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陳楨寫微博》男女與位置
許多成功的男人都有一個女人,那是肯定的,不過,不一定是在後面,也有在旁邊、前面的。那個女人偏偏要跨在男人頭上,很難想像那男人何來心情成功。
leasure'n'leather by Stanislav Miro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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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ms: In Search of My Senses 追隨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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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發〈濾思場〉145
某大會議決:我們不會忽略任何一個人,各人有各人最適合的角色;有人被照顧,其他人就負責買單。(26.8.2024 同步發表)
【親熱】
我開始領悟到貴族表示親熱的有聲或無聲語言的真正價值。甜言蜜語的親熱給自感卑賤的人們一貼安慰劑,卻又不徹底消除他們的自卑,因為消除了他們的自卑感,也許就沒有理由表示親熱了。
【聲譽】
猶如在證券交易所,上漲趨勢一發生,所有持票人都想趁機撈一把,同樣,部分受人蔑視的作者利用逆反心理,因禍得福,或許因為他們本來就不該受到蔑視,抑或很簡單,是他們存心招惹鄙視——宣揚這些人,可以說是一種新鮮事兒。人們甚至不惜在某段孤立的歷史中,尋覓若干不循規蹈矩、富有才華的藝術家,現時的發展趨勢對其聲譽似乎不會有多少影響,但總有那麼一位大師順帶提起他們的名字,表示贊許。遇到此類情況,十有八九是因為這位大師,不管他是何人,也不管他的學派如何唯我獨尊,總是以自己獨特的情感作出判斷,唯才是愛,給予富有才智的人才以正確的評價,……此外,便是因為某些屬於另一個時代的藝術家,在一首普通的樂曲中,道破了與大師不謀而合的某種極相似的東西,大師逐漸領悟到了,於是乎,大師便將古人視為先驅……正因為如此,普桑的作品竟有透納的手筆,孟德斯鳩的著作會有福樓拜的詞句。偶爾,大師偏愛的議論是一種將錯就錯,人們弄不清錯源於何處,但卻傳播到學派中來了。被列舉的名字因此掛上了這一學派的招牌,適時處於其保護傘之下。……這些作品一旦受到絕對令人信賴的鑑賞家的推崇,贏得了《普萊亞斯》帶來的普遍贊譽,便重放異彩,那些尚未重聽的人,一個個多麼渴望能喜歡上這些作品,以至於身不由己地再次去聽,盡管給人以心甘情願的假象。
【恍然大悟】
這部劇剛一啟幕,在我這雙擦亮的眼睛看來,在德·夏呂斯身上便進行了一場徹底而迅猛的革命,仿佛他已被魔杖所觸動。在此之前,我一直都不明白,也未曾目睹過。罪惡(為語言方便起見,眾人都這麼說)這精靈,只要無視它的存在,它就會在無形中悄悄地伴隨著您,無一例外。仁慈、奸詐也好,名聲、上流社會交往也罷,這一切從不隨意暴露,人們總保持其隱密性。連奧德修斯一開始也沒有認出雅典娜。不過,神與神之間很快就可相互看穿,同類人彼此也可一眼識破,如德·夏呂斯先生就被絮比安一眼看透。訖此,面對德·夏呂斯先生,我就像個漫不經心的人,面前站著一位孕婦,卻沒注意她那笨重的身子,當她微微一笑,再次對他說:「對,我現在有點兒累。」他還不知道趣地刨根問底:「您到底哪兒不舒服?」一旦有人給他點破「她有身孕」,他才猛然發現她腆著肚子,兩隻眼睛便盯住不放。確實,理智打開眼睛,誤錯增加眼裡。
……德·夏呂斯先生身上盡管附著另一個人,使他與眾不同,就像那個半人半馬的神,那個與男爵合二為一的人,我卻一直沒有發現。現在,抽象的東西具體化了,他一旦被識破,便馬上喪失了隱身能力,德·夏呂斯先生搖身一變,來了個脫胎換骨,面貌全非,以致不僅他那富於變化的音容,而且過去與我時起時伏的交往,總之,至此我一直鬧不明白的一切,一下子全部被看得一清二楚,就好比有一行文字,若把字母拆開打亂,不能說明任何意思,可如按正常詞序重新排列,便表達出某種思想,再也不易忘卻。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對古禮之取向
墨家對古禮之取向,類如基督教對猶太教律法的取向。在基督教言說傳統中,耶穌固然批評文士和律法師,然亦強調須謹守摩西律法。在《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節中,耶穌曾有講論,「莫想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在《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二至三節中,他又教導眾人和門徒,「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古禮和律法,並沒有問題,不需要改易。問題出在後人對古禮和律法的理解出現問題。故而墨家和基督教主張回歸到正確的古禮和正確的律法,則往往容易被後人或反對派別、論敵目為「創新」或者「創教」。 (黃蕉風:墨家到底是學派還是宗教?學界於今未有定論,2019-03-18 愛思想)
火·群眾與權力——奠定了他作為一名偉大作家地位的《群眾與權力》中,卡內蒂曾經說到,群體的功利性「是一團包裹一切的火焰,將人們從對相互接近的恐懼中解放出來,只要他們還能夠找到一個共同的目標」。「火焰」成了貫穿卡內蒂幾十年來思考的一個核心意像。卡內蒂的多部作品都反映了這個主題。比如在他的小說《迷惘》(原名為《康德著火了》)里,「火」成了一個終局性的結果:主人公吉恩愛書成癖,聚書萬卷,但是與一場陰謀有關的婚姻卷走了他的房產和藏書,雖然後來吉恩的弟弟幫流離失所的哥哥恢復了這一切,但他已成驚弓之鳥,每日提心吊膽唯恐厄運再來,終於在一個白日夢魘之後,堆積起全部藏書,自焚而死。作為文學作品,很難說這里的「火」與散落在卡內蒂其他作品里的「火」有何種關聯,可以肯定的是,卡內蒂自己也看作是「生命中的常數」的「火」有著豐富的內涵。法國哲學家巴什拉在他的名著《火的精神分析》中,從理性精神分析的角度對普羅米修斯情結、恩培多克勒情結等進行分析,描述了火的原始形像與生死本能精神的關係,得出了最高的「火」是生命的純潔化的結論。由是觀之,在卡內蒂那里,火不但意味著權力、毀滅、顛覆,而且意味著生死。(白龍·卡內蒂的秘密心臟)
徐賁·當今中國犬儒社文化的困境與出路
知識分子的學問不應該只在於各自的學科專業,還應該有公共問題的意識和關心。不幸的是,當下“公共知識分子”成為一個罵人的話,這是社會犬儒化、愚昧化的一個表征。
《人物》雜誌就徐賁新書《頹廢與沈默:透視犬儒文化》的采訪:
1、作為一個社會文化概念,“犬儒”這個詞有著怎樣的歷史和現狀,您如何定義它在今天的基本含義?
我討論的現代犬儒主義完全不同於古代犬儒主義,也與古代犬儒主義沒有直接的關係。在中國語境中的犬儒主義,它的基本含義結合了西方現代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化的元素。由於犬儒不是一個中文原有的概念,中國對現代犬儒主義的研究也遠沒有西方豐富,所以犬儒主義還是一個“借鑒”的外來概念。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由於我們至今沒有任何現成的中文本土概念可以代替犬儒主義,犬儒主義對我們來說又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外來概念。任何一個不可缺少的外來概念,如幽默、現代性、後現代、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民主、憲政,其來源的中西古今,或開始有些陌生並不重要。只要一個概念是我們所需要的,又比其他概念更合適,那麽,它在本土環境中運用,就一定會在運用過程中有調整和豐富的機會,漸漸也就不覺得陌生了,而且少了它就無法說清許多事情。
我所用的犬儒概念與今天中國社會文化有兩個主要的相關方面。
第一是,徹底看穿、看透,因為徹底,所以絕對不相信、不接受,不抱任何改變的希望,也不做任何改變的努力,成為一種虛無主義和絕對的相對主義,憤世嫉俗、玩世不恭。人們因為看穿一切價值標準的“虛偽”和“權力操縱”而否定一切可能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和價值追求,他們在無權的時候無不可忍受,有權的時候則又無所不為。
第二是,明知不對,照做不誤。難得糊塗。德國學者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書里把這種明白和覺醒稱為“啟蒙”。他把犬儒主義定義為“受過啟蒙的錯誤意識”,也就是明白人的迷思(或錯誤行為)。這種犬儒主義不僅關乎社會中的體面人士,而且也關乎所有普通民眾。在這樣的犬儒社會里,說的時候人人明白,做的時候人人不明白,所有的人都在自欺欺人,也都知道別人在自欺欺人,“他們知道自己幹的是些什麽,但依然坦然為之”。
德國作家埃里希·凱斯特納(Erich K?stner)的小說《法比安》(Fabian,1933)里有一個名叫邁爾密(Malmy)的人物,他明白自己生活在一個千瘡百孔的制度中,但卻對此無動於衷。他說:“我在撒謊……至少我知道自己在撒謊,我知道這個制度是不好的……就算瞎子也能看到。但是我還是在盡我所能為這個制度服務。” 凱斯特納描繪的是一個醒著的人在裝睡,一個明白人在裝糊塗,他不僅知道該裝什麽樣的糊塗,而且知道該怎麽裝。這是一種高明的,無是非觀的糊塗——難得糊塗。
魯迅在《準風月談·難得糊塗》里說,“糊塗主義,唯無是非觀等等——本來是中國的高尚道德。你說他是解脫,達觀罷,也未必。他其實在固執著,堅持著什麽,例如道德上的正統,文學上的正宗之類”。古代的犬儒主義者是有是非觀和對錯原則的,而且還能做到在個人行為中身體力行。
迪克·基耶斯(Dick Keyes)在《看穿犬儒主義》一書中指出,犬儒者“需要站在理想的平臺上才能向他們批評的靶子投石塊。一個自己處於墜落中的人投石塊既使不出勁道,又沒有準頭”。今天中國“難得糊塗”的犬儒主義是處於墜落狀態的犬儒主義,犬儒者有的根本就沒有供他們作是非判斷的理想平臺,有的即便是有,也只是用於看穿世態,出於明哲保身或其他理由,他們是決不向任何靶子投石塊的。
2、您為什麽將犬儒主義作為指向當前中國社會普遍深層問題的最重要的社會文化概念?
不能說是最重要的,只能說是一個重要的社會文化概念。之所以重要,有兩個因素:第一個是有需要,第二個是無以代替。第一個因素在邏輯順序上是第一位的。
犬儒主義這個概念之所以重要,第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需要有一個對當今中國社會種種病癥有綜合和整合作用的社會文化概念。2014年9月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發表了一個調查報告:《當前社會病態調查分析報告》,多家網絡媒體轉載報道,但這是什麽樣的“社會病態”呢?得有個名吧。其中至少有八九種可以說是犬儒主義的。
一、娛樂至死(沒有目標或信仰,得過且過);二、看客心態(看穿、冷漠、圍觀,管了也沒用,不如不管);三、習慣性懷疑(上至政府,下至朋友,對誰都不信任,都不相信);四、審醜心理(在一個是非不分的環境里,美醜、善惡、真假也無法辨別,何必要堅持美、善、真);八、“鴕鳥心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被宣傳的現實反正是假的,不如躲進小樓成一統);九、思考恐懼癥(多思多惹事,有的是前車之鑒,你要我怎麽說,我就這麽說,這才是安身保命之道);炫富心態(看穿一些道德、理想、未來展望的虛妄,只有錢才是實在的,才是世人認可的唯一價值);十二、初老癥(沒有前途、沒有未來、沒有追求,過一天算一天,坐吃等死);十三、自虐心態(這個說法並不確實,因為一般人既非共產黨又非體制,“罵共產黨、恨體制”是鄙視和不相信權威,不是“自虐”。這種顧左右而言他的說法,明白人說糊塗話,既不誠實,也不真實,它本身就是犬儒主義的)。
這八九種“病態”(當然還可以有所添加)之間有著相互聯系、相互轉化、相互滲透的關係,難以設想在整體制度環境和社會文化不得到改變的情況下,可以一個一個地單獨“診治”這些病態。因此,我們也許應該問,整體環境和社會文化的病癥又是什麽?既然十來種病態出現在同一個歷史階段的同一個社會里,那麽,那個使它們有內在聯系的整體病態又該用怎樣的概念來歸納和整合呢?
這個能夠起到歸納和整合思考作用的概念,它應該是一個指向普遍深層問題的社會文化概念。犬儒主義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文化概念。雖然它也許不是唯一可以用作這種歸納和思考的總體概念,但在我們形成或找到另一個或另一些普遍概念之前,它的作用可以說是其他概念所難以替代的。這個作用不是來自這個概念的某種詞典或百科全書式定義,而是來前人和我們同時代人對犬儒主義已經貢獻了的豐富觀察、研究和論述。
犬儒概念重要的第二個原因,就我所知,現在還沒有一個像它那麽內涵豐富、複雜、還在變化的概念。這是犬儒概念的生命力,但也是造成它可能會被濫用。因此使用者在用這個概念時,需要做議題範圍內的解釋或說明,叫stipulation,我們在使用讀者可能不熟悉的專門用語時,都是需要這麽做的。如果是外來詞的話,有時還需要附上原來的外文。一直到今天,西方論犬儒主義的專著在區別古代和現代犬儒主義的時候,也還是會對犬儒主義的概念特別加以解釋和說明,例如,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就用了kynicism 和 cynicism的區分。
3、您說:“我們面臨的犬儒文化是一個困境,它與我們現實生活的多種元素交織在一起,也延續著我們歷史和民族心理的多種負面因素,因此呈現出根深蒂固、惡性循環、不斷再生的形態。”您所說現實生活的元素有哪些?歷史和民族心理的負面因素又有哪些?
現實因素可以說是諸如前面提到的多方面“社會病癥”,或者也可以是一些人們常用別的說法稱呼的犬儒特征,如玩世不恭、尖酸刻薄、冷嘲熱諷、凡事看穿、看穿但不說穿、睜著眼說瞎話、厚顏無恥裝崇高、陽奉陰違、隨波逐流、難得糊塗、有奶便是娘、醒著的人裝睡、假面扮相人戲不分、面具遊戲久假不歸、無所不為、兩面三刀等等。我們可以把這些看成是犬儒的一詞多義或是它的不同概念內涵。當文化研究把這些多樣而互異的犬儒表現聯系起來的時候,犬儒便形成了更完整、複雜、深層的概念內涵。這是語詞與概念內涵的新遇合,在這種遇合中,許多在具體社會現象、情境、事件、事例、行為中表現出來的虛偽、謊言、偽裝、狡黠、陽奉陰違、首鼠兩端會在整體的觀照下呈現出為互有聯系,你中有我的犬儒文化特征。(下續)
梁啟超在《呵旁觀者文》(1900)中分析了六種“旁觀”表現:渾沌派(“饑而食,飽而遊,困而睡,覺而起,戶以內即其小天地,爭一錢可以隕身”)、為我派(“亡此國而無損於我,則我惟旁觀而已”)、嗚呼派(“‘束手待斃’一語是其真傳。如見火之起,不務撲滅,而太息於火勢之熾炎;如見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於波濤之澎”)、笑罵派(憤世嫉俗、喜笑怒罵,“既罵小人,亦罵君子;對老輩則罵其暮氣已深,對青年則罵其躁進喜事”);暴棄派(自暴自棄、妄自菲薄)、待時派(不作為地等待時來運轉)。這六種表現的“旁觀主義”其實亦可稱為“犬儒主義”。
歷史和民族心理的負面因素是在特定的政治和社會文化環境中積澱而成的。其中最有害的就是奴性、忍讓、得過且過、吃虧是福、隨遇而安、奉承權貴,不以為恥,反而當作一種“生存智慧”。魯迅先生描繪的阿Q轉化為“阿Q精神”,要是直接翻譯成西文,西方人一定不明白是什麽意思,解釋也要大費周章。但是,如果解釋說是一種中國式的犬儒主義,他們一聽就懂,那就省事多了。
前面提到的“難得糊塗”可以說是最具國粹特色的犬儒主義。老莊哲學和各種“隱逸”理論也是一種典型的中國犬儒主義因素。例如,《莊子》里有一個“華而不實”的故事:
齊景公對晏子說:“東海里邊,有古銅色水流。在這紅色水域里邊,有棗樹,只開花,不結果,什麽原因?”
晏子回答: “從前,秦繆公乘龍船巡視天下,用黃布包裹著蒸棗。龍舟泛遊到東海,秦繆公拋棄裹棗的黃布,使那黃布染紅了海水,所以海水呈古銅色。又因棗被蒸過,所以種植後只開花,不結果。”
景公不滿意地說:“我裝著問,你為什麽對我胡謅?”
晏子說:“我聽說,對於假裝提問的人,也可以虛假地回答他。”
這個故事也收在古代笑話里,可是,今天人們閱讀這個故事,未必都真的會笑出來。先秦的古代笑話中不少是像“華而不實”這樣的“笑話”,如自相矛盾、削足適履、買櫝還珠、杞人憂天、刻舟求劍、守株待兔、東施效顰等等。這些笑話都是談言微中,能透徹入微地擊中某個問題的要害。
就“華而不實”的故事而言,有的人會覺得齊景公可笑,居然煞有介事地提出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有的人會覺得晏子很智慧,幽默地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但是,也有人會覺得晏子有些犬儒,明明知道齊景公在瞎問,卻還一本正經說些讓他中聽的好話,跟著他瞎胡調、搗漿糊。要是齊景公不接著再問他為什麽胡謅,那晏子的好話或智慧豈不就成了附和和諂媚?
其實,在現實生活里,並不是所有的王者(或上級)都像齊景公那樣明白或願意承認自己是在瞎說,而下屬在順應著他的喜好並隨聲附和時,也很可能並不是為了提醒在上者的謬誤,而反倒是鼓勵他更過分地瞎說。大躍進的時候,有科學家證明糧食準能畝產萬斤。要是當過農民的領導人問科學家,“我假裝相信,你怎麽也跟著胡謅”,也許科學家可以給他一個晏子式的回答:“我聽說,對於假裝相信的人,也可以虛假地為他提供科學證明。”可是,領導人並沒有這麽問他,所以,科學家的附和行為只能到此為止,他說的那些在上者順耳、中聽的話便只能是一些無原則的瞎話。這是犬儒主義的行為。
中國的傳統“智慧”中有不少這樣的東西。童蒙書、家訓、善書里比比皆是。例如,《增廣賢文》里有許多看穿、看透世道險惡,因此要明哲保身、竭力躲避、莫管閑事的箴言教誨。如“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逢人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 見事莫說,問事不知;閑事莫管,無事早歸”。
這種人生智慧一直在影響著中國人,例如,至今“莫談國事”仍然是許多中國人的處世哲學,不斷在新的環境下翻陳出新、發揚光大,變成提倡在商言商、學術專門化,鄙視“臭公知”等等。有人稱這是“老狐貍精哲學”,我稱它是犬儒主義。
4、您把犬儒主義區分為公開的犬儒主義與戴假面的犬儒主義,它們的表現分別為何?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分別?
這種區別是不同政治環境,尤其是言論自由的狀況造成的。它們的基本區別在於,當一個人因為犬儒主義而不相信統治意識形態、制度、權威、信仰體系以及由權力或習俗規定和主導的法律或價值規範時,尤其是懷疑和鄙視政府、政治權力和政治人物的時侯,公開的犬儒主義會在公共言論和行為中表示出來,而戴面具的犬儒主義則經常不會,不僅不會表示不相信,而且還會假裝成相信的樣子。
公開的犬儒主義對那些什麽都不相信,所以公然懷疑,公然拒絕,不相信就是不相信。戴面具的犬儒主義對那些也是什麽都不相信,但正因為對什麽都不相信,所以對什麽都可以裝作相信。他們玩世不恭,隨波逐流,最後有的連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相信還是不相信,於是索性不去管它相信不相信,“難得糊塗”地過一天算一天。
當然,這不等於戴面具的犬儒主義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摘下面具露出不相信的真面目。他們私下或在不那麽公開的場合中也會有不戴假面的時候。這時候,不加掩飾的犬儒主義就會以各種親密和親近者之間的玩笑和謔戲方式表現出來,往往是在飯桌上、娛樂消遣的時候,如畢福劍開毛澤東玩笑那樣。
5、在列舉“犬儒”的表現時,您說他們總是看穿人性的自私自利,看穿一切制度都不可能絕對公正。為什麽“看穿”被您視為現代犬儒的重要特征?
我說的是由於看穿和看透而喪失求變意識和否定求變可能的那種犬儒主義。它的必然表現就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講究現實和實惠,察言辨色,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種“老狐貍精智慧”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難得糊塗”,或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書里說的, “他們知道自己幹的是些什麽,但依然坦然為之”。
6、就您對中國當下社會的觀察,學術環境里的知識分子在“犬儒”這件事上的態度,表現得和普通大眾是否有所不同,區別在於什麽?
普通民眾一方面對政治體制抱有不滿和憤怒,另一方面卻又充滿了無力和無助的感覺,因此對社會和未來的任何良性改變都喪失了希望和期待,陷入一種得過且過、隨波逐流、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絕望處境。這樣的政治犬儒主義在民主和專制國家里都有存在。
另一種是知識分子的政治犬儒主義,它與一般民眾犬儒主義不同在於,它經常是理論化的。例如,知識分子的政治犬儒主義在價值問題上采取或宣揚絕對的相對論,成為實際上的道德虛無主義。常見的知識分子政治犬儒主義結合了政治投機和個人功利,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或是它們的某種混合形式)——遙遠觀望和積極投效,觀望和投效的對象都是統治權力。例如,有一些在西方任教,擁有西方國籍的新左派教授人士。他們對公民權利無保障的危害是有認識的,因為他們自己並不願意生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但是,他們對別人在這種制度中的處境卻無動於衷,不僅如此,他們甚至還不惜在理論上為這樣的制度辯護,積極擺出一種特別能理解和接受的姿態。
知識分子的犬儒主義玩的是一種精致的遊戲,普通人是玩不起來的。例如,有文化研究者得出這樣的結論:文革時的“忠字舞”相當於今天跳迪斯科的大眾文化。毛澤東說的文革每5到7年搞一次,就相當於民主制度下定期自由選舉。當然,我們可以不理睬這樣的說法,只當他們是胡說八道。但是,他們不是神經病患者,他們是學者,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胡說八道呢?那就必須有一個解釋了。知識分子的犬儒主義就提供了這樣的解釋。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哲學家法蘭克福(Harry Frankfurt)在他的《論屁話》(On Bullshit)一書中分析了這種犬儒主義的胡說八道,這本小小的書已經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包括中文。他認為,胡說八道比欺騙和說謊更有害於社會。我想不妨添加一條:知識分子的胡說八道則又是所有胡說八道當中最有害的。
7、2013 年 6 月,著名企業家柳傳誌在小範圍座談上提倡企業人士應該“在商言商”。後來您在文章里說,這是一種以“專業主義”為名的犬儒主義。所謂“專業主義”為名的犬儒,和中國人常說的“莫談國是”是一回事嗎?
是的,問題不在於莫談國是,而在於把這當成一種智慧,一種本就應該如此的正常狀態,自以為聰明,拿來規訓別人,這就成了我前面說的“老狐貍精智慧”。誰都知道,生意要做大,就得有當官的做靠山,在中國,當官的就是政治。“在商言商”“在學言學”都是與現實不符的。明知不符,還硬要這麽說,這是醒著的人在裝睡,是一種典型的犬儒主義。
8、有人說“最激烈的理想主義者反倒很容易轉變為徹底的虛無主義者”,您認同這個說法嗎?其間原因何在?
美國喜劇演員,社會批評家George Carlin說過,“每個犬儒主義者的內心都有一個失望了的理想主義者。”( Inside every cynical person, there is a disappointed idealist." 希望越理想化,就越是容易失望和幻滅,從幻滅過渡到放棄所有的希望,這是很自然的轉變。因此,犬儒主義的對面不是理想主義,而是現實主義。美國著名記者Sydney J. Harris說過一句話很有道理的話:“理想主義者認為,眼前發生的事情是不重要的。犬儒主義者認為,長期以後發生的事情是不重要的。現實主義者認為,眼前做什麽或不做什麽決定著長期以後會發生什麽。”(An idealist believes the short run doesn't count. A cynic believes the long run doesn't matter. A realist believes that what is done or left undone in the short run determines the long run.)拒絕犬儒主義不等於回到天真的理想主義(所謂的“青春無悔”),而是要從失敗的浪漫理想主義汲取教訓,以務實的態度來對待未來的希望,既不放棄希望,也不盲目樂觀。
9、在不能擺脫犬儒主義困擾的國家里,愛國主義會以什麽樣的方式來表現?
有兩種常見的表現,它們的共同點是,都在“玩”愛國主義。
第一種表現是偽善和虛偽。有的人一面高調愛國,碰不碰就給人扣上“不愛國”的帽子,一面把子女送到國外,把錢存到國外。當然還有別的令一般人吃驚的“愛國舉動”,如北大“反美”女生馬楠挑戰到訪北京大學的美國總統克林頓,一舉成就“愛國”之名,後來到美國嫁給了美國人並有兩個孩子。這是說一套做一套的愛國主義,讓許多人一提到愛國主義,就本能地懷疑是騙子在耍花招,覺得反感和惡心,並因為討厭騙子而遷怒於愛國主義。
第二種表現是掛羊頭賣狗肉,它把愛國與愛某個權力等同起來,以愛國的名義要求人民無條件地效忠這個權力。這是一種犬儒主義的宣傳伎倆,不少人因為討厭這種宣傳而對愛國主義本身有所反感。
這兩種虛偽的愛國主義都會極大地破壞愛國主義的價值,使許多人習慣性地認為,“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這是一種堅決不相信、不接受任何愛國主義觀念的犬儒主義。它不分青紅皂白的把任何一種愛國主義都當成無賴的騙術或是統治權力的宣傳,不相信任何性質的愛國主義可能具有積極意義。
王蒙在談到王朔作品中的“玩世主義“時指出,“首先是生活褻瀆 了神聖,……我們的政治運動一次又一次地與多麽神聖的東西——主義、忠誠、黨籍、稱號直至生命——開了玩笑,……是他們先殘酷地‘玩’了起來,其次才有了 王朔。” 玩世主義就是犬儒主義,這樣的犬儒主義者有何止是王朔?而被殘酷地“玩完”的許多主義中也包括了愛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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