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那麽對愚蠢的忍耐你會怎麽說？這種忍耐是否要被當作壞的和有害的？

拉：對。

蘇：那麽你也不會承認這種忍耐是勇敢的，因爲它不是高尚的，而勇敢是高尚的，對嗎？

拉：你說得對。

蘇：那麽，按照你的說法，只有聰明的忍耐才是勇敢，對嗎？

拉：你說得對。

蘇：以戰爭爲例，假定某人在戰鬥中表現出忍耐，但又精于算計，他知道不久就會有援兵到來，到那時候敵人就會比現在少，攻擊力也會比現在弱，而他現在所占的地勢也很有利，于是就奮勇作戰。你會說這樣有智慧的、有准備的人是勇敢的，還是說處在相反形勢下，但仍舊表現出忍耐、堅守陣地的敵人更加勇敢？

拉：我會說後者更加勇敢，蘇格拉底。

蘇：但是與前者的忍耐相比，這顯然是一種愚蠢的忍耐，對嗎？

拉：對。

蘇：我們在前面說過，愚蠢的魯莽和忍耐是壞的、有害的，對嗎？而我們承認勇敢是高尚的品質。

拉：對。

蘇：但是我們現在卻自相矛盾，把前面當作恥辱的那種愚蠢的忍耐說成是勇敢。

拉凱斯：唉，好像是這樣的。

在對話中，蘇格拉底讓拉凱斯嘗試定義勇氣，隨後他自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從而暴露了拉凱斯在使用勇氣這一概念時出現的矛盾。蘇格拉底戲稱自己是知識的助産婆，他將一個待理解的主詞放置于不同的語境與上下文中，在對話中以求對其更加精准的規定。

在蘇格拉底之後，他的再傳弟子亞里士多德則是系統地對主詞界定問題，進行了語法與邏輯學規範。

五、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

亞里士多德認爲如何界定主詞問題的關鍵在于語言分析。

他首先在整理大量的文獻時發現，大部分語言最基本的語法結構即“主詞+系詞+謂詞”，其中系詞是連接主詞與謂詞的關鍵。他的這一認識極大地影響了後世，尤其是拉丁語嚴格遵守了這一基本語法結構，並直接地影響了現代英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乃至于影響了今天全世界數十億人如何使用語言。隨後，亞里士多德區分了偶性與本質。

試注意以下命題，“小明是年輕的”，這個命題也許爲真，但是對定義小明來說毫無意義。爲什麽？因爲人是會老的，小明也許現在很年輕，但是他遲早會變老，“年輕”對于小明這個人來說，就是他身上的偶性，而偶性是可增可減的，比如小明是大學生、小明是短頭髮、小明是學生會主席等等，這些都是他的偶性，我們不能單純依賴一個事物身上的偶性來完全界定一個事物。

既然偶性可增可減，我們就無法通過偶性來完全界定主詞，那麽我們就必須要找到一個“使它成爲它的事物”，即一個事物身上的“本質”。

亞里士多德找到一種辦法——屬加種差，即找到一個更高的屬，隨後在這個屬之中找到該事物與其他同類區分的特質。

比如，男人是有男性生殖器的人，那麽男性生殖器就是男人的本質，是男性生殖器讓男人成爲了男人，一個男人若留長發、穿裙子或者穿高跟鞋等等特質都不影響他是男人，只有這個本質的有無才能決定他是不是男人。

如此，繼續追溯更高的屬並找到種差就可以對萬事萬物進行定義。如男人是有男性生殖器的人，人是一種理性的動物，動物是不能自己合成有機物的生物，生物是具有生命形式的物質等等。一旦我們進行不斷地上溯，就會發現一個問題：有一件事物是無法定義的，因爲它沒有更高的屬，也沒有任何種差，即being——存在。

以上，後世學者將亞里士多德使用系詞結構“X是什麽”對事物下定義時，不可避免地遇到的一系列本質問題稱之爲物理學之後，即形而上學（metaphysics）。

六、亞里士多德之後

亞里士多德之後，形而上學便與辯證法對立了起來。黑格爾曾經如此指責形而上學，他認爲形而上學在處理主詞界定時總是追求主詞的確定含義，沒有注意到其實主詞本身在不同語境中就有不同的界定。

他回到了蘇格拉底的辯證法，怒斥亞里士多德的做法是孤立的、片面的、不變的，並提出“否定之否定”的原則來作爲連接起主詞在不同語境的紐帶。

黑格爾的思想影響了馬克思，而在冷戰時期馬克思的思想又進一步被簡化爲某種政治教條。在如今中國的義務教育階段，教材一提到形而上學便使人聯想到是一種孤立片面的思維方式，而忽視了形而上學本身的價值。

現代哲學認爲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並不能完全包攬形而上學的工作。不同語境對于我們理解一個詞雖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主詞界定本身的確切性更重要，辯證法所追求的整全性只會把主詞界定弄得更加複雜。在從事科學工作時，我們的確很難認可“金屬既是一種物質，也不是一種物質”這類辯證法式命題。

系詞結構作爲一種語言思維對于中國人而言是比較陌生的，加之以哲學教材中對形而上學等概念長久的汙名化，這導致了中國人幾乎對本體論這類哲學問題一無所知，甚至表現出極爲輕蔑的態度，這是很可惜的。

在閱讀完上文簡要的介紹後，你還會覺得“是，到底是什麽”這類本體論問題很無聊嗎？原載：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