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啟能（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內容提要】對後現代主義的看法，一般可分為兩種，即階段說和反省說。兩者不能截然分開。階 段說強調：“後現代”是“現代”之後的一個新時代(後工業時代、信息社會等等)，後 現代主義是適應新時代的新變化而應運而生的理論。反省說強調：後現代主義根本是為了批判當代西方的發達社會，特別是它的文化狀態，以及對自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西方的認知範式和理論概念的反省和批判。在眾多後現代主義學者中，法國學者利奧塔的“ 後現代狀態”論對歷史學的挑戰最為明顯，因為他認為自啟蒙運動以來的“宏大敘述” 已失去可信性，出現了“後現代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歷史學的“元敘述”發生了危機，亦即有關完整的歷史概念的說明、完整的歷史知識都發生了危機。歷史研究出現了 “原子化”、“微觀化”等變化。“後現代狀態”論以及一般後現代主義的啟示之一是 ，西方長期形成的歷史一線進步的普遍觀念和西方中心論遭到了極大沖擊。西方學界的風向有了變化。

一、後現代主義：階段說和反省說

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先是在西方，逐漸地也到了東方和中國，“後現代主義” 成了一個時髦的詞。它被用來說明當代許多事物的最新發展，從具體的建築、電影、美 術等到抽象的哲學、學術思想、理論等。歷史學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它強烈的沖擊，關 於後現代主義，目前國內的中文著作和譯作已經很多，對它的解釋和說明也五花八門，各種各樣。這本不奇怪，因為後現代主義強調的就是多樣性、不確定性。我們在這裏主 要就後現代主義大師之一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觀點作些分 析，或許它可以從某個角度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挑戰。

一般來說，可以根據諸多後現代主義學者的觀點和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評論，把有關它 的看法分為兩種：階段說和反思說。當然兩者是不能截然分開的。

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是把“後現代”看成是一個“現代”之後的新的時代，即階段說 。具體分期大體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這種說法有其一定的道理。20世紀六、七十年代 之後，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世界的面貌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說是後工業時代的 ，有說是從現代向後現代過渡的，有說是信息社會的、知識社會的，等等。雖眾說不一，但都說明社會確實變了，時代確實發展了。而且可以預料，這種變化是全方位的、全 面的，不只局限於經濟、政治，或文化、意識形態某一個或某幾個領域。再有，這個新 變化還只是開始。新的社會，不論如何命名，都還在發展中，還會延續很長時間，就像歷史上的工業社會和前工業社會那樣漫長。今天，雖然我們還不能對它的全貌作出描述 和判斷，但這個新的復雜的世界必然會要求產生新的理論、新的方法和新的價值觀，以 適應種種新的變化。傳統的、老一套的認識模式、理論、範疇和方法顯然已經不夠了。因此，把後現代主義看作是應運而生的理論也未始不可。

新的時代的出現，除了科技、經濟等突飛猛進的原因外，還與對現代社會的不滿、反 抗和批判有關。對自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現代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全面的反省和 批判正是後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事實上，這種反思和批判並不是從“後現代主義 ”才開始的。遠的不說，在20世紀60年代，這種批判不論從思想上，還是行動上都出現了一個高潮。從思想上說，在60年代，福柯(Michel Foucault)等批判家已嶄露頭角；從行動上說，60年代的政治激進運動和其他方面的運動層出不窮。這兩者相互影響，相 互促進，對時代的發展留下極深的印痕。在政治激進運動中，法國巴黎的學生運動，或稱五月風暴，特別引人註目。這次風暴並不是一場傳統意義上的革命。參加風暴的學生 和工人都沒有推翻和奪取政權的綱領，但它對法國和西方社會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學生 們強烈反對傳統價值，摒棄教授及前賢們的經驗，盡管從表層上看顯得有些粗糙、絕對，但從深層上卻極大地促使社會生活的改變，尤其是思想的解放。五月風暴以後後現代 主義思潮在法國形成高潮並不是偶然的。福柯、德裏達(Jacques Derrida)、利奧塔、 鮑德裏亞(Jean Baudrillard，又譯布希亞)等後現代主義大師可謂如魚得水，大顯身手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發生五月風暴的1968年，在《Manteia》雜誌第5期上，羅蘭·巴 爾特(Roland Barthes)發表了名為《作者之死》的文章，聲稱“作者”是屬於現代的； 隨著現代的結束，“作者”就死了。未來的文字的全部多樣性集中在一個固定點上：這已不是至今一直認定的“作者”，而是“讀者”。

除了法國的學生激進運動外，美國的反戰運動也是風起雲湧。特別值得註意的是20世 紀60年代末美國興起的嬉皮士運動。它是對歷史形成的社會準則的否定。這時出現的“ 性解放”和“性時尚”也在社會性別問題上掀起風波。

1968年蘇聯入侵布拉格則預示著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模式已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

所有這些變化，雖然從表面上和性質上看，都有許多不同，但它們都反映出一個重要 的事實：即一種時代性的變化已經出現，一個新的時代——文明過渡的時代已經開始。這個文明過渡是從工業文明向後工業文明的過渡，從現代向後現代的過渡。

這種深刻的變化自然會引起社會人文科學家的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說，後現代主義是 對上述種種社會變化和政治激進運動等運動作出的反應是有道理的。正因為如此，一些後現代主義學者就主張這種“後現代”階段說，如美國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美國的伊哈蔔·哈桑(Ihab Hassan)、法國的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coisLyotard)等，盡管各人涉及的領域和各人的理解並不相同。

然而，不同意這種“階段說”，或者認為，主要不應強調“階段說”的也大有人在。 如有的學者指出，把“現代”和“後現代”視為前後相續的兩個歷史發展階段“這種觀念本身就受到現代西方歷史哲學的重要影響，即把歷史的演化視為一種一線發展、不斷 走向進步的過程，而後現代主義批評的一個重點，就是要摒棄這種歷史觀念，將歷史的 發展視為一種多元的、開放的過程。”因此，“不應該把‘現代’與‘後現代’視為是一種歷史時間上的先後關系，而應該把後現代主義的產生，視為是一種對現代社會的反 省”[1]。也有學者認為，不宜把“現代”、“後現代”僅僅理解為先後出現的歷史分期，而只需看到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銜接關系，即“後現代”這個概念的提出是在“現代 ”概念之後，是建立在“現代”概念的基礎之上[2]。

的確，僅僅把“現代”與“後現代”看作是時間上連續的兩個歷史階段是不夠的。應 該看到，“後現代”和“後現代主義”的提出，從根本上說，是為了更好地認識和批判當代西方的發達社會，特別是它的文化狀態；以及對自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根深蒂固的 西方的認知範式和理論概念進行反省和批判。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自啟蒙運動以來西 方傳統的認知範式，實際上也就是西方的“現代”概念的基本內容，如普遍理性、科學主義、進步觀念、自由理想、實用主義等等。對這些概念的懷疑和質難並不都由後現代 主義者發起，如在20世紀60年代時就有不少西方的思想家對“普遍理性”表示懷疑。精 神分析學和後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發展加深了這種懷疑。後現代主義可以說是這種種懷疑的集大成者。它的懷疑是全面的，也可以說，後現代主義要對西方“現代”的人文傳統 進行一次全面的審視和改寫。在後現代主義者看來，“現代”的那些傳統概念已經不能 認識、解讀當今的世界。對過去的認知範式、已有的文本和話語、原有的知識體系都要進行一次徹底的清理，重新的審視。這就是後現代主義要做的工作。

由此可見，後現代主義主要意味著一種認知範式上的、文化和意識上的轉變。這種轉變的一個明顯的特點是，過去習慣的那種靜止的、結構式的、有規律的、線性的、有序的、進步的觀念越來越受到質疑，而特別強調的是多樣的、隨機的、獨特的、另類的、相對的、個人的、能動的觀念。雖然具體到人文科學各個學科，在這些觀念的變化上還有不少爭論和程度的不同，但總的趨勢應該是清楚的。從總體上說，這種趨勢反映出當代的學術思想對傳統的實證主義思想的進一步的批判和揚棄。我們可以把這看作是當代在認知範式和文化意識上發生的一種普遍過程。這是舊的文化範式的被打破，並由此引起的人文知識認知論基礎的更新。這樣來看待後現代主義及其帶來的變化或許可以看得更深入些。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待後現代主義，那麽從眾多的對它的概念的解釋和定義中，至少可以認定它是一種思潮，一種學術思潮、文化思潮，或者文化運動。俄國學者尤裏·別斯梅爾特內寫道：“後現代主義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在文學批評、藝術和哲學中形成的一種思潮。它的形成與一系列法國的和美國的作家和學者(雅克·德裏達、米歇爾 ·福柯、羅蘭·巴爾特、保羅·德·曼、海登·懷特、西利斯·米勒爾)的活動有關。 從70年代末起，後現代主義的影響開始在民族學、史學理論中顯現出來，後來也在歷史學中顯現出來。”[3]這位學者的概括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比較清晰的大致的輪廓，當然，實際情況比這要復雜得多。

以上我們對如何理解後現代和後現代主義作了一些解釋。下面，我們想選擇一位有影 響的後現代主義學者，具體分析一下他的觀點，作為個案，可以有助於我們獲得對後現代主義者的論述的實際感受，看看他們是如何展開闡述的。我們選擇的這位學者是法國 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需要首先說明的是，有影響的後現代主義學者並不少，他們的觀念又各不相同，因此，選擇利奧塔並不是因為只有他才具有代表性，而是因為 他的觀點不僅很有影響，要探討後現代主義問題是無法繞開他的；並且，他的觀點也便 於我們說明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挑戰和沖擊這個我們關註的題目。

二、利奧塔的“後現代狀態”概念

“後現代性”一詞並不是利奧塔首先提出的，但他賦予了這個詞以獨特的含義。在他著名的論文《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中[4]，利奧塔對此作了系統的闡釋。這篇論文是利奧塔在1976年應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召開的一次有關後現代的學術研討會上作的報告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

前面已經說過，後現代主義的主要含義是指對現代以來西方社會的認知範式的反省和批判。那麽，人類的認識活動是如何體現的呢?認知範式和基本概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可以說，人類的認識世界的活動的最基本的體現，認知範式和基本概念的形成途徑，都離不開“知識”(knowledge)，即人類在每個時期所掌握的全部知識。可見，要分析人類的認識活動和認知範式，都離不開對“知識”的剖析。因此，一些後現代主義學者從“知識”切入對西方社會和西方文明進行解剖就不是偶然的了。例如福柯就是這樣做的。他對“知識”解剖的結果是，揭示了在“知識”背後存在的“權力”活動的秘密。利奧塔的上述論文也是“關於知識的報告”。他同樣從“知識”切入進行分析。《後現代狀態》一書開宗明義便說：“此書的研究對象是最發達社會中的知識狀態。我們決定用 ‘後現代’命名這種狀態。”[5]

利奧塔對“知識”的理解很寬泛。他指出：“一般地說，知識並不限於科學，甚至不限於認識。”[5]它還包括“能力”、“訣竅”這些方面。我們沒有必要去詳細介紹利奧塔對“知識”的界定，但有必要簡略地說明他所用的幾個概念以及他的有關觀點，否則就無法了解他的思想了。

第一個是知識的“合理性”(legitimacy)問題。所謂“知識的合理性”是指知識是否被認可為是“知識”，如果它被認可是“知識”，那它就有了“合理性”，它的存在的理由就得到了確認。而這個知識獲得“合理性”的過程就被稱為“合理化”(legitimation)。這個“合理化”過程是長期的、不易發現的。長期以來，知識的“合理性”問題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知識”就是“知識”，似乎自然就是如此，不成問題。利奧塔卻大不以為然。他認為，知識的“合理性”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只有了解 “知識”“合理化”的過程，了解知識之所以成為知識的程序，才能知道這種“知識” 獲得“合理性”的原因、它目前的狀態和今後可能發生的變化。

第二個是“知識”與“敘述”(narrative)的關系問題。利奧塔認為，知識的“合理性”問題還需要從知識內部來進行考察。這就牽涉到“敘述”問題。因為，“敘述”是“ 知識”使別人和自己認識到它確是“知識”的必要手段，而且，“知識”在“合理化” 過程中對“敘述”的依賴越來越明顯。現在的問題是，“知識”需要依賴“敘述”來表明自己是一回事，“敘述”能不能使“知識”“合理化”是另一回事；或者說，“敘述 ”本身有沒有“合理性”以致可以成為“知識”“合理化”的根據。利奧塔認為，這正 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區別所在。

在利奧塔看來，各類“知識”都是遵循一定“遊戲規則”的話語(discourse)活動。在 20世紀以前，這些話語活動都是依仗某些“宏大敘述”(grand narrative)而進行的，並構建起一套“元話語”(meta-narrative)。這時，“知識”是憑借某種“宏大敘述” 使自己獲得“合理性”的。“宏大敘述”是“知識”“合理性”的標準。利奧塔把這一時代稱之為“現代”、“現代性”或“現代狀態”。他寫道：“當這種元話語明確地求 助於諸如精神辯證法、意義闡釋學、理性主體或勞動主體的解放、財富的增長等某個宏 大敘述時，我們便用‘現代’一詞指稱這種依靠元話語使自身合理化的科學”[5]。也 就是說，“現代”就是指這個時代的“知識”可以從它所屬體系或所依賴的體系本身獲 得“合理化”的根據。

與此相反，當20世紀發生利奧塔所謂的“敘述危機”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後現代”就是對這種新狀態的表征。因此，“後現代狀態”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對“元敘述 ”(meta-narrative)或“宏大敘述”的懷疑。利奧塔寫道：“簡化到極點，我們可以把對元敘述的懷疑看作是‘後現代’”[5]。所謂“元敘述”可以理解為形而上學本體論 性質的敘述。從西方哲學史上可以看出，“元”也就是“形而上”的意思，也就是建立在惟一的起源、基礎和出發點之上的敘述。“元話語”也是這個意思。“元敘述”發生 了危機，這就是利奧塔所謂的“後現代狀態”。而對“元敘述”、“元話語”的懷疑便 導致建立在“元敘述”、“元話語”基礎上的整個知識大廈發生了時代性的危機。

利奧塔強調，所有啟蒙運動以來的“宏大敘述”已統統失去了原有的可信性(credibility)。利奧塔把這種敘述的衰敗稱之為“合理性的解體”(delegitimation)。

在西方歷史上，最有影響的“宏大敘述”，可以啟蒙運動的“宏大敘述”(或“元敘述 ”)以及黑格爾的“宏大敘述”(“元敘述”)為例。黑格爾的“宏大敘述”主要以觀念 系統的形式表現出來。這體現在他的《哲學全書》中。至於啟蒙運動的“元敘述”主要 是啟蒙理性。它朝向一個美好的空想世界。啟蒙運動以來的哲學就是以這種理性的“元話語”來作為衡量“合理性”的標準的。

至於在“宏大敘述”衰敗的“後現代狀態”下“知識”的特點，以及利奧塔與其他學 者的爭辯等等問題，這裏就不多說了。

三、“後現代狀態”與歷史學

既然“後現代狀態”的特征是所有“元敘述”的危機，那麽聯系到歷史學又有哪些影 響呢?具體到歷史學，除了有啟蒙理性或黑格爾的“宏大敘述”的影響外，歷史學中的 “元敘述”還指對完整的歷史概念的說明，這套說明可以是科學的，也可以是不科學的。也就是說，“元敘述”實際是指歷史學家提出的那套完整的歷史知識。要說明的是， “元敘述”比起歷史理論來要更為廣泛。歷史理論是指對歷史過程的反省。這種反省是 完整的，經過思索的，是以科學原則為基礎的。“元敘述”概念比歷史過程理論要廣泛。也就是說，任何歷史理論都是“元敘述”，但不是任何“元敘述”都有理論的特性。 總起來說，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元敘述”是對歷史(主要是歷史過程)的一套完整的說 明，它常常帶有理論性。

那麽，在“後現代狀態”下，歷史學的“元敘述”發生危機意味著什麽呢?這種危機的表現何在?所謂“元敘述”危機的表現，一是在“後現代狀態”下，歷史學失去了“元 敘述”的功能。在這點上，在學者們中間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這種功能是完全失去了，或基本失去了。有的則認為，只是部分地失去了。但總的說來，強調“元敘述 ”功能的喪失或削弱，都是指那種構建完整的或宏大的歷史過程解釋的努力已經不時興 了。這就涉及“元敘述”危機的另一表現，即歷史知識的個別化，歷史知識的個人的- 心理的功能和社會的-整合的(或分解的)功能的強化。順便說一句，早在19世紀末，尼 采(Friedrich Nietzsche)就預見到了這種變化。總之，“元敘述”危機導致歷史知識 的社會文化功能的變化，導致歷史學的重心從社會-政治任務向個人的-心理的任務的轉 移。這就使得社會中分解的傾向得到強化。問題是這種歷史知識的“原子化”是否意味著方法論的退化，有沒有克服危機的方法?由於“後現代狀態”下的歷史學是一個新的 問題，又由於“後現代”原本就反對絕對化、明確化，因此，在這種狀態下的歷史學究竟應該如何發展，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很難提出一個確定的答案，不過我們還是可以 討論若幹有關的問題。

我們先要看一看在近代形成的群眾性歷史意識與職業歷史學相互關系的機制此時是否 起作用?答案是：它們還在起作用。但是它們在“後現代狀態”下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 化。當然，這些變化並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有個過程的。下面簡要分析一下這些變化。

首先，歷史學提供勸諭性榜樣的功能。這是歷史學最穩定的功能。在“後現代狀態” 下，它能否還保存下來?按理說，當“元敘述”失去其可信性時，歷史學即使還保存某 些知識，也很難是科學的。自然，歷史學會作各種努力來適應新的形勢，以圖繼續發揮自己的功能。一個明顯的例證是近段時間熱門的“微觀史學”流派和“微觀史學”與“ 宏觀史學”的沖突。微觀史學家在實踐微觀史學的同時，總是強調宏大的歷史-文化語 境的必要性。本來，說明語境的技能是正常的職業歷史學家的特征之一。對嚴格意義上 的歷史學來說，它的最主要的原則雖是區分過去和現在，但同時必須構建歷史語境。這些都是正常的歷史研究的要求。至於微觀史學，當它把研究對象確定為微觀事物、“突 發事件”時，如何說明宏觀的歷史語境呢?有什麽具體可行的方法和成功的範例呢?很遺 憾，雖然“微觀史學”確實取得了不少的成功，也有許多傑出的作品，但從理論上和實 踐上都不能說已經完滿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微觀史學”是不可能的[6]。

其次，歷史學的認同功能。“歷史”的概念裏包含有一定的尋找“認同”的手段，或者說，“歷史學”負有認同的任務。這種尋找“認同”的手段是與“記憶”的一定的“ 書寫形式”的歷史類型有關。在“後現代狀態”下，這種“認同”功能有了很大的變化 。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歷史記憶已不再成為“認同”的基礎[7]。這位學者認為，在“ 後現代狀態”下，每個人是在同一的文化空間形成自己的認同的。在這個實質上是同一 的文化空間中，不僅有西方古代的聖賢，如柏拉圖、亞裏斯多德，而且同樣有東方古代的聖賢，如老子、孔子。因此，近代形成的基本上以民族-國家邊界為界的歷史記憶就不起多大的作用。總之，可以認為，在“後現代狀態”下，記憶的類型確實發生了變化 。它從原有的歷史類型向新的類型轉變。前者是為社會在歷史空間的集體認同服務的，後者則為在所有文化空間內的個人的認同服務的。總之，在科學知識“原子化”傾向發 展的情況下，不能很好地解決宏觀語境問題是值得註意的。

也有學者對利奧塔關於“元敘述”不可信的觀點提出質疑。如有學者認為，歷史學需 要某種整合材料、編織情節的敘事前提。“這就是說，雖然元敘述在本性中有可疑之處，元敘述仍是歷史編纂必不可少的認識整合力量。而且，元敘述本身也具有歷史性，新 的歷史經驗需要新的解釋根據和理由，人們可以不斷尋找更好的敘述形式。”[8]這位 學者還引用雷迪(W.Reddy)的話指出，宣布一切元敘述的徹底終結，這本身就是“一種特別霸道的歷史敘述”。結論是：後現代主義者不是不要元敘述，而是采取了虛無主義 的元敘述[8]。

關於“元敘述”的問題自然還可以討論，不過需要提醒的是，“後現代狀態”和後現代主義這類命題並不只是對一些具體問題的闡述，在這些具體問題上，即使在後現代主義學者之間也是爭議不斷的。重要的是，正如前面強調的，後現代主義是對舊的認知範 式的反省、批判和對新的人文知識認識論基礎的更新與探討。對於這種大的變化，我們 應該給予更多的關註和研究。

那麽，對利奧塔關於“後現代狀態”、“宏大敘述”的危機等論述應該如何看呢?它對 我們有什麽啟示呢?首先，應該明確，利奧塔的論述只是整個後現代主義思潮中的一部分，不能以偏賅全，但在許多重要特征和趨勢上，它又與整個後現代主義相通。其次， 不論是利奧塔，還是後現代主義說的都是西方國家的情況，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 。我們絕不能簡單地套用到我國或其他任何非西方國家。但我們又不能以為這是身外事，可以置之不理。我們所以要研究利奧塔和後現代主義，不僅是為了在全球化趨勢發展 迅速的今天，及時了解西方文化學術和社會思潮的發展變化，而且也是為了使我們自己 的文化發展可以更好地對應新的環境，開展更多的交流和對話，從而獲得更全面、更有成效的發展。

利奧塔對“宏大敘述”的懷疑有一點是很值得重視的。可以說，這點也反映了後現代主義的精神。從歷史學的角度看，西方的“宏大敘述”，從啟蒙運動的“普遍理性”到黑格爾和蘭克的“歷史主義”具有兩個主要的特征：即歷史一線進步的普遍觀念和西方中心論。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啟蒙運動以後，隨著西方國家的崛起，歷史進步的觀念 和科學理性的觀念已被視為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歷史學也被視為是“一門科學，不多也不少”[9]。自19世紀以來，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西方文明廣泛滲入非西方國家。現代主義的歷史思維與西方中心論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越來越具有全球的性質。 對西方現代主義歷史思維的質疑並不是從後現代主義開始的，但後者的沖擊具有顛覆性 質。既然現代主義歷史思維註重理性，註重西方，註重中心和精英，註重線性發展和進步，它就忽視了歷史的許多重要方面：非理性、非西方、邊緣、“它者”、“另類”、 弱勢群體、底層群眾、日常生活、微觀事物、突發事件、婦女、個人、枝節等等。而這 些也就成了後現代主義史學強調的方面。盡管現代主義的歷史思維和西方中心論在西方學術界可謂根深蒂固，即使在後現代主義的某些著作中仍可看出它們的某些影響，但後 現代主義能夠直面這些問題，尖銳地提出質難，高呼“宏大敘述”的衰敗，還是很有意 義的。這標誌著西方學術界的風向有了大的變化：以西方的“元敘述”為準，以西方為中心的時代已經遭到重大的質疑；重新認識非西方文化的價值，以平等、認真的態度進 行交流和對話，促進全球文化的豐富多彩和多樣化，這樣的方向已被提了出來，盡管距 離目標還十分遙遠。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啟示是：認識和發揚非西方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主要應該是國人的責任。我們需要了解和研究包括西方在內的一切海外文化， 借鑒所有有益的養分，但著眼點只能是繼承和發展我國的文化。

【作者簡介】陳啟能(1934- )，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參考文獻】

[1]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序[A].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 比較[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3.

[2]盛寧.人文困惑與反思——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批判[M].北京：三聯書店，1997.27 .

[3]Ю．Л．Бессмертный，“Некоторые　соображен ияоб　нзучении　феномена　власти　и　о　конц еи-циях　постм　одернизма　и　микроистории ”//Одиссей·1995，М.“Наука”，1995，стр.6.

[4]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1984.

[5]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M].車槿山譯.北京：三聯書 店，1997.1，40，1-2，2.

[6]См．Н．Е．Копосов，О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и　мнкро -истории//Казус-2.

[7]См．М．Ф．Румяндева，Теория　истории.М.，2002 ，стр.22.

[8]韓震，孟鳴歧.歷史·理解·意義——歷史詮釋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 2.115.

[9]Fritz Stern,ed.The Varieties of History.Cleveland and New York,1956.223.

【《東嶽論叢》（濟南）2004年第2期，第6～11頁】

（收藏自  2008-4-3 《新思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