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

　　近年所謂史學碎片化的感嘆，多受外國影響[1]，卻也有本土的淵源。賀昌群在1934年就感慨：清末民初《國粹學報》和《中國學報》上的文章，“大多仍能巍然保持著它的價值”，不過只是一種碎片化的價值，“在一門學問或一個問題中，只見零篇斷目，如三五小星在夜天閃爍”；表現出中國“整個學術的內容，步調太不整齊，缺少連鎖性，很難尋出一貫的文化線索來”。這些“論文中新舊方法與觀點的不同，顯出絕大的矛盾”。他承認矛盾是不可免的，卻仍想要“求得一個矛盾的統一”。[2]

　　賀先生的說法有相當的代表性。尋求一種系統而貫通的解釋，本是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很多人努力的目標，就是想要貫通那些似乎不通的內容。因為沒能做到學術步調的整齊，而反觀到滿眼零篇斷目，這並非一兩人的看法，也不是一兩天的事了。不過，我不認為現在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呈現出“碎片化”的面貌，因為並非每一史家的每一題目都必須闡發各種宏大論述；越來越多的近代史研究涉入更具體的層面，或許是一種欣欣向榮的現象。

　　我的基本看法，第一，史料本有斷裂和片段的特性，則史學即是一門以碎片為基礎的學問。第二，即使斷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體；需要探討的，毋寧是怎樣從斷裂的片段看到整體的形態和意義。這已牽涉到史學的基本面相，個人學力有限，不得不多引前賢之言，以壯聲勢。

一、言有枝葉：歷史的斷裂和片段特性

　　首先，歷史上每一人和事，都有其獨特性。蘭克曾說：“每個時代都直接與上帝相關聯。每個承，是非常強的。例如，四川至少從漢代起，其文化特色以今日所謂“文學”見長，而正統的經學則相對弱（至少對經典的理解和表述，都與中原互異）。因明末的戰亂，四川人口劇減至清初的不足10萬戶，在“湖廣填四川”後更成為一個移民為主的社會。但直到清末民初，四川仍以“文學”見長；而在經學方面，也還頗顯特異之處（後來公認的大師廖平，便曾被視為儒學異端）。[3]

　　退而言之，即使是滴水可見太陽或月映萬川那種間接的映照關系，在太陽和月亮從我們視野中的天空消失之後，映射過太陽的水滴和映照過月亮的萬川仍存留著日月的痕跡。章太炎所謂“空中鳥跡，甫見而形已逝”[4]，其實未逝，不過需要特定的觀測手段和方法才可見。今人可用高倍攝影留其痕跡，而惠施所謂“飛鳥之景，未嘗動也”（《莊子•天下》），也是一由影觀形的側面進入之法（詳另文）。

　　而且，傳統的中斷永遠不是絕對的。馬克思曾說，“陳舊的東西總是力圖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復和鞏固”。[5]蒙思明也提出，“某事件的史料消亡”，未必意味著歷史上“並無其事”，更不能以為其“對於我們當前的生活與思想就無影響”。[6]所謂傳統，或許就像孔子所說的，“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同時又“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禮記•中庸》）。古人常說：鹽化於水，鹽已無形，而仍在水中；且每一滴水中，皆有鹽在。歷史亦然。它早已進入我們的生命之中，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招之未必來，揮之難以去；就像曾化於水的鹽，不必有形，不必可見，卻始終存在，且無所不在。

　　進而言之，散碎其實有著多方面的涵義。中國固有的表述風格，提示出片段不一定就是斷裂，反可能是表述者有意為之，不過點到為止，甚至故作不言之言。中國古人著述的特點，不僅長期體現著傅斯年所謂“電報語法”的特征，語尚簡潔；而且有著一種學理的自覺，即承認言不盡意，卻又很註重言外之意，甚至追求一種馮友蘭所說的“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的表述方式。

　　馮先生註意到，“富於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覽無遺，是一切中國藝術的理想”。按道家的說法，“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內涵”。古人“慣於用名言雋語、比喻例證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思想”。而“名言雋語一定很簡短，比喻例證一定無聯系”，皆不夠明晰。然雖“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從後者得到補償”。且正因昔人的“言論、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們所暗示的幾乎是無窮的”。[7]

　　或因此表述風格的影響，或因為時代的距離，也可能就因研究者有成心在，都可能造成今昔的不理解。故熊十力提醒我們：從表面看，“古人著書，雖無體系，而其思想囊括大宇、窮深極幽，決非零碎感想”。善學者當“由其散著之文，以會其無盡之意”。[8]其實，說古人著書無體系，多少也帶有後人的“體系”觀。在朱子看來，“聖人言語，皆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齊整。今人只是心粗，不子細窮究。若子細窮究來，皆字字有著落”（《朱子語類•讀書法上》）。讀者一旦明白了字字的著落，“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的整齊排列就自然顯現。

　　後人眼中的“體系”或非昔人的追求，然第一可知其決非零碎感想，第二他們還可能是有意追求一種“枝葉”式的表述。再看《漢書-藝文誌》描述漢代經學的現象：“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

　　這不就是孟子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孟子•告子》）的典型現象嗎？若揆諸前引《禮記•表記》關於“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的說法，在一般以為經學確立也特別繁盛的時代，其說經方式卻表現出了“天下無道”的征兆，豈不可思！

　　若從“各道其道”的眼光看，“言有枝葉”本身固是一種典範衰落的現象，惟在典範既逝、“道術將為天下裂”之時，各種思想處於競爭中，“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卻也未必不是一種有意的表述方式。傳統中斷之後，“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以上皆《莊子•天下》）；且很可能如熊十力所說，“下流之水，既離其源，便自成一種流，而與源異”。[9]故因傳統中斷而散亂無序，僅是“各道其道”的一種現象；因中斷而獨立，則是“各道其道”的另一種現象。

　　就學術言，一旦下流的獨立成為一種定見，便有所謂門戶的確立，並會形成某種思維定見(即莊子所謂成心，或西人所說的mental set)，影響學人的眼光，出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效果。廖平以為，《春秋》“三傳本同，自學人不能兼通，乃閉關自固。門戶既異，矛盾肇興。”[10]按三傳之同，或更多指其根源；其具體詮釋，當然有同也有異。但不論同異，都不僅有中斷，更可能見創新。尤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莊子•天下》），“枝葉”式的表述，或許即是開啟一片“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的機緣。③

　　錢鍾書就曾註意到，往昔“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系統，經不起時間的推排消蝕，在整體上都垮塌了”。對後人而言，往往只有一些片段思想還有價值。不過他也補充說，“脫離了系統而遺留的片段思想，和萌發而未構成系統的片段思想，兩者同樣是零碎的”。這一區分至關緊要——碎片既可能是雕零的結果，也可能是創新的起點。不能因為“這些雞零狗碎的東西不成氣候”，是“孤立的、自發的偶見，夠不上系統的、自覺的理論”，就忽視它們。“正因為零星瑣屑的東西易被忽視和遺忘，就愈需要收拾和愛惜”。這些“自發的孤單見解”，可能就是“自覺的周密理論的根苗”。[11]

　　簡言之，第一，即使斷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體；第二，有些看似散碎的片斷，卻可能是有意為之，要善於從散碎的表象看到其背後隱伏的體系或關聯；第三，中斷亦如四時，“終則有始”（《易•恒•彖辭》），方死方生，它本身可能是獨立的前兆，故片斷也可能是創新的機緣，甚或本是新說的起點。

　　楊國強教授有句名言：清季士人的思緒，“化作了一地碎散的文辭，當時和後來都沒有辦法串起來”。[12]我的感覺，他就像傅斯年反對“疏通”，主要是針對別人而不是說自己。[13]如果承認史學本是一門以碎片為基礎的學問，則其基本精神，或許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更進一步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從斷裂的片段看到整體的形態和意義？或者說，我們怎樣使書寫出來的歷史並非一堆碎散的文辭，又盡可能避免讓歷史成為後人的系統性“代言”，而失卻了本來的面目？

　　文化DNA的檢測，當然沒有生物學那麽直截了當，但至少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思路。畢竟歷史文獻中任何“單詞片語”，都有“時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後”。[14]史學不能無中生有，卻可以由末見本（這是史學方法的一個要項，詳另文）。要收拾一地散碎的文辭，既非不可能，也不那麽簡單。

二、以碎立通：收拾一地散碎的文辭

　　假如那一地碎散的文辭原是一串或多串的錢，它們是可以重新串起來的，因為錢幣是按模具人工制作的，其共性遠大於其個性；但若這根本就是一地秋風掃下的落葉，離開了與樹幹相連的樹枝，甚或被吹離了原來的樹林，它們還能復原其本義麽？最理想的狀態，是我們能找到其原來的樹，通過樹枝確立落葉和樹的關聯。但更多時候，我們恐怕不得不面臨一個無法覓得其原樹的狀態，或無法重建其與原樹的關聯。

　　於是產生了問題：一方面，在失去了原有的穿錢繩索之後，以現代的繩索重新串起來的錢幣，是否還具有接近原狀的意義？或在多大程度上還能體現其原初的意義？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確立落葉與樹的關聯，即使我們搜集起一堆落葉，我們怎樣理解特定的一片樹葉或一堆樹葉？怎樣把它或它們置入我們希望再現的歷史場景之中？進而言之，即使這一地碎散的文辭原就是一些散亂而零碎的無系統見解，他們是否有某些時空的共性，經過整合可以表現出某種未必系統卻具有關聯性的意義？這樣的歷史意義究竟類似於樹葉構成的拼圖，還是新繩索串起來的舊錢幣？這些恐怕都是見仁見智、仍存爭議的問題。

　　非常可能的是，後人用樹葉構成的拼圖，更多不過反映出拼接者對樹葉的認知。即使用新線繩串起了舊錢幣，也很可能帶有新線索的時代意識、反映出串錢者的後起立意。遑論那些原本確實散碎的零星史料。但如果把歷史看作一個繼續發展的進程，後人對往昔的重構，不論是否是復原或再現，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是復原和再現，它們已然是我們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也許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然而河的下遊仍然流淌著上遊的源頭活水；且不論後之整合是復原還是再造，多少都有往昔的因子在，因而也是往昔的一種再生。

　　引申而言，上述所謂斷裂的碎片，也近於我們通常所說的細節。史貴能見其大，而不避其細。治史以具有通識為上，而任何通識，都靠細節支撐，並須以細節約束。

　　《管子》言，“茍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管子•宙合》）。故廖平以為，治學當“先急其大者，而小者自不能外。若專說細碎，必失宏綱，而小者亦不能通。”[15]另一方面，又要平等看待大與小。如張申府所說，以求真求實為目的者，“大至於僅約略可想象不可測度的全宇宙，小至於幾萬倍的顯微鏡下看清楚的微塵”，都要“一律看待”。[16]

　　一方面，大體不存（或被修改）便可能破碎。如《漢書•藝文誌》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而後世經傳乖離之後，學者“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的結果，卻是“破壞形體”。另一方面，細節去則同異失而關系斷。呂思勉指出，“史事關系之有無，實為天下之至賾”。一些看似無可隸屬的零星之事，若因修史者“見為無關系而刪之，在後人或將求之而不得”。修通史者常“除去復重，然同異即在復重之中”。[17]重復除則同異失，史料之間本可顯現的關系，也就切斷了。

　　在實際研究中，有時一個細節即可導致根本的轉變：“小事似無關系，然大事實合小事而成。一節模糊，則全體皆誤。”[18]蓋“考證上的事情，往往多一條證據，少一條證據（如發現不足信的材料，抽去一條），事相即為之大變”。[19]故“考據之家，一字為寶”[20]；“一瓦一甓，大匠不棄”。[21]

　　更重要的是，朱子已註意到，“聖人言語，皆枝枝相對、葉葉相當”；後人必仔細窮究，方“字字有著落”，而可見其整齊的排列。若心粗而不仔細窮究，即使在尊經時代，聖人言語也可能被人作“碎片化”的理解。故蒙文通要求學生“養成讀書要細致的習慣”。平時讀書中遇到細小問題，“莫嫌其細小”，都必須搞清楚，因為它們“常常也會給我們提出一些重要問題”。[22]

　　微末細節的建設性意義，正在於從中可能看到與整體相關的重要問題。具體之一法，或即如蔣夢麟所說，“在整體上發現細微末節的重要性”。[23]傅斯年在討論專史和全史的關系時強調，專史乃“全史上之一面”，做專史要記住“無以一面之故，忘卻歷史大輪廓上所示之意義”。[24]在此基礎上，“考定一書的時代，一書的作者，一個事件之實在，一種議論的根據”，雖是具體問題，“也正是通史中的事業”。[25]

　　細節與整體，本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朱子曾論《大學》說，“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余”。[26]析之極其精，正為合之盡其大；若不能析之極其精，也就很難合之以盡其大了。故柳詒徵主張，“非大其心以包舉萬流，又細其心以厘析特質，不能為史，即亦不能讀史”。[27]

　　陳寅恪就向來註重從細節看整體，又將細節置於整體之中。這一取向在其研究中體現得極為充分。在他眼裏，任何“具體之一人一事”，都始終反映著所處時代和社會文化那“抽象理想之通性”。[28]王國維治學，也是“從弘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著力”；故“雖好從事於個別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從一問題與他問題之關系上，見出最適當之理解，絕無支離破碎、專己守殘之蔽”。[29]兩人的治學取向，最能體現劉鹹J所所謂史學當“似個別而實一貫”的通達見解。[30]

　　疏通知遠是中國傳統學術一個長期追尋的目標，而真能疏通知遠者，又從不忽視具體的一人一事一物。《中庸》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最能概括這一精神。清代訓詁學盛，學者知字字有用，一不可忽。考證學興，草木蟲魚，皆可見道；也只有將其弄得清楚明白，方可見道。治學之趨向，於是大異。史學亦在此風氣影響之下，細節之可貴進一步凸顯，甚至可以說幾乎沒有不重要的細節。但這一取向在當年就曾引起反彈，視為支離破碎，無關大體。人民國後，考據瑣碎之批評，更不絕於耳。

　　早年也曾批評清儒的顧頡剛，後來認識到，“人的知識和心得，總是零碎的。必須把許多人的知識和心得合起來，方可認識它的全體”。學理如此，學術史上的實際歷程亦然：“必有零碎材料於先，進一步加以系統之編排，然後再進一步方可作系統之整理。”如若只“要系統之知識，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猶欲吃飯而不欲煮米”。有些因時代風氣而氣魄恢宏的東西，一旦風氣轉變，轉瞬即“煙消雲散”。故“與其為虛假之偉大，不如作真實之瑣碎”。[31]在此基礎上，他深感“清人之學範圍固小，其成就固零碎，然皆征實而不蹈虛”。且因清代考據“已遍及各個角落”，若“能集合同工，為之作系統之整理，組織其研究結果”，便易“獲得全面性之結論”。[32]

　　實際上，碎與通雖有緊張沖突的一面，卻也呈現出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錢穆指出，很多人以為“考據瑣碎”，其實是自己“徘徊門戶之外，茫不識其會通，而譏其碎”。蓋碎是通的基礎，“非碎無以立通”。[33]錢基博稍後申論說，“讀書欲得要領，貴乎能觀其會通。然欲觀其會通，必先分部互勘”，否則就可能“以籠統為會通”。[34]這是對“非碎無以立通”的最好詮釋，會通自分別、比較得來，能分而後能通；細節中可以見整體，也只有從細節人手，才能認識整體。不以細節為基礎，就只是籠統，不是會通。

　　由於現存史料在本質上就是斷裂而零散的，在每一“個別”之中，或不一定都能找到“共通性”；且每一細節與大局的關聯程度，也可斟酌。但在一定的範圍裏，各細節之間往往是相互關聯的，有時甚至到了相生相克的程度。重要的是，相互的關聯性多少也反映著共通性。很多時候，我們不僅需要從斷裂的碎片中看到整體，也只能從殘存的斷片中了解整體。

　　陳寅恪早就提出，“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史家只能“藉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故必須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35]另一方面，如他在“晉至唐史”課堂上告訴學生的，若“一幅古畫已殘破，必須知道這幅畫的大概輪廓，才能將其一山一樹置於適當地位，以復舊觀”。[36]這樣的“繪畫眼光”，正體現著碎與通的辯證關聯。

　　這裏最需要的，就是歷史想象力。如顧頡剛後來所說，“古史本屬破甑，不作假想就聯系不起”。[37]張爾田也認為：“歷史事實，當初如一整碗，今已打碎。欲為之補全，其有縫可合者，固無問題；但終不免有破碎無從湊泊之處，即不能不用吾人經驗判斷所推得者，彌補完成。”[38]兩人想法相近，都想要從斷片復原整體（有意思的是，通常視為守舊的張爾田主張更理性的推理，而一般以為更“科學”的顧頡剛則敢明言“假想”）。

　　然而想象也當有限度，正因材料不全，敘述就不能不留有余地，切忌過於“系統”和“整齊”。更早提出此說的傅斯年也更有分寸，以為“歷史本是一個破罐子，缺邊掉底，折把殘嘴，果真由我們一整齊了，便有我們主觀的分數加進了”。[39]作為一種始終從殘余斷片窺測全部結構的藝術，任何歷史敘述，多少都有些史家“主觀的分數”在裏面。也只有一面不放棄對客觀的追求，同時以“多元主義”來彌補“主觀主義”。[40]蓋歷史現象本“是極復元( heterogeneous)的物事”，如“不從小地方細細推求比論，而以一個樣子定好”，則難免疏誤。[41]

　　畢竟史學不是一個可以通過實驗來驗證的學問，眾多選項的平等（即不具排他性）存在，是治史者進行比較和做出選擇的基礎，也是讀史者形成判斷、決定取舍的基礎。研究和敘述取向越“多元”，呈現出的史事越豐富，便越可能接近研究對象的“全部結構”。我們既要肯定歷史的豐富性，並力圖將其峰回路轉的原貌呈現出來；又要充分承認史料的有限性，願意接受不那麽系統整齊的歷史作品。歷史本是已逝的往昔，在這方面，文物界所謂“修舊如舊”的講究，是可以借鑒的（惟所謂“舊”，也有當世原狀和存留狀態的區分）。若歷史的豐富一面得到凸顯，則其雖不那麽“整齊”，可能還更接近史事發生發展的原狀。

三、余論

　　就前引賀昌群所謂“三五小星在夜天閃爍”之比喻言，星光不過是星空最顯而易見者，後面還有那漫無邊際的“夜天”在；沒有寥闊的夜幕，也就無所謂閃爍的小星。整體從未隱去，只是所見層次有深淺之別。史學的具體問題，就如一顆顆寥落孤星，星點之光既是星與星反射彼此之光（日月亦星體），也是其自我狀態的無聲言說。如果我們既看到孤星的閃爍，又看到諸星之關聯，復不忘其背後無盡的夜幕，則史學之具體研究，雖在細節而不廢整體，且與其他細節交相輝映，乃一片廣闊的天地，又何需憂慮什麽碎片化？[42]

　　且從上面的討論看，如果史學本是以碎片為基礎的學問，似亦不必太擔心歷史研究的“碎片化”。相反，比較可怕的是，即使在一些已顯“瑣碎”的題目中，還是常見從頭到尾的空論。若習慣了蹈空之論，久假忘歸，或淪入真正的歷史虛無取向，即朱子所警告的“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寄懷》）。至少對史學的初人道者而言，題目不論大小，論述都宜由虛入實。把問題講清楚了，再言能見其大不遲。

　　在我們的學術流程中，確有一個真正導致了文科研究“碎片化”的因素，那就是很多刊物的字數限制：不少刊物都將文長限制在萬字以下，甚至更少（這是名副其實的中國特色，歐美學術刊物文長動輒數萬字，很少看到這樣“少而精”的現象）。通常一個稍有意義的題目，多少總要回溯既往的研究，以將本文論題置入學術脈絡之中；然後要提出自己的新見，並以史料為基礎論證之；有時還需要適當的總結，或對可以繼續開展的研究提出建議。試想，除極少數可遇不可求的題目外，有多少不破碎的論題能在萬字以內完成這些任務？或者說，在萬字以內能達成上述要求的，能夠是多“大”的題目？若在這樣的字數範圍裏討論宏大的主題，除了定性表態，我們還能做什麽？

　　同時也要註意，前些年西方流行的“微觀史”，就是通過對無名之輩的生命和觀念進行細致分析來展現普通人的思想世界，其核心是以可分享的個體生活“經歷”來顛覆被既存論說抽象出來的整體歷史“經驗”。其所針對的，正是更早那些眾皆認可的宏大敘事。這些作者和作品，既是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一書所抨擊的“碎片化”典範（盡管那些作者未必承認），也是我們不少學人贊嘆、傳播和臨摹的榜樣。

　　我無意在這裏討論究竟什麽是我們應當做的（我的基本看法，一、凡是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往昔的取向，都是可以嘗試的；二、史學界存在多種不同的取向、而不是一種眾皆認可的取向，才是最正常也最理想的狀態），我只希望那些擔憂近代史研究已呈“碎片化”的學者，不妨想想自己究竟期望一種什麽樣的學術氛圍？任何一項具體的課題，研究者都不能不對中國近代史的框架、主線、或基本傾向等有自己的認識，否則便難以推進；但我們似不必要求所有學人，特別是初人道的年輕學人，都來辯論什麽是中國近代史的主線和特性。

　　學術的整體發展正類積薪，後來者居上。李濟向來主張學者思考和解決基本問題，但他也指出：“考古學上所能解決的，也並沒有‘全面的’。縱然有一個像是全面的解決，也是靠著一點一滴小解決積起來的。”[43]顧頡剛也強調：“千萬個小問題的解決，足以促進幾個中問題的解決；千萬個中問題的解決，足以促進幾個大問題的解決。只要我們努力從事於小問題的研究而得其結論，則將來不怕沒有一個總結論出來。”[44]

　　“總結論”一說或隱含歷史終結之嫌，但學術認識的確是層層推進的。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過去的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中，我們史學界真正關註具體研究的時段實在不多。如徐秀麗教授所言，近年相對興盛的“‘窄而深’的研究”，自有其特定的針對性；這是“近代史學科發展道路上的必經階段，也是重新進行理論建構的必要前提”。[45]我的感覺，這個“必經階段”才剛剛開始，與“必要前提”尚有不短的距離。

註釋：

[1]不過，歐洲史家對“碎片”的感覺是很不一致的，對於多斯來說，碎片化是一個負面的現象（參見[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馬勝利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對於安克施密特來說，這即使不是一個正面的追求，也是不可避免的現實（參見[荷]安克施密特著，韓震譯《歷史與轉義：隱喻的興衰》，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223頁）。

[2]賀昌群：《一介對比》（1934年），《賀昌群文集》第3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546頁

[3]參見羅誌田《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社會科學研究》2011年第6期。

[4]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頁。

[5] 《馬克思致弗，波爾特》（187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頁。

[6]蒙思明：《歷史研究的對象》，《華文月刊》第1卷第6期，1942年11月，第15頁。

[7]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三松堂全集》第6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 -15頁。

[8]熊十力：《十力語要初續•仲光記語》，《熊十力全集》第5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頁。

[9]熊十力：《讀經示要》（1944年），《熊十力全集》第3卷，第673頁。

[10]廖平：《公羊驗推補證凡例》，《國粹學報》第2年第7期，1906年8月，“學篇”，第6b頁。

[11]錢鍾書：《讀（拉奧孔）》，《七綴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33-34頁。

[12]楊國強：《晚清的士人與世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44頁。

[13]楊教授自己的研究皆識見宏通，處處都在串起那一地碎散的文辭。關於傅斯年，參見羅誌田《證與疏：傅斯年史學的兩個面相》，《中國文化》2010年秋季號。

[14]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三，第12 -13頁。

[15]廖平、吳之英：《經學初程》，成都存古書局1914年版，第9b頁。

[16]赤（張申府）：《自由與秩序》，《每周評論》第30號，1919年7月13日，第1版。

[17]呂思勉：《史籍與史學》，《呂著史學與史籍》，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7頁。

[18]呂思勉：《史籍與史學》，《呂著史學與史籍》，第63頁。

[19]呂思勉：《歷史研究法》，《呂著史學與史籍》，第25頁。

[20]呂思勉：《史籍與史學》，《呂著史學與史籍》，第46頁。

[21]錢穆：《序言》（1933年），羅根澤主編：《古史辨》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頁。

[22]蒙文通：《治學雜語》，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增補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3頁。

[23]蔣夢辟：《西湖》，臺北，中華日報社1960年版，第25頁。

[24]傅斯年：《中國民族革命史》，臺北，中研院史語所藏，傅斯年檔案。

[25]傅斯年：《中圓古代文學吏講義•敘語》，《傅新年全集》第1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2頁。

[26]朱熹：《四書或問•大學》，黃坤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

[27]柳詒徽：《國史要義》，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頁。

[28]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序》（1927年），《陳寅恪詩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頁。

[29]梁啟超：《（固學論叢•王靜安先生紀念號>序》，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5-1076頁。

[30]劉成圻：《先河錄•序》（1929年），《推十書》第1冊，第744頁。

[31]顧頡剛：《零碎資料與系統知識》，《顧頡剛全集•讀書筆記》第4卷，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01頁。

[32]顧頡剛：《浪口村隨筆•序》（1949年7月），《顧頡剛全集•讀書筆記》第16卷，第7頁。

[33]錢穆：《序言》，《古史辨》第4冊，第4頁。

[34]錢基博：《（史記）之分析與綜合》（1935年），曹毓英選編：《錢基博學術論著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 頁。

[35]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79頁。

[36]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63頁。

[37]顧頡剛：《科學思維與宗教神話之聯系；向新的知識領域探索之不易》，《顧頡剛全集•讀書筆記》第10卷，第184頁。

[38]張爾田：《與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者書六•論作史之方法與藝術》，《學衡》第7l期，1929年9月，“文苑”，第10-11頁。

[39]傅斯年：《評丁文江（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1924年），《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0期，第223頁。

[40]傅斯年：《臺大（社會科學論叢>發刊詞》（1950年），《傅斯年全集》第4冊，第362-363頁。

[41]傅斯年：《評丁文江（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0期，第223頁。

[42]此承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王果同學提示。

[43]李濟：《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層》（1944年），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 頁。

[44]顧頡剛：《（古史辨）第二冊自序》（1930年），《顧頡剛全集•古吏論文集》第1卷，第93頁。

[45]徐秀麗：《從引證看中國近代史研究(1998-2007)》，《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62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來源：《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近代史研究中所謂“碎片化”問題之我見
——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
鄭師渠

　　新時期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繁榮發展，但不足也日漸顯露。其中，所謂“碎片化”問題，更備受關註。在這裏，筆者願申不成熟的意見，以就正於大家。

一、區分兩種“碎片化”

　　以往學界前輩常會這樣提醒後進：“研究問題要註意抓大的重要的題目，不能搞得太細太碎了。”那時沒有“碎片化”這個概念。所謂“碎片化”的概念，是近些年由西方引入的。

　　1987年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多斯在其成名作《碎片化的歷史學》中，對年鑒學派及其“新史學”作了尖銳的抨擊，指責其第三代領導人背棄了先輩註重總體史的傳統，而使自己的歷史研究歸趨“碎片化”，並預言“新史學”的危機與終歸瓦解。多斯富有學術勇氣，目光深邃，這不僅是指他不幸而言中，年鑒學派從此走上了不歸路；而且是指他實際上也切中了整個西方歷史學界的時弊。二戰之後，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尤其是語言學的轉向，對歷史學產生了有力的沖擊。一方面，它深化了人們對於史家與史料、歷史認知的對象與方法、歷史知識的內容與性質以及歷史敘述的形式與歷史文本的解讀等的理解，從而推進了歷史學的新發展；另一方面，由於它極端地主張顛覆傳統，否定任何歷史的統一性與認識歷史真實的可能性，又造成了歷史學碎片化、虛化，乃至於面臨消解危險的種種消極影響。所以，多斯的鋒芒所向，其意義不限於年鑒學派與法國，而具有世界性的意義。借助多斯的視角，反思當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自然也是十分有益的。

　　不過，首先還必須弄清楚“碎片化”的概念。

　　在筆者看來，在語義上，“碎片”是指整體瓦解的結果。但在實際生活中，“碎片化”的語義可有兩層理解：一層是指將物體打破，使之化為碎片；二是指先將物體打碎，使之成為待鑄新體必需的材料或過程。二者的區別，在價值取向上不同：前者的目的只在於碎片化本身；後者的目的卻在於追求新的綜合化。前者是消極的，而後者是積極的。

　　多斯在其書中，雖然並未對自己使用的“碎片化”一詞作出明確的界定，但他的概念還是明確的，即是指上述在語義上消極的層面的取向：在價值觀上，以“碎片”為究竟，執意顛覆和反對任何總體性與綜合性的目標。所以，多斯指出：年鑒學派深受米歇爾·福柯理論的影響，後者“先是摧毀了人類作為文化主角的主體地位，然後抨擊歷史主義，並反對把歷史作為一個整體和參考對象”。福柯主張“歷史學必須放棄宏觀綜合，改為關註零碎的知識”，不應再描述歷史的演變、進步與連續性，只須“發掘眾多不連貫的瞬間”。他反對因果關系的研究，完全“斷絕了追求整體現實和再現全面性的可能”。總之，由於年鑒學派追隨福柯的理論，“歷史被解構為局部性實踐，並放棄了任何總體目標”。[1]換言之，在多斯看來，任何放棄了總體性目標的歷史研究，就必然導致“碎片化”。

　　然而，就積極的語義而言，卻不可同日而語。

　　從歷史上看，人類對自身歷史的認識和研究，正是經歷著不斷的“碎片化”與不斷的“總體化”（或叫“綜合化”），二者相輔相成，構成統一的歷史發展過程。人們認識歷史，總是先從局部與具體的事實（“碎片”或“碎片化”）人手，漸求達於綜合的理解與把握。古人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又謂“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是也。歷史的認識無止境，人們自然要不斷超越既有，從而不斷進行新的“碎片化”與綜合，或叫“解構”與“重構”。20世紀初年，近代中國“新史學”興起之際，梁啟超諸人批評中國傳統史學不足“當意”，無非是一部“歷代帝王的家譜”，一部“相斫書”，在主張引進西方進化論史觀，探求中國民族進步的真相的同時，復主張析史之名於萬殊，以求史界的開拓。馬敘倫說：“若是推史，則何必二十四史而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為史？更何必六經而史宗？凡四庫之所有、四庫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莊墨翟之書，迄於水滸諸傳奇，而皆得名之為史。於其間而萬其名，則飲者飲史，食者食史，文者文史，學者學史，立一說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觀史，中國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2]新史學的興起，生動地說明了其時的中國史界努力追求在新的基礎上，實現“碎片化”與綜合化相統一的積極取向。

　　上述歷史認識的發展過程，同時也體現了宏觀與微觀的統一。缺乏總體宏觀的視野，微觀研究難免細碎，無關大體；反之，不以微觀研究作基礎的所謂總體宏觀把握，也難以深入，失之空泛。所以，具有宏觀視野與總體觀念的微觀研究是積極的，不能因其選題具體甚至細碎，而低估其意義。緣於史家的個性與秉賦，事實上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做綜合與宏觀的研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垣說，考據雖非史學的究竟，但它是“一人勞而眾人逸”的工作，功德無量，不容輕忽。胡適也以為，發現一個古字，與發現一顆行星，可以一樣偉大。

　　也可以說，上述乃是人們認識與研究歷史的常態。

　　由上可知，在歷史研究中，需區分兩種不同的“碎片化”：一是放棄總體性（總體史），導致了“碎片化”；二是堅持總體性（總體史），但在新舊更替之際，史家超越既有，研究趨向多元化，一時也會呈現某種“碎片化”現象，那是學界醞釀新突破、新綜合的必要過程。

二、尊重歷史學發展自身規律與多斯的啟示

　　新中國建立以來的近代史研究，以1978年為界，大致可分成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學界研究的熱門話題是所謂反帝反封建“一條紅線”，包括鴉片戰爭、辛亥革命等在內的“八大事件”以及“三次革命高潮”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爭論的焦點，也多集中在所謂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主要矛盾、發展脈絡等重大的理論性問題。後期，上述話題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以至於有學者感嘆：辛亥革命史等重大事件的研究，已是門可羅雀，多成了“節日學術”，除了逢五逢十的紀念性會議外，平時學者溝通都難。與此同時，人們對於政治史與理論問題的興趣減弱，一些學者的研究題目也越來越具體，越來越小。文化史、社會史的興起，雖然展拓了近代史研究新的領域，但這種趨向卻似乎變得更加明顯。

　　前後期反差是如此之鮮明，以至於人們對近代史研究現狀產生憂慮，以為不盡如人意，這是很自然的事情。隨著2008年多斯的《碎片化的歷史學》中譯本出版，“碎片化”一詞也開始在中國近代史學界流行，人們進而將此種憂慮上升為當下的近代史研究是否也存在多斯所說的“碎片化”的擔心，這是不難理解的。

　　當下近代史研究中所謂“碎片化”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問題在於如何正確看待它。我以為，這裏所謂的“碎片化”與多斯所說的“碎片化”，是不同的概念。它是屬於在語義上價值取向積極的一類。理由有二：

　　雷蒙·威廉斯說，在文化發展史上，一種新概念的出現，既是人們對共同生活的外部環境變遷作出反應的記錄，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此種變動努力進行的總體評估並逐漸形成的重新控制的過程。[3]如前所述，多斯是在西方的語境下概括出“碎片化”的概念，他對年鑒學派的抨擊，同時也切中了西方歷史學研究的共同時弊，而這正是二戰後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學沖擊產生的負面結果。歐戰前後，西方以尼采為代表的反省現代性的非理性主義興起，批判理性主義與“科學萬能”論，反映了時人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反省，同時也開啟了今天後現代主義的先河。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其積極的影響固不容低估，但其存在走向極端的片面性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樣不容諱言。這即是說，多斯所以提出歷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不是孤立的，說到底，它既反映了西方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此的總體評估與積極的回應。反觀中國，當下表面相類的“碎片化”問題，卻不容作等量齊觀。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曾說，他對於尼采諸人的反省現代性深表敬意，但因中國現實是科學與物質文明還太過於落後，故作為一種理論指導，這是中國不應當接受的。他註意到了語境的差異與理性選擇的重要性。當下的中國固然已是今非昔比，後現代①主義的歐風美雨也顯然順勢而至；但是，由於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不同於西方，其百年來努力追求的理性與科學的精神也仍然有待於進一步培育，故後現代主義某些極端片面的思想主張對於國人的影響雖然不能輕忽，卻也不應作過高的估計。例如，在這個具有重史傳統並以追求“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最高治史境界的國度，有多少真正的學者能忘情於歷史的總體性？在這個曾遭受過百年民族屈辱的國度，有多少人能忘情於對實現中華民族復興道路的思考，而相信應當顛覆任何“宏大的敘事”，能相信諸如“帝國主義侵略”、“南京大屠殺”等等，都無非是話語建構的故事，而非歷史的真實？明白了這一點，便不難理解，當下近代[4]史研究中存在的所謂“碎片化”，從整體上說，是不可能與反對、顛覆歷史研究總體性的目標相聯系的。也就是說，當下近代史研究的所謂“碎片化”，與多斯面對的年鑒學派史學的“碎片化”，不是同一個問題。此其一。

　　值得註意的是，《碎片化的歷史學》一書的最後一節是《法國大革命結束了》，其中寫道：“當代的史學觀點傾向於抹殺歷史進程中的加速期，以及制度更叠所造成的轉折點和交替時期。因此，淪為僵化結構的歷史勢必要排除所有被視為重要斷裂的現象。”這些歷史學家刻意抹殺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尤其是革命的發生。在他們筆下，“事件變得無足輕重，它不再是歷史進程的動力和加速器，而僅僅成了一種符號、神話和幻覺”。多斯用了很大的篇幅猛烈抨擊以弗朗索瓦·孚雷為代表的年鑒學派對法國大革命的粗暴否定。在他看來，這正是年鑒學派史學走向“碎片化”的一個重要表征。耐人尋味的是，去年10月在武漢舉行的規模盛大的“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與會學者熱烈討論的一個議題卻是：應當進一步高度評價辛亥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老一輩著名學者章開沅教授更進而提出，必須從前後三百年的歷史長時段中去考察，才能真正理解這場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章先生的觀點得到了與會學者的普遍認同。這與多斯指斥孚雷諸人以長時段為借口，抹殺法國大革命代表歷史重要轉折的偉大意義，正形成了鮮明對照。近200篇的會議論文，內容涉及了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廣泛的領域，不少選題也很具體，但彼此內在的聯系與綜合的指向，即追求總體性的目標——綜合把握辛亥革命乃至整個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依然十分醒目。在歷史研究中，選題的大小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以大可以見大，以小也可以見大。故多斯以是否心存總體性即總體史的目標這一學術的“終極關懷”為究竟，作為判斷歷史研究是否“碎片化”的標準，是十分深刻和極為重要的見解。“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它說明，絕大多數近代史研究者在事實上也始終並未忘情於歷史家的學術關懷和陷入多斯所說的“碎片化”誤區。此其二。

　　要言之，從整體看，堅持總體性的當下近代史研究仍屬常態。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它盡如人意，不存在消極面。實際上，即便是屬於在語義上價值取向積極的一類，“碎片化”本身也並非目的。所以，問題更為積極的提法，似乎應當是：何以後期的近代史研究雖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事實上，卻依然處在“碎片化”的階段（或仍給人以“碎片化”的觀感），並沒有達到實現真正的結構性突破——鑄成綜合性的新體？人們對前期積澱下來的近代史學科框架多有批評，但迄今卻無以取而代之。這只需看一看此期出版的為數眾多的各類近代史教材，其體例框架較前大同小異，便不難理解這一點。至於所謂近代史研究“範式”的更新雲雲，似乎也與事無補，同樣也是反映了這一點。許多論者將導致當下不盡如人意的“碎片化”的原因，歸結為諸如學者選題與視野過於狹窄，缺乏理論興趣，急功近利的社會風氣的影響，以及人才培養上的種種不當等等；這些自然都有道理，但我以為，不是就個人而是就整體而言，人們似乎還忽略了更為重要的一點：學術發展自身規律使然。

　　平心而論，前期的近代史研究盡管有諸多不足，但它實際已成就為一座高峰，後人欲行超越，並非易事。梁啟超曾將學術思潮的演進，概括為“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個時期，以為中外古今大致皆循此歷程，以遞相流轉。其見解自有合理性。若將前後期近代史研究的發展也視為一種學術思潮演進，則其全盛期顯然已過，但就新舊思潮更替而言，卻不能說業已完成。客觀說來，當下仍處於第三與第四期，即蛻分與衰落期之交。依任公說法，蛻分期“境界國土，為前期人士開辟殆盡”，後起者“只取得局部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方法，應用之別方面”；衰落期“環境既已變易，社會需要，別轉一方向”，“豪傑之士”遂起破壞，超邁既有，從而開拓為“第二思潮之啟蒙期”。[5]這裏所描繪的蛻分期與衰落期交匯的特征，正不妨看作是新時期以來近代史研究堂府擴大，成果叠出，卻復不免於“碎片化”之譏的一種寫照。換句話說，當下近代史研究之所以還未能走出“碎片化”階段，達於新的總體性目標，從而展現全新的時期，端在於任公所謂超邁舊有的“豪傑之士”（堪稱劃時期的經典作家及其經典作品），尚未真正出現。

　　尊重學術思潮發展的自身規律，有助於我們對當下近代史研究的所謂“碎片化”問題，持更為清醒與客觀的態度。

　　其一，多斯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是：必須堅持歷史的總體性，否則，歷史研究必然導致“碎片化”的災難。令人欣慰的是，當下我國近代史研究依然堅持追求總體史的傳統，因之，不存在多斯所批評的現象。換言之，若一定要使用“碎片化”一詞，就必須明確：此“碎片化”非彼“碎片化”。當下近代史研究中的所謂“碎片化”，既屬於語義上價值取向積極的一類，就不應一概而論，作簡單否定。實際上，它是新舊思潮更替在特定階段上的應有之義，本質是積極的。個中自然也會有部分學者緣個性及社會諸多因素的制約，做不到“賢者見其大”，那也只是任何時期都會存在的方法論層面上的一種常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碎片化”，並非“危機化”，相反，它恰是近代史研究醞釀大突破的征兆。

　　當然，也應當看到問題還有另外一面。歷史家作為個人，研究什麽以及怎樣研究，是他的自由；但歷史學界作為整體，若多數人都對總體性、綜合性與理論問題等重大問題的研究失去興趣，只滿足於具體細碎問題的研究，也會使歷史研究偏離正確的方向，這同樣也是不可取的。多斯指出，年鑒學派中仍有“堅持歷史總體性的歷史學家”，但問題在於他們已非主流，故其趨向仍是暗淡的：“隨著研究對象的支離破碎和大量增加，歷史學將逐漸失去自我”，“也將陷入危機和被邊緣化”。[6]盡管當下並不存在這種趨向，但積極倡導與鼓勵學者對近代史重大問題的研究，避免失之細碎化，這在學術發展上，於公於私，無論何時，都是必要的。

　　其二，當下近代史研究之所以仍不免給人以“碎片化”的觀感，說到底，是因為它對於近代歷史的闡釋，在根本的理論架構上，仍未實現真正的突破。由於缺乏新的權威性理論架構的統整，具體的研究便無由得到整合，進而提升為對近代歷史總體性新的認知。當下的現狀不僅說明，我們對正努力超越的前期近代史研究成就所已達到的高度，不容低估，而且還說明，新舊學術思潮的“遞相流轉”，在本質上是表現為繼承與創新的統一，故前後期的近代史研究是統一的，不容割裂，更不應將之對立起來。重要的問題，是關註政治史與重大的理論問題，在強調繼承與創新統一的基礎上，形成闡釋近代歷史發展新的認知架構。

　　其三，在多斯的眼裏，所謂的“碎片化”問題，它所涉及的首先是歷史觀。多斯的《碎片化的歷史學》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他在書中，不僅認為年鑒學派所以走向“碎片化”，與其放棄了自己先前認同的唯物主義，也不無關系；而且，在全書的結論部分，還特別強調指出：“年鑒學派中的第二派勢力提出了另一條道路。該派勢力傾向馬克思主義”；真正創立新史學的使命，已落在了這些“主張總體歷史的史學家肩上”。[7]多斯的這一觀點，對於我們思考當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是一種有益的啟示。要充分估計並自覺繼承前期近代史研究的成就，要看到，它所以達到了至今尚未被真正超越的高度，說到底，是體現了唯物史觀的魅力與史家的時代激情。理解這一點，對於人們自覺避免實際上可能導致研究碎片化的誤區，也是大有裨益的。

　　其四，討論學術，不能脫離具體的語境。既然對於所謂“碎片化”的概念，可以有上述兩種不同的理解，事實上當下的近代史研究也不存在多斯所講的“碎片化”問題，本人以為，應慎重使用“碎片化”的提法。這不僅與我們倡導關註重大的選題與理論問題的研究本身並不矛盾，更重要還在於，它有助於人們集中目光，關註屬於當下中國近代史研究自身的真正問題。

註釋：

[1] [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馬勝利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170、235頁。

[2]馬敘倫：《史學大同說》，《政藝通報》1903年第16號。

[3] [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吳松江、張文定譯：《文化與社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頁。

[4]弗朗索瓦·多新：《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第220-221頁。

[5]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3頁。

[6]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第220-221頁。

[7]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第240-241頁。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來源：《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重視細節，拒絕“碎片化”
——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
章開沅

　　歷史研究原本就存在宏觀、微觀（或許還可加上兩者之間的中觀）的區別，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宏觀研究也可以叫作系統研究或整體研究，著重對史事的全面陳述與把握，微觀研究或可稱為個案研究乃至細節研究，著重史事的細節鉤沈與精審考訂。但宏觀與微觀都是相對而言，對於中國史來說，區域研究為微觀；而對於某一省區來說，縣以下的鄉鎮村落又屬微觀。再則宏觀中有微觀，微觀中亦有宏觀，相互交織，實際上很難截然區分。

　　學海無涯，史海更加無涯。作為個人的史學家，窮畢生之力，再勤奮也很難把握人類歷史的整體，即使是從總體上把握一個國家歷史（特別是像中國、印度、埃及這樣的古老大國）也有很大難度。所以隨著時代的進展與社會文明的繁復，便出現了斷代史與區域史的分工合作。就學者個人而言，堪言宏觀把握的大家越來越少，而精密於某一地區、某一斷代、某一領域的專家則日漸增多。

　　史學離不開實證，實證必須以史料為基礎。隨著社會文明的進展，僅以文字記載的史料數量急增而言，所謂“車載鬥量”已不足以形容其萬一。特別是近現代史，公私檔案、報刊書籍乃至各類未刊文獻之繁多，簡直難以想像。這些客觀條件，極其有利於個案研究，有利於從細節上再現歷史情境，然而卻大大增加了宏觀把握的困難。同時，由於學術理念的進步，人們愈來愈重視社會史與群眾史的研究，特別是下層群眾的研究，而許多此類研究又屬於起始階段，這樣也不免增加了研究視角“細化”的權重。

　　歷史研究如果涵蓋自然史研究，其研究對象幾乎可以說是無所不包。學術分工與社會分工一樣，只有分工合作才能更有效地推動史學研究的整體進步，因為任何個人都不可能做到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對於細節研究的重視，或所謂“細化”的提倡，自有其合理性，絲毫不必為此而感到憂慮。重要的是，學術研究的領軍人物必須要有綜覽全局的戰略思想，根據學術自身的發展規律，以及人力、物力資源的客觀配置，合理地調整布局並順其自然地給以正確誘導。

　　從學術評價角度來看，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並無高下之分、優劣之別，關鍵是研究者自身的治學態度、功力與境界有所差異。過往的史學大家有些側重於融通，如呂思勉的中國通史既有縱向的斷代聯貫，又有橫向的歸類闡析，對二十四史的基本史又滾瓜爛熟，然後成就其圓融順暢。陳寅恪學貫中西，博古通今，舉世無雙，然而其研究每多屬於專題，或一個人，或某現象，因小見大，考訂精翔，論析自見高明，堪稱寓宏觀於微觀的典範。何炳棣1979年冬與我初識即徹夜長談清華學風，雖強調實證精審，但更重視“大歸納”的境界[1]，蓋考證雖然人其深，“歸納”始可出其大。前輩學者以畢生經驗傳授後學，又有其成功業績作為佐證，使我們這代學人受益匪淺而又自慚形穢。

　　歷史研究的對象是整個社會運動，是前後連續的過程，然而無論是整體或過程，都是成千上萬細節組成。或許可以說無細節即無歷史；然而組成歷史的細節畢竟有主次與層次之分，隨意摭拾羅列的細節仍然難以重現真實的歷史情景。宏觀研究容許在他人研究成果基礎上的概括，細節研究則必須以自己的實證工作為基礎，而且要能進能出，因小見大，這才能形成真知灼見。

　　“碎片”一詞，易生誤解。或許可以說，我們所已知者無非是歷史的一鱗半爪，往往都是組成歷史的碎片，然而卻不能認為歷史本身就是一堆雜亂無章的碎片。我認為，後現代主義是對於日趨窮途末路的現代主義的反彈，其成績在於深刻的批判，然而其偏激者又流於消極的破壞，即走向極端的所謂“解構”。而襲其皮毛者又大多沒有什麽高見卓識，無非是當作“時髦”即興仿效，把原本已清晰完整的歷史撕裂成為碎片，然後又給以隨心所欲的所謂“解構”，借以嘩眾取寵，自鳴得意。這是在市場經濟大潮沖擊下，學術工作也流於商業化與娛樂化的可悲結果。

　　重視細節研究，同時拒絕“碎片化”。這就是我的一貫主張。

　　2010年冬，我曾參加中山市舉辦的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學術論壇，會上確有學者提出辛亥革命研究日益“碎片化”之類問題，但似乎並未展開討論。會後個別媒體對此有所報道，但是報道話語又過於簡單，未能把嚴肅的“細節研究”與刻意追求的“碎片化”區別開來。這就很容易引起讀者誤解，好像這次會議是在反對“細節研究”，所以我借《近代史研究》的筆談，比較明確地說明自己的看法，供大家討論時參考。

註釋：

[1]何炳棣所說的“大歸納”，根據我的理解，應是在大量實證研究基礎上形成的前後聯貫且左右橫通的宏觀通識，並非專指某項專題研究。他反對預設結論或理論先行，特別是鄙薄那些不肯下死功夫的簡單演繹推理。他從世界史轉向研究中國史，而且在中國古代思想史方面也頗具功底，因此其學術博大氣象在北美獨樹一幟，敢於向哈佛抗衡。

（作者單位：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來源：《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重建史學的宏大敘事
——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
王學典 郭震旦

　　全球正在“化”為一體，而史學研究的“碎片化”卻大行其道，這一錯位清楚折射出當今史學研究的“不合時宜”。近二三十年間，在後現代史學的沖擊下，宏大敘事的歷史備受質疑，微觀史卻獨領風騷。在世界範圍內，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微觀史都已成為滔滔主流。但是，泰坦尼克沈沒了，並不代表主宰大海的就該是小舢板，當史學家們沈溺於對各種各樣的微觀史的自足時，驀然發現，歷史書寫面臨的問題，已經不是如何克服宏大敘事的陳腐與過時，而是如何糾正微觀史的瑣碎和局促。當史學著作的版面大多被日常生活史、小歷史占領之後，人們已開始為史學不再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焦慮。細部的歷史越來越清晰，而整體的歷史卻越來越混沌，這是今天中國歷史研究的真實寫照。誠然，微觀史並不等同於“碎片化”，但選題一味求小，研究領域愈發狹窄，重敘事、重考證、輕闡釋等現象的大量存在，又確實讓當前的史學難避“碎片化”之嫌。用存在嚴重的“碎片化”來形容中國史學研究的基本生態，並非聳人聽聞。當今中國史學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失重和失語，其深層原因都可歸咎於“碎片化”的流行。在“碎片化”的視野中，歷史像一顆摔碎的油珠，再也無法聚攏起來。改革開放後，從結構和整體上重建從西方話語中拯救出來的中國歷史，是中國史學面臨的最重大和最急迫的使命，而要完成這一歷史性的任務，必須克服當前的“碎片化”傾向，加強宏觀史研究，重構中國史敘事的宏大體系。

　　必須承認，史學“碎片化”背後隱藏著深刻的知識變遷。歸根結蒂，它是形成於19世紀的宏大敘事體系被後現代史學瓦解後出現的必然結果。舊體系被打破，而新體系還未及建立，在新舊交替的結合部，難以避免群龍無首的混亂與平庸。史學的“碎片化”狀況，正是宏觀歷史理論更替前夜的“非典型”狀態。這與自然界地震之後板塊的破碎如出一轍。後現代史學最過猛烈之處，即在於扯斷宏大敘事一以貫之的發展鏈條，將歷史看成一堆碎片。在它看來，這些歷史的碎片彼此隔離，既不受統一性的約束，也沒有方向、目的和規律；只有細節和片段的歷史，根本不存在總體性的歷史；只有具體而微的歷史，根本沒有宏大的歷史；歷史不是人們臆想的那樣秩序井然，而是充滿難以規範的混亂和不測。可以想見，在這種歷史觀的指導下，歷史研究除呈“碎片化”狀態外，實在別無他途。

　　“碎片化”更深層次的原因，來自二戰之後興起的民主化浪潮。民主化發現了下層社會的價值，而“民主化以及群眾社會的登場，也在召喚著一種能從事說明更加廣泛的各色人等和他們所生活於其中的各種條件的歷史學”，“各色人等都在力圖脫離更大的、傳統的民族整體之外而確立自己的身份”。因此，史學的“碎片化”，也可以看做是歷史學的一種民主化。“它包羅有更廣泛的各色人等並把歷史眼光從政治擴展到社會上面來”①[1]並推動歷史學的主題從社會結構和歷程轉移到廣義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來。

　　具體到中國語境，“碎片化”還有另外一個深刻的原因。自1949年政權鼎革以來，中國史學在意識形態的引領下轉型為階級鬥爭的宏大敘事，史學完全成為政治的婢女，其主要功能是為階級鬥爭作註疏，從而導致豐富多樣的中國歷史被掩蓋、扭曲，甚至將構成歷史基本面貌的社會生活徹底排除。改革開放後，意識形態對史學的箍扼得以放松，社會史異軍突起，宗族、家庭、婚姻、風俗、日常生活、社會心理等過去完全被遮蔽的歷史場景紛紛進入史學研究的視野，微觀史遂成為主流。微觀史的繁榮是對過去那種僵硬的政治性宏大敘事的反抗，它本身具有思想解放的意義。但是，由於缺乏對宏大問題的關註，或者說對宏大問題的關註與微觀史遠遠不成比例，更由於微觀史的寫作越來越流於孤立化、表面化，因此無論從實際操作上，還是在觀感上，都不可避免地表現出“碎片化”的趨勢。

　　微觀史雖然凸顯了歷史的差異和人類的多樣性，挖掘出過去較少為人所知的個人世界，具有補偏救弊的作用，但它無法克服一個致命的弱點，即沒有足夠的能力來理解和詮釋當今世界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重大轉變。它把自己孤立於更廣闊的語境之外而把註意力只集中在歷史的“瑣碎”方面，只會導致歷史學的繁瑣化，甚至將歷史書寫退化成為傳播逸聞軼事和發思古之幽情的手段。對重大問題的失語和無力，是微觀史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有一件事需要特別留意，即後現代史學在爆發之後迅速歸於沈寂，與全球化步伐加快的時間節點正好重合，二者之間的關系值得深入研究。後現代史學的式微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筆者認為，全球化趨勢加劇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人們對全球化所提出的一些重大歷史課題的關註，大大超越了對危言聳聽的後現代史學的興趣。歷史學總要與歷史本身共振，全球化開啟了歷史發展的新制式，它所引起的變動之巨，堪比地質時代地殼板塊之間的組合與重構，自然也要求史學以新視角、新工具、新理論對歷史給以相應的解讀。反映歷史變遷的歷史學當然要隨著歷史的峰回路轉來展現新姿。全球化在多大規模上展開，歷史學就將在多大規模上展開理論的建構。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從長時段、大脈絡來把握過去的歷史。正如史家所言：“全球化已經成為解釋我們時代最重要的關鍵。所有這一切都要求一種能夠以我們今天的生活環境為研究對象的史學。”“研究全球化和跨文化沖突的影響下產生的復雜所需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後現代主義的歷史觀念無法滿足的……微觀歷史學的實踐也不能滿足這一要求，因為微觀歷史學對於描述大規模的社會變化根本不感興趣……對近幾十年的全球化進行的研究所需要的方法必須考慮到我們大家曾經以及正在生活其間的這個世界所發生的重大變化趨勢。”[2]從歷史進程上看，全球化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宏大敘事，而全球史的方興未艾，以及它從大跨度、大結構上對歷史重新進行的體系化闡釋，都證明著宏大敘事式歷史書寫的生命力。

　　要回答中國是什麽的問題，必須從宏觀人手。一個整體的中國，絕不是山一塊塊碎片綴補而成的，它需要宏大的結構作為支撐。不錯，源自西方的宏大敘事已被證明不能解釋中國道路，我們可以否定那個宏大敘事的結論，但並不意味著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否定那種敘事方式。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似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認清自己的歷史面目。1902年新史學誕生之前的中國傳統史學不過是“二十四姓之家譜”，1949年之後，中國歷史為西方話語所籠罩，常常為了適西方話語之履而削中國歷史之足。所以，實際上自中國現代史學誕生之後，有關中國歷史本身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並沒有在高度自覺的前提下得到系統的、不受幹擾的清理。古代中國在現代中國眼中的肖像，亟需通過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的澄清來描繪。“五種生產方式”說對中國歷史的解釋口徑受到質疑之後，替代概念和理論框架的建構遲遲得不到突破性進展，是中國歷史研究最大的無奈。重回中國歷史本體的研究，讓中國歷史的軀體掙脫西方話語的“洋馬褂”的束縛，使中國史重返中國，推動國人在史實基礎上重新認識中國歷史整體發展的時序與規律，是中國史學的當務之急。

　　比如，有關中國社會形態的討論，就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自20世紀30年代，“中國封建社會”問題就一直為學界所關註，近年來，隨著《“封建”考論》和其他相關著作的面世，這一問題更成為中國史領域乃至整個學術界討論的焦點。“中國封建社會”問題討論的實質，是對秦至清末社會形態性質的認定。如何指稱這一時段的社會，直接關系到對這一社會的整體理解、描述和分析，關系到如何從全球文明史的高度來重新把握和復原中國文化的獨特發展之路。時至今日，盡管學界

　　在這一問題幾乎所有的知識點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但由於缺乏統馭性的概念和綜合，仍未找到一個從整體上來涵蓋這一縱貫數千年的大國在這一時期歷史發展的概念，而不得不繼續“名不副實”地使用“趲建社會”這一遭到廣泛質疑的名稱。

　　與全球化的背景相契合，從“文革”到“改革”，中國社會完成了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劇變。但30年來，學術界一直未能解決一個與當下中國社會轉型緊密相關的時代課題，即這一轉型是在怎樣的歷史基礎上展開的，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如何對待中國的歷史傳統。上世紀80年代以來，雖有一些學者對此問題有所思考，但在時代學風的影響下，學界始終未能聚焦於這個重大課題。在中國迅速崛起之際，如何評價、詮釋、承續這種崛起的歷史文化根基，從而在理論上完成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銜接，是中國歷史學的一個重要課題。

　　從歷史學自身來說，近30年來，中國史學界理論探討的演化大勢可概括為歷史理論逐漸讓位於史學理論，對歷史進程基本線索的追尋逐漸被對歷史知識一般性質的拷問所代替。譬如，1949 年之後的30年，史學界熱衷於“五朵金花”問題的討論，改革開放後的30年則熱衷於“歷史認識論”等問題的討論。在後一個30年中，一些攸關歷史進程本身的理論問題長期被束之高閣，乏人問津。這一局面導致一個有目共睹的後果，即在中國史幾乎所有局部知識點上，近30年都有長足的進步，甚至形成了一系列顛覆性的認識，但在歷史學的整體面貌上卻未能實現根本改觀，依然是“五種生產方式”，依然在前30年所形成的基本認識上打轉轉。所以，只有重返歷史本體，就若幹關系中國歷史全局的重大問題展開討論，才能擺脫“碎片化”的困窘。

　　歷史學關註的焦點不僅要重回歷史本體，還要重回宏大敘事的路數上去。在中國社會正在發生急劇變革的進程中，尤其需要這樣去做。處在“歷史三峽”的中國，迫切需要那種能貫通古今的“大歷史”。而能將過去、現在和未來貫為一體的，往往是歷史發展的大脈絡、大趨勢、大線索、大走向。因此，當前的歷史學必須往“大”處走，尤其要關註社會、經濟、思想等方面的大規模變動，從整體上探究其演化動力及深層結構。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多地推進對歷史的一般認識，更準確地把握歷史全局，從而一掃當前史學那種一味求窄、求細、求小的拘謹姿態，把中國史學帶人一個有長江大河般磅礴氣勢的新境界。

　　歷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以理論創新為前提。“碎片化”背後，襯托著當前史學界宏觀思維能力的枯竭和理論抽象思維能力的退化。以蓬勃發展的中國近代史而言，這些年的進步不少是由海外輸入的理論模式來推動的，如施堅雅的“區域經濟理論”、蕭公權與周錫瑞等的“士紳社會”理論、羅威廉的“市民社會”理論、黃宗智的“經濟過密化”分析、杜贊奇的“權力的文化網絡”及鄉村基層政權“內卷化”的研究、吉爾茲的“地方性知識”理論、艾爾曼的“文化資本”解釋方法等。抽掉這些來自海外的理論建構，中國近代史研究立刻會顯露它在理論創新方面的貧乏。沒有理論，中國史學只能拘泥於考證，而無法對中國歷史做出宏觀性的解釋。

　　正是因為缺乏理論，史學才會在當今世界一些重大問題上淪為看客。如果要枚舉最近20年來社會科學領域最著名的著作，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肯定名列其中。兩部著作都是建立在對人類歷史的高度理論概括之上的，都是在對歷史深湛的解讀之後展開現實和未來想象的，因此它們既是政治學著作，也可算作歷史學著作。亨廷頓通過考察歷史上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來推演歷史發展的道路，福山則通過人類社會發展史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的假設得出“歷史的終結”這一石破天驚的結論。兩部著作在宏觀的理論修養和寬闊的歷史視野方面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亨廷頓和福山的工作，本可由歷史學家來完成，但在“碎片化”的歷史研究中，卻是絕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兩部著作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說明，貌似被後現代思想所顛覆的宏大敘事仍然是人們展開歷史想象的重要工具。歷史學家如果只滿足於在小塊的田畦上耕耘，其歷史想象將無法超越他的作業邊界，也難以逃避由一個政治學家來為其示範如何從整體上研究歷史的尷尬。

　　需要強調的是，這裏所說的重返宏大敘事並不是要重蹈已被推倒的宏大敘事的覆轍。這裏提倡的宏大敘事不再以西方為藍本，不再以西方為中心。它將著力於中國歷史進程本身固有的結構和動力，搭建符合中國歷史道路的新結構和新框架。它不把歷史建立在啟示錄式的形象化描述中，更不把歷史當成一出單維的人類戲劇。它也不排斥微觀歷史，相反，它將牢固地依托於那些差異化的歷史主體。在它看來，微觀歷史能給新的歷史模式提供更廣闊的語境。

註釋：

[1] [美]伊格爾斯著，何兆武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後現代的挑戰》，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9、4頁。

[2] [美]伊格爾斯、王晴佳著，楊豫譯：《全球史學史：從18世紀至當代》，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416 -417頁。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

來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整體史：歷史研究的“三位一體”
——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
李金錚

　　史學“碎片化”的討論，西方學界早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經開始，還有學者出版了專門批判碎片化歷史學的著作。與之相比，在中國史學界，關於碎片化的呼聲是近幾年才凸顯的事情，但大有柳絮紛飛、越吵越熱乃至史壇盡說碎片化的景象。竊以為，不管是否如此嚴重，這種熱議本身就說明它已經成為一個“現象”，從而不能不予以高度關註和認真思考。從已有的議論來看，史學碎片化的主要特征是：研究題目瑣碎、微觀，雜亂無章；缺乏整體史關懷，缺乏全面聯系和貫通；疏離宏大敘事，輕視理論思考，缺乏共識。它導致以小概全，偏離了歷史發展的主流軌道，喪失了對人類命運關懷的精神境界，對歷史現象不能做出深刻的分析和把握。以我的理解，以上特征中的核心問題，應該是碎片與整體的關系。當歷史研究陷於瑣碎、微觀，缺乏整體史觀念時，就是碎片化；反之，如果具有整體史關懷，碎片研究就不是碎片化。也就是說，碎片是碎片化的前提，但並不必然導致碎片化的結果，碎片與碎片化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不過，我發現在以往論說中存在兩個值得斟酌的問題：一是有些學者將碎片研究與整體史二元對立，似乎碎片、微觀研究就是脫離整體史，就等同於碎片化，譬如稱微觀史學就是碎片化，或日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就是碎片化。這一看法，很可能誇大了史學碎片化的程度。二是對碎片與整體的理解似嫌絕對化。應該說，碎片與整體皆為相對概念，一個碎片，只是相對於其所屬的整體而為碎片，相對於繼續細分之後的碎片又可以說是整體；而一個整體，相對於其分割之後的碎片是整體，相對於其所屬的更大整體又是碎片。按此邏輯，如果放寬視界，近幾年史學界所批評的碎片化研究是否就是絕對的碎片，所倡導的整體史研究是否就是絕對的整體史，其實是很難說的。盡管如此，就碎片與整體這對關系而言，仍是固定的。一是碎片是整體形成的基礎，整體是由碎片構成的；二是碎片與整體不是完全對立，而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之所以出現以上所謂問題，恐怕主要是如何正確地理解整體史的涵義。我以為，全面的整體史理念應該包括3個層次：一是不斷擴大歷史研究內容的全面史、普遍史，二是以整體史觀指導具體或碎片研究，三是宏觀史學是整體史的最高追求。在此理念下，可以將碎片研究、整體史研究以及避免碎片化統攝起來，從而緩解乃至解決相互之間的緊張。

一、碎片研究是整體史形成的基礎

　　整體史理念的第一個層次，是“全面史”，即終極目標為所有內容的歷史。以往學者對整體史的理解，更多集中於具體研究的整體史關懷與宏觀史學的追求兩個方面，對第一個層次的意義則有所忽視乃至否定，而更多強調了其碎片化的趨勢。

　　追求全面史，越來越多地了解歷史面相，是歷史學者乃至其他社會成員本能的強烈欲求。歷史是一個已經逝去了的世界，不管是歷史上的原本存在，還是呈現給後人的歷史遺存，都包羅萬象，豐富多彩，一地碎片。歷史的研究過程，也就是歷史學者不斷地挖掘歷史世界的過程，由未知到已知，由模糊到清晰，由碎片到整體，由部分到全面。

　　從主觀願望上講，每一個歷史學者都可能希望對歷史現象“一網打盡”。但由於人類社會極其復雜，而人的生命、精力和智力又非常有限，不可能對所有歷史內容進行全面研究，而只能選擇具體，選擇碎片。這就是梁啟超所說的：“無論有多大的天才學問和精力，想要把全史包辦，絕無其事。我年輕時，曾經有此野心，直到現在，始終沒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夠在某部的專史，得有相當成績，便躊躇滿誌了。”“若能以終身力量做出一種文物專史來，於史學界便有不朽的價值。”[1]不過，正是無數個體歷史學者的碎片研究，匯成歷史學的海洋。就此意義而言，即便研究楊貴妃是否處女，洪秀全是不是長胡子，都是朝著全面史推進的一個成果，不能說沒有價值。

　　歷史研究的實際進程充分表明了這一點。歷史學者開拓的領域越來越寬，越來越豐富。由傳統的註重政治、軍事、外交、帝王將相，逐步擴大到地理環境、經濟、社會，尤其是長期以來被忽略的普通民眾的生活，人口、家庭、宗族、群體、組織、性別、生命、婚喪嫁娶、衣食住行，無所不包。在西方，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學派還是年鑒學派，都力圖囊括和把握一切歷史與現實，所謂整體史、總體史、普遍史、全面史的概念，正是由此而來。後起的新社會史、新文化史學派，表面上雖然是對老一代年鑒學派的否定，但在開拓史學領域上，並無本質區別，只是更進一步而已，以至被人稱為“歷史學爆炸”。新時期以來的中國史學界，也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同樣走了一條史學領域不斷擴展的道路，社會史、社會文化史的勃興就大大開掘了少有人涉獵的歷史荒原。

　　但正是這樣一個歷史領域或者碎片研究不斷增長的過程，以其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往往被一些學者稱為碎片化之源。有的學者還認為，學科分類、碎片研究導致學科內部之間互相看不懂，從而阻礙了史學的發展。

　　的確，如果按照整體史關懷與宏觀史學的要求，有的研究無疑屬於碎片化。不過，我以為，與其指責其為碎片化，還不如說是向著整體史、全面史的方向邁進，或者說是與全面史的距離日益縮短的過程。它不僅不是史學研究的惡化，反而是整體史學發展的表現，標誌著史學研究的逐漸成熟。何況，哪一個學者所從事的研究不是限於某一學科或領域？即便是文史通才，恐怕也只是限於文史，進一步說仍是更大學術整體的一部分，對其他領域並沒有多少研究，也可以說基本不懂。以某個學科和領域為主，對其他領域不精，是很自然的，要求其他領域的學者一定要有和自己從事的領域一樣的水平，顯然不合邏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將此理解為自己的具體研究為全面史學貢獻了一份力量，不就坦然了嗎？

　　有意思的是，盡管有不少人說領域越搞越細，史學碎片化了，但仍有學者在呼籲繼續拓寬研究課題。甚至有的學者，一邊高喊打倒碎片化，一邊又主張擴大史學研究範圍，認為尚有太多的課題需要永無止境的挖掘，顯示出欲拒還迎的心理緊張。這恰恰表明，碎片研究距離整體史、全面史的形成還相差甚遠，碎片研究仍是大有潛力的廣闊田野。

　　不過，有的學者又說，歷史事實如恒河沙數，歷史研究是個永無休止的挖掘過程，已知的歷史終究是局部的，全面史不可能真正實現，追求全面史是徒有虛名的夢想。但我以為，全面史的確不可能實現，但並不意味著放棄求全的精神。誰都知道不可能徹底弄清歷史的真實，但誰又否定求真的準則呢。為什麽可以求真，不可以求全呢？

　　還有的學者說，碎片研究將整體史解構了。問題是，這個整體史究竟是什麽？顯然，它應該是在現有碎片研究基礎上形成的整體史，持此意見者恰恰忽略了這個整體史概念形成之前碎片研究的累積。所謂被解構的“整體史”，其實並無真正的整體意義，而只是有限的整體史。也正因為此，應當繼續“求全”，不斷逼近整體史。

二、整體史關懷下的碎片研究

　　以上所謂碎片研究，主要是具有擴大史學領域的意義。它很可能是就事論事的單純碎片研究，忽略了研究對象與其他現象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不能真正形成一個具有內在聯系的整體史研究。於是，就有了整體史研究的第二個層次。它又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將具體的研究對象置於整體史之中，註重研究對象與其他現象之間的聯系，即形成一個相互聯結的碎片或微觀研究。這個整體史，是在已有碎片研究和宏觀研究的基礎上形成的觀念和實際；二是以小見大，以具體研究反映大的問題意識。所謂大的問題意識，主要是反映歷史時代、影響歷史方向的問題，它同樣是在已有碎片研究與宏觀研究的基礎上產生，但有可能通過新的碎片研究形成新的問題意識。如果說整體史的第

　　一個層次更多具有領域開拓的價值，第二個層次則有了更深一層的學術意義，自然研究難度也隨之加大了。

　　應該說，以上兩個方面在大多數學者看來是極為正常的應有之義。關於前一含義，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年鑒學派都曾有過闡述。如恩格斯曾這樣批評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了它們互相間的聯系……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2]馬克•布洛赫認為：“文明同人一樣，決不像機械排列的單人紙牌遊戲，就事論事、支離破碎的認識決不會導致對整體的認識，它甚至對部分也不能認清。”[3]中國學者的相關論述也不少。如梁啟超指出，歷史是整個的，統一的。無論研究任何專史，都要看它放在中國全部占何等位置，放在人類全部占何等位置。此一群史跡不能與他群史跡脫離關系而獨立存在，亦猶全社會中此一群人常與他群人相依為命也。故欲明一史跡集團之真相，不能不常運眼光於集團以外。[4]對於後一含義，形象地說就是“一葉知秋”。梁啟超對此也發表過看法：“吾以為歷史之一大秘密，乃在於一個人之個性，何以能擴充為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與夫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何以能寄現於一個人之個性？……非以其個人的資格而有價值，乃以其為一階級或一黨派一民族之一員的資格而有價值耳。”[5]當代學者馮爾康也以個人的研究經驗指出，雖多做微觀的題目，但並不是把一個事情本身說清楚就完了，而是盡可能把它和更廣闊的社會現象、社會問題聯系起來，看能否說明一個更大的問題。[6]

　　不能不說，確有大量的碎片研究沒有慮及普遍聯系和“以小見大”的原則，從而呈現出碎化的征象。但也要註意，凡屬成功的微觀研究，基本上不存在此類問題。即便是後現代主義史學和新一代年鑒學派學者，雖有瓦解總體和中心之意，但也不是完全與宏觀史學對立，沒有大的問題意識和歷史思考。譬如，廣為人知的3部後現代史學著作：娜塔莉•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卡羅•金茲堡的《奶酪與蛆蟲》和勒華拉杜裏的《蒙塔尤》，實際上都體現了多面聯系和以小見大的特色。它們反映的都是地方社會與文化，但無不關註長時段的歷史脈動，都希望超出所研究的個案之外，得出普遍性的洞識。《馬丁•蓋爾歸來》是通過16世紀一個法國南部鄉村阿爾蒂加的假身份案例，討論身份形成、階級關系和法律習慣的問題。《奶酪與蛆蟲》通過16世紀意大利北部村莊特瑞阿勒一個磨坊主的故事，反映宗教改革與鄉村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底層民眾的精神世界。《蒙塔尤》通過法國南部一個山村奧克西坦尼居民的日常生活，反映中世紀時的心態和精神風貌。中國近代史學者王笛對成都茶館和街頭文化的研究，也屬微觀史力作，它力圖以地方的日常生活反映精英、國家與民眾之間的復雜關系。

　　由此可見，一項成功的碎片或微觀史研究，不在研究對象之大小，而是取決於是否增加了普遍聯系和以小見大的整體史意識。只要擁有這一意識，就會使單純的碎片研究化蛹為蝶，更具意義。

三、宏觀史學是整體史的最高追求

　　以上兩個層次都是整體史觀視角下的碎片研究，而宏觀史學則是整體史的最高境界，它強調對碎片研究的整合。其中又包括3個方面：一是全面、綜合的研究，二是註重宏大歷史問題的研究，三是重視歷史理論思考。其研究難度比整體史研究的第二個層次更大了。

　　全面的、綜合的研究，就是最大限度地將歷史的各個方面加以綜合考察。之所以必要，因為歷史原本就是“一切決定著一切，一切被一切所決定”。[7]碎片研究容易出現“以偏概全”之弊，這恰恰是全面的、綜合的研究力求避免的。此類研究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通史性著作。梁啟超說：“真想治中國史，應該大刀闊斧，跟著從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個的歷史來，才可使中國史學有光明，發展的希望。”[8]自司馬遷以來，“通古今之變”的《史記》就一直是中國史學的追求。國外也是如此，從古希臘希羅多德的《歷史》，到17世紀英國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施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皆為通史類的經典著作。迄今，通史、斷代通史、專門通史仍是歷史學者孜孜以求的體例，甚至有的學者認為一切歷史研究都是為通史服務的。以中國史而言，劍橋中國史、範文瀾主編《中國通史》、白壽彜主編《中國通史》、張海鵬主編《中國近代通史》等，都是眾人協作、追求全面和綜合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另一類是區域史著作。它的研究對象一般不是一個村莊、一個鄉鎮，而是地理範圍較大的區域。最具影響力者，無疑當屬布羅代爾的巨著《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作者將生態環境、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和政治事件等進行綜合探討，以反映這一時代地中海地區的整體面貌。王笛的《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遊區域社會研究》，是中國近代區域史的典範之作，作者也是從自然生態、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等方面進行綜合研究，明顯受到布羅代爾的影響。

　　宏大歷史問題，就是影響或決定歷史發展方向的重大問題、關鍵問題、主流問題。盡管所有的歷史問題都有其研究價值，但價值大小並非完全等同，而是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所謂歷史的重大問題、關鍵問題、主流問題，研究意義應更大一些。相比之下，其他問題就較為瑣細，研究價值就小一些。細小問題、微觀問題雖然可由小見大，但不可能反映歷史的宏觀過程，也無法替代宏大歷史問題的研究。歷史學者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學習歷史和研究具體問題、碎片問題的過程中，不斷洞察哪些才是最有價值的領域和問題。按照上述標準衡量，這樣的領域應該很多，也許有一個比較簡單的辦法能夠說明，即中國通史類教科書所展示的重大事件、人物多是此類問題。當然，隨著碎片研究的擴展和現實社會的要求，宏大歷史問題也可能會發生變化。無論如何，一旦宏大問題凸顯出來，就值得長期關註和討論，從而不斷加深對歷史發展過程和趨勢的認識。近些年，史學界確有專註瑣碎問題、忽視宏大問題的現象，缺少集中探討的共同話題。

　　所謂重視理論思考，就是我們經常強調的“求是”，即註重對人類歷史命運和規律的概括和總結，也可稱之為歷史哲學、大寫歷史。這是歷史研究最高層次的問題意識，它猶如一條“繩索”或“總神經系”[9]，貫穿人類歷史的演變進程。可以說，只有如此，才能減少或避免無數歷史細節的迷亂，使我們愈益達到對人類歷史長河的共識。黑格爾、馬克思、湯因比等都為此做出了偉大貢獻，上面所列通史著作、區域史著作也大多體現了對歷史總體趨勢的關註和總結。不過，必須承認，近些年中國史學界對宏大理論問題的討論的確很少，更沒有形成眾所關註的熱點。我們現在很難看到

　　像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中國近代社會性質這種問題的廣泛討論。這固然與以前“以論帶史”的惡劣影響有關，但也不能不說有矯枉過正之嫌。相比而言，歐美學者敢於也善於提出理論、模式。中國學者如何提出獨特的理論和概念，將任重而道遠。在此，我想進一步強調的是，重視歷史思考絕不等於維護和註解既有的理論模式，更不是附和意識形態。歷史思考應該是批判性的，是發展的，如此方可為人類歷史的認識做出真正的理論貢獻。

　　綜上所談，3個層次構成統一的整體史觀。這3個層次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共生共存的。任何一個層次都有其學術價值，忽略任何一個層次或特別強調哪一個層次，都有悖整體史觀的要求。作為個體的歷史學者，最理想的當然是“三位一體”的全才，但這種天才型大家畢竟極少，更常見的是，根據個人所長，大多數從事碎片研究，少數偏重宏觀史學。從長時段看，歷史研究一直是碎片與整體相互結合的過程。碎片研究的“分”與整體研究的“合”經常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今天所說碎片化之重，其開始源於對“以論帶史”的反動；三十年過去，人們又發現碎片太多，宏論太少，於是又提出加強宏觀史學。宏觀史學的確是我們的弱項，我們實在缺乏氣勢恢宏的作品。不過，正如疾病診斷，不可過頭，否則就有可能走偏。我們未知或未深入研究的歷史面向仍有很多，還缺乏一流的以小見大的微觀史學著作，所以碎片研究不是應該削弱而是應該進一步增強。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裏，隨著碎片研究的擴大，宏觀史學才能水到渠成。我還以為，一個真正的歷史學者及其作品，會遵守歷史研究的基本規則，基本不存在所謂碎片化現象。一些論著出現碎片化特征，與作者自身的意識、能力、史德低下有關。現在最應該治理的，恐怕是大量沒有學術味道的“垃圾”。恰恰這些垃圾，可能與一些嚴肅的成果一起，被有些學者視為碎片化了。

註釋：

[1]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336—337頁。

[2]黎澍主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歷史科學》，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9頁。

[3] [法]馬克•布洛赫著，張和聲、程郁譯：《歷史學家的技藝》，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頁。

[4]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41—142、173 —174頁。

[5]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36頁。

[6]馮爾康：《中國社會史研究》，第518頁。

[7]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第178頁。

[8]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335頁。

[9]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36頁。

（來源：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來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歷史研究的碎片化與現代史學思潮
——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
王睛佳

　　梁啟超的《新史學》為大多數歷史研究者所熟知。在其《新史學》的第二章“史學之界說”中，梁公對於歷史的性質做了如此的闡說：“第一、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第二、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第三、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為了說明這一歷史研究的性質，他還引用英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斯賓塞的比喻，像“鄰貓生子”這樣的瑣事，史家是不用花費筆墨的，因為這些小事，無涉歷史的進化。梁公一生學術思想多變，但他在20年之後寫作《中國歷史研究法》時，似乎仍然堅持他在1902年提出的觀點，只是在歷史進程是否存在普遍公理一點上，提出了一些懷疑。[1]

　　饒有趣味的是，當今史家推行“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的歷史觀，因此或許像“鄰貓生子”這樣的小事，也會成為新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題材。如新文化史的鼻祖之一、現任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著名史家羅伯特•達頓（Robert Damton)教授，就以《貓的大屠殺》(The Great Cat Massacre）一書而成名，雖然達頓所寫的並非鄰貓生子，而是鄰貓之死。該書出版於1984年，至今仍然是所有新文化史研究者必讀的經典著作。

　　自梁啟超在20世紀初年寫作《新史學》到該世紀下半葉達頓寫作《貓的大屠殺》，歷史學領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如果我們用歷史研究走向碎片化來概括這些變化，沒有大錯。不過要想理解這一“碎片化”的形成，拙見以為還須從史學思潮的變遷人手。在此之前，我想有必要首先澄清一下何謂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在我看來，所謂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可以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史家眼光朝下，研究原來不為人註意的、無關歷史進化的日常小事或邊緣人物和事件；二是繁瑣論證，就一些已經為人所熟知的題材，深入發掘，探奧求賾，希望發人所未發之新見。因此歷史研究的“碎片化”，表現有明顯的差別。而拙意以為，這兩種表現，又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中外史學的異同。大致而言，外國史家的研究風格，比較接近前一種，而近年來中國史家的論著興趣，則多傾向於後一種。但就其史學思潮的背景而言，則又有共通之處，可以一並討論。

　　梁啟超在1902年提出用探求歷史進化作為歷史研究的根本，進而改造中國的舊史學，反映的是當時歷史研究者的一種共識。如所周知，自18世紀啟蒙運動以後，西方的歷史研究就開始走上了“科學化”的道路，其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檢討歷史事實，提出並論證歷史的規律。19世紀的黑格爾、馬克思、孔德等人的歷史哲學（亦稱之為“大寫歷史”，即對歷史的宏觀考察），都是顯例。二是考訂史實，力求用可靠的史料敘述歷史，也即蘭克學派所信奉的“如實直書”。前者顯然受到了17世紀科學革命的鼓勵，認為在人類歷史的演化中，也能發見像牛頓萬有引力這樣的定律。而後者則與整個19世紀“尊重事實”的風氣相關，但在具體的方法論層面，則又得益於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復興、整理古典文化的傳統。比如蘭克強調史家需運用第一手或原始史料，與人文主義者尋求原始文本以求找出古典文獻的真相，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幾乎整個20世紀，這一史學“科學化”的進程，仍然經久不衰、活力十足。舉例而言，馬克思主義不但幫助了許多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建立政權，馬克思主義史學也在世界許多地區（包括西方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應該說，現代西方的許多史學流派，都可以發現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子。當然它們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同時，也想提出修正。但馬克思希求從社會形態的變化上發現、論證歷史演化的規律，則仍然激勵了現代許多史家。比如法國年鑒學派的著名人物布羅代爾，提出“長時段”的觀念，希望在社會形態和經濟行為的變化之後或之上，找出地理環境的持續經久卻又潛移默化的影響。布羅代爾的弟子勒華拉杜裏則從人口變化的角度，考察法國朗格多克地區的歷史變動。他們的觀察角度各有不同，但探求歷史規律的意圖，則顯而易見。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都追求歷史研究的“科學化”，其手段是將其他社會科學（地理學、人口學、社會學等）的手段和方法，引人歷史學的領域。

　　不過在現代西方史家中間，像湯普森、霍布斯鮑姆這樣公開的馬克思主義者畢竟是少數。二次大戰以後冷戰局面的形成，也造成西方學界對馬克思主義的敵意。換言之，雖然馬克思尋求歷史演化動因的做法具有吸引力，但少有西方學者會承認社會主義的到來是一種必然趨勢。而戰後歷史的發展（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形成和第三世界之擺脫西方殖民主義及走向民族獨立），也讓許多西方史家感到探求歷史演化的規律，其實並不利於論證西方自由世界的合法性。當然如此做法的人還是有的，如當代世界史研究的先驅者之一、原芝加哥大學的麥克尼爾教授，就在1963 年出版了《西方的興起》一書，與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相對，企圖論證西方崛起及資本主義產生的必然性。但就總體而言，對於歷史的宏觀考察慢慢失去了人們的青睞，因為世界歷史本身產生了多極化、多元化的走向，不再具有百川歸海的態勢。因此史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歷史本身的發展。舉例而言，1989年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學者福山寫作了《歷史的終結》一書，一時洛陽紙貴。福山在書中指出，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結束，表明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凱旋，世界歷史以後的發展因此會有一個總體一致的走向。他的觀點雖然在當時引人註目，但支持者甚少，反而以批評者居多。

　　其實要想探求歷史的規律，具體一點說就是要研究歷史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並對此做出解釋。因此如果我們隨意瀏覽一下1970年代以前出版的歷史著作，就會發現它們大都以分析、解釋歷史發展的因果關系為主。比如研究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家的註意力一般都集中於探討這兩次戰爭發生的原因，他們的爭論也集中在戰爭的淵源方面，而不是戰爭的過程。同樣，如果研究法國大革命，史家也會較多註意大革命產生的原因，由此產生了諸多的解釋和流派。這一重視因果關系的現象，體現的是科學研究的共性。比如化學家進行科學實驗，往往以什麽樣的化學成分糅合在一起會產生什麽樣的反應為主。所以我們說20世紀上半葉的史學研究走向，以“科學化”為主要傾向。

　　但是如果史家逐漸失去了探討歷史規律的興趣，他們的著作也就慢慢不再以尋找、解釋歷史事件的因果關系為重心了。這正是1970年代以來產生的現象。美國歷史學會的前任主席芭芭拉•瓦因斯坦（Barbara Weinstein)曾撰文指出，現今的西方歷史研究，少有人分析歷史的因果關系，而是滿足於描寫、敘述歷史的事件。[2]上面提到法國大革命的研究，一向是西方現代史學的熱點之一，因為法國大革命對於之後歐洲甚至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都有意義深遠的影響。美國歷史學會的另一位前任主席琳•亨特（Lynn A．Hunt)，以法國史研究著名。她在1984年出版的《法國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一書是她的成名作，而該書的核心內容，並不以探討法國大革命的緣起為主，而是細致描述了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變化。換言之，亨特的註意力是在大革命的過程本身，而不是其爆發的原因。無怪乎亨特成為當今史壇新文化史研究的先驅人物。[3]

　　我們探討國外史學研究“碎片化”的形成，其實也就是要探究新文化史的興起，因為新文化史的研究題材多種多樣，瑣細微觀。在我看來，新文化史的興起涉及幾個方面。首先是歷史研究“科學化”本身的變化。如同上面所言，在二戰之後，特別是1960年代以來，由於世界歷史走向的多元化和多極化，使得人們對探索歷史演化的規律，逐漸失去了興趣。

　　其次，新文化史的興起，又是歷史研究“科學化”的產物。戰後史家向社會學、經濟學靠攏，促成了社會史的興起，其意圖是探求社會的結構性變化，由此而註意到社會各個階級、階層之間的互動，並催生了對下層民眾和邊緣團體的研究興趣。自1970年代以來，史學又開始與人類學聯手。但此時的人類學，已經與19世紀的人類學迥異，不再以考察原始部落來揭示人類演化的進程為重心，而是希圖深入其內，微觀考察人類行為的特點及其文化背景。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的“厚敘述／深度描寫”(thick description)理論，就是一個例子。因此史學與人類學結合的結果就是，雙方都走向了微觀研究，希望重建具體的歷史場景，以求獲得對某一歷史或文化現象的真切理解。

　　第三，新文化史出現也可以視為是對社會史的一種反彈。雖然社會史家也有眼光朝下的視角，可是為了揭櫫社會的總體性發展（如年鑒學派的所謂“總體史”），社會史家常常註重社會階層的互動及其經濟活動，但如此一來，也會讓其論著充斥許多數據，而缺少對具體個人行為的描述。因此社會史的論著，往往枯燥無味，被人譏為“沒有人的歷史”（history without people）。其實更好的說法也許是“沒有個人的歷史”，因為以前的歷史著作，往往以個別精英人物的活動為主要考察對象，而社會史的寫作側重研究的是社會團體的行為。史學與人類學的結合，加強了微觀研究的興趣，造成了敘述體的復興。這也正是新文化史的主要特色。因此新文化史和微觀史（micro history)及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everyday history)異曲同工，都以細致描寫以前為人所忽視的事件、人物為中心。這些學派都產生於1970年代以後，是歷史研究“碎片化”的主要表現。

　　第四，新文化史、微觀史的興起又得益於後現代主義思潮在1990年代的流行。後現代主義是一種文化相對主義，其宗旨之一是反思、反省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和文化的弊病乃至現代性的潛在問題。但就方法論而言，後現代主義直接與現代語言學的發展相關，其主張就是語言本身的模糊性或不透明性。因為語言之模糊，因此即使有真理或者事實存在，也無法準確無誤地傳播以及讓人準確無誤地接受，更何況還有文化的差異所造成的隔閡。如果我們用歷史研究舉例，那就是在後現代主義者看來，即便有歷史規律存在，史家或歷史哲學家也無法通過語言來將之明確表達；而且即使做了某種表述，讀者的理解還是各有千秋。所以後現代主義的流行，更使得史家對所謂“大寫歷史”失去了研究、探討的興趣。簡言之，後現代主義質疑了歷史學的科學性。如海登•懷特強調史學與文學之間，沒有根本的差別，因為兩者都有編造情節的行為。他的所謂編造情節，就是說史家在陳述歷史事件的因果關系時，往往將一些事件排列在一起，讓人產生“因為……所以”的印象。雖然史家並不一定明確表達這一因果聯系，但在懷特眼裏，史家的這一做法，與小說家寫作時采用的戲劇化手段沒有根本差別。

　　如果將史學與文學相等同，又放棄對歷史宏觀進化的探求（歷史的“大事”和“小事”無關緊要），那麽史家寫作就以吸引讀者為主要目的了。換言之，什麽事件有趣，史家就可以寫什麽。於是有人如此形容新文化史的題材：“一些諸如氣味、想象、死亡、空間、夢、垃圾、屎、疼痛、疾病、姿態、眼淚、同性戀、手淫、食物、鹽、煤、火、鏡子、乳房、頭發、內衣、廁所、戒指等過去不入歷史研究者法眼的課題，現在都已經成為新文化史家的關註對象與研究內容。”[4]如此，歷史研究的確走向“碎片化”了，而其根源就在於史家治史觀念的改變，從原來希求探討、解釋歷史演化到純粹描述歷史事件或人物行為。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還想就上面提到的歷史“碎片化”的第二種現象，稍為表達一些意見。依我管見，這一現象，即對一個已經為人所熟知的歷史人物或現象，反復不斷地深入探討，是中國史學界的獨特現象，或許與中國史學的文化傳統有些聯系。中國人常說，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從未間斷。但其實自漢代以後，北方民族不斷入侵中原，甚至建立長久的政權（元朝、清朝等）。因此這一說法，或許有可以商榷之處，甚至還雜有大漢族主義的偏見。但就歷史寫作而言，卻又似乎言之成理，因為中國有官修歷史的傳統，二十四史的修撰在漢代之後的確沒有間斷。因此就狹義的文明史而言，中國的文明的確源遠流長。不過這一持續修史的一個前提，就是要不斷重復前人的著作，或者稍加簡化，或者加以文字修飾，或者進行考訂修正，也有的就幹脆直接照抄。這一傳統，也可謂源遠流長。如班固的《漢書》中的一些章節，就與司馬遷的《史記》中的記載，大同小異，難分軒輊。當代中國史學的研究，也充斥這樣的現象。比如像胡適、陳寅恪等近代著名人物，就會有許多本傳記，反復論說，其結果就是許多觀察、結論都是大同小異，了無新意。有的學者甚至能抓住一兩條相關史料，重復檢討，其考證之瑣細，讓人嘆為觀止。但這些“碎片化”的研究是否會加深我們對這些近代人物的理解，則似乎並不盡然。或許這些學者並無此意，只是想展現自己閱讀史料的細致人微和理解史料之獨出心裁。這種現象，在西方史學界中，頗為少見。比如以胡適名望之大，西方漢學家一共出版了兩本有關胡適的專著。甚至像五四這樣的由中國的文化精英所倡導的運動，現在也已經激不起太多人的興趣了。[5]因此歷史研究在西方的“碎片化”，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西方學者特別想別出心裁，不願重復前人，因此他們的歷史研究不斷轉向，從政治史、外交史轉到社會史、經濟史，庶幾又從社會史轉到了新文化史，而最近的趨勢是重拾對“大寫歷史”的興趣，從全球史的觀點考察世界上各個文明之間的互動和交流。當代歷史研究的“碎片化”，於是又反映了中外學術文化的傳承與特色，不知讀者方家以為然否？

註釋：

[1]梁啟超：《梁啟超史學論著三種》，香港，三聯書店1980年版。其中有關“鄰貓生子”見第7頁；有關歷史學的性質的界說見第10—15頁。

[2] Barbara Weinstein, ” History without A Cause? Grand Narratives, World History and the Postcolonial Dilemma, ” Intematiortal In— 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50 (2005 ）, pp. 72—73.

[3]有關亨特對新文化史的倡導和反思,可參見 Lynn Hunt（ed. ）,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a, 1989）~ Victoria Bonnell & Lynn Hunt（eds. ), Beyond the Cultural Tum: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aity of Califomia Press, 1997）。

[4]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者的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

[5]與此相比，中國人寫的胡適論著，可謂汗牛充棟，讓人目不暇接。參見歐陽哲生《歐陽哲生講胡適》第1章，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有關西方漢學界五四運動的研究現狀，參見王睛佳《五四運動在西方中國研究中的式微？——淺析中外學術興趣之異同》，《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作者單位：美國羅文大學）

來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碎片化”是個問題嗎？
——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
王衛平 王玉貴

　　社會史研究在當代中國復興後不久，“碎片化”問題就引起了學界的關註。檢視社會史學界對“碎片化”問題的探討，大致有以下4種看法：缺乏合適的理論指導與操作方法，以致概念不清，含義不明；學科歸屬不易確定和研究對象寬泛、龐雜；選題狹窄、研究取向和具體內容零碎；與當前的學風浮躁、成果評價以及人才培養機制有關。我們認為，盡管“碎片化”問題其來有自，並且似乎鑿鑿有據，但細細推敲起來，卻很難經得起嚴格的學術考究和深層次的學術反思。

　　首先，對於社會史研究中定義不統一或理論指導不明確的情況，似不必太過在意。

　　社會史研究自橫空出世時起，國內外學術界就從未對社會史的含義取得過一致的意見，僅在西方學界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就至少有8種之多，但這並沒有妨礙西方社會史學界在一個個具體的研究課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最傑出的（社會史）研究家們總是明智地用更多的時間來研究它而不是為它下定義。”[1]中國的情形也大致相同。蔡少卿先生曾指出：“時至今日，盡管社會史還未形成一套系統精密的理論和方法，但社會史的實際研究已遠遠走在前面。”[2]蔡先生的這段話雖然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說的，但揆諸當今中國的社會史研究現狀，仍然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中外史學研究的實踐均一再表明：歷史學的復興及其進一步發展，其動力均“在於實踐而不在於理論”[3]，或者說具體的“研究（活動）總是領先於理論反思的”。[4]對此，馮爾康先生也早就指出：社會史研究“要在具體研究的基礎上，提升理論層次，即將具體研究升華為理論，做到具體研究不忘記理論追求，而理論的創立是建立在具體研究基礎上，從研究的歷史事實中引出固有的結論，並將其升華為歷史理論”。[5]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中國社會史研究在一個個具體問題上的不斷深入，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社會史理論和研究方法一定會出現在我國史學研究的百花園中。

　　社會史研究在當代中國復興後，其活力常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它的開放性特征和寬闊胸懷。馮爾康先生曾指出：“任何事物定於一尊，它就難以發展了。”[6]不僅如此，在我們看來，對於一個學科的發展來說，對抽象理論的討論無論多麽深入、周密和完備，也不如對具體問題的深入研究要來得有益。社會史研究的持久活力終究是要靠對具體問題的深入研究來提供的。這當然不是說理論探討不重要，然而沒有踏實細致的實證研究作基礎的抽象理論探討不僅會顯得蒼白和無力，理論先行的結果還往往會導致空談和玄想。

　　其次，從史學研究的發展規律來看，總是由宏觀逐步走向微觀和具體，大而化之的宏觀和粗線條研究終究要被細致人微的精深和細部研究所取代，社會史研究作為史學研究中的一個分支也是如此。

　　社會史學界常常批評以往的中國歷史研究總是習慣於宏大敘事方式和政治史範式，並且認為拋棄宏大敘事方式和政治史範式是社會史研究得以確立和進一步發展的必要前提，殊不知以往中國歷史研究中采用宏大敘事方式和政治史範式是有其必然性的。中國共產黨取得執政地位後，為了盡快確立馬克思主義在史學研究中的指導地位，在一些事關中國歷史基本走向的問題上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解釋，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而為了論證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並取得政權的合理性，註重農民起義這類政治史的研究也在情理之中。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重新走上正軌的史學研究同其他學科一樣，真正迎來了大發展的春天。回溯從那以後的史學研究，雖不能說宏大敘事方式和政治史範式就銷聲匿跡、不復存在了，但應該說從總體上來看是逐漸走向了理性和成熟。史學研究逐步走向深入、日益重視對具體問題的探究，反映了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律。明乎此，社會史研究中存在的所謂“碎片化”問題，其實並不足為怪，是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的必然結果。

　　頗為有趣和吊詭的一個現象是，國內學術界對於中外社會史學界在研究中國問題上所呈現出來的相同或相近趨向與特征所作出的評價有時卻大相徑庭。眾所周知，在以美國為代表的中國學研究中出現過許多莫衷一是的解釋模式，具有代表性且為中國學界所熟知的就有施堅雅的“區域市場結構”、蕭公權和周錫瑞等的“士紳社會”、羅威廉的“市民社會”、黃宗智的“過密化”、杜贊奇的“權力的文化網絡”以及鄉村基層政權“內卷化”、艾爾曼的“文化資本”等解釋模式和理論。對上述現象，國內社會史學界一般都將其評論為研究的細致和深化：當代西方史學研究中“被指責為‘歷史的碎化’現象，實質上是歷史學的高度分化，或者換個角度說，是以‘歷史的碎化’為特征的分化”。[7]而國內學界所存在的“碎化”問題則與之有著本質區別，是一種專為求新求異而開辟新領域新課題，缺乏總體關照的研究傾向，這種單純限於個別的、支離破碎的研究嚴重影響了社會史尤其是區域社會史的健康發展。如行龍先生就一再指出，中國社會史研究者視野狹窄，只盯著自己的小塊領域，不顧及整體研究的需要，研究成果互不相聯，相互脫節，自談自論。[8]

　　我們認為，如果對中外史學發展路徑進入深入考察，就可以了解中外學者在史學研究思路和做法上的差異，更多的是由於彼此的學術傳統所導致的，並不存在彼高此低的問題。具體到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來說，作為外國人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就總體而言終究無法與中國學者所擁有的有利條件相比擬，在這種情況下，嘗試構建對中國問題具有一定解釋能力的理論模式正是一種趨利避害的理性選擇。因此，中國學者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望洋興嘆，而應有理由堅信：對中國歷史的研究終究主要依靠本土學者來承擔並不斷推進。在我們看來，中西社會史研究中所表現出來的所謂“碎化”問題，究其成因、表現和後果等而言或許並不完全相同，但從聯系的角度來看，未嘗不可以都看做是社會史研究不斷走向深入的結果。

　　再次，細部和微觀研究是宏觀研究的前提和基礎。

　　歷史研究由宏觀考察轉向細部探究即通常所說的“碎片”研究，是學術進步的必然趨勢，完全符合學術發展的應有理路和基本規律。趙世瑜先生在闡述他所理解的“大歷史”和“小歷史”的關系時指出：“小歷史”是“大歷史”的生活基礎，研究“小歷史”的目的是把生活基礎還給“大歷史”，一旦“歸還”工作結束了，大小歷史的區別也就不需要了。[9]上述觀點在另一個層面上闡明了局部與整體、碎片和總體的辯證關系。或許是基於基本相同的考慮，一直主張要防止社會史研究“碎片化”的行龍等人也指出：“‘碎化’並不可怕，怕的是碎而不精，流於事項羅列，淺嘗輒止。區域大小也無高下之分，憂的是沒有大的學術關懷，為區域而區域。如果能就一些小的問題，精磨細研，亦能靜臨深淵，搖曳生姿。如果能夠真正踐行多學科、整體史方法，瞻前顧後，左顧右盼，上下打量，或可以小見大，見微知著。”[10]他還指出：“碎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研究過程中自然而然的現象”。並明確表示，“接受社會史研究應當碎化的做法，就是要把研究對象咬碎嚼爛，爛熟於心，化然於胸，然後付諸筆端”。[11]常建華也認為，對社會史研究中“碎化”的批評雖然從“保持歷史研究整體性”來說“無疑是正確的”，但“個案與微觀史學研究強調的是以小見大，題目雖小，意義或大，況且個案與微觀積累多了，才能有體系化的宏觀分析”。[12]

　　我們認為，對一個個表面上看起來互不相關的具體問題的深入研究，可以為總體歸納和綜合研究提供必要基礎和基本前提。年鑒學派大師布羅代爾在進行地中海地區的研究時，雖然批評了以往歷史學家“所關心的不是地中海的整體，而只是這幅鑲嵌圖畫中的細小片斷，不是地中海生活的整體運動，而只不過是過去一小撮國王和富翁的活動瑣事”[13]，明確表明自己所追求的是“人類生活的最活躍的運動的總體歷史”。[14]殊不知，正是其他歷史學家所做的艱辛、細致的基礎性研究工作，才為布氏從事的整體史研究提供了可能和條件。中國的情形也大致不差。

　　第四，從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主觀努力、學術取向和主流趨勢看，大都是以總體史或整體史作為追求目標的。

　　在中西方社會史學界，確實有人主張社會史應是“除去政治精英”的人民史，但這更多的是表示反對以往那種主要從政治精英的上層立場和視角來撰寫歷史的傳統，而不是要將政治精英摒棄在社會史研究之外，因為排除了政治精英的社會史就無法實現其“總體史”的追求目標。以布羅代爾等為代表的年鑒學派在其確立的“大歷史”也即“整體史”或“總體史”目標中，“總想看到事情的全貌，將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融入‘總體’史”。[15]因此，盡管社會史學家們不滿意或有意摒棄以往的精英史觀指導下的政治史敘述範式，但在其具體的研究實踐中還是試圖將政治史、經濟史納入或融人到社會史研究視野中來的，以呈現作為總體史的社會史全貌。

　　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情況也是如此。還是在社會史在當代中國復興之初，王玉波先生就指出：“由於社會史的綜合性，所以社會史以社會生活的歷史演變為中心和中介，把歷史學形成一個縱橫交錯的網絡式的整體系統。社會史的綜合性也有助於促進史學和其他學科協作、應用和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使史學不斷創新和發展。”[16]絕大多數社會史研究者都以整體史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馮爾康先生也曾明確指出社會史研究並不拒絕研究政治、經濟、文化問題。他說：社會史既然是研究社會生活的，就必然會“涉及（同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各個領域”[17]；又說：“社會史滲透到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等領域，凡是這些專史中屬於人們社會關系的內容，也就是社會史的內容”；“社會史不應停留在了解人民生活的現象上，還需要深一層研究人們社會生活所表現出來的心理狀態和思想意識”。[18]按照上述設想，社會史研究的視野肯定是相當開闊的，不會出現“碎片化”的問題。

　　還要看到，在當代中國有代表性的社會史研究者中，人們也幾乎找不到有哪一位學者明確宣稱自己只專註於或只滿足於“碎片”問題的研究，而總是一再強調或在事實上把他們所從事的對“碎片”的具體研究與總體史（整體史）的目標追求或松或緊地聯系在一起。[19]以張鳴先生新近出版的《歷史的碎片：側擊辛亥》為例，選取的雖然是一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作為敘述對象，但目的卻在於揭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推翻清王朝的更為深層的一些因素”。[20]由於作者獨具匠心的問題意識以及深邃的歷史穿透力，使該書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它所預設的最初目的，從而贏得了廣泛的社會和學術反響。歷史研究的選題雖有大小之別，但卻並不能以此作為重要或瑣碎與否的判斷標準。

　　可見，碎片化不是社會史的固有特征，至於某一位具體研究者的某一項具體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宏觀視野並達到了整體史的目標訴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該研究者的自身素質所決定的。同時，我們也得承認，要真正從社會史角度編寫出一部反映全貌的人類通史或整體史雖然是不可能的，但這與社會史的學科特質沒有必然的關系。正如常建華先生指出的那樣：總體史或整體史的追求盡管激動人心，但卻很難實現，“歷史哲學和通史的整體性或總體觀，也只是社會史研究中的一定層次，如果以此出發批評當今社會史的研究瑣碎，一定程度上說是不太恰當的”。[21]同樣，以此來要求政治史、經濟史、外交史或軍事史等專門史，也是極不現實的。

註釋：

[1] [英lD．加納迪：《何謂社會史》，蔡少卿主編：《再現過去：社會史的理論視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頁。

[2]蔡少卿主編：《再現過去：社會史的理論視野》，“序言”，第3頁。

[3]巴拉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第63、69頁。

[4] [美]格奧爾格‘伊格爾斯著，何兆武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後現代的挑戰》，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頁。

[5]馮爾康：《中國社會史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頁。

[6]馮爾康：《中國社會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頁。

[7]趙建群：《論“歷史的碎化”》，《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第123頁。

[8]行龍：《社會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行龍主編：《近代山西社會研究——走向田野與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9]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敘說：作為方法論的區域社會史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0頁。

[10]行龍、胡英澤：《三十而立——社會史研究在中國的實踐》，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編：《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頁。

[11]行龍：《中國社會史研究向何處去》，《清華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第12頁。

[12]常建華：《跨世紀的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8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66頁。

[13]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Harper Torchbook，1976，p．18)。轉自龐卓恒主編《西方新史學述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頁。

[14]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論序列歷史學——評（塞維利亞和大西洋1504—1650）》，費爾南，布羅代爾著，劉北成、周立紅譯：《論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頁。

[15]轉引自[英]彼得。伯克著，劉永華譯《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1989）》，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頁。

[16]王玉波：《為社會史正名》，《光明日報》，1986年9月10日，第3版。

[17]馮爾康：《開展社會史研究》，《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80頁。

[18]馮爾康：《三論開展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史研究》，第22頁。

[19]參見馮爾康《中國社會史概論》，第98頁。

[20]張鳴：《歷史的碎片：側擊辛亥》，“序言”，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

[21]常建華：《社會生活的歷史學》，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頁。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社會學院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碎片化”：新興史學與方法論困境
——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
李長莉

　　史學研究的“碎片化”現象，是近年來引起史學界許多人詬病的一大病癥，其意指研究問題細小瑣碎，且缺乏整體關聯性與普遍意義內涵，因而缺乏意義與價值。這種“碎片化”傾向尤其在近二十多年來新興的社會史和社會文化史（新文化史）領域表現最為突出。隨著越來越多的學人進入這些新興領域，尤其是剛剛跨入學術門坎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們，紛紛選擇具體而微的專題作為初入學術的門徑，群相跟進，勢成風氣，使得這種“碎片化”傾向有愈演愈烈之勢。這一現象引起一些學者的憂慮，感到史學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功能將被這種“碎片化”漸行消解，甚至會導致史學學科空洞化、邊緣化的危險。看來這種“碎片化”趨勢已經成為關系史學命運的一種現象，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覺。由於“碎片化”與社會史和社會文化史等新興史學有較大的關聯，我們由此需要反省的是：新興史學為何易於走向碎片化？其癥結何在？如何矯正？下面試作一探討。

　　一、微觀研究、“碎片化”與新興史學的伴生關系

　　“碎片化”由微觀研究衍生而來，而微觀研究的盛行始於上世紀80年代的史學轉向。當時隨著改革開放，社會重心由政治運動轉向現代化建設，史學界也開始由此前聚焦於革命與政治等宏大主題及“宏大敘事”，轉向探究中國社會演變的實態及其根源，由此出現了微觀研究的趨向。特別是一些研究者致力於探究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文化形態及其演變機制，以求清理中國社會內部走向現代化的社會基礎與文化資源，由此社會史、社會文化史相繼興起，成為新興史學領域。其主要特征是研究重心“下移”，由以往偏重上層的政治事件與人物，轉向下層的社會、民眾及民間文化。由於這些研究對象都是具體而彌散式地存在，要予以把握與分析，需要具體、客觀、實證、細致地觀察和研究，因而偏向小論題、個案化、深度描述的微觀研究盛行，這是研究對象轉換引起研究方法的自然轉變，因而微觀研究與社會史、社會文化史等新興史學有一定的伴生關系。同時，社會史、社會文化史等分支領域的興起及相伴而生的微觀研究盛行，也是史學研究分工細化、趨向深入的學術內部發展的自然要求。西方史學界在此稍前的六七十年代也出現了社會史和新文化史興起及微觀研究盛行的趨向，雖然其產生與中國的社會情境有所不同，但也反映了這種史學學術內部深化的自然流脈。[1]因而，微觀研究的興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與推進學術深入的功能。

　　中國的新興史學是因應時代需求而興起，即回答中國社會的內在結構與文化形態等深層次問題，其微觀研究的方法也是為了更有效地承擔這一功能。因而所謂微觀研究，本應是在這種歷史關懷和宏觀視野下進行具體化、精細化的探究，求得由具體而見一般的效果。但這種理論上的宏微相濟，在研究實踐中卻不易把握。這是因為社會如汪洋大海，文化又千差萬別，民眾更是個個不同，社會文化事象都是具體而分散地個別存在，欲對其了解與把握，也必須具體而細微地觀察與分析。這種微觀研究發展開來，導致研究問題趨於細小，研究方法偏重深描，走向極端便出現脫離整體關聯的“碎片化”偏向，研究題目零星瑣碎，七零八落，缺乏內在與外在的關聯，成為遊離於歷史意義之外的碎片、塵埃，因而失去了歷史價值。特別是中國近代距今較近，印刷及報刊發達，社會與文化的遺留史料浩如煙海，為研究者從中尋找小題目提供了廣闊空間，因而在近代社會與文化史領域“碎片化”傾向更為突出。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在新史學及微觀研究流行之下，也出現了“碎片化”趨向，引起學界批評，可見這是新興史學的一種內生偏向。[2]那麽，導致“碎片化”的癥結何在呢？

　　二、“碎片化”癥結與新興史學方法論困境

　　新興史學的“碎片化”主要表現為以下三種癥狀。

　　1．論題小而微，缺乏大關懷與大問題

　　歷史學是勾沈、積澱歷史記憶的學科，歷史研究的價值在於對以往歷史經過一定的科學研究，提供具有一定歷史價值並給人們以啟迪的歷史知識與智慧，而並非事無巨細地全盤復原。對於以往浩瀚紛繁的歷史現象，需要進行一定的選擇、梳理、分析、概括與解釋，以說明歷史發展主流及時代重要問題。特別是社會與文化的表現形態是具體事象，大多與歷史主題的直接關連度低，而且內容包羅萬象，情況千差萬別，加之近代遺存史料的海量，這就需要治史者在選擇研究題目時，須有歷史關懷、時代眼光、整體觀念與問題意識，如此才能選擇具有歷史價值的論題。有的研究者僅僅出於“填空補漏”或獵奇而一味選擇邊緣細小的研究題目，使論題只是特殊、個別、具體、邊緣的個案，而缺乏普遍性與一般性意義，成為脫離社會變遷與時代主題、遊離歷史主體與主流的邊角碎屑，因而缺乏歷史價值。

　　2．論題細碎而零散，缺乏大聯系與大序列

　　歷史學以記述並闡釋以往社會演變的過程、因緣及其機制為己任，因而治史者的研究論題皆應與這一主題有一定的關聯。社會與文化作為歷史變遷的重要方面，雖然是彌散式存在，表面上是大量分散的具體事象，但實際上有一定的內在有機聯系，具有一定的整體性與序列性。一些社會文化事象雖然具體而微，但如果置於這種整體性與序列性的關連中，即具有整體之單元或鏈條之環節的意義，因而具有歷史價值。這就需要研究者在選擇論題時，需註意與歷史主題及普遍性問題的關聯性，或與其他相關元素的橫向關聯，或與相類事象的縱向序列關聯，在這種聯系之中的小論題才具有意義。有的研究者缺乏這種聯系觀點與整體思維，選擇的論題只是某種零散、孤立的社會現象，成為遊離於歷史邏輯之外的孤立零散的碎屑，因而缺乏普遍意義，喪失了歷史價值。

　　3．論題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論與大闡釋

　　社會史、社會文化史旨在通過一些普遍而具體的社會文化事象，探究社會的內在結構與文化形態等深層問題。這些深層問題是無形的隱性存在，一些普遍性、典型性的社會文化事象是這些隱性問題的載體和符號。那些看似本身意義微弱的社會文化事象，可能蘊藏著深層結構的密碼。因此，社會與文化史研究需要從分析具體事象人手，深入探究這些事象背後的內在邏輯與普遍意義，進而揭示其所反映的深層社會結構與文化形態內涵，這就需要進行一定的邏輯分析、理論概括與闡釋。如果所作論題僅止於對某種具體事象的實態描述，一味追求平面化的“深描”與“細述”，即使十分清晰地還原了事物的原貌，其意義仍然微弱。如果沒有宏觀意義的闡釋，揭示其“何以如此”的深層根源及邏輯關系，則只是缺乏意義關聯的歷史碎片。

　　上述缺乏問題意識、缺乏聯系觀點、缺乏理論闡釋等癥狀，導致這類社會與文化論題的內容細微瑣碎、平面幹癟，缺乏普遍性、意義內涵與歷史價值，造成“碎片化”現象。綜觀這些癥狀，反映出研究對象的彌散性與研究方法的不適應所造成的方法論困境。而上述癥狀皆指向一種傳統“微觀實證”的研究方法，沿用這一方法作為研究社會與文化史主要的、終極的研究方法，就會導致研究論題意義微弱甚至缺乏意義，這正是造成“碎片化”的根本癥結所在。

　　“微觀實證”研究是歷史學中一種傳統研究方法，特別是以往以政治事件與精英人物為中心的歷史研究，即使是一些看似微小的細節，由於其在政治主題的鏈條中具有某種關鍵或環節意義，通過“微觀實證”研究對其真相的考證與“還原”，就具有歷史價值。但是新興史學的研究對象轉向彌散式存在的社會與民眾，任何單一、具體而表象的社會文化事象所包涵的“單位意義”，與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對於社會影響力的“單位意義”相比都要微弱得多，因此如果只是對這些單一而具體的社會文化事象進行具體而細微的實證描述，單純地“還原真相”，其意義相當微弱。可見，在政治史等“顯性歷史”領域裏作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微觀實證”研究法，轉而用於以探索社會結構、文化形態等內在而深層的“隱性歷史”為目標的新興史學領域，其效用便有很大局限。在這些領域，通過微觀實證研究而“還原真相”只是研究的起始與基礎，而不是全部，更不是終結，因而它不能單獨作為新興史學的主要研究方法。要突破新興史學沿襲傳統“微觀實證”研究法所形成的困境，須探索適用於這些領域的新方法。這是將新興史學引向健康發展，矯正“碎片化”偏向的根本途徑。

　　三、矯正“碎片化”的方法論路徑：“實證”與“建構”

　　如前所述，社會史與社會文化史等新興史學的研究對象，不同於以往傳統史學所面對的具體顯性的事件與人物，而是具體事象背後的隱性、無形、抽象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形態，這種研究對象的區別，決定了二者的研究方法也應有所不同。適用於前者的主要為“實證”方法，而後者則需要在具體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還要加以一定的抽象“建構”，才能描述和展現這些隱性歷史領域。所謂“建構”，就是在實證研究基礎上的理論提升和邏輯概括，它應當是新興史學的一個重要方法論特征，只有具體實證而無“建構”，不是完整意義上的社會與文化史研究。所以，新興史學必須引入“建構”方法，以“實證”與“建構”結合、基於實證的“建構”為主要方法，才能趨近研究的對象與目標，因而從方法論上矯正“碎片化”的弊病。具體而言，這種“實證”與“建構”結合可有以下幾種路徑。

　　1．“微觀實證”與“宏觀聯系”相結合

　　社會與文化史研究需從具體的社會文化事象人手，因而需要一定的微觀研究。但不能滿足於只是沿用“微觀實證”，止步於對細微現象的簡單還原，而必須與“宏觀聯系”這一“建構性”維度相結合。首先，選擇研究題目需要從具有歷史意義的大問題出發，選擇與歷史主題相關，並具有一定普遍性、典型性的社會文化事象，題目雖小，但與歷史大問題有一定的關聯性或同構性，這樣的微觀研究才有大的價值。其次，在進行研究時，需要有宏觀聯系的觀點，註意考察此一事象與上下、左右、前後、內外、縱橫等各種因素的聯系，特別是與大問題的聯系，註意考察此一事象在這些聯系當中的機能與作用。最後，在描述具體事象之時，註意從大問題著眼而對其內涵意義進行深入剖析，以揭示小問題的內在、深層、背後的大意義。如此才能使微觀研究以小見大，見微知著，成為闡釋大問題的關節點，從而使得微觀研究具有宏觀意義。

　　2．強化聯系觀點，多作綜合性研究

　　任何社會文化事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處於多維的聯系之中，具體而分散的社會文化事象，就因這種聯系而具有意義，而這種聯系需要以“建構思維”來加以把握和展現。一些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事象，大多與當時的時代主題相聯系，甚至自身就是時代主題的內在或深層因素。研究這些社會文化事象時，應註意從其與時代主題的聯系之中去把握與分析，進行綜合性研究。如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政府與民間的關系、上層與下層的關系、政治變動與民間社會的關系等。綜合性可以是多方面的，或以一個主要問題為中心，綜合多角度、多樣化的社會文化事象進行研究，或對某一事象從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諸多層面進行綜合研究。綜合研究就是把一種事象放在多種聯系之中，進行網狀研究、輻射性研究或序列性研究，從而使得小問題形成一定的“意義群”、“意義叢”或“意義鏈”，因而具有大的意義。

　　3．強化問題意識，多作中觀研究

　　所謂“中觀”，是指介乎於宏觀與微觀之間，既具有比較清晰的獨立意義邊界，又具有相對完整的制度或符號體系，能夠構成基本社會意義的單元，這也是一種“建構性”界定。類如：一些具體的社會制度及其運作，如家庭制度、家族制度、婚姻制度，養老制度、村社制度、慈善救濟制度等；民間社會的基本元素如民間組織、會館制度、互助體制、等級秩序等；民間社會的一些普遍狀態如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信仰系統等；一些隱性無形的中觀領域如市民社會、公共領域、共同體、社會網絡、話語體系、權力結構、文化建構、社會輿論、民眾組織機制、社會動員機制、信息傳播機制等。這些中觀問題往往是以多種事象組成有形或無形的相對獨立的意義群，代表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意義的社會意象。這些“中觀領域”是構成社會和文化的基本單元，是連接社會與民眾、國家與社會、個人與社會的紐結及中介，是民間社會的基石，是構成社會肌體的細胞，蘊藏著社會肌體的生存密碼。古往今來，許多社會變動的關鍵問題及癥結所在，往往就在於這些中觀問題，尤其是作為中國現代化起步的近代史時段，是急需加強研究的領域。

　　4．加強“建構性”思維，力求理論概括與提升

　　社會與文化史研究涵蓋兩個領域：一是具體社會文化事象所體現的表象世界，可用“實證”方法進行展現；一是深層結構與形態所體現的隱性世界，需要“建構”方法進行展現。二者互為表裏，前者是後者的表現形式，後者是前者的本質內涵。只是對表象世界的單純描述，沒有對隱性世界的“建構”思維、理論分析與意義闡釋，不能稱為完整或深入的社會與文化史研究。所謂理論分析與意義闡釋，首先需要對歷史現象進行邏輯梳理與提煉概括，形成一定的概念與意義體系。由於新興史學的研究對象與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有較多的重合，因而需要借鑒這些學科的一些理論方法，加以綜合運用。事實上，這些學科中有些概念工具和理論模型就來源於歷史研究。如德國學者哈貝馬斯通過對18世紀法國、英國和德國等國社會生活的考察，提出解釋歐洲近代民主化演變的“公共領域”理論，成為超越學科而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經典社會理論。雖然中國社會及其近代化道路與西方有所不同，這些理論直接用來解釋中國情形有所隔膜，但仍不乏有一定的理論啟發意義。我們要在汲取中西已有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有效解釋本土社會演變的理論，形成具有一定普遍意義的地方性知識。中國社會與文化史學的任務，就在於提出深刻闡釋中國社會文化本質及其演變機制的理論，尤其是要形成對分析中國社會與文化具有解釋力的概念工具與中層理論，這是現在最為欠缺的。這就需要我們在研究中增強“建構”思維和理論分析，增強多學科理論素養，致力於理論概括與意義建構，如此才能做出超越學科而具有普遍知識價值的理論創新成果。

　　上述適應新興史學並矯正“碎片化”的研究路徑和方法，其實已經有不少業內學者沿著這些路徑進行探索和實踐，也取得了一些頗有建樹的研究成果。但還有相當多的研究者尚陷於“實證”方法論困境，而缺乏“建構”思維及方法論創新的自覺，“碎片化”的廣泛存在即是明證。因而我們需要不斷探索適於新興史學的研究方法，以推進社會史與社會文化史的深入發展。

　　當今中國社會轉型進入深層結構性轉換階段，導致社會問題叢生，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呼喚著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本土理論。歷史學具有在長時段歷史變遷中，綜合觀察和把握本土社會演變機制的學科特性，以社會與文化歷史演變為研究對象的新興史學，應當是產生中國本土社會理論的一個重要溫床，有誌於此的研究者應當肩負起這一時代責任。

註釋：

[1]筆者曾對中西社會文化史形成發展的異同作過比較，參看李長莉《交叉視角與史學範式——中國“社會文化史”的反思與展望》，《學術月刊》2010年4月號。

[2]參看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第252頁。

作者信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個體生命與大歷史
——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
張太原

　　“碎片化”是否已成為歷史研究的一個問題，這恐怕需要具體的實證說明。比如，這個問題在中國是由誰提出的？誰在提倡碎片化？誰在反對碎片化？各要達到怎樣的效果？什麽樣的研究是碎片化？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大致占據怎樣的比例？別的不說，《近代史研究》中有沒有，分量如何？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倘若這些問題弄不清楚，談碎片化似乎是無的放矢。但是，筆者也自感無有的放矢之勇氣。加之媚俗固不可仿，媚雅似亦非可效。所以，妄作一些空論。

　　碎片化的反面，大概類似黃仁宇所說的大歷史，在學界似乎有兩種主張：一是以貫通的眼光、整體的視野研究具體問題，註重史事之間的聯系。二是揭示歷史發展的主線和內在邏輯，建構解釋歷史的理論框架和體系，探求歷史發展的規律或法則，乃至人類社會演進的公理和方向。前者為研究歷史的方法，後者可謂歷史研究的目標。就此而論，方法可用，目標難及。有學者期許今日學界多出馬克思，實在懸意太高。而中國近代以來，在追求歷史法則方面受過大益，也吃過大虧。

　　以1930年代為例，追求“社會歷史發展的法則”，成為知識界的普遍趨向，五四時期對科學的崇尚轉化為對“真理”的追求。當時，有人指出，“世界人類文化之進展，固然因歷史背景，自然環境，而有其各地方各民族的特殊色彩，然就大體觀察，實有一般的必然的法則支配著”[1]；有人則說，“各種民族的歷史發展”，“都是順著同一路向前進”，“一般的歷史法則，是無論任何民族與國家不能自外”。作為發起人之一，這位作者還用所接受的“歷史法則”解釋“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運動”，“是近數十年來人們對於中國文化問題看法的一個必然結論”。[2]眾所周知，“必然結論”並沒有成為實際的趨向，“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盡管背後有政治力量的推動，也終究不免曇花一現。

　　當時，人們熱衷“歷史法則”之普遍，實乃後人難以想象。這雖然推動了社會的重大變革，但也遺患不小。一是許多接受了“歷史法則”的人，自然不惜一切去追求這個法則中的未來社會，結果不知是法則創造了社會，還是人為創造了法則。二是接受“歷史法則”者，形成一種掌握真理的優越感，養成一種不容忍的態度，排擠任何其他的歷史認識，從而失去了歷史未可知的進步。三是造成了人們思維的懶惰，躺在“歷史法則”裏睡覺，不加思索地盲目地推波助瀾，喪失了對人性惡欲會時刻泛濫的警惕。

　　鑒於歷史上一味追求“法則”或“公理”的舊病，這裏提出一種“個體生命史觀”，即以個體生命的感知作為看歷史的一個角度。胡適曾說，“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學問知識，一切理論主義，一切制度方式”，“一切的工作”，“都只是為了要建立一個更滿人意的國家”。[3]實際上，胡適說得還不徹底，不管探求什麽高深的理論、必然的法則、偉大的哲學等等，所有人類的努力，不都是為了讓每個人更好地生活嗎？什麽都是虛的，生命存在的優化與否才是實實在在的。當然好或優化的標準，不是某個人或某個組織制定的，而要讓歷史中的個體生命訴說。所以，歷史研究者不但眼裏要有人民，有群眾，還要有個人，要把人民化解為無數的個人，探究他們對生命存在的感受。人民如果不與個人聯系起來，就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如果總是以整體大於總和的眼光看歷史，就難免以整體之名忽視個人之生死。有多少個歷史的冤魂會問：在你們的“大歷史”下，在你們的“歷史規律”下，在你們的“歷史公理”中，在你們的“歷史潮流”中，我就該死嗎？

　　就所謂主線、大勢而言，近代中國社會盡管瞬息萬變，天翻地覆，但是以武力更替政權的故轍並沒有改變。無論你有多麽美好的救國方案，無論你是多麽進步的政治力量，倘若沒有武力，都是枉費心機，這是不是一個隱形的歷史規律？能不能由此進行一種新的歷史詮釋和書寫，即無論什麽樣的歷史，都要進行是否“殺人”或“殺人”多少的拷問。從這一點上來說，國民黨的“清黨”，罪莫大焉！它改變了中國現代政治的方向。有很多人常論證殺人的必然，其實，歷史往往在不經意間就改變了方向。歷史的創造者在人，而人的思想是時刻變化的，在一個關節點，當決策者和多數人的思想趨於同一方向的時候，歷史就改變了，不論這個方向是進步還是倒退。歷史有時是不講理的，比如，個體生命乃至無數人的犧牲換來的可能並不是歷史的進步，而為歷史進步做出貢獻的常常不得．不犧牲，這是何等殘酷的歷史悖論？所以，什麽是歷史進步是很難判定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個體生命的存在倒是相對可以考量的。簡而言之，研究歷史，建構歷史統系，就要看是否殺人，就要看殺人或死人的多少。而當殺人不可避免時，要看殺人為了什麽以及殺人的結果。像唐太宗殺其兄換來了“貞觀之治”，似乎也值得，但是，其殺人本身仍是需要拷問的。當然，殺人是一個最低標準，更重要的還是要看個體生命存在的狀態。

　　而關註歷史中的個體生命，首先要看生存的基本條件，比如衣食住行。反對碎片化者，大都不反對微觀研究，那麽如何區分？似乎很難找到一個公認的標準。一葉障目容易不見森林，但一葉也可知秋。筆者曾考察1956年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後北京人的“吃”，不知這是不是“碎片”。但即使它是碎片也反映了一個大問題：“吃飯”是個體生命存在的最基本的條件，如果一種方案、一套機制實行的結果連這個問題也解決不好，那麽這種方案和機制肯定不是枝節的問題，而是根本的問題、整個系統的問題。根據1978年以後“吃”的變化，文中又說：“吃飯”這似乎最簡單的問題往往是人們在政治上決定取舍的重要根據。在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巨變”的背景下，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卻能夠不斷地取得成功，大概與改革過程中像鄧小平所強調的那樣比較註重改善人民的生活有決定性關系。在社會主義框架中，同樣能夠生活得好，而且會更好，人民也就不想沖破這個框架了。[4]這正如有人說的“由細小處見巨大”。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細小都能反映巨大。但是，任何巨大的歷史變革，最終必然落到無數個體的生活中，由下向上看，應該是貫徹唯物史觀最切實的做法。因此，歷史研究者不能只讓歷史變革的制造者說話，而應該給予無數承受變革的個體發言的權利。研究思想家的思想、政治家的作為、制度的運行、政權的更替等，最終要看給無數個體生命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註重歷史中個體生命的體驗和感知，其次要看他們的精神狀態。不管有沒有普世價值，無論什麽樣的人，起碼作為中國人，顯然需要一些共同的東西，比如尊嚴、自主、平等、富足、安全等。其實，這些也都可不論，直接考察無數個人對時代和社會最樸素的感覺，比如是痛苦多還是快樂多，按當今流行的一個詞就是要看人們的“幸福感指數”。假如在一個時代，多數個體的精神處於壓抑、苦悶、折磨或瘋狂之中，那麽就不能說這是一個美好的時代。其實，歷史研究不是為了評判一個時代的好壞，而是應該如實地記錄無數個體生命內心的感受，讓個體生命有在歷史中存在的空間。當然，衡量個體生命的感知要註意被政治異化的個人，也就是說歷史中的個人有可能失去自己，比如認知、思想、感情、信仰完全成了某種力量的塑造品，但這恰恰是最好的歷史材料，可以從另一方面反照歷史的真實和殘酷。只要歷史研究者通過各種渠道真切地揭示歷史上無數個體生命的狀態，即使不去人為地總結和概括“大歷史”，而“大歷史”可能也會脫穎而出。

　　這裏說的個體，是相對於籠統的整體來說的，是以往歷史書寫者所用的人民、國民、群眾、階級的進一步細化。從個體生命的角度看歷史，並不是不要探求歷史的宏觀系統和理論框架，而是要在這樣做的同時關註個體生命的狀態，讓無數個體生命的感知作為全局或整體的一種支撐。這在操作上似乎有困難，比如，歷史上不是每個人都留存下來材料，即使留下來的，研究者也不可能看完。難道一兩個人的感受就可以作為歷史嗎？當然不能，歷史研究者所要做的不是以此作為歷史，而是讓人知道歷史中有這樣一兩個人的感受！也就是說在關註多數的情況下要註重少數，因為歷史沒有理由讓少數人乃至個人處於失語狀態。

　　今年筆者在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碰到幾個從事會計等技術工作的人去看《蔣介石日記》，問他們何由？皆說了解一下“真實的歷史”，這對歷史書寫者頗具諷刺意味。且不說《蔣介石日記》是否就是真實的歷史。假設有一部同一時段同樣記述內心活動的完整日記，它會不會受到今人如此的青睞？顯然不會。但是，從個體生命史觀出發，普通人的日記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歷史中被改造者往往更能說明改造者的意義。換一個角度，如果適當地“去階級化”或“去階級鬥爭化”，把《蔣介石日記》和普通人的日記同樣視為個體生命存在的材料，探究那個時代個體的內心感受，可能會再現別一番風味的歷史。由此，歷史研究者的人生、現實以及未來關懷無須再去直接的表白和建構，從歷史材料的選取本身或者說自在的歷史已完全可以負載。

　　那麽，如何處理個體和全體的關系？簡單地說，可以大看小，然後以小見大，進而以無數之小呈現不可言狀之大。就是先要有全局的視野和充分的學科知識背景，再進行具體的研究，而通過小問題得以發現大道理，這樣綜合無限的有形的個體逐漸呈現若有若無的不可定形的全體。這樣的個體必須有代表性，必須能涵蓋角角落落；“全體”則要預留被修理的空間，要準備時刻面臨新的個體的沖擊。如此循環往復，永遠處在一種相互修正的過程之中。毫無疑問，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長時間積累的個體研究，只有充分的個體研究才能有全體之“全”。並且，歷史本來是包羅萬象的，人的需要本來也是各種各樣的，每個研究者的能力、興趣皆有所不同。因此，研究宏觀的，任他去；研究微觀的甚至碎片的，同樣任他去。史學研究剛剛豐富多彩，何必再統而領之？在一些人看來，研究雞零狗碎毫無意義，而意義又是誰賦予的？況且歷史往往是經歷了“無意義”才能得見“有意義”。作為史學刊物，應該帶著包容的態度給每一種好的研究提供平臺。俗話說，不知道哪一片雲彩能下雨，說不定碎片也能映照未可知的歷史法則。

　　作為個體生命史觀，當然也要處理研究者和材料的關系。有學者批評現在的一些研究，“只滿足於史料堆積，而缺乏對歷史的思考，缺乏深層次的思維，輕視理論和整體研究的傾向”。[5]但是，如果對歷史思考太重，得出的可能就很難說是歷史了。其實，研究歷史不在“對歷史的思考”，而在重現復雜、多面、沖突、悖論的歷史引發思考，真實豐富的歷史有時遠比小說有趣、離奇和荒誕，足以給人以思想的震撼。目前的知識界似有兩種傾向：一是讓歷史本身說話，二是讓歷史為自己的思想或現實關懷說話。若是後者，又如何能探求歷史內在的邏輯和結構？其實，作為歷史研究者的任務在於追問“歷史到底是怎樣的”，然後進而追問“歷史為何會這樣”。解決了這兩個問題，歷史研究者的任務基本上就算完成了。至於歷史能否資治或有益於現實，那一般是讀者的事情，是實踐家通過閱讀歷史作品獲得的感受，研究者至多可以通過材料和表述把它作為隱藏在背後的意圖。然而，以往有許多歷史研究作品卻常常宏論闊議，以指導社會人生為依歸。

　　在個別學者看來，近年的歷史書寫缺乏系統性的、宏觀的詮釋框架，這首先要看原來的框架是否已經倒塌或者需要倒塌，否則缺失的是什麽樣的解釋系統呢？在目前的形勢下有沒有這樣的系統？若欲引領學術潮流，示人以海市蜃樓，似不如添磚加瓦。有關歷史的主題、主線、結構和走向性的討論往往與社會的重大變革及變革的願望聯在一起。一般來說，社會之變動緣於思想，而思想之變化依靠新的歷史詮釋，不知對新的歷史理論架構的呼籲是否在此程序之中。無論如何，在新的關頭，講求歷史邏輯、歷史潮流和歷史方向的時候，一定要慎而為之，即使人世間存在著歷史公理，先覺者也要暫緩宣布。桃李無言，下自成蹊，似乎更符合歷史的邏輯。

　　目前的一些學術批評，往往是怨人有理，而己見不足。實際上，只要有好的史學作品，自然酒香不怕巷子深，即使當世不顯，後世亦必彰。否則，糾偏則弊生，責弊則偏出。高明所論，本亦不同，難免令人眼花繚亂，加上更有高明，自己所主張者，乃自己所不為者，或自己正為者，因怕別人反對而率先反對之，抑或礙於情面出於世故大贊某種所為者，而自己卻另有金針。鑒於此，初涉學界者，還須先練就火眼金睛，方能發現真經。

註釋：

[1]熊夢飛：《談“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閑天》，馬芳若編：《中國文化建設討論集》下編，龍文書店1935年版，第125—126頁。

[2]陳高傭：《中國文化問題研究》，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302—303、320頁。

[3]胡適：《建國問題引論》，《獨立評論》第77號，1933年11月，第5 —6頁。

[4]張太原：《從人民生活的變化看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經驗》，《理論前沿》2006年第20期，第18、21頁。

[5]韓毅：《構建有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科體系：爭辯與思考——“中國世界史學科體系建設研討會”學術觀點述評》，《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第200頁。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避免史學“碎片化”，“會通”之義大矣哉
—— “三十年秦漢史研究的理論反思”筆談之三
龔留柱

　　【作者簡介】龔留柱，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河南　開封　475001）

　　三十年來，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我們的秦漢史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主觀上的思想解放。過去禁錮著人們思想的許多條條框框被打破，人們摒棄以往那種政治化、公式化的研究模式，大量吸取實證學派的研究方法，轉向具體的名物制度研究，在選題上重視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等多學科的交叉研究，使得學術成果豐富多彩。二是客觀上的地下考古資料不斷出土。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長期制約秦漢歷史研究的“瓶頸”因素，在有限的文獻材料之外，為學者提供了更多的為炊之“米”。於是一陣陣的“簡帛熱”、“畫像熱”撲面而來，各種初步釋讀和深入研究之作布滿書肆，相關的學術研討會也不斷在海內外各地舉行。

　　考古資料的大量出土，當然是使秦漢歷史研究進一步細化和深化的福音。其實，它的價值不僅是資料的簡單疊加，更是視野的開闊和思路的啟迪。也就是說，應該將它視為另一種不同的“文獻”，它的作用不僅僅是證史和補史，而是啟示我們開拓秦漢歷史研究的新境界。比如可以根據秦漢簡牘的大量檔案材料，對當時的人口、年齡、性別、疾病、生產狀況、生活習性甚至思想觀念等社會的方方面面進行綜合研究；可以根據氣象、物候、地產、工藝制造、商業流通等種種原始記載，對當時人類的生存資源和生態環境進行細微研究，從而推動多學科的交叉融合，追求一種傳統文獻不能完全提供的社會整體知識。

　　毋庸諱言，目前的秦漢史研究，仍然存在一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事實不見分析，只是講是什麽而不講為什麽的傾向。比如目前的研究成果，大量的是重復翻炒無謂考證的小文章。這種文章篇幅短小，容易做成；一些編輯缺乏眼光，也認為此等成果“紮實”、“不空疏”，發表亦不困難。考證文章不是不能寫，而且它們還是歷史研究很基礎性的東西，但一定得是真正有功力者才能擔當。而現在高校實行以數量評定教師學術水平的體制，使那些所謂的考證文章成為一些人急功近利的拼湊之作。而計算機網絡搜索引擎的大量應用，使一些沒有讀書根底的人，文章選題來自“期刊網”，寫作材料來自“期刊網”，成果完成後硬傷累累，歸宿又是“期刊網”。如此，研究者不能以小見大，互相之間也缺乏呼應，不能不使史學面貌呈現“碎片化”趨向。

　　歷史研究“碎片化”的另一種表現，是目前的斷代區隔過於森嚴。一些作者為知識背景所局限，寫出文章來“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只在自己所熟知的領域就事論事，而不能從長時段的角度去動態地分析問題。制度本來就是一定條件下形成的規程體系，對社會發展往往具有本質性和決定性的作用，它前有源，後有流，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變化多端，十分復雜。可是現在某些研究制度的文章，不能由源溯流，往往為史實的表象或文獻的虛假記載所迷惑，原因就是不能從歷史全局的高度來觀察問題。史學的本質就是寫出一種器物、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人群組織的演變軌跡來，如果大家都在自己熟知的小圈圈內扒梳打轉，就很難練就一雙史學大師的慧眼。

　　秦漢歷史研究中另一個值得註意的現象，是我們現在比較缺乏大型的，有學術眼光的斷代史著作出現。我在過去的一篇文章（《評半個世紀以來<秦漢史>編纂之得失》，《史學月刊》1997年第6期）中曾談到，從1946年7月到1947年，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就有翦伯贊、勞榦、呂思勉、李源澄所著的四部不同風格的《秦漢史》出版發行。從1955年到1957年4月，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又分別有何茲全、楊翼驤、錢穆所著的三部秦漢史著作問世。然而從上世紀5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後期的三十年間，中國大陸沒有一部新的《秦漢史》問世（海外分別有臺北1974年版姚秀彥著《秦漢史》和英國1986年版《劍橋中國秦漢史》等），直到1989年才有林劍鳴所著《秦漢史》出版，接著1993年又有由田昌五、安作璋主編的《秦漢史》出版。但是從那時到今天已經將近二十年，我們卻沒有再見到一部有學術含量的《秦漢史》。這期間，秦漢歷史研究的新材料、新成果大量湧現，其整體面貌的變化不可謂不大，為什麽新的總結性的斷代史著作卻遲遲未能出現呢？所謂等待條件的完全“成熟”是永遠不可能的，其原因只能歸結於我們的學者缺乏一種歷史研究所必須的“會通”精神。

　　中國古代的學者重視著史之“通”。如宋代的鄭樵認為，歷史如江河奔騰向前，只有通史能夠使上下“通為一家”，“極古今之變”，而斷代為書，則勢必造成“古今成間隔”。所以他推崇司馬遷的《史記》為會通之典範，說“會通之義大矣哉”。確實，《史記》體現了一種“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和“成一家之言”的文化精神，其中“通古今之變”是樞機。只有貫通古今，把具體的歷史事項置於大時段的分合演變中，才能找出進化的因果規律，然後形成自己獨到的見解，回答歷史上無數個為什麽的問題，“成一家之言”。所謂“究天人之際”是講歷史發展大趨勢下如何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的問題，正因為司馬遷不是囿於史實僅僅做低層次扒梳紀錄工作的史匠，而是要高處俯瞰，力求探索史實背後的意義和規律，他才能完成這樣一部不朽的史學巨著。

　　與司馬遷、鄭樵相呼應的是清代的章學誠，他的“會通”思想主要反映在《文史通義》一書中。乾嘉時代有兩個學派最突出：其一是強調資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訂的考據學，號稱“樸學”。它由清初的實學發展下來，因為畏避文字之禍，人們趨之若鶩，一時蔚為風氣。其二是空談義理的程朱理學，被當局意識形態化並奉為學術正宗，占有廟堂之優。章學誠對二者皆不滿意。一方面他認為樸學“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使得具有經世大用的史學反而成了“竹頭木屑之偽學”。另一方面他認為理學“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守陋自是，枵腹空談性天”，為“通儒”所恥言。章學誠並不是排斥義理，而是認為“言性命者必究於史”。

　　他認為錢大昕等人的考史之作和“清實錄”、“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史館編修的煌煌巨著皆非史學：“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古人所謂‘史學’，則未聞也。”在章學誠看來，所謂史學必須具有“義”或“史意”，即要有“史家著述之微旨”，同時又“固非空言著述也”。以此標準劃分，他把史書分為“撰述”和“記註”兩類，認為能代表史學發展水平的是撰述之作，因為它蘊含有“史意”，有觀點，有材料，有分析，是史家創作的獨斷之學；而記註不過是史官的記載和後世對史料的選輯匯編。

　　其實，西方學者也很重視歷史研究中的“會通”精神，如法國年鑒學派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他在1958年撰寫的《歷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一文中就認為，歷史可以被區分為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歷史學家最重要的工作是研究長時段的社會發展而不是僅對短時段的政治、軍事等事件做詳細考究。對總體史觀、問題史觀的繼承和創新是布羅代爾史學思想的精髓，這些都在他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等著作中有充分展現。他著力於從研究對象在數十年的中時段的周期波動中，進一步找出在百年甚至數百年以上長時段中，整個文明的發展趨勢以及延續於其中的基本社會經濟文化結構。西方另一重要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在《歷史學家的技藝》一書中也說，歷史是“人類在時間中的科學”，“事件在時間中得以匯聚，意義由時間得以澄明”，而後一個“時間”，往往指的是長時段。

　　在當今的秦漢史學研究領域，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著力探索史學“會通”之道的學者，李開元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早在1986年的第1期《歷史研究》上，就曾發表《史學理論的層次模式和史學的多元化》一文，試圖建立自己的歷史學層次模式理論。他後來又對這種理論進行修改完善，認為史學的整體是由三個層次構成：首先是基層史學，以確立歷史事實之具體存在為目的，以考釋和描述的方法追求史實之復原。其次是中層史學，在基層史學已經確立了的史實之基礎上，以探討各個史實間的相互關系為目的，以分析和歸納的方法追究史實間關系的合理解釋。最後是高層史學，乃是在基層史學和中層史學已經確立了史實和史論的基礎上，建立歷史演化的一般法則和理論模式’抽象和假設為其方法之特點。他認為，這種理論的關鍵，在於能否找到一種將三個層次進行貫通的分析方法，“上可以上升到理論模式之建立，下可以直接帶動原始史料的考證解讀，中間也可以有助於史實間關系的建立和分析”。這種探索，李開元後來在他於東京大學獲得通過的博士學位論文以及2000年出版的《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一書中得到了展現。

　　這本書的篇幅並不長，論點也可以進一步討論完善，但卻具有深遠的方法論示範意義。他開宗明義就提出自己想要認識和研究的問題，是一個學術界長期爭論、世界上沒有先例，但卻構成中國歷史的最基本特點之一的皇帝官僚制下的王朝循環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他的方法是從起源入手，即通過對六十年（秦朝末年至漢景帝後期）史實的考證分析，由漢帝國的起源以了解中華帝國的起源；通過對劉邦集團結構和性質的典型研究，以了解漢帝國的結構和性質。他摒棄過去那種研究方法，即疏離原始史料的考證，從而將高層理論完全建立在純粹的推論和假設之上，因此無法將自己的結論還原到較低層次的史學研究中以求得實證，而是獨辟蹊徑，力圖將史學的三個層次進行貫通。

　　李開元從微觀入手，通過對漢初“高帝五年詔”的考釋，通過對秦、楚、漢之間爵制變動的分析，對《商君書•境內》和《史記》、《漢書》相關材料的匯總，列出幾種“軍功爵賞表”（可惜當時張家山漢簡的材料尚未公布，不然其論點還可以建立在更堅實的基礎之上）並進行細微演繹，從而追蹤描述了劉邦集團如何轉化為新的統治階層的歷史過程。他考證，漢初賜田宅的主要對象約60萬人，按平均賜予5頃耕田和25畝宅的標準來計算，這個群體約獲得3億畝耕地和1500萬畝宅地，相當於當時全部耕地面積的40%；按一家五口計算，他們約300萬人，約占當時人口總數1500萬的20%。結論是，漢初確實存在一個掌權的軍功受益階層。他把詳盡的考證和精當的分析相結合，打通了基層史學和中層史學的通道，“中層的結論，不但可以還原到基層中得到原始史料的證實……而且中層的問題意識又使迄今難以利用的大量零散史料有了得到系統利用的可能”。

　　李開元並未到此為止，在全書最後的“結語”部分，李開元又專辟“軍功受益階層通論”一節，探討“軍功受益階層”這樣一個打天下、坐天下的群體，究竟是漢初的特殊產物，還是貫穿於中華帝國兩千年中的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史學概念？經過作者對秦帝國（包括統一之前的秦國）、隋唐帝國以及東漢、魏晉、北宋、蒙元、明清等歷史時期史實的概略分析，結論是：“盡管可能因時代不同而有種種變形，軍功受益階層這樣一個概念，是可以作為一條首尾一致的主線貫通於中華帝國二千年當中的。”這樣他用歸納抽象的方法，又打通了基層、中層史學與高層史學的通道，將“軍功受益階層”變成一個無時態限制，具有相當涵容性的普遍性理論概念。當然，正如作者所言，這還只是初步的推論，如何對不同時代的軍功受益階層進行更細致入微的實證性研究，將有待於進一步的工作。

　　李開元能夠啟發我們的，不是具體的結論，而是歷史研究所需要的問題意識和整體觀念。這不是說所有的學者都必須去做宏觀歷史的研究，而是說基礎性的專深研究都應該有一個關照宏觀的問題意識，先有宏觀視野，後有微觀視角，這樣才能為通貫的歷史認識提供有意義的新看法，所謂“通識”也才能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獲得有力的實證支撐。（來源：《史學月刊》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