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第四章後現代主義小說中的現實
現實已經成了幻想,金錢和鄉間宅第都是虛構的財
富。⋯⋯曾經影響人類的過去的現實,已經被降為塑料
紀念品,這些紀念品剝奪了那個現實原有的意義,並曲解
了那個現實:世界被降為那個現實紀念物的廉價覆制
品,如今無人真正註目現實,人們只註目現實的發明。
———朱爾費卡·茍斯:《現實的虛構》[1]
一
如果承認存在決定意識,那也就會承認一切小說都或多或少、
直接或間接地反映、表現或流露了作家的世界觀,即他對世界的看
法。但是,對現實是什麽這個問題,各個(派)作家的解答不一樣,
正因為如此,當今西方的文藝理論家、批評家,談論現實時總是使
用覆數,以表明有種種現實,以區別於那個大寫的現實(Reality)。
這也反映:現實的含義是在演變的。而演變的趨勢,筆者以為似
乎是內傾的,即作家越來越註重主觀意識中的現實。
小說的雛形可追溯到神話,而神話說到底,不過是原始人用來
“問天問地”的形式,力求理解風、雲、雷、電等自然現象的手段之
一。“證據表明,神話開初是將種種事件以一種周期的結構匯集在
一起(其中心通常立著一個杜撰的故事),經常與季節或星座移動
有關。”[2]神話中各個事物脫離母體神話,獲得其獨立生命,是在此
以後的事。這便說明,神話的最初目的,主要在於探索、反映客觀
現實。
小說的起源,就英國而言,可追溯到理查遜、迪福和菲爾丁。
這些都是現實主義小說家始祖,指導他們的美學原則是藝術摹仿
生活,小說須摹寫人生,再現現實。這一“藝術摹仿生活的基本命
題一直持續到18 世紀末,直到受到浪漫主義理論的挑戰。”[3]
浪漫主義作家強調自發性(spontaneity)和自我表現,認為摹仿
有悖於藝術家的創作,限制了藝術家的想象力。因此,他們拋棄
“摹仿”,將它置於“創造力”之下,取而代之以“表現”。他們不再刻
意摹寫客觀世界,只推崇情感因素和純想象的因素。這便是說,藝
術作品的主題就是藝術家本人,尤其是他的情感和想象的內心生
活。這恐怕就是當代西方文論家所指的另一現實———主觀現實。
筆者認為,“現實”在這裏出現了第一次含義上的演變,由外及內的
演變。
藝術摹仿生活的基本命題並不因為出現浪漫主義而消失,相
反在19 世紀,它反因現實主義小說取得的偉大成就而得以加強。
從其內容看,現實主義小說普遍關註中、下層階級的生活,除了愛
情及豪俠這樣的主題外,也涉及經濟、社會、技術諸問題。小說的
鏡子直接照向客觀現實。至19 世紀末,現實主義開始變形,滑入
自然主義。從摹仿說的觀點看,自然主義甚於現實主義:在方法
上,它是“科學的”(實則是“偽科學的”),可謂徹頭徹尾的摹仿主
義;在企圖上,它想把文學變成社會的“記載”(document);在技巧
上,它有意壓制文學中的詩學成分。此外,現實主義到19 世紀末
也受到來自“惟藝術派”的挑釁。王爾德公然宣稱“生活摹仿藝術”
(“生活對藝術的摹仿遠遠多過藝術對生活的摹仿。”)[4]其含義是,
我們描寫的現實是通過我們心理結構所知覺的現實,而心理結構
不是自然源而是文化源。
理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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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0 世紀,藝術為摹仿的觀點不僅受到現代主義的挑戰、
否定,而且幾乎被它所摧毀。現代主義文學,因為受到現代哲學、
心理學、語言學的影響,徹底地反對“摹仿說”,用藝術是種自治活
動(autonomous activity)的觀點來取代它。現代主義小說追求日常
生活的經驗感覺、個人意識、潛意識、集體意識,拋棄傳統的敘述結
構和因果邏輯關系,拋棄那井然有序的與現實相對應的形式。它
的一個最大特點,是避免將描寫指向客觀世界(如普遍忽略情景描
寫),而對“自我”卻濃彩重墨。筆者以為這是“現實”含義的第二次
內傾。
第二次內傾與第一次內傾有所不同。浪漫主義作家推崇的是
想象,而現代主義作家偏重的是幻想。想象是種有意識的思維,以
理性為其指導。但幻想不同,幻想是種無意識思維,受本能的驅
使。浪漫主義認為世界是我思想的世界,是由我自己的意志和思
想創造的。浪漫主義感到自我受到壓迫,所以要尋求自由,而現代
主義(尤其是存在主義)文學感到自我被異化,所以要尋求“原本
性”(authenticity)和“同一性”(identity)。浪漫主義企圖用情感、意
志和“果斷行為”(decisive act)等手段來確立自我,但在這種自我確
立的背後,卻只是一個理性的虛構,一個夢。雪萊和拜倫通過浪漫
主義的理性主義給自我一個確定的身份(identity),而伯格森卻“不
想將自我強加給客觀世界”,他“修補”他們的理想主義,“堅持認為
理智通過把經驗降為實則抽象概念的思想,使我們上當受騙。既
然自我是感性的無窮變化,真實的個性(selfhood)只能被生活,而
不能被思考;我們的真實存在須在我們最為瞬間的意識的不斷變
換的陣陣浪潮中尋求。”[5]
到20 世紀60 年代,文學進入後現代主義,“現實”的含義已徹
底發生了變化。在後現代主義小說中,“現實”純粹成了“虛構物”
(fiction)。現代主義對現實只是抱著懷疑的態度,對失去的過去和
傳統抱著“懷舊”的心態,幻想個人因素和歷史因素的融合。但後
現代主義連這點懷疑和幻想也沒有。韓國的金聖坤曾撰文論及現
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數種區別,其中提到,“現代主義與後現代
主義的本質差別在於前者到頭來還是相信恢覆總體性———把秩序
與和諧賦予片斷性———和頓悟的一瞬”,而“後現代派在小說中,以
對矛盾、不連貫、無所作為和偶然性的欣賞來代替對總體的追求;
以讚美過去的滑稽模仿來代替對過去的‘懷舊’”。他認為後現代
主義作家“感到歷史和現實都不過是虛構的,與此相比,文學作品
亦作為試圖再現虛構的現實的另一種虛構。這樣,固定的意義或
絕對的價值體系從此消失了,小說逐漸開始在一切都是不確定性
中帶有荒誕的、幻想的、鬧劇的、滑稽模仿的形態。”[6]
不僅後現代主義文學認為現實為一虛構物,而且“在許多學科
內,從多種政治和哲學立場出發,在理論上建立了現實為一虛構物
的概念。”如在社會學方面,伯傑(Peter L. Berger)和勒克曼(Thomas
Luckmann)1971 年合著發表的《現實的社會構造》(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一書,企圖說明的便是“‘現實’不是現成賜予物,
而是被制造出來的,是被世界中明顯的諸種客觀事實(objective
facticities)的相互關系,用社會習俗和個人的或人與人之間的幻想
(vision)生產出來的。這些社會形式在特定的歷史權力結構和知
識框架內運轉。知識和權力結構中的不斷變換,便生產現實模式
的不斷再合成。尤其是當代現實,是在不斷地被重新評價和再合
成。它不再被經驗為一種有序而固定的等級制度,而是一種相互
連接的多種現實的網狀物。”[7]
二
我們看到了現實含義的內傾化:它由對等於客觀世界(或歷
史)向對等於主觀世界演變,到被視作虛構物。為什麽會出現這種
內傾?原因有種種,有自然科學的(如相對論、量子理論),也有社
理
論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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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的。20 世紀的哲學、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等等,都涉及
這內傾的發生。這裏,我們僅從語言學的角度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如何理解現實,歸根到底涉及如何理解語言。這恐怕是
當今西方人的普遍認識。西方人開始以為,太初有道,這道便是上
帝,後又認為這道便是人,現在則認為這道便是詞語。且不管這種
認識是進步還是倒退,有一點是明顯的,即語言在人的意識中的確
起了很大的作用。沒有水和空氣便沒有生命,然而沒有語言,還會
有人類麽?人無論從事何種活動,都離不開語言,講話、寫作、思維
等等,都以語言為媒介。
先前,人們認為語言可以表達思想,可以描繪客觀世界,後來
索緒爾說不見得,而後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則斷然說不能。索緒
爾不認為詞語是標記(symbol),對等於物;他認為詞語是種符號,
猶如一枚銅幣之兩面,一面為音的意象,一面為概念,前者為能指,
後者為所指。所以索氏的模式是:
符號=
能指
所指
。能指與所指之間不是一對一的必然關系,而是
隨意關系。
索緒爾雖然分辨出能指與所指是兩個獨立的體系,但他未看
清這兩個體系走到一起時,意義的單位是如何不穩定。發現含義
基本不穩定的本質的,是後結構主義。在我們查閱詞典,尋找一個
字(能指)的含義(所指)時,詞典實際只肯定“意義的一步步遲延”,
就每個能指我們不僅找到幾種所指,而且每種所指又變成另一能
指,而這另一能指又可以在詞典中追蹤出它的一系列所指。這種
過程持續不已,結果“在每種新的語境中改變了原本色彩。”[8]所以
語言在後結構主義那裏,像是一張漫無頭緒的蜘蛛網,各種因素編
織在一起,不斷地相互作用、變化,任何因素都不是一清二楚的。
不僅當代的語言學家懷疑語言意義的穩定性,而且當代的哲
學家也一樣,如維特根斯坦即是一例。他在他的後期思想中,提出
“語言遊戲”這一概念,批判他“前期認為語言只有描寫事實的單一
功能”,以“強調語言的多重功能”。[9]
既然詞語的能指與所指之間沒有一對一的必然關系,既然語
言的意義本質上基本不確定,那麽語言的功能———能用來再現現
實,語言與世界之間的邏輯關系,就值得懷疑了。索緒爾率先從語
言學角度,懷疑“心靈與心靈企圖理解的‘現實’脫了節。”他認為
“我們對世界的知,無法擺脫旨在表現世界的語言的塑造和限約”,
意義是在關系與差異的體系中出現的,但這種體系卻“有力地決定
了我們思想和感覺的習慣”。“語言遠不能提供窺見現實的窗口,
也不是一面忠實的鏡子,它帶來的,只是一個完整的、已確立的錯
綜覆雜的網絡。”[10]
傳統語言學認為存在決定語言,而語言又表現(或反映)存在。
但現代語言學卻懷疑甚至否定這種觀點。除索緒爾的語言理論
外,“沃爾夫-薩丕爾假設”也推翻了這種看法,認為語言產生於存
在之前,並決定了存在。其次,現代哲學,尤其是語言哲學的思潮,
也推翻了存在決定語言的傳統看法。現代語言哲學家發現,“原來
一切知識的實質問題,歸根到底是語言問題。”“在一定的意義上,
可以說語言哲學的基本問題是語言與實在的關系問題。”[11](關於
語言與後現代主義小說的關系,我們將在下一章作詳細討論。)
三
後現代主義小說家受當代語言學與當代語言哲學的影響,懷
疑甚至否定語言能反映真實世界即現實的功能,認為小說是個虛
構物、人工品,小說所反映的不是客觀世界,甚至連客觀世界的一
個角落都不是,而是非現實(unreality)。在創造這個非現實時,後
現代主義小說在技法上無疑達到了“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地步。
帕特裏夏·沃在《元小說》一書中指出了後現代主義小說的一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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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點:天馬行空、公然捏造的敘述者;賣弄式的版面試驗;讀者
的直率戲劇化;中國盒式結構;咒語式的荒誕羅列;過於系統化或
公然武斷安排的結構技巧;完全打破敘述的時空結構;無限的回
溯;人物的異化;滑稽模仿重疊(parodic doubles);濫用專有名字;自
我反照意象;在故事內評論故事;不斷破壞特定的小說傳統;運用
通俗小說形式;明顯滑稽模仿以往文學的或非文學的文本。[12]其
他西方批評家也對後現代主義文學的特點進行了評述和歸納,但
依據布賴恩·麥克黑爾的看法,他們對後現代主義特點的分類,“典
型的”做法是“與現代主義詩學的特點相對立”。他舉例說戴維·洛
奇列出了5 種策略(矛盾、中斷、隨意、過分、短路)[13];伊哈布·哈
桑給我們提供了7 種現代主義的習俗(城市主義、技術主義、非人
化、原始社會崇拜主義、色情主義、廢除道德律論、實驗主義),說明
後現代主義詩學是如何修改或超越每種習俗;彼得·沃倫(Peter
Wollen)也提出6 種對立(敘述轉移性對立敘述非轉移性,等同對
立前置,簡單講述(diegesis)對立多重講述,密封對立空隙,愉悅對
立不悅,虛構對立現實);杜維·福克馬(Douwe Fokkema)亦畫出了
種種後現代主義時代特征碼的作文與語義規約(諸如包含性,蓄意
紊亂,無篩選或偽無篩選,邏輯無可能性),將它們普遍對照於現代
主義時代特征碼的規約。麥克黑爾指出,這些對立有“零零碎碎,
未作總體歸納之傾向”,我們從中只看到“後現代主義的特定特點
如何地與現代主義的特定特點的互為對立,而不見後現代主義詩
學作為整體如何與現代主義詩學對立,”因此,“這些對立是靜態
的,就歷史的動力,告之我們甚少,或根本沒有。”[14]
那麽,兩者的整體對立何在呢?麥氏借用雅哥布森(Roman
Jakobson)的“主因”(dominant)這一概念,並以福克納的《押沙龍,押
沙龍!》為佐證,論證現代主義小說的主因是“認識論的”,而後現代
主義小說的主因是“本體論的”。他認為前面所述各特點(洛奇等
人的),都可“視作前置本體論問題的策略”,“難以駕禦的認識論的
不確定性在某個點上成了本體論的多重性(plurality)或不穩定性
(instability):將認識論問題推遠的話,它們便‘倒翻’成本體論問
題。同樣,將本體論問題推遠的話,它們便‘倒翻’成認識論問題
———共序列不是直線的、單向的,而是雙向的、逆反式的。”“在後現
代主義文本裏,認識論是後置的,為前置本體論的代價。”[15]
迪克·希金斯(Dick Higgins)認為1958 年以前多數20 世紀藝
術家提出的是認知性(Cognitive)問題:“我能如何解釋我為其中一
部分的世界呢?我在它裏面又是什麽呢?”而1958 年以後(即後現
代主義)多數藝術家提出的是後認知性(Postcognitive)問題:“這是
個什麽世界?在這世界裏該做些什麽?我的哪一個自我來做
它?”[16]這兩類問題,前者屬於認識論上的問題,後者屬於本體論
上的問題。麥克黑爾將此兩類問題作了延伸,為便於對照,我們不
妨將它們並列如下:[17]
(圖 49頁)
從這種對照中,我們至少可以發現這麽幾點:
1. 現代主義探討的在於認識客觀世界,其核心在於“知”,頂
多只懷疑“知”有無把握,是否可靠,有何限度。它們一面拼命在認
識世界,一面又感到認知的困難,懷疑認知之可能,但絕未泯滅
理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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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欲望,即使走入死胡同,也要奮力一搏,作困獸鬥,而其搏的
看家本領,便是頓悟。所以菲利普·斯蒂威克說:“頓悟是現代派
小說揭示意識的最根本的傳統,在頓悟閃光的一刻,意義,特別是
自我意識被捕捉住了。而後現代主義小說卻隱含著這樣的認識:
頓悟的傳統不過是一種傳統,僅此而已,它在自己的時間範圍發揮
過作用,不管它對小說的構成多麽有用,卻揭示不了意識的本
質。”[18]
2. 後現代主義作品在這裏超越了現代主義作品,它們斷然否
定“知”之可能,所以根本不談“知”,只追求探討多種世界:主觀
的、客觀的;真實的、虛構的;作者的、人物的;“乳色”世界(Roman
Ingarden 語)、亞世界(Umberto Eco 語)、可能世界(麥克黑爾語)。
在後現代主義作家看來,現實不是單數,世界也不是單數。所以在
他們的作品裏,我們時常看到種種世界的沖突、交疊(界線消失,空
間消失,如庫弗的《保姆》,至少依稀可辨出4 個世界並立:保姆與
孩子的世界,丈夫與友人聚宴的世界,丈夫的幻想世界,電視機裏
的世界);作者遊移於其所在的現實世界、人物世界及小說世界之
間;人物既死了又沒死;中國盒式結構(即一個故事套一個故事);
叉式結構,多重開場與收場(如奧布賴恩的《雙鳥嬉水》(At Swim—
Two-Birds)有4 種結尾,福爾斯的《法國中尉的女人》有3 種結尾,
布勞蒂剛(Richard Brautigan)的《來自大蘇爾的聯邦將軍》(The Confederate
Genereal From Big Sur)有186 000 個結尾,而巴塞爾姆的短篇
小說《看見父親在哭泣》( Views of My Father Weeping)和馮內古特
(Kurt Vonnegut)的長篇《冠軍的早餐》(Breakfast of Champions)則幹
脆用“等等”來結尾)。
3. 後現代主義作品不僅否認認知現實世界之可能,而且懷疑
這認知的工具(或稱媒介)———語言。文學走到現代主義便呈現
“枯竭”之勢,到了19 世紀80 年代,人們認識到“開始枯竭的不是
文學(即小說),而是語言。”[19]19 世紀70 年代末19 世紀80 年代
初,後結構主義與解結構主義根本懷疑甚至否認語言的一對一的
代指功能,也許正是在這點上,後現代主義作家與後結構主義和解
構主義者有千絲萬縷的關系。現實賴以用語言來描述,來反映,來
再現,來認知。可語言卻是個不可靠的東西,如此誰能說小說———
語言的堆砌———能描述、反映、再現、認知現實?一切小說都是人
工物,現實乃是虛構物———後現代主義作家如是說。因此,他們就
在作品中做文字遊戲,翻文本的花樣,從音到字、句、段、章、篇、體,
一個換一個,你要作歸納,恐怕只好借助電腦了。
四
如果說一切小說都想反映點什麽,或表現點什麽,或揭示點什
麽(究竟是否達到了其目的,則是另一回事),那麽,後現代主義小
說反映、表現或揭示點什麽呢?非現實。在後現代主義作家看來,
井然有序的世界已不覆存在,人處在一個不可理解的瘋狂世界裏,
生活在夢魘中。他們的作品否認現實,推崇非現實。從這種意義
上說,這也是種“摹仿”,只是“很不幸,其選擇摹仿的是錯誤的東
西,而且是積極卻毫無批判地摹仿這錯誤的東西。”[20]依據“常識”
而言,“真實的”世界是我親眼看見的世界(“眼見為實”),能摸得著
的世界,是日常生活世界。後現代主義小說卻否定這種“常識”,認
為現實是由語言構造的虛構物。所以在後現代主義作品裏,尤其
是在元小說中,我們往往見到作家擅自闖入小說世界,大談小說或
藝術的創作,大聲向讀者疾呼“我所創造的是虛構的”,而小說人物
有時亦進入作家的“真實”世界。於是小說中便出現了幾個世界。
這便是麥克黑爾說的“可能世界”(possile worlds),沃(Waugh)說的
“更替世界”(alternative worlds)。然而,無論是“可能世界”也罷,
“更替世界”也罷,均是作者的一種主觀世界,因為這世界是他創作
的,無論是受驅於有意識創作,還是受驅於潛意識的創作,總歸是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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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自我表現。由此推而論之,若說後現代主義作品表現的是瘋
狂,不如說是自我的瘋狂表現。當然,毋庸置疑,現代主義作品也
表現自我,也有它瘋狂的時候,但它最終有“頓悟”,而在“頓悟”中,
失落的自我得以尋回,得以確立。但是後現代主義沒有“頓悟”,所
以自我在這裏不僅僅是“分裂”(divided),而且被“解構”(deconstructed),
個人的本體(identity)被“分解”(diffracted),成了“變幻無
常的人”(protean man),有如福爾斯的既是貞女又是蕩婦的莎娜,
貝克特的“無名氏”(The Unnamable)和平欽的“V”。[21]
後現代主義小說玩弄語言遊戲的目的何在?有人指出:“正
如德裏達所認為的那樣,後結構主義既然不能顛倒現存的社會意
識形態和社會制度,那就首先從語言的層面入手來顛覆文本內部
的秩序,通過對文本的顛覆活動,以及文本自身的互相顛覆來達到
消除假想的中心之目的。正是在這點上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
達到了某種契合。”[22]我揣摩後現代主義小說想消解的“假想中
心”,乃是那個大寫的“現實”,而目的則是想營造出一種與“現實”
對立的“非現實”,用“非現實”來代替“現實”。這雖有點癡人做夢,
卻包含著批評的因子。我們是否可因此而認為後現代主義作品有
些進步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時代發生了變化,對“現實”的理解也就發生了變化。在後現
代主義時代,“現實”在小說裏並非意味著客觀世界,也非意味諸如
雪萊、拜倫這樣的浪漫主義作家所界定的主觀世界。現實的含義
已逐漸並越來越“內傾化”。在後現代主義作家眼裏和筆下,現實
是個虛構物,純然為小說家所創造;小說家力圖用非傳統或遊戲語
言,創造種種可能世界,即活蹦著作家狂亂自我的世界,以此來解
構其所生存的世界。這是對現存世界的一種挑戰?還是企圖顛覆
它?或許兩者都是。
後現代主義小說雖走了20、30 年的路程,人們雖也註意到它
出現“回歸”的苗頭,但是,現在對它作肯定或否定裁定尚為時過
早。它既“未死”,何以能“蓋棺論定”?現在恐怕還沒有出現成熟
的“審父意識”,也就是說還未見到現代主義對現實主義、後現代主
義對現代主義那種疑義上的批判(或說超越)意識,也許還須再過
20、30 年,誕生了後現代主義的“不孝子”,有了超越後現代主義的
什麽主義,我們才能看清後現代主義的面目,洞察其本質,分出其
精華和糟粕。
然而,有一句話我們現在可以說,即後現代主義小說既然走了
幾十年的路,其腳印是不會消失的,其影響也必然長存,正如現實
主義和現代主義。
註釋
[ 1 ]Zulfikar Ghose:The Fiction of Reality .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3. p. 15.
[ 2 ]Gilbert Phelps:From Myth to Modernism—A Short History to the
World Novel .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88. p. 3.
[ 3 ]David Lodge:Working with Structur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1. p. 5.
[ 4 ]王爾德:《謊言的衰朽》,載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下),上
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1988,第97 頁。
[ 5 ]Wylie Sypher:Loss of the Self in Modern Literature and Art . Westport,
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 . Reprinted, 1979. p. 59.
[ 6 ]金聖坤:《關於後現代主義幾個問題的思考》,沈默譯,載《國
外社會科學》, 1988 年,第2 期。
[ 7 ]Patricia Waugh:Metafiction . 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
1984. p. 51.
[ 8 ]Roman Selden: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5. p. 73.
理
論
篇
%#
[ 9 ]陳榮波:《哲學分析的天才維根斯坦》,台北:允晨文化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1982,第183 頁。
[10]Christopher Norris: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Practice . 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 1982. pp. 4—5.
[11]車銘州:《西方現代語言哲學》編者前言,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9 年。
[12]Patricia Waugh:Metafiction . pp. 21—22.
[13]實際上洛奇先後在《現代寫作模式》和《運用結構主義》兩書
中所列均為6 種,另一種為“排列”(permutation),列在“矛盾”
之後。請分別參見上述兩書之第230—231 頁和第13—16
頁。
[14]Brian McHale:Postmodernist Fiction . Methuen. 1987. p. 7.
[15]同上,pp. 9—11.
[16]同上,p. 1.
[17]同上,pp. 9—11.
[18]菲利普·斯蒂威克:《論後現代主義文學》,史國強譯,載《藝術
廣角》, 1989 年,第6 期,第78 頁。
[19](日本)千石英世:《美國後現代主義》,載《外國文學研究》(人
大覆印資料), 1990 年,第1 期。
[20]Brian McHale:Postmodernist Fiction . p. 219.
[21]Ihab Hassan:The Postmodern Turn .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87. p. 66.
[22]王寧等:《後現代主義與中國當代先鋒文學》,載《人民文學》,
1989 年,第6 期,第1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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