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婆羅洲東南部的曼加利哈半島（Mangkalihat peninsula）山地喀斯特地形中進行的考古—民族誌調查（見圖 1），揭示了一系列石灰岩洞穴的洞壁上分布著數百件手印模板與彩繪圖像。這些洞穴位於海拔超過 1,000 公尺、幾乎無法抵達的原始熱帶雨林之中。

覆蓋岩畫的洞穴流石（洞簾石）的釷／鈾（Th/U）定年結果介於距今 9,800 至 27,300 年（BP）之間，而傳統放射性碳定年則估計為距今 9,900 至 7,610 年，為手印模板提供了一個「不晚於某時」（terminus ante quem）的年代界線（Plagnes 等，2003）。圖 2 所示場景來自 Ilas Kenceng，該洞穴是此洞穴群中最難以進入的一處。
該構圖由多個彼此關聯的元素組成：手印模板、一個擬人形象、兩個動物形象，以及一個環繞它們的複雜線性圖形。手印模板是將顏料（赭石）噴灑在放置於岩壁表面的手上形成的，推測顏料是由口中噴出；而擬人與動物形象則是以手指，或以壓碎的藤條製成的簡易刷具，直接繪於岩面之上（Luc Henri Fage，個人通信）。環繞其外的深褐色線條似乎刻意覆畫於手印之上，向外放射，形似五根手指的骨骼。

詮釋

由於其不尋常的呈現方式，這些手印模板被解釋為具有象徵意義（Chazine，收錄於 Fage 等，2009）。根據 Luc-Henri Fage（個人通信）指出，在婆羅洲，手印模板極少以單獨形式出現，而是以動態方式被覆畫。相對地，在東南亞島嶼地區（以及澳洲）其他地方發現的手印模板，則多被詮釋為具象性的個體標記（見 Taçon 1992）。

然而，該場景的意義並非一目了然，必須結合構圖中所描繪物種的行為特徵加以理解。唯一一個雙臂張開的擬人形象，代表一名歡欣鼓舞的狩獵採集者。第一個動物形象是一隻成熟的水鹿（Sambar Deer，Cervus unicolor），其體型龐大與形態特徵清楚可辨。較小的動物形象則酷似紅毛猩猩（Pongo pygmaeus），這是一種以短頸、圓腹及適於懸盪移動的長肢為特徵的靈長類動物（懸盪移動，brachiating，指以雙臂交替擺盪，從一個支點移動到下一個支點的運動方式，為某些猿類與猴類所具備）。

在婆羅洲，這兩種動物的棲地皆為熱帶雨林，分布高度從海平面至約 3,500 公尺；考古學證據亦證實這兩種物種皆曾存在於該島（見 Medway 1977）。環繞整體構圖的雙線條，對於理解整個場景至關重要。

法國研究團隊將這些圍繞人物的線條解釋為象徵性的「入門／啟蒙之路」：

「啟蒙的線條至少以雙線連結三隻手印，其上似乎有一個雙臂高舉的擬人形象與一個動物形象（可能是烏龜）在其間移動，而一隻水鹿（Cervus Sambar）似乎在中央奔跑……」（Chazine，收錄於 Fage 等，2009：93）。

然而，這些線條也可能是具象描繪，呈現的是繩索。繩索是透過將兩股或多股有限長度的纖維，以同一方向在雙手（或大腿）之間搓捻而成，形成連續的結構。若要製作足以困住並控制構圖中動物的結構，則必須使用多股纖維。此外，所謂的「手」也可被解釋為繩索散開的末端，而繩索本身在中央亦被捲成一大團。

雖然當代的布南人（Punan）與伊班人（Iban）在婆羅洲狩獵時，確實使用未捻、僅以打結固定的植物纖維條，但在此圖像中並未描繪任何結。這位史前藝術家或許因一次成功的狩獵經驗而受到觸動，遂以圖像加以記錄，因為水鹿以善於躲避獵人而聞名（Mason，未註明年代）。（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