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國》之《北京你好》中的張北京貧嘴、逗趣、大方、善良、愛面子、愛吹牛等性格特征代表了部分北京人的形象，同時他又是一個不靠譜的父親和丈夫。圓形化、本土型人物塑型包含著本土視野中的同質性與異質性，也包含著異域視野中的異質性與共通性，成為中國故事本土化與國際化敘事的張力所在。 

其次，混合型人物塑型有兩種敘事方式，一種是單個人物混合著兩種民族文化以上的形象特征，另一種是人物群像包含著多種民族文化的混合。混合型人物塑型豐富了故事表現空間，成為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顯性表達。


《戰狼2》是這一表達的典型案例。故事中已被開除軍籍的冷鋒，仍不忘中國軍人的使命擔當，帶著中國集體主義情懷，同時又兼具西方個人英雄主義的魄力，為營救身陷屠殺中的同胞和難民浴血搏擊。混合型塑型為冷鋒這一人物形象，注入了國內與國際通約的審美特質。

從影片群像塑型來看，本土與國際的敘事張力更為明顯，既有中國本土的人物形象：退伍的老偵察兵何建國、富二代軍迷卓亦凡、中國海軍艦長丁海峰、援非醫生陳博士等，還有非洲土著人物形象：Tundu、Pasha、Nesa等，也有眾多他國人物形象：援非醫生Richael、雇傭兵頭目老爹、雇傭兵大熊、螳螂等等。這些不同膚色、不同國家的人物形象在拓展故事空間的同時，也凸顯了本土化與國際化人物形象的獨特性，從而賦予故事更大的國際視野。 

最後，化合型人物塑型是一種超越國族的敘事方式，以全球化為視野，借本土人物元素，塑造多民族文化相摩相蕩中化合而成的新形象。羅蘭· 巴特在《S/Z》中說：“人物是化合的結果：化合是相對穩定的［意素（即意義整體的組成部分）時時復現就表明了這點］，或多或少復合的［具有或多或少一致、或多或少矛盾的形象特點（特性）］；這復合態確定了人物的‘個性’，個性恰似菜的味道或酒的芳香，亦由化合而成。”［6］116

化合型人物外表本土化，但從內在的深層意義來說，是一種多元文化化合的結果，這是蘊含了本土化與國際化最大通約可能的敘事方式。《哪咤之魔童降世》中的“哪咤”身穿紅肚兜、頭戴乾坤圈、臂繞混天綾、腳踏風火輪、手持火尖槍，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神話故事里的形象，但在“混元珠”取代“靈珠”，“靈珠”又被置換成“魔丸”後，哪咤的傳統形象就有了質的顛覆。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命運主題取代中國傳統的“忠孝”主題，上升為全人類共同關注的話題。這種化合型人物塑型開闊了故事的表意空間，不斷延展著人物聚合受眾的範圍，成為本土化與國際化敘事的有效方式。 

（二）“可貫通的時間”敘事 

康德認為，空間是人類的“外經驗”形式，而與之相對，時間則是人類的“內經驗”形式。藝術審美需要“外經驗”的“身臨其境”感，因為這是打開審美感官，進入故事世界的開始，但又不能僅止於此，我們需要“內經驗”的“貫通”，將經過時間沈澱後的內在知識、情感、意志貫通於“外經驗”的空間之中，才能激活一個個活潑潑的故事世界。

敘事學界多從故事時間與話語時間的關係方面來談論敘事方式，我們沒有沿用這一傳統而是分而述之，是基於兩方面考慮：

一是電影作為視聽媒介，鏡頭語言的“自講自述”性讓故事世界自成一統，故事世界是個獨立的時空體；二是故事本身的時間性具有獨特的審美性和功能性，浸潤著特別的情調，具有重要的敘事意義。因此，我們特意將故事時間突出，並在與故事空間“相映相生”關係中分析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敘事方式。 

“故事時間”是指所述事件發生、發展、變化所依照的自然時間。電影語言的現在進行時態，很大程度上營構了故事空間的在場性，也將有限的故事時間以接近於自然時間的形態呈現出來。


查特曼就曾經指出：“說電影只出現於現在時間中，這很正常。和文字媒介不同，電影在其純粹的、未剪輯狀態下是絕對系於真實時間的。”［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