世界各地傳播。諸如領袖人物遭受暗殺、人類將旗幟插上月球等事件能夠頃刻間使人人知曉，從而使藝術家和政治家們喪失了對事件真象加以歪曲和刪改的可能。今日世界是一統一的社會共同體，盡管它至今仍然缺乏能夠從政治上加以統一管理的組織形式和法律條文。　

　　19世紀的工業革命更替了原始粗鄙的能源形式。20世紀的科學革命使農業生產飛速發展，但卻嚴重地威脅著整個地球的生態平衡，使許多生物瀕臨滅絕。通過電子計算機的應用，科學使人類智力的重新集約成為可能，從而使我們能夠開發太陽系，並開辟了一條人工模擬的途徑。通過這一途徑，人們，尤其是那些在高度組織化的群體中工作的人們，完全能夠超越早期的人類社會所取得的智力成就。　

　　發展糧食資源的革命是全球性的。時至今日，在世界的許多地方，由於醫藥科學的進步使人口迅速增長，從而使不斷增長的糧食產量只夠勉強暫渡饑荒。但是，如果我們能夠使人口的增長獲得一種新的平衡，整個人類就都能首次獲得充分的營養。通過降低人口增長的壓力而進行的醫學革命已經開始。緊接著，將能夠使婦女從終生生育的境遇之中解脫出來，這一切將徹底改變婦女的生活道路，並且也將重新描繪哺育子女的新的前景。　

　　更為重要的是，所有這些變化幾乎都是同時發生的，發生在一代人的短暫的一生之中，而這翻天覆地的變化的影響卻是全球性的。僅僅在昨天，一位新幾內亞的土著居民還只能通過天上看見的飛機和經過幾度易手才交換到他手上的刀片接觸現代文明；可是今天，即使他生活在邊遠地區的小村子裏，也能夠接觸半導體收音機。直到昨天為止，那些生活在窮鄉僻壤的忖民們還過著與自己國家的都市文明完全隔絕的生活；可是今天，卻能夠憑借收音機和電視機將世界各地都市的喧囂和景觀搬到自己的生活之中。　

　　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的人們，同時跨入了目前的時代。整個世界的人們似乎都正在遷往相同的移民社區，每個社區門口都插著醒目的標記：“公民們，你現在正在從1號門（或23號門，或2003號門，或其它門）進入二次大戰後的世界。”不論他們是誰，不論他們將從哪裏步入新的時代，所有的人都和移民一般——有的象戰後的難民，有的象沈船的幸存者，摩肩接踵地湧入這新的世界。　

　　他們就象開拓新大陸的先驅們一樣，缺乏應付新的生活壞境所必需的一切知識。後來者以捷足先登的夥伴們為行為楷模。但是，在第一批新來乍到者中，那些年富力強的成年人卻憑著自己頑強的適應能力和創新精神成為人們仿效的楷模。不過，他們的過去，那造就了他們全部理解力——他們的思想、感情和觀念——的文化，卻未必能使他們成為通往現代生活的橋梁。而那些新來乍到者中的長輩，受著傳統的死死糾纏，同樣無法為將來提供新的楷模。　

　　今天，二次大戰前出生和長大的每一個人都是時間上的移民，正如他們的祖先是空間上的移民一樣，在新的世界中，他們正同種種陌生的生活環境進行著艱苦的抗爭。象所有移民和先驅者一樣，這些時間上的移民都是舊有文化的承受者。唯一不同的是，他們代表著今日世界的各種不同的文化。所有這些人，不論他是練達的法國學者，還是新幾內亞偏僻部落的生民，不論他是海地世守故土的農民，還是原子物理學家，他們都具有某種共同的特征。　

　　不論他們是誰，在這些移民成長的時代，天空尚未留下過人造衛星的軌跡，他們對過去的理解憑借的只是前人所作的不甚完善的描述。不論他們是否完全依賴口頭記憶、藝術、戲劇，甚或也已擁有印刷、攝影、電影等手段，他們所能得知的一切都已經過了這些信息載體的加工和改造。他們對當前事物的理解也完全受制於自己的感官，受制於他人對自己的感官經驗和記憶所作的並不完善的描述。他們把未來理解成這樣一種過程：所有表面的變化都將為深層的不變所消蝕。進入紛繁復雜的現代世界的新幾內亞的土著居民，仿效著歐洲人的文化模式，期待著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分享歐洲人的未來。工業家和軍事戰略家們尚在設想著什麼是電子計算機，無暇顧及它的構造和應用價值，他們僅僅把它看成是那些能夠增強人類技能的無數發明中的又一項發明而已。在他們看來，電子計算機展拓了人類大顯身手的空間，但卻不能改變人類的未來。　

　　由20世紀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輕作家們所撰寫的科幻小說，將種種不確切的事物呈現在那些老成練達的人面前，但是，大多數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對這些科幻小說比對諸如伊卡洛斯和代達羅斯這樣的希臘神話更加缺乏興趣。在這些希臘神話中不僅描寫了人和神，甚至也描寫了空中的飛行物。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人們寧可和自己同時代的其他成員一樣缺乏預見能力，也不願分享當代科幻作家們的神奇夢想。　

　　當二次大戰末期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時，還很少有人認識到整個人類將從此進入新的時代。當時，大多數25歲以上的人盡管能夠從心智上理解，但卻無法從感情上接受以往的戰爭和未來的戰爭之間的區別——以往的戰爭無論多麼可怕，人類畢竟仍然能夠得以生存，但未來的戰爭卻足以毀滅整個人類。人們仍然把一場使用殺傷力更強的武器的戰爭僅僅視為一場更為殘酷的戰爭，他們依舊沒有理解科學武器滅絕人性的含義。即使當科學家們結成社團之時，他們的目的也不過是為了防止那類使他們感到具有無法推卸的責任的特殊戰爭發生——比如美國在越南進行的化學武器戰爭，而不是為了徹底地消滅所有戰爭。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時，當我們邁入現時代之時，尚沒有人能夠了解過去、解釋現在、洞悉未來。我們所有在二次大戰以前成長起來的人都是時間上的先驅者和移民，我們將自己所熟識的世界拋在身後，開始生活在一個與我們所熟識的一切大相徑庭的新時代中。但是，過去，那存在於我們孩提時代和年輕時代的世界中的一切，卻仍然死死糾纏著我們的靈魂。在電子革命之前出生和長大的人，大多數都不能理解這場革命究竟意味著什麼。　

　　我們仍然控制著權力，掌握和組織我們所了解的那類社會，保持舊有秩序所必需的資源和技能。我們操縱著教育制度、學徒制度和年輕人的人生階梯，他們只能一步步地向上爬。那些發達國家的長輩控制著年輕人的成長和不發達國家的發展所需要的種種資源，然而，開弓已無回頭箭。我們註定了要在陌生的環境中生活：我們在倉促間憑著現有的知識應付這突如其來的變化。我們用已為人們了解的新型材料，但仍然按照古老的式樣，在新世界中建造臨時的棲身之所。　

　　但是，在整個世界之中，年輕一代的反抗卻風起雲湧。他們象是在一個新的國家中出生的第一代無拘無束的新人，正奮力地掙脫控制他們的所有羈絆。他們了解這個時代，熟悉太空邀遊的人造衛星。他們從未聽說戰爭能夠不使人類遭受滅頂之災。他們知道如何使用電子計算機，但卻沒有天真地將其擬人化；他們懂得計算機完全受著人的控制。在事實面前，他們會立即敏悟：空氣、水源和土地的持續汙染意味著地球將不再適合人類居住，地球將無法供養迅速增長的世界人口。他們能夠理解觀念的控制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和那些落後國家的人民一樣，他們認識到那些令人痛惡的種族和階級差異是和時代發展背道而馳的。他們主張這個世界完全需要某種形式的新的秩序。　

　　生長在這個各種事物均錯綜復雜的世界中，年輕一代不再片面地接受書本上傳喻的知識，在他們看來，殺死一個敵人和謀害一位鄰居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在他們的頭腦中無法調和這樣一對矛盾：人們一方面竭盡全力拯救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卻用燃燒彈殺戮他人的孩子。和平和戰爭、朋友和敵人、“我群”和“他群”（同盟者和敵對者）之間的區別，都已喪失了其原有的含義。他們懂得單靠一個民族的力量是無法拯救他們的後代的；每一個民族對於其他民族兒童的成長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與其說年輕人“知道這些事”，不如說“他們感覺如此”。正如在一個新的國家中誕生的第一代人一樣，他們對父母所談論的過去大都一知半解。恰如那些新大陸的開拓者的後代無法理解使他們的父輩至今談起仍然淚水潸潸的往事，今天的年輕一代也無法分享父母們對那些令人懷舊的事物所產生的種種體驗。但是，這並不就是造成年輕一代和他們的長輩們隔閡的全部原因。他們同時還目睹了長輩在新世界中吃力地摸索，處世笨拙，往往無法肚任新的環境賦予他們的歷史重任。他們對父輩遠渡重洋的求生之路所知甚少，甚至也不知道什麼樣的樹木適合做什麼樣的工具，什麼樣的土地該用什麼樣的鋤頭。但是，他們卻覺得父輩的方法並不合適，他們的操作笨拙，收獲也極不穩定。年輕的一代盡管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做，但他們感到一定有更好的方法。　

　　愛農·迪克森，德克薩斯州一位15歲的孩子寫的一篇短文表達了年輕人的所思所慮：　

　　我們這一代的心靈充滿了騷亂與不安，我們企圖為我們自己，為這個世界尋找一條光明的道路。我們看見由於戰爭、貧困、歧視，由於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缺乏真誠與了解，整個世界動蕩不安，喧囂不息。　

　　駐足於這紛紛揚揚的世界面前，我們凝目沈思：一定會有更為理想的生存之路，我們理應苦苦地尋覓。　

　　我們目睹了這個世界的殘酷，人們象輸光的賭徒一樣激烈地競爭，力圖將後來者置於死地。這一切的一切，不斷激化著國際間的矛盾與沖突，釀就了國內的動亂與不安。在這個世界中，我們被人象機器一樣地操縱著，被迫學習一整套既定的行為規範，力爭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以便將來能象父母那樣地生活。但是，為什麼得這樣呢？如果我們只是父母一輩的簡單的復制品，那麼情境將會更糟。　

　　可是，我們該怎樣加以改變呢？我們需要對人施以赤誠的愛，需要彼此間的信任與理解，需要思索自己、表達自己真實的情感，但是，僅憑這一切仍是遠遠不夠的。我必須再進一步思考我們還需要些什麼，而我所應該做的至今也尚未充分付之於行。因為當我躍躍欲試之時，長輩和那些不肯聆聽、或冷眼旁觀的人總是投之以鄙夷的目光。計算機取代了人的頭腦，電子學無所不能，只是世間的混亂仍然有加無減。我承認，我們應該遵守一些基本的規則，但是，我們首先應該審視一下是誰在制定規則。有時，我徘徊在鋪滿金色沙礫的海灘上，聆聽著海濤的喧囂和海鳥的啼鳴，我聽見它們總是在呼喚、在叫喊；有時，我隱約窺見一條迷茫之路，但路上的每一個人都邁著刻板的步子，他們唯恐一旦停下會踩碎腳下的貝殼。　

　　答案就在某一個地方，我們必須找到。　

　　正如迪克森所說，年輕的一代意識到一定存在著更為理想的生存之路，他們必須找到它。　

　　今天，無論年輕人生活於其中的社會是多麼的遙遠和簡單；整個世界卻沒有哪一處的長輩知道晚輩所知道的一切。過去存在若幹長者，憑借著在特定的文化系統中日漸積累的經驗而比青年們知道得多。但今天卻不再如此。不僅父輩已不再是人生的向導，而且根本不再存在向導，無論是在自已的祖國還是在整個世界，人們都無法找到指引人生的導師。沒有任何一位長者能夠知曉這20年裏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對他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有何了解。　

　　長輩是不可思議的孤立的一代，這一事實造成了老一代和新一輩的隔閡。古往今來，沒有任何一代曾經目睹能源形式的變化、通訊手段的更替、人性定義的反復，能夠敏悟宇宙開發的限制，有限世界的確定性，以及生與死的不可背逆；沒有任何一代能夠了解、經歷和吸收在他們眼前發生的如此迅猛的變革。今天的長輩比以往任何一代經歷的變化郋多得多，並因此而竭力地限制、反對年輕的一代，和年輕一代格格不入；而年輕人則憑著自己天生的稟賦和青春優勢，激烈地反對長輩的過去。　

　　早期的美國人總是告誡自己，不要沈溺於緬懷往昔的白日夢中，而應積極投身於現實生活；與此相同，他們教育自己的孩子：少些幻想，多些行動。今天的長輩也應該這樣，意識到自己的過去早已失去傳喻的價值；縱然面臨被否定的苦痛，他們也應該告誡子女：不要發問，一切就是如此，因為長輩也同樣無法理解眼前發生的一切。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沒有任何一代將能經歷我們已經經歷的一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沒有後代，正如我們的子女沒有先輩一樣。　

　　那導致整個社會產生了如此迅猛變革的情境，在人類能夠預見的未來，將不會再度以如此劇烈的方式出現。一旦我們有一夭發現，這個地球除了人類以外，其他任何生靈都已無法生存，那麼，每一個人都將負有不可推缷的責任。我們一旦以削瘦的肩擔負起整個世界生存的重任，就將無法擺脫這種沈重的責任感。年輕人將會滿懷希望地引導自己的子女適應各種變化。但是，長輩的前途卻難以如此樂觀。正是因為代溝現象是這樣的獨特（完全可以將其稱之為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景觀），長輩不僅和其後來的年輕一代格格不入，而且也和先前的每一代人迥然不同。　

　　這種距離感，這種和其它各代成員缺乏生活交往的感覺，有時會以十分怪誕的方式體現出來。1968年，一群會聚於烏普薩拉的美國牧師同一些在瑞典避難的年輕的美國拒服兵役者進行了交談。此後，在調查報告中他們深有感觸地寫到：“我們真不敢相信這些人是我們的孩子。”他們無法相信這些年輕人和他們有著共同的文化淵源，但是，經過長時間的交談之後，他們不得不說服自己相信：事實就是如此。竟然有人會逃離美國——這塊被以往的歐洲受難者視為天堂的土地，確實使人難以置信。這些美國收師們簡直想說，只有借助一種類似血型鑒定的過程，才能證實這些美國青年的精神血統。　

　　在大多數有關代溝的討論中，人們總是強調年輕一代的異化，與此同時完全忽略了他們長輩的異化。評論家們忘了，真正的交流是一種對話，而今天參與對話的雙方卻缺少共同的語言。　

　　我們知道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長大的、操不同語言的人彼此溝通是十分困難的。比如，一位中國人和一位美國人進行交流。不僅他們的語言各異，而且他們的經歷也截然不同，這一切都將阻礙人們彼此間的理解。但是，如果交流者願意學習對方的語言、探究兩種文化的基本前提，那麼就有可能找到一條交流的途徑。這能夠辦到，但人們往往沒有去做。　

　　當交談者分別來自兩種不同的文化，但卻說同一種語言時——諸如說英語的美國人和英國人，說西班牙語的西班牙人和拉丁美洲人，交流將更加困難、更加令人難以捉摸。只有當交談的雙方都意識到，他們說的不是一種語言，而是兩種語言（這兩種語言中“同樣的”詞意義卻不盡相同，有時甚至可能大相徑庭）時，真正的交流才能實現。除非他們願意聆聽、發問，他們才能夠開始交談，開始推心置腹地暢談。　

　　這也同樣是存在於兩代人之間的一個難題。一旦這深不可傎、史無前例的世界性代溝成為確鑿的事實，在新、老兩輩人之間仍然可能再度實現心靈的溝通。但是，如果成年人中有誰認為，象那些年長的教師和自己的父輩那樣，他能夠反躬自省，用自己的年輕時代去推測、理解他們眼前的年輕人，那他將是可憐的落伍者。　

　　但是，大多數長輩卻仍在這樣做著。父親送兒子去學校接受新的思想，老一輩科學家送他們的學生到他人的實驗室去研究新的課題，……他們將教育青年人的權利授予他人，絲毫未能改變事情的本質。這不過意味著父母和教師仍然繼續求助並喻學習的基本機制。在並喻文化中，父母放棄了教誨自己子女的權力，希望他們去向其他成人和知識較多的同齡夥伴學習。即使在我們期待著能夠有所發現和創新的科學領域，學生們也在學習陳舊的範例，年富力強的青年科學家們在接受舊有知識的同時，力圖填補空白。在科學發現加速增長的今天，老一代很快被淘汰了，接替他們的是年齡稍輕的同事，但是，他們仍然握有實權。　

　　從最為深刻的意義上來說，現在一如過去，長輩仍然處於權力控制的中心。部分歸咎於他們仍然具有支配的權力，他們還未認識到，和年輕人開始一場新的對話的條件尚不成熟。　

　　有這樣一些人，作為教師，他們十分喜歡早先的那些學生，令人可笑的是，現在恰恰正是這些人感到代溝是不可逾越的，他們覺得他們對教育事業的一片赤誠之心遭受了那些不肯按步就班的學生的愚弄。　

　　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現在正處在信仰危機的境地，人們不僅失去了對宗教的信仰，而且也失去了對政治和科學的信仰。人們感到，正是它們剝奪了人類的安全感。我想，如若追溯這一信仰危機的緣由的話，那麼，它至少可以部分歸咎於這樣一個事實：現在，已不存在比年輕一代本身更能了解他們所經歷的一切的長者。C·H．華汀頓曾經假設，人類的進化和選擇能力部分地源於小孩子從長輩那裏獲得允許去評判是與非的能力。而小孩子接受是與非的劃分標準，完全是他對雙親身份過於依賴的結果。對於承認孩子們來說，父母總是那樣的可信、可畏、可愛，他們操持著孩子們的整個生活。但是，今天的長輩卻無法再向年輕一代提供確定無疑的道德規範。　

　　是的，在世界的許多地方，父輩仍然依靠著一整套前喻文化的價值規範生活。孩子們能夠從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父母身上獲悉，世界存在著毋庸置疑的絕對規範。人們總是希望那些絕對的價值規範能夠、而且應當重新建立，伴隨著這一期望，孩子向父母獲取絕對規範的學習就能夠一直延續到日後的經歷中去。在不久以前前喻文化的崩潰之際，排外主義傾向和宗教、政治運動最為鼎盛；但在那種希望有秩序的變革最好能夠不超越一整套高度抽象的固定價值的文化中，卻很少會釀就這類運動。　

　　西方老牌工業國家在自己的文化假設中吸收了不經革命的變革觀念，即通過發展新的社會技能去解決由經濟變化和技術進步帶來的種種問題。在這些國家中，人們傾向於把過時的東西視之為一種遺存，對其喜好抑或厭惡當視具體的情況而定。英國那些負責將文件送往法國的信使，在信件已經能夠通過郵局寄送以後，還繼續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還是英國，那裏的議會政府取代皇室作為權力的象征之後，威嚴的皇室仍然和議會政府並存於世。在瑞典社會中，有關性行為的最現代的法律條文也和正統教會最僵死的絕對道德戒律並行不悖。　

　　與此相似，在美國，既有人堅定地信奉方興未艾的變革（人們把這種變革解釋為一種進步），也有人繼續求助於各種形式的專制主義。既有將關於正確與否的獨斷論作為基本信仰的宗教派別和政治團體，也有從來就是人類社會、政治和智力發展遠景的烏托邦社區。雖然我們竭力地鼓吹人人生來平等，但種族歧視現象卻依舊隨處可見。　

　　今天，在世界每一個地方所發生的變革都迅猛異常，顯得突如其來，而且往往十分劇烈。那些把變革想象為一種井然有序的過程的人們，未免過於幼稚。那一次又一次的社會大動蕩，往往如火山之潛流，頃刻間升騰爆發，既可能采取革命和反革命相對立的形式（就象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那樣），也可能完全倒行逆施，借一種新的形式復辟古代的專制制度——異端邪說者將遭受殘酷的迫害、非人的待遇、甚至被活活燒死。今天，那些將自己視為時代前行的光明之炬的年輕一代，以十分復雜的方式反映著人們對傳統的專制主義和反專制主義的態度。盡管他們欲圖仿效那些能夠徹底違背自己所信奉的寬容和相對的宗教價值觀去對待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信條的佛教徒，但是，他們的行為有時卻和不允許有任何異念的專制制度對待異教徒和懷疑者的態度相差無幾。　

　　為什麼我必須睡覺？為什麼我必須吃蔬菜？為什麼我不能吮吸手指？為什麼我必須去念書？對孩子們提出的這些問題，有的父母至今仍然加以簡單的訓導：因為這麼做是對的，因為上帝說應該這麼做，或者，因為我說應該這麼做。這些做父母的時刻準備為在現在的文化中重建前喻文化的基礎開辟道路。但是，前喻文化的基本內容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僵死、更令人難以接受。因為當今之世使人攝魂忘疲、血沸神銷的不再是傳統的觀念，各種相互沖突、相互矛盾的觀念都盛行於世，前喻文化註定要和這個世界發生齟齬。　

　　但是，大多數父母由於對眼前的一切一無所知，從而也不再信奉那些陳舊的教條。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教育這些和他們當年完全不同的孩子，而大多數孩子也不屑再向父母和長輩學習，更不願今後象他們一樣生活。過去，那些在美國生活的移民的子女，懇請父母在公眾場合不要說自己的本國語言，也不要穿令人好奇的本民族服裝，以免使他們當眾感到羞辱，既不能否認自己的父母，但同時又不能簡單、順從地接受父母的言談舉止和行為方式。這樣，他們便學會了尋找新的教師作為人生的向導，學會了以那些適應性強的同齡夥伴作為自己行為的楷模，天長日久以後，他們便從那只有父母能夠忍受的群體中悄悄地消失了。　

　　今天，持不同觀點的年輕人很快發現，以往那種解決方法不再可行。他們與自己父母之間的隔閡，同樣存在於他們的朋友與朋友的父母之間、他們的朋友與自己的老師之間。而這類問題在父輩要求他們認真去讀的經典書籍或色彩鮮艷、裝璜漂亮的新教科書中，都沒有現成的答案。　

　　有些人開始面向國外尋找人生的楷模。他們被生在阿爾及利亞但卻深受法國文化熏陶的哲學家加繆所表達的內心沖突深深地吸引著。他們試圖從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馬爾庫塞的詞句中或存在主義的作品中，確立人生的目標。他們狂熱地崇拜其他國家的青年革命團體的領袖。白人學生和黑人分離主義者結為聯盟。而黑人學生則致力於通過改變現狀重寫他們以往受屈辱的歷史。　

　　這些持不同觀點的年輕人已經開始領悟，若要解決那些影響整個世界的諸多問題，迫切需要在世界範圍內采取統一的行動。他們希望能夠通過某種途徑使一切從頭開始。年輕的一代拋棄了那種井然有序的發展變化的觀點，他們無法從長輩那裏原封不動地接受過去，他們只能否定長輩現在正在做的一切，在年輕人的眼中，過去是一個慘痛的、無理智的失敗，而未來除了地球的毀滅別無他路。有鑒於此，他們準備通過一種社會推土機式的行動，為新生事物開辟前行的道路——即象推土機那樣，以摧枯拉朽之勢，徹底清除大地上的樹木和廢墟，為建設新的社會創造條件。他們認為老一代不能理解為了有計劃地改造社會而出現的反叛之舉，因而不能夠從根本上理解當代社會。他們對長輩的看法以及對現實所抱有的強烈的危機感（事實上，那些富於洞察和預見能力的長輩要比年輕人更能準確地把握這種感受），簡直令人難以想象。　

　　然而，那些沒有權力的人，除了反對當枚者，別無其他獲取權力的途徑。究其結果，給予婦女選舉權的正是男子，能夠投票廢除上院的只有上院，決定18歲以下的人能否有選舉權的是18歲以上的人。與此相似，能夠限制國家主權的歸根結底還是國家自身。那沒有人慘遭殺害或被迫流亡的卓有成效的進化式變革，有賴於當權者和那些渴慕權力的被剝奪者之間的泛合作。變革的觀念能夠來自於其他方面，但富有成效的行動卻必須發端於那些現在被認為業已落伍。將來勢必會遭淘汰的特權階級。　

　　在那些持不同觀點的年輕人中，有一些人認識到了這點。他們希望父母或那些代表父母立場的人（學院院長、大學校長和專欄作家）能夠站在他們一邊，贊同他們的觀點，或者至少給予他們以誠摯的祝福。他們的要求中包含著這樣的期望，在他們反對學校當局時，校長能夠親自出面和他們談談，並加以適當的引導。當然，並不抱有這種期望的人也絕不少見。　

　　這裏，我所談的主要是那些思想溫和的年輕人，他們主張置身於整個社會制度之外，或者主張幹脆撇開這現有的制度。一切重新開始。但是，有關過去的一切都毫無意義、徒勞無益的看法卻是十分普遍的。那些思想激進的年輕人的反抗，采取了諸如罷課、拒絕合作、反對走合法的政治道路等一系列行動。這類消極反抗或許是最為頑強的。那種由隱匿在活躍的同伴背後的學生們組織的周期性聚會表明，消極的抵抗有時反倒最易一觸即發，釀成無法想象的動亂。　

　　年輕人的消極反抗也可能表現為出於私利而順從那些他們本來視為多余的規則，或者幹脆表現為盲目地順從這些規則。采取這類立場的人或許是最令人擔憂的。那種人們沿襲了無數代、但現在已不再適用的教學方法，只能夠教育學生完全根據自己的利益去對待一切社會制度。　

　　但是，無論他們采取什麼樣的立場，無比他們是神聖的理想主義者，還是冷漠的憤世嫉俗派，每一個年輕人都不能不感到，在這個世界上已沒有任何一位成人能夠告訴他們，下一步該如何走。　

　　簡言之，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現狀。在這個時代裏生活著這樣兩代人：新世界的開拓者和這些開拓者的後代。盡管他們對共同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所持的看法全然不同，但他們卻必須繼續尋找相互間進行溝通的甬道。沒有人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一切就是如此。我想，能夠意識到這點，本身就是對未來作出回答的美好開端。　

　　我相信，我們將要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文化，這一文化相異於並喻文化，正如並喻文化經過有序的或無序的變化異於前喻文化一樣。我將這種新型的文化稱之為“後喻文化”，因為在這一文化中，代表著未來的是晚輩，而不是他們的父輩和祖輩。在前喻文化中，人們通過白發蒼蒼的長輩所具有的個人尊嚴和歷史連續感來體現過去和未來。但是，今天人們卻希望那些尚在母腹中不安地躁動著的孩子（盡管人們對他的性別、相貌和能力還一無所知）能夠成為未來生活的象征。不論這個孩子是蓋世的天才、或是嚴重的殘疾人，他都需要想象力豐富、創新精神強，同時又勇於獻身的成人來哺育，而這一切是我們今天所無法給予的。　

　　關於這位尚未降世兒童的情況，我們的了解還微乎其微。我們可以借助精密的儀器彌補感官的不足，獲知孩子是活著的，他的心臟正在有節律地跳動著。另外一些更為精密的儀器能夠告訴我們孩子的生長狀況如何。我們能夠預知正確的產期，我們也知道，如果產婦不能得到應有的保護、營養和照料，母親和新生的孩子都有喪失生命的可能；如果母親身心染疾或魂歸黃泉，孩子的生命之花也將隨之雕謝。但是，有關這孩子的其他情況我們確實無法得知。　

　　沒有人能夠進一步得知，這孩子將會成為什麼樣——比如，他的四肢是否靈活，他的雙眼喜歡看什麼，他的發育速度快不快，他是時刻警醒著準備去應付這稍縱即逝的世界，還是當人們都疲倦以後才神情亢奮呢？同樣沒有人能夠得知他的思維將會怎樣——他是否善於利用視覺、聽覺、觸覺和動覺來了解這個世界？但是，能夠了解我們所不知道的和所不能預測的事物，我們就能夠建立這樣一種生活環境，使那些前途未蔔的孩子能夠安全地成長，更好地發現自己，發現未來的世界。　

　　在發生難產的時候，設備精良的環境中應該有高超的護理手段，通過麻醉、輸入氧氣和血液挽救母親和孩子的生命。對於那些神情憂郁或受了驚嚇的母親應該給予特殊的扶持性護理。對於那些不能通過母乳哺育的孩子，可以借助代乳品餵養。對於那些夜間啼哭、無法入睡的孩子，應該讓房裏透進一絲溫柔的光線。而對於那些對聲音過分敏感的孩子，則應該想方設法消除聲音。　

　　當孩子開始接觸人群時，大人應該抱著、攙扶著或用搖籃車推著他。呈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個色彩斑斕的世界，一定會有許多色調不同、飽和度不同、明暗度不同的顏色供他自由地選擇，他開始學著分辨各種不同的物體，跟著悠揚的旋律翩翩起舞。當他們開始形成有關這個世界的幻想時，他們應該借助前人的經驗，應該有能夠為他們所想象的世界造形的蠟筆、顏料和泥土。　

　　即使我們這裏所例舉的孩子們的需要是如此的簡單，但是，我們都會明白，為了獲得孩子們的喜愛、依靠和信賴，做父母的憑空增添了多少煩惱。人們也都知道，孩子對成人的依賴缺乏主動靈活性，但成人給予的照料卻具有較大的靈活性。沒有父母的照料，孩子很快就會夭折。沒有父母的照料，孩子也永遠學不會說話。沒有相信他人的經歷，孩子將無法成為一個值得信賴的社會成員，他既不會愛別人，也不會照顧別人。孩子在最初的生活中完全是依賴他人的，依賴成人的影響、照顧、告訴他生活的經驗，一代一代綿延傳遞了數千年之久的人類文化，正奠基於這種後代對於前代的依賴之上。正如朱利安·赫胥黎和c·H·華汀頓的雄辯所證實的那樣，從這種依賴之中產生了人類的道德心，道德井非外在於人類的本性，相反，它是人類進化的關鍵所在。　

　　文化的連續性和人類對每一創新的吸收都有賴於前喻文化體系的成效，通過前喻文化的方式，人們告誡年輕人去模仿、復演他們祖輩的生活。此後，隨著人們在不同的生存環境中生活，隨著他們四處遷徙，和其他民族進行交換、貿易，形態殊異的前喻文化相互間的比較和對照，為人們進行變革、發展並喻文化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在並喻文化中，在某種承諾中成長起來的人，可以在不失其絕對的承諾的前提下，使自己適應其他形式的承諾。　

　　再往後，隨著變革的觀念被當成一種前喻成份為許多文化所吸收，年輕人從他們長輩那裏也可能領悟，他們應該超過長輩——取得更多的成就，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但是，這種超越仍然停留於長輩所能想象的範圍之內：父親可能會希望兒子去橫渡他從未漂泊過的海洋，只受過小學教育的父親可能會希望兒子去學習原子物理學，駕駛他只是在大地上翹首仰望過的飛機。於是，農夫的兒子成了學者，窮人的兒子橫渡了他父親一上中連見都沒見過的海洋，教書匠的兒子成了卓越的科學家。　

　　基於對長輩的依賴以及因受到父母的悉心照料而產生的摯愛和信賴，在一種文化中長大的個人得以進入另一文化，這種改變無需摧毀個人以往的學習。第一代移民和新大陸的開拓者們很少能夠不遭受新的環境的挑戰。憑著他們以往的經驗往往能夠暫渡難關。但是，除非他們的吸收完全憑借的是一種新型的前喻方式，否則他們將無法向孩子們傳喻他們通過自己的早期訓練所獲得的一切，尤其是那種向其他人學習父母們所不能給予的知識的能力。　

　　現在，在這個世界上已沒有任何學識淵博的人能夠向父母們允諾；他能夠教育那些他們已無法管教的孩子，這使得父母們惶惶不安、沮喪萬分。父母們仍然確信應該會有答案。他們捫心自問：我們該怎麼告訴我們的孩子什麼是正確的呢？於是，有的父母想通過勸導孩子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他們非常含糊地反問：你應該自己想想該怎麼做。還有一些父母則問道：別人在做什麼呢？但是，並喻文化的方法對父母們來說正變得毫無意義，他們感到如果自己的孩子盲目地仿效“他人”——孩子們的同齡夥伴的生活方式是十分危險的，他們發現自己對於孩子該如何自我解決問題也不甚了解。　

　　長輩仍然確信，存在著一種既安全、又為社會贊許、但他們卻未經歷過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正是這些人，當他們一旦發現孩子們沒有按照他們所期望的方式行事時，便暴跳如雷、悲痛欲絕。父母、托管人、法律監護者、專欄作家、評論家都將他們對下一代的希望寄托於學校、學院和大學，因此，他們對這些地方發生的各種事端的指責總是顯得義憤填膺。　

　　今天，伴隨著我們對文化發展和傳遞的循環過程的進一步理解，我們發現，人的最為顯著的人性特征並不是其它許多生靈也都具有的學習能力，而是教育他人和貯存通過學習而從他人那裏獲得的知識的能力。學習、源於人類的依賴性，這是件相對簡單的事。但是，人類創設博大而便於學習的教育制度的能力，了解和利用自然資源的能力，以及管理社會、建立理想世界的能力，卻是非常復雜的。過去，為了文化傳遞的繼續和吸收新的知識，人類依賴著這周而復始的循環教育制度的最為簡單的部分——兒童的依賴性學習。現在，因為我們已經對這一過程有了深刻的理解，我們必須培養、弘揚這一制度中最具可塑性、最為復雜的部分——成人的行為。事實上，我們必須教會自己如何改變成人的行為，以使我們能夠放棄前喻文化的養育方式，保留其中可資借鑒的並喻文化成份，發現那種能夠通往未來世界的教育和學習的後喻之路。我們必須為成年人創設新的行為楷模，使他們能夠告誡自己的孩子，怎樣去學，而不是學些什麼；告誡孩子承諾的價值。而不是應該對什麼做出承諾。　

　　前喻文化重視長輩，因為他們知道的最多，並且對許多事情完全能夠勝任。但是，這一文化從本質上來說卻是一個只能不斷地復演過去的封閉系統。現在，我們必須著手創設開放性的系統，這種系統著眼於未來，並因而著眼於晚輩，他們的能力至今尚鮮為人知，但他們的選擇卻必須公布於世。　

　　如此，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將永遠不會再度踏上那引導我們邁入現代的文明路徑。過去是一條我們已經沿著它到達今天的道路。人類文化的古老形式已經為我們提供了當代文明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和工具。人們在不同的十字路口告別過去，整個人類現在都正在向新的世界性社區邁進。我們不必棄絕任何一條從過去走向今天的道路，也不應該忘卻任何一種先前的生活方式，那紛繁多樣、形態殊異的過去，我們自己和其他人，都應該被看成是創造新時代的先驅。　

　　值得註意的是，想象和接受一個前途未蔔的未來，即使對科幻小說家們來說也是十分困難的。在《孩提時代的結束》一書的結尾處，作者克拉克意味深長地寫道：“日月星辰不是為了人類而存在的。”　

　　太空歌劇描寫了最後一艘破損的太空船返回太陽系中地球的“出發地”的情景。在《米德威奇的布谷鳥》中，約翰.溫德姆殺死了一位來自外星球、由地球上的女人哺育的感覺靈敏的金瞳兒童。而電影《公元2001年，來自太空的奧德賽》也是以失敗為結尾的。如此種種都說明人們並不希望孩子們過多地摯信於未來；這一情景同時昭示，成人的想象和他們孤獨的行動仍然受著過去的多重羈絆。　

　　我相信，要消除人類過分沈溺子過去的痼疾，只能依靠發展一種和那些代表著未來的年輕一代進行溝通的新的途徑，他們是在新世界中成長的一代。也就是說，依賴那些至今為止仍然未能掌握權力、但我們卻無法充分估量其能力的年輕一代對這世界的直接參與。過去，在並喻文化中，長輩逐漸放棄了對孩子們前途的幹涉。今天，依我所見，後喻文化的發展將依賴兩代人之間的持續不斷的對話，通過這種對話，已經能夠積極主動地自由行動的年輕一代，一定能夠引導自己的長輩走向未來。這樣，年長的一代就能夠獲得新的知識。我確信，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只有通過年輕一代的直接參與，利用他們廣博而新穎的知識，我們才能夠建立一個富於生命力的未來。　

　　我們必須和年輕人共同學習，了解如何走未來之路。如果無視他們的新的知識（對世界來說是新的，對我們來說也同樣是新的知識），那些受過教育、經驗豐富的長者們在尋找新世界的答案時勢必會感到困難重重。　

　　阿奇博爾德·麥克裏奇在《A·麥克裏奇的村莊》中寫道：　

　　我們已經找到了答案，　

　　找到了所有答案：　

　　問題就是我們一無所知。　

　　1928年，當我接到他這本書時，我正在阿德米洛底群島研究馬奴人。當時，人們似乎都認定，仍然以自己的石器時代文化為榮、對文明的唯一了解就是這種原始的衰朽的接觸文化的馬奴人，不可避免地將會成為世界上最無教養的人，他們對於自己生活的世界既不了解，也不會產生影響。　

　　但是，40年後的今天，馬奴人卻一下子飛躍了數千年的文明進程，並且能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他們不再象石器時代那樣，蠻橫地欺淩、搶劫那些侵犯性很弱的毗鄰村莊。今天，隨著他們從一個原始部落跨入發展中民族的廣闊天地，他們開始送孩子們去上大學，攻讀法律或者醫學，並對他們的松散組織和在這個小小的群島上行使的領導權予以某些改革。今天，當我重新面臨這些問題時，我將借用完全不同的措辭，因為現在我們能夠說，如果我們想要回答這些問題的話（以往我們總是隨心所欲地回答），那麼我們至少得了解誰將問這些問題。晚輩，也就是年輕的一代，將會問那些我們從來不曾想過的問題。但是，只有在兩代人之間重新建立起理解和信任，年輕人才會同意和長輩去共同尋找答案。正如到一個新的國家裏，人們總會倉促地按照舊的式樣建造臨時的棲身之所，而孩子們一定會嚷嚷。屋裏太冷，風正從什麼地方呼嘯而入；父親畢竟是大人，他有技術也有力量砍倒大樹，為孩子們建造一座完全新型的房屋。　

　　在最近的幾年中，我已經開始產生了起初自認為是受了誘惑的感覺。當我和年輕人為了共同的目標積極地合作時，有時他們會求助於我，並且對我說：“你屬於我們這一代。”我感到欣慰，但同時又感到這是一個必須付出全部代價予以抵制的誘惑，尤其在一個中年人和老年人都把年輕看成是誘人的慰藉的國家中更是如此。所以我常常回答道：“不，我不屬於你們這一代。你們所以這樣認為，只是因為你們現在贊成我為之奮鬥了40年的事業。但這並不足以使我成為你們這一代的成員。我怎麼能夠知道，10年以後你們不會轉而反對今天的目標？”但是我想，我的回答可能又正是我們這一代過於留戀過去的明證，我們堅信未來將和過去一樣，堅信大多數人總是沿襲著從革命走向保守的道路，堅信過去的經驗將來一定也適用。因為我已經假定，我無法預見人們可能已經說出的東西。年輕人羨慕我的生涯，我的祖母和雙親從不限制我的自由發展。現在，我已快進入古稀之年，但我的觀點卻和今天剛屆弱冠之年的年輕人相同，撫育孩子應該讓他們自由地成長，長得高大強健，積極地投身於開放和自由的未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對這種理想的兒童時代的一種饋贈，我敢於肯定，我們能夠將目前的文化推向後喻文化，我們同樣能有意識地、愉快地、勤勉地為前途未蔔的世界哺育前途未蔔的後代。　

　　但是，要想做到這一點，我們，全世界的人部必須重新為未來確定方向。對於西方世界來說，未來已經展現在我們面前，有的時候只離我們幾個小時，有時候又差1000年之久，但總是在我們前面，我們現在尚未達到、仍然覺得不可企及。對於大多數大洋洲民族來說，未來尚在後面，還不在眼前。而對於巴厘人來說，未來卻象一部尚未開演、但已揭開序幕的電影，人們都佇立著翹首以待，看看究竟會演些什麼。當我們目睹這一切之時，一句老話不由得又浮現在腦海之中：時間老人無情的腳步就在我們身後。　

　　如果我們能夠建立起後喻文化，在那種文化之中過去就將是一種有效的工具而不是強制性的歷史。而為了達到這點，我們必須改變未來的取向。這裏，我們可以從摯著地追求烏托邦理想的年輕人身上再次獲得啟示。他們說：未來就是現在。這樣說似乎不合情理而且過於激進，從某種要求來看，這種說法在具體細節上或許會使人疑慮不解。但是，我卻認為，這種說法又一次使我們迸發出思想火花。它告誡我們，必須將未來培植於現實之中，培植於由男人、女人和孩子組成的社會之中，培植於我們每一個人之中，這有如孩子尚未出生已經躁動於母腹之中，承受著母體的營養和保護，人們已經為他日後的出生做了充分的準備，如果不在孩子出生之前有所準備，那麼將來勢必會措手不及。因此，正如年輕人所說的那樣，未來就是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