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學（4）

為什麽教育不能夠從這樣的起點開始？而且老莊的神話又是真正的“國文”，我覺得，在國文教學中多一點讓孩子有非答案性的思索過程，就是最好的思想教育。

知識本身就是權力

造成教科書被一種官學思想籠罩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這些編輯教科書的人，本身就是受害者。包括我在內，成長過程中受到的官學教育已經發生作用，我要用非常大的力量才能夠去對抗，即使如此，我講課時可能還是會口口聲聲提到天地君親師。我的意思是說，今天書讀得越好的人，越可能是官學的闡述者，因為，官學已經滲入骨髓了，要反，很難！

我們看到明朝的徐渭和張岱都是反官學的，可是三四百年過去了，他們的思想並沒有成為新的正統，還是被列在旁門左道，沒有人敢去承認它。我想，革命者是寂寞的，必須孤單地在自己的時代裏去對抗巨大的官學，而這個官學又是擁有多麽大的力量，讓它可以轉變成各種形式，加強本身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是危險的，當一種文化已經長久穩定到一種程度，就很容易變成統治者愚弄人民的手段，我寧可它是不穩定的狀態，因為不穩定才有調整的可能。

今天我們要把“國立編譯館”的官學權力拿掉是容易的，但是要把官學思想的陰影從編撰教科書的人身上除去，卻是非常困難。因為官學思想已經變成一種像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講的，知識本身就是權力。這些人通過這麽多次考試，拿到學位，拿到編撰教科書的資格，他當然會成為官學的維護者，不然就跟自己的身份抵觸了。

但是就像那位學生與老師的對話，當學生問出“可不可以不死？”的問題時，思想就有了顛覆的契機。當我聽到這句話時，我覺得我們的啟蒙運動要開始了。而當他進一步問出：“官要做到多大才應該死？”就是對於權力的質疑：你告訴我要忠君，那你先表現給我看呀，我要先檢驗你們的節操，才決定我要不要去做。一九四九年時，有人就跑啦！他們沒有做左忠毅公，也沒有上梅花嶺，而是飛到世界各國去了。我想，年輕一代應該有更多這樣的思考力，去反證這些問題。

當然，我不是反對這些文章收錄到教科書裏，我要強調的是“平衡”，是要讓下一代有氣節，也要有性情，要理性，也要幻想，一個多元的人才是完滿跟健全的，如果只有一個部分，就會非常危險。

千錘百煉的經典

教育真的要一步一步地轉型，文化改革本來就比政治制度的改革要難、要慢得多，因為大家還在一個框框裏，這個框框一下子無法動搖。但對島上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機會，而且剛好，我說的“剛好”是從地理位置上來說，臺灣與大陸隔著一道海峽，相對於正統文化，是處於邊陲，我覺得“邊陲”真的是一個最可愛的位置，它不是中央，如果今天我們身在北京，那就沒話說了。

在美術史上，現在北京畫派跟南京畫派有很大的不同。南京一直是南朝的首都，也是對抗北京（北方政權）的地方，所以南朝文化一直有一種個人的、比較文人的、反官學的思想，它不是那麽明目張膽，但是有一種潛意識裏的反官學。你看歷史上，北方有難就往南京逃，這些逃難的人沒有選擇悲壯的死，而是創造出自三國吳晉到南朝宋齊梁陳的“六朝金粉”景象，去追求一些感官的、浪漫的東西。一直到現在，北京畫派還是大山大水，繼續偉大的傳統，南京畫派就出現像徐樂樂這樣的新文人畫，他們不去比偉大，他們覺得我本來就不偉大，他們就是要畫一些有趣的小品。

新倫理（1）

與南京相比，臺灣是更邊陲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我們要思考什麽是該選入教材的“經典”時，選擇就不會只是現在認知的漢語經典，漢語應該也要包括河洛話、客家話吧？原住民的作品是不是經典？臺灣割讓日本期間，如賴和、楊逵這些作家，用日語創作的作品是不是經典？在那個時代，他們接受了一個語言，這個語言就是他們的官學，他們講日本話，又用日本話寫了像《送報夫》這種抗議政權壓迫的文章出來，我們要把它翻譯成中文閱讀嗎？

這些問題是一連串的問號。這些問號代表的是挑戰，其實經典之所以為經典，是要不斷接受挑戰，不接受挑戰，就不配叫經典。很多人不敢批判經典，我卻認為，經典文學本來就不是拿出來做神像供奉，是要“千錘百煉”的。像《詩經》、《楚辭》這樣的經典，也是經過一再的挑戰，譬如說蒙古人入主中原時，蒙古人為什麽要讀《詩經》？裏面描述的內容又與他們的生活無關，但是《詩經》還是被傳承下來了，它通過挑戰了。

我覺得臺灣尤其適合去挑戰經典。我舉美術史為例，當我們說範寬的《溪山行旅圖》是經典時，沒有人會懷疑，可是如果我問日本殖民時代的畫家陳澄波是不是經典？這就是可以討論的，因為日本殖民時代這樣一個畫家，他對臺灣的經典性簡直跟範寬在北宋建立的經典性是相等的。當我們在臺灣，可以去討論兩者的並存性，可是如果是在廣東、在南京，就沒有機會了，我的意思是說，只有在臺灣你會為他爭辯，在大陸沒有人會為他爭辯的，這是創作者對一個地方的特殊性，也是我們要特別珍惜的部分。

開出不一樣的花朵

官學不是不好，不好的是*的、壓迫性的官學，牢固到讓個體根本不敢承認他本來就存在的個性，譬如夫妻倫理是一種官學，如果我們只承認這一個系統，而排斥同居、同性相戀，就是一種壓迫；如果為了維護這個倫理，夫妻之間互相裝針孔攝影機以監控對方，這就是一種*，而這種官學真的已經不必要了。

我記得第一次看到《美麗少年》（由獨立記錄片工作者陳俊誌所拍攝）這部電影時，很不習慣，我覺得這些孩子怎麽這麽……無聊？抽煙、染發、變裝，一點都不美。然後我發現，這就是我的“官學”，我要一個美的東西，我可以接受同性戀，但是是像邱妙津（《蒙馬特遺書》作者）那樣的書寫，當我看《美麗少年》時，我便覺得要談同性戀應該要談得美一點呀，怎麽這麽不美？

事實上這就是我的官學了，我已經受到限制，而且還很強烈。當我覺察到這一點時，我開始很高興有年輕一代拍出這樣的電影，他們已經跳出同性戀要悲壯犧牲的框框，他們很開心，他們不要再哭哭啼啼，主角很快就在學校裏跟大家講自己的身份，甚至片中的那個父親，還可以每天開著貨車去接他那個扮演反串秀的兒子回家，我覺得這個爸爸的官學比我少好多。

我們都是已經很能夠反省自己，很能夠調整自己的人，可是在官學系統中，還是不免有一些陰影。譬如我們會覺得生活在邊緣的人應該是受苦煎熬的，當我們忽然發現這些人既不受苦也不煎熬時，正好就是讓我們發現自己的官學不對了，要再調整了。

對我而言，《美麗少年》是一個新的神話，在我的年代不能想象這些孩子能這樣活著，然後用這種方式對待自己，當我把電影看完後，發現生命裏多了一些不同的東西，我很感謝這些東西，他在幫助我成長，像我這樣一個很容易變保守跟僵化的年齡，還可以有機會繼續成長，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

我也在電影裏看到了古老的神話，在希臘神話中，有一個神被處罰，每一次*完就會變一次性別，所以在盧浮宮裏，我們就會看到有具備男性生殖器和女性生殖器的神，因為他被懲罰了。在《美麗少年》中，也用了這個潛意識，談到了性別跨越的問題。

柏拉圖也談過，人被分開來後去尋找自己另外一個有缺陷的部分，人和動物不同，動物的性是一種分泌，在某一個季節分泌出特定的物質，才有性的部分，而人的分泌與動物不同，可能是念一首詩，可能是演奏音樂，所以是超越性別的。柏拉圖把*分為兩種，一種是生殖的*，一種是精神的*，動物的*才是需要分別雌雄，而精神性的*只需要一個精神上依戀的對象，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

臺灣現在年輕一代已經可以在這個層次上討論，我想，如果能跟他們坐下來談一談，他們會告訴你很多這種事。只要不用我們的官學思想去壓迫，他們一定會開出不一樣的花朵！

新倫理（2）

我們在看很多社會事件時，會從法律的角度，看到一個加害者，一個受害者。可是社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整體，對於一件事情，除了法律觀點之外，還會有道德、文化、宗教觀點，任何一種觀點的偏廢，都是不好的。社會本來就需要平衡，不可能只有某一部分，只有法律沒有辦法完完全全讓人類的文明變好，只有道德或只有文化，一樣是不可行。

基本上，我們也沒有辦法將它們分開。沒有文化的法律是粗糙的法律，是沒有對人關懷的法律。法律是為了什麽存在？是為了關心人，它的本質是“哀矜而勿喜”，也就是說，再怎麽去制定法律，都要知道這是不得已。我們今天看到一個重刑犯伏法，很慶幸地說，這個人十惡不赦，被判死刑活該，也覺得制定這樣的法律會對犯罪有抑制的作用，但實際上，法律沒有辦法制止任何東西，這種報復性的法律就是沒有文化的法律。

當眾人在指責一個人的“惡”的時候，我覺得最大的惡意是在眾人之中，而且眾人的惡意是殺人的動力，大家都急於要把一個人判死刑、要他死，這是很恐怖的。但我們的媒體不會去檢討這樣的東西，甚至去“偽善”，我覺得那才是最可怕的事。

我想，真正好的、有文化的規範，是內省的，不是向外指責。一味地向外指責時，他就沒有能力去解讀更多的東西，他就很容易被有心人士或是媒體煽動。

話說回來，民眾很容易被煽動，也是因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受教育的過程中，或者打開電視廣播媒體時，會發現大部分的聲音都是在煽動。男孩子在青少年時期看了多少媒體播放的*片，讓他的情欲只剩下雄性動物的原始本能？而在他情欲過剩時，他想到的發泄方式就是去強暴。那麽在大眾指責他時，是不是也要連帶一起檢討媒體的部分？又譬如孩子成天在電玩遊戲中打打殺殺，讓他把暴力視為理所當然，而在一氣之下動手殺人時，那些真正殺人的、為了賺錢、為了商業利益所設計出來一套一套的電玩遊戲的人，也應該被檢查、被聲討。

內省能力需要教育

我覺得，很多新聞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大眾，因為這些事件會層出不窮，在這個社會裏一再發生，今天是在別人身上發生，誰知道下一次會不會在我的身上發生？它是一個隨時會爆炸的東西，我們都是受害者。

這時候光靠法律也是沒有意義的，我的意思是說，一個更大的果報在後面等著我們，當人們沒有內省能力，忙著指責別人時，他遲早會用不同的方式殺人，甚至法律也是在殺人。

內省能力需要教育，並不是天生的，如果教育沒有引帶出個人的內省能力，最後卻要求他自省，我們就是殺人兇手。就好像我們讀到報紙上寫，殺人兇手看到對方死掉還會微笑，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痛恨得要死；可是他在電玩遊戲裏，不就是如此，打到一個人死掉，他當然微笑，因為他可以得分、得到獎賞。

我們不可能不讓孩子去接觸這些東西，全世界都是如此，因為裏面有商業利益，有利益就會有人做，包括*影片，包括暴力遊戲，就是因此而廣為流傳。

如果我們用“因果”的概念來看這些問題，要改變“果”就要改變“因”，如果我們對於“因”無能為力，這個“果”也是理所當然。

我們需要對“因”的覺悟，當看到那麽多那麽可怕的滅門血案、強暴案、兇殺案時，不是事不關己看過就算，也不是捧著八卦雜誌從中得到亢奮的*；我常常覺得事件發生時，圍觀的群眾本身都在幫助血案兇手，用殘酷一點的話來說，好像要吸血才能活著的那種感覺——因為他的生活很單調很無聊，所以他把傷害事件當做一種刺激，沒有任何反省與自覺。

新倫理（3）

我覺得那是整個社會共同的殘酷。

而背後巨大的因果是，什麽樣的人選出了什麽樣的民意代表，什麽樣的民意代表在制定什麽樣的法律，什麽樣的法律推動什麽樣的社會；個人與這個巨大的因果鏈或許難以抗衡，或許會有很深的無力感，但我們仍然願意用一點點的演講，一點點的書寫，一點點的影響力，去對抗電視一打開看到的肢體沖突、粗俗咒罵，因為這是我們自己造的因，我們自己也在這個果報當中。

臺灣人因為多次面臨政治的更替、社會的轉型，基本上是被壓迫的，所以在性格上有某些弱點，容易被煽動；因為容易被煽動，就會帶來另外一個因果，並且造成文化層次的斷裂，而不同層次的人也很難互相溝通。這是回到人民本身素質的問題，但這個部分不是今天靠著兩句口號，要提高人民素質就提高，還是要用大量的媒體去發生影響力。我曾經有一個很奇怪的願望，就是希望進入媒體，感化媒體，卻發現進去的人全部陣亡。有一個學生打電話給我，說他要離開媒體，他說他爸爸很生氣，因為兒子在那個媒體做事，讓他覺得好驕傲。但他自己卻痛苦不堪，因為他覺得每天要處理那些新聞，已經讓他整個生命都扭曲了。

我從他的聲音聽到，他已經虛脫了。他每天辛苦采訪，可是新聞播出來時，他自己看了都嚇一跳，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麽，跟他在學校學的新聞規則完全不一樣。這是一個還有感覺、有人性的學生，所以他在那樣的地方會有沖突，

但我想他如果不退下來，再做幾年，他也就麻木了，甚至可能會開始認同。多少和我同年齡的朋友，在媒體工作，都已經是主管級了，他們就是視而不見，因為他們覺得每一個電視臺都在爭收視率，他們沒有做錯。

我想我們這一代的人會更清楚，因為我們童年沒有電視、沒有電話、沒有計算機，可是我不覺得那個時候不快樂。很多人說那是經濟貧窮的年代，我認為是絕大的誤解。我不覺得那時候“窮”，那時候有一個這麽富足的大自然，在山上、在河裏可以看到那麽多種的生物，那時候的人有豐富的生命，也有豐富的人性。

由大國操控的意識形態

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說，我一直認為臺灣基本上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資本主義系統中的加工出口處，本身沒有自主性的經濟，而是由大國操控，早期是蘇聯或是歐洲，現在則是美國。這些強國把訂單丟給臺灣，臺灣就以其廉價勞力來生產，賺取酬勞，因此變得富有，卻也失去了自主性。近幾年來，臺灣的電子業比較興盛了，卻還是受制於國際市場，就是說美國一打噴嚏我們就感冒了。

一般而言，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這幾個地區都是典型的第三世界，以第一世界、第二世界馬首是瞻。比如說電影《泰坦尼克號》關我們什麽事？可是經由美國巨大的好萊塢經濟體制，它可以營銷全世界，成為一個夢想，一個偉大的、感人的東西，其實這是意識形態的傾銷，最後我們就會接受，就像現在穿衣服的方式、吃東西的方式，甚至談戀愛的方式，都已經跟第一世界一樣，我們也用這個意識形態去面對很多生命現象。

事實上，第三世界是很不自主的，從物質的不自主到政治、經濟的不自主，更重要的是意識形態的不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