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探討記憶的真實性問題時，本真性和真實性這兩個概念，是可以互相替代的，都指記憶的完整性、原生態性以及唯一性，與被遮蔽的、被表現的、被想象的、被主觀理解的、片面的和派生的記憶有很大差異。

但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盡管如此，與本真的或真實的記憶相對的，卻不是虛假的記憶，而是對記憶的理解。


這不僅僅因為我們所了解到的記憶，是符號化的了記憶，是文本化的記憶，它已經表達了某種立場和理解，與原始真實的記憶拉開了距離。保羅·康納頓強調，要把社會記憶和歷史重構區分開來，其意義就在於承認：

第一，記憶文本不等於原始記憶；
第二，記憶文本也不是對原始記憶的原封不動的復制；
第三，記憶文本作為一種理解，已經構成對原始記憶的改變；
第四，正是原始的本真記憶，記憶文本，以及對記憶的每一次表述或理解，一起構成了生生不息、變動不居的歷史。


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雖然記憶和其他符號化行為一樣，同樣體現了一種互文性和運動性，但記憶不同於音樂、繪畫或文學等其他藝術形式。在所有的符號化行為中，記憶是主客體之間距離最短、關係最密切的行為，是對人類的經驗、情感、知識、精神和歷史等的最直接記錄。

因此，雖然記憶再現的敘事本質，關乎記憶的修辭學，但我們卻不能只把記憶的修辭，看作是純粹客觀的語符表意，我們還不得不同時考慮記憶的倫理特性，考慮記憶與主體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三、記憶的真實性

按照塔拉斯蒂基於時間、空間和行動者三個維度的完整連接，來考察本真性的理論，記憶顯然是真實的。因為無論在何種情境下，記憶行為都是主體（行動者），立足於現實（此時此地）對過往經驗的回想（時間和空間），從此時的自我到彼時的自我，從此地的生活到異地的生活，記憶主體的返身性構建了無時不刻存在的記憶空間。

從記憶的發生機制來看，這三者的關聯從未中斷過。顯然，時間、空間和行動者之間的普遍連接並不能引起我們對記憶之真的質疑。但記憶的特殊性在於：記憶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記憶基於自身的“分離”是分別進行的。也就是說，時間、空間和行動者，既是普遍連接而自成一體的，它們各自又有各自的獨立性。

對於同樣一件事情，主體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和不同心理狀態下的回憶，是不完全一致的，而任何一個細節的微小變化，都有可能造成對整體的記憶世界的改寫，從而導致我們對真實性的判斷千差萬別。

那麽，我們要討論的問題就是：記憶的開放有限度嗎？如果有，這一限度又會對記憶的真實性產生什麽影響呢？

德國學者揚·阿斯曼曾說：“記憶是一個開放的系統。但它並不是一個完全開放和分散的系統，總有一些框架在個體、代際、政治和文化的層面上，將記憶和某些特別的時間視界，與身份視界聯系在一起。如果這些聯系不存在，那我們處理的與其說是記憶，還不如說是知識。記憶是一種有著身份指向的知識，是一種關於其自身的知識。 ”［7］123

顯而易見，記憶的開放仍然有基本事實的邊界限制，有“一些框架”令記憶無法越軌。簡言之，這些“框架”主要有兩個部分構成。其一，作為記憶主體之物質基礎的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