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價值（7）

當然，在體制內做最大的爭取與改革，不能只靠老師，我想就算俞大綱先生在這個時代，他也會是很安靜的。其實俞老師的時代，對他來講已經是一個憂傷的時代了，可是，他是在一個非常優雅的文人家庭長大，他的哥哥俞大維、俞大紱，妹妹俞大，也都是一等一的院士。俞大維雖然是世界有名的彈道學專家，可是你聽他談起古學，也是非常精彩。這種家庭真的不得了，就是因為家教嚴，國學基礎好，又學習到非常好的西學，而能成就他們的風範。

俞大綱對我說，他爸爸媽媽喜歡看戲，經常帶他一起看戲、講戲，他就變成戲劇專家了。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從來不是拿著書本上課，所以你聽他講李商隱，一首一首講，不需要看書，因為從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詩，一面唱戲，把李商隱講完了。

我想，一個好的人文教育，還是要紮根在生活的土壤裏吧。

歐洲的精英分子不少也是這樣出來的。法國當代作家尤瑟娜爾（Marguerite Yourcenar），她是貴族出身，從來沒有進過學校，但是她在一個很人文的環境中成長，從小父親就帶她看書、鼓勵她寫作。當然，現代家庭恐怕很難不把孩子送進學校在家教育。可是重要的是，教育不能夠只求量，不求質，學校不是制造商，讓學生一批一批得到文憑畢業就好了，還是要關心人的問題。即便是在這麽一個物化的體制中，學校老師受限於許多的政策，至少要抱持著一種想法：能夠關心幾個就幾個，盡到自己的最大能耐。

傾聽孩子的心事

教育不是在教書，事實上這是一份救人的工作。

當我讓孩子畫了自畫像，聽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而痛哭流涕的時候，我真的覺得這是一份救人的工作。你沒有辦法想象他們內心裏會有這麽多的事情，這麽的嚴重，因為他們講出來了，因為他們哭了，他不會走錯路。

有的孩子告訴我，只要能不回家，他一定不要回家。這句話如果讓他的父母聽見了，一定會嚇一跳。

事實上，這群孩子的父母正好是在臺灣經濟起飛的那一代，當他們在努力創造經濟奇跡時，對於孩子卻疏忽了關懷。所以這些孩子不是為反叛而反叛，他們是在反叛某一種程度的冷漠與疏離。

很多父母與教師真的忽略了一件事，他們所教育的對象不是一個物品，是一個人。你的任何舉動，都可能對孩子的一生產生極大的影響。你的一點點關心，也會改變孩子的一生。就像那次自畫像的活動結束後，學生們抱頭痛哭，我走過去揉揉他們的肩膀，我相信他們會感受到。

我不知道為什麽我們的社會會忙成這樣子，沒有時間停下來傾聽孩子的心事，沒有時間揉揉孩子的肩膀。

最讓我驚訝的一次是我在大學擔任系主任的時候，一個女學生不見了，一個星期都沒有來上課，我打電話給她媽媽，她說：“我生意好忙耶，我把小孩交到你們學校，就是你們要負責，你們還要問我？”

我聽了真的嚇一大跳。

我的父母不是這樣的父母，他們是不必等學校老師通知，就常常跟學校保持聯絡的。所以我不懂現在的父母，為什麽七天不見孩子，還能忙著做生意？

我們今天面對一個長期以來不被註意、被忽略的課題，這個“果”已經顯現在報紙上那些觸目驚心的事件中了。我們沖得太快，沒有辦法一下子煞車，但可以慢慢地、一點一滴地去做，讓物質的東西少一點，讓心靈的空間大一點。

新官學（1）

老子一直在講“空”，他說我們之所以能用杯子喝水，因為杯子是空的；我們能住在房子裏，也因為房子有空的部分。最重要的不是“有”，是“無”。

如果你的心被物質塞滿了，最後對物質也不會有感覺。就好像一個吃得很飽的人，對食物不會感興趣；而肚子餓很久的人，他在品嘗食物的時候，就會得到好大的滿足與快樂。

當一個孩子要什麽就有什麽的時候，最後他會非常不快樂，即使是殺人他都沒有感覺。他已經被物質塞滿了，他要的東西從來沒有得不到，所以他很痛苦，這種痛苦是他的父母無法了解的。

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定位

人有時候也很奇怪，會倚靠外在的東西，讓自己有信心。

譬如說我小時候，大部分的孩子經濟條件不好，營養也不好。但有一個同學長得特別高大、壯碩，他走起路來就虎虎生風，特別有信心。

人類的文明很有趣，慢慢發展下來，你會發現，人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式使自己有信心，但前提是要有一個比較成熟、比較豐富的文化支持。譬如說我雖然很矮，可是我在另一方面很高大，可能是在心靈方面，或者精神方面，或者有某一方面特殊技能。我很期盼有這樣的一種社會，這樣的文化出現，讓每一個人有他自己不同的價值。

我們的社會的確已經在走向多元，舉例來說，現在有很多地方都要求“無障礙空間”的設計。我小時候哪裏有這種東西？殘廢就殘廢嘛。可是我們現在也不用這樣的稱呼了，因為他並沒有廢。這不只是一個名稱的改變，而是人們重新思考，過去所做的判斷對不對？過去的殘就是廢，就是沒有用的人，但現在發現他不是，他可能有其他很強的能力可以發展出來。

我想這就是多元社會一個最大的基礎，人不是被制化的。

制化，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用英文分數、數學分數就決定這個學生好或不好。不把人制化，才能讓人身上的其他元素有機會被發現，豐富他的自信。

我們的社會是慢慢地往這一個方向在走，但同時有一些幹擾，例如重商主義、唯利是圖的價值觀，又會讓多元趨向單一。單一化之後，就會出現這樣的聲音：“考上大學有什麽用，歌手接一個廣告就有數百萬入口袋，那才實在。”

所以，價值的單一化，是我們所擔心的。

一個成熟的社會，應該是每一個角色都有他自己的定位，有他不同的定位過程，每個人都能夠滿足於他所扮演的角色。這個觀念在歐洲一些先進國家已經發展得很成熟，他們長期以來重視生命的價值，所以他們的自信，不是建立在與別人的比較上。

一味地跟別人比，遲早都會走向物化。

“夠了”的快樂哲學

許多人喜歡比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裝，開的車子是不是BMW，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誰的課，看了哪一本書。聽起來是不同的比較，精神的比較好像比物質的比較還高尚一點。

其實不一定。我認為，有比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對於自己所擁有的東西，是一種充滿而富足的感覺，他可能看到別人有而自己沒有的東西，會覺得羨慕、敬佩，進而歡喜贊嘆，但他回過頭來還是很安分地做自己。

就像宗教或哲學裏所謂的“圓滿自足”，無欲無貪，充分地活在快樂的滿足中。

這和“禁欲”不一樣。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時間內，要人做到“無欲無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讓你在欲望裏面，了解什麽是欲望，然後你會得到釋然，覺得自在，就會有新的快樂出來，這叫做圓滿自足。

西方的工業革命比我們早，科技發展比我們快，所以他們已經過了那個比較、欲求的階段，反而回來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會覺得賺的錢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別人低賤，也不會一窩蜂地模仿別人、復制別人的經驗。在巴黎從來不會同時出現四千多家蛋塔店，這是不可能會發生的事。可是，你會在城市的某一個小角落，聞到一股很特別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調出來的味道。二十年前，你在那裏喝咖啡，二十年後，你還是會在那裏喝咖啡，看著店主人慢慢變老，卻還是很快樂地在那裏調制咖啡。

這裏面一定有一種不可替代的滿足感吧！

我覺得每一次重回巴黎最大的快樂，就是可以找回這麽多人的自信。每一個角落都有一個人的自信，而且安安靜靜的，不想去驚擾別人似的。

譬如冰淇淋店的老板，他賣沒有牛奶的冰淇淋，幾十年來店門前總是大排長龍。但他永遠不會想說多開幾家分店。他好像有一種“夠了”的感覺，那個“夠了”是一個很難的哲學：我就是做這件事情，很開心，每一個吃到我冰淇淋的人也都很快樂，所以，夠了。

這種快樂是我一直希望學到的。

新官學（2）

我在成長的過程中，是一個非常愛國文課的人，幾乎從小學開始一直到大學，我的國文表現在班上都是數一數二；我的數學不好，國文帶給我很大的成就感。然而，在最近幾年有機會跟高中國文老師接觸時，我嚇了一跳，我們的國文教材從我讀書時到現在，竟然沒有太大的改變。現在的孩子還是在讀文天祥的《正氣歌》或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這一類我一直希望在我這一代就結束的文章。而莊子的蝴蝶夢則還是被排斥在教科書之外。

莊子的蝴蝶夢是一個偉大的潛意識，在主客位的轉換跟交錯裏，可以不斷開發出新的文學經驗，之後很多文學作品都和這個典故有關，教科書怎麽可以沒有這一篇呢？那麽當孩子讀到李商隱的“莊生曉夢迷蝴蝶”時怎麽辦？

在某一個時代為了要訓練一個人有絕對儒家的忠君思想，必須要有《正氣歌》或《左忠毅公逸事》這一類的教材，但是這些東西是一種沈重的負擔，會讓人痛苦的。我要很誠實地說，我在初中、高中時活得很不快樂，常常覺得自己如果不死，就不會成為一個偉大崇高的人，因為所有偉大的文章，都是在教我“死”這件事，而且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死。我承認這些人很偉大，也很美、很感動我，但是後來讓我更感動的，卻是一個學生讀完後問他的老師：“我可不可以不死？”老師回答他：“你當然可以不死。”這個學生又問了另一句話，他說：“那官要做到多大才應該死？”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我們的國文教學繼承了一個大傳統，這個大傳統在今日社會急速轉換的過程中，當然會受到挑戰，但大傳統並不是那麽容易立刻被質疑。當我們在讀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讀文天祥的《正氣歌》時，那真的是一個悲壯的美感教育，是忠君愛國理想的極致，這是一個大傳統，可是，是今日社會需要的嗎？為什麽美感都要走向悲壯的刑場？有沒有可能讓美感走向花朵？走向一片茂盛的森林？

生是為了完成悲壯的死？

一個好的文化範本，一定要有正面跟反面的思考，才是啟蒙。就像那位學生問的：“可不可以不死？”當“可以死”、“可以不死”是成立的時候，思考才會有平衡。在司馬遷的時代，還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可是為什麽到了宋元以後，死就變成義無反顧的，好像唯有死能成為戲劇的終結，生的目的竟然是為了完成這樣一個悲壯的死。

美感教育會隨著不同的環境改變，在一個受欺淩、受壓迫的環境中，反彈出這樣一個東西是情有可原的，可是這個欺淩和壓迫應該是不正常的，如果假設下一代不再有這樣一個壓迫的時候，是不是要持續這種教學？會不會造成孩子很大的困惑？我相信，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在一個政治比較*，相對開放、相對自由的社會裏，他讀到這篇文章，是應該要問：我可不可以不要死？我甚至覺得這應該是一個考試要出的題目。

死亡畢竟是生命裏最重要的事，雖然“孔曰成仁，孟雲取義”，仁跟義都有非常大的一個條件設定，可是這個條件設定，也可能被統治者拿來作為愚弄知識分子的一個手段，演變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不是何其荒謬的結局嗎？

為什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孔曰成仁，孟雲取義”的時候，仁和義都還有思考性，在生命的崇高的行為選擇當中，思考是不是願意做這件事情。譬如後來編入國文課外教材的《與妻訣別書》，作者林覺民說，要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他願意去死，死變成他生命中一個崇高的情操跟浪漫。可是如果沒有經過思維性的死亡，當“悲壯性”變成一種假設時，就會產生荒謬。

新官學（3）

明史是我最不敢讀的一段歷史，太監、錦衣衛壓迫知識分子到一種驚人的地步，他可以用沙袋，把人壓到全部內臟從嘴巴裏吐出來。但是知識分子反太監，卻不反皇帝，他明明是個昏君，放任錦衣衛去淩虐大臣，這個君應該要被質疑，可是為什麽沒有？為什麽知識分子在瀕死的時刻，還要去拜那個君？而我們還要在教育系統中，讓下一代繼承這樣的愚忠嗎？

官學陰影尚未解除

明朝萬歷年代，在徐渭、張岱的晚明小品裏面，已經有一點啟蒙運動。他們提出了性情，提出了誠實，提出了對自己生命的懺悔。最有趣的部分是徐渭、張岱都有寫墓誌銘的習慣，因為他們已經發現所有人寫別人的墓誌銘都吹捧到完全作假，所以他們就自己寫自己的墓誌銘。張岱的墓誌銘是我最感動的，他寫他自己好美婢，好孌童，然後近冥亡之際忽然感覺到自己生命的那種悲涼……我覺得完全是一個盧梭《懺悔錄》的形態，可是為什麽我們今天不太敢面對這些東西？那為什麽還要去維護一個作假的官學傳統？

教科書開放多元化，沒有一致的版本，是一個進步，但是它把官學的權力釋放後，並沒有開出各色不同的花朵，開出來的花還是很接近，也就是官學的陰影還沒有完全解放。現行教材中，可以提供思考的文字還是非常少。

當我讀到梁啟超的《心靈論》時，發現裏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東西，是作為一個現代國民、世界公民的概念，他引述東西方經典，建立一個開闊的世界觀，他認為，如果不經過改革，我們將會失去世界公民的資格。梁啟超在五四時代就提出這樣的見解，可是到現在我們仍然做不到，有時候我甚至覺得，現在比五四時期要開了倒車。

在本書後面第六講談到神話的起源時，我特別強調，神話本身是一個起點，因為神話裏面包含了幻想跟科學，這兩個看起來極度矛盾的人類創造力——科學是一種創造力，幻想也是一種創造力，並都以神話為起點，就像一顆種子，很適合放在低年齡層的教科書裏面，讓孩子能保有這兩種可能性，將來他可能會走到比較理性的科學，也可能是比較幻想的藝術。重點是，我們必須準備好這顆種子，並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栽種。

不知道一般人會不會同意，在某一個意義上，我覺得老子和莊子的東西，啟蒙性是比儒家的東西還要大的，因為孔子已經定位在人了，可是老子和莊子是定位在天，天本身是比較接近神話的。我很喜歡莊子講的“渾沌”，渾沌是一個不清楚的東西，當渾沌從不清楚到清楚，其實就是創世記的過程。如果我們的孩子讀到渾沌這個寓言，想象一團龐然大物，像微生物，也像生命基因那種胞胎的存在，或者是草履蟲、變形蟲的形狀，因為渾沌是沒有定形的，我們的生命都從渾沌來，後來有人說要感謝渾沌，要給它七竅，每天給它一竅，七天以後，渾沌就死了。這和《創世記》的七日創造天地剛好相反，耶和華是七日之後越來越清楚，莊子的創世記則是七天以後，渾沌死了。

莊子的意思是，只相信科學，人最後就會死亡，應該要有一個對渾沌更大的理想，就是現在說的不可測的理論，或者黑洞理論，或者“測不準原理”。在臺灣學理工的人會講“測不準原理”，卻不知道這個西方理論根本就是在講“渾沌”。西方科學已經發現科學的極限，發現科學不夠用，反而是老子、莊子有很多思想是非常近於尖端科技的觀念，而像作曲家約翰·凱吉（JohnCage）這些在西方受高科技影響的藝術家，也都在講老子跟莊子，他們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因為他們發現裏面有最了不起的觀念，如莊子說“至大無外，至小無內”，其實就是更符合於今日科學的態度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