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學者蕾娜特·拉赫曼在研究文學和記憶的關係問題時，借用後結構主義的概念“互文性”，來指稱這種文本記憶，她認為互文性就是“文本本身所具有的記憶”，“它可以變化角度來觀察、平衡並修改大文化文本中的各種單個文本”，而“每個文本都是對所有文本的記憶，這些文本都在這個文本中留下了痕跡”［1］270－271。

互文性的魅力就在於文本間的互證和關聯，但也正是因此，記憶變得不確切，並令人懷疑。假如“真實”變成了“關於真實的話語”，對過去的記憶可以被虛構、被塑造、被想象，那記憶的真實品質還堅不可摧嗎？


記憶的真實性或誠實性是否要被記憶的文學性或審美性取代？對記憶的表述是否因為語言和互文而變成一種“不可靠的敘述”呢？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記憶的“真實性”？

我們不妨從本真性談起。本真性是一個涵括非常廣泛的概念，它與真實性、真理性、摹仿、仿真等概念都有非常接近的內涵，在藝術、哲學、歷史學、人類學、文學等領域內也有不同的所指。筆者認為，真實性是最接近本真性的概念，兩者的內涵和適用範圍雖不相同，但真實性卻是本真性的基本涵義。

人們對本真性的研究,最初是在音樂領域里的，它是介於原作和表演實踐之間的一種對應關係。主要針對古典音樂、芭蕾和交響樂，而不適用於爵士樂和戲劇，指對作品的表演要符合作者的本意［6］。用音樂符號來表現作者的本意，無論從什麽意義上來講，都是非常抽象的。

因為單靠對樂器、演奏者等音樂資源的分析，無法解釋其他因素的滲透對音樂表現的作用。所以說，即使只限於音樂領域，對本真性的解釋，也有必要放在一個互文性的語境中來操作。


從這個意義上講，本真性也可以理解為一種關係，或者可以對比不同情態下的符號表現，根據不同維度的比較，得出更接近“本真”的解釋。塔拉斯蒂就運用符號學的理論，分析出幾種較有普遍性的本真性含義。


首先，本真／非本真可，與能指／所指，或顯在／內在等概念並置。“‘本真’指有意義、有內容、有所指的事物；而‘非本真’指沒有內容、純粹在現實表層移動的事物。”

其次，遵循人的本質，也是一種本真。

第三，在學術話語領域里，詞語和事物的對應，體現出話語的本真性。

第四，當時間（現在）、空間（這里）和行動者（我）這三個維度，“普遍存在完整的連接時，就達到最大程度的本真性”［3］288－299。

可以看出，塔拉斯蒂是把本真性，放在一個行動過程中來看待的，他非常重視這一概念自身內部的“分離”和“超越”，並且承認打破徹底靜止狀態的“本真”，以及遵從具有張力的“非本真”原則，對藝術研究的有效性。

“本真性”、“真實性”或“真理性”重新成為一個問題，是 20 世紀理論界語言學轉向的後果之一。從克羅齊的“美學與語言學的統一”，到卡西爾的符號系統，從海德格爾的“語言是存在的家園”，到羅蘭·巴特的語言烏托邦，從維特根斯坦的“全部哲學就是語言批判”，到伽達默爾的語言和真理，從巴赫金的對話論，到福柯的話語和權力，眾多學者都對語言和真理的關係進行了探究。

在此語言學轉向及其對真理問題，產生復雜影響的大背景下，記憶的敘事特質也被反復論證，與記憶的真實性問題纏繞在一起，成為記憶研究的焦點問題。

趙靜蓉·文化記憶與符號敘事（4）


原題《文化記憶與符號敘事———從符號學的視角看記憶的真實性》

（本文作者趙靜蓉，单位：暨南大學中文系，廣東 廣州 510632） 

（原載2013年第 5期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