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現在人類心靈的知識及其法則從權威和概然性的範圍里解脫出來，歷史事實雖然就其本性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建基於權威，要是以新觀點來處理，確定性必須進到一種新的關係之中。它現在所面對的，不是按照其他的確定性即人類心靈的單純的可能性知識，而是按照真理，即一種哲學知識來建立關係。

這種關係也被維柯稱之為哲學和語文學的關係：前者處理的是自然的必然性，沈思那種由之而提出真理科學的理由；後者處理人類意志的決斷，即人類自由選擇的意見，追尋來自權威的確定的知識。一個思考普遍性，另一個思考特殊性，如萊布尼茲所言，一個是理性的真理，另一個是事實的真理。在維柯那里，這種區分沒有被如此清晰地表達出來。事實上，按照他的說法，權威有時候作為理性的對立面，有時候卻變成了理性自身的一部分，或者將其與作為理性意志知識對立面的人類意願知識混為一談；但是在一般意義上仍是相當明白的。維柯的所謂語文學不僅研究詞和詞的歷史而且研究事物的歷史，因為詞與事物的觀念緊密相連。這樣一來，語文學家應該處理戰爭、和平、聯盟、旅遊、商業、習俗、法律、幣制、地理學、編年學以及其他一切與地球上的人類生活相關的學科。一言以蔽之，在維柯的判斷中，當然也是正確的判斷，語文學不僅包括文學或語言的歷史而且涉及事件、哲學和政治的歷史。

實際上，作為事實真理或確定性真理的語文學並沒有一直受到像笛卡兒給予它的那麽粗暴的待遇，格勞秀斯站在他的自然權利立場上，給出了大量關於歷史知識的證據。格拉維納是維柯同時代的本國同胞，他要求研究法律的人必須具備「推理的藝術」、「拉丁文的語音技巧」，還有「歷史知識」。此外，萊布尼茲在反對笛卡兒的主張的同時，肯定了學識的價值，他把這種觀點擴大到歷史的奇聞佚事的匯編，把這些東西自由地點綴於他的文章中；但是，維柯發現，他那個時代的哲學和語文學一直是彼此分離的，與希臘和羅馬的情況別無二致。格勞秀斯積累的那些來自於歷史學家、演講家、哲學家和詩人的引證只是裝飾而已。如果維柯知道萊布尼茲隨便運用歷史，並且枉下斷言，他也許會對萊布尼茲的做法給予同樣的評判。在讀語文學家的著作時，維柯意識到，歷史觀察雜亂無章，給人一種貧乏厭倦之感，這就導致他幾乎同意笛卡兒和馬勒布朗士對經院學者的厭惡之情。實際上，他有時候完全同意他們的觀點，但是，這兩個哲學家不應再藐視飽學之士——因而他以後的思想轉變了——而應去探詢把語文學拓展成哲學原則何以可能。語文學家從自身考慮，應該放棄為展示知識而整理事實的做法，向著科學的目標奮勇前進，使語文學成為科學。這就是維柯把確定性和真理，語文學和哲學聯系起來的目的。

使語文學或歷史（兩者是一回事）成為科學或哲學意味著什麽呢？嚴格說來，這種歸化是不可能的：不是因為它們處理不同種類的題材，而是因為事實上它們的題材是同質的。從本質上講，歷史就是哲學，如果沒有思想參與塑造，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歷史陳述也是不可能被作出的，運用思想就是運用哲學，但是，因為在那個時代語文學的哲學基礎未曾建立，說實在的，在以後的時期，它也很少為人所知，所以，很容易遭到否認；此外，因為大多數人像我們看到的那樣，要麽由於厭惡和躲避「繁冗拖沓、不堪一擊」的事實材料，想像出一個等級森嚴的幾何學性質的哲學，要麽像維柯起先所做的那樣，構想出一個同樣沒有說服力，只是單純意見堆積體的哲學和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