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價值（4）

我曾經幫朋友代課，帶大學舞蹈系先修班的孩子，他們大概都是大一的程度。因為要代三個星期的課，我很想認識他們，所以請他們畫自畫像，然後準備兩分鐘的自我介紹。他們不是美術系的學生，當然自畫像畫得不是很好，我的目的也不是要他們畫得好，只是希望他們可以在鏡子裏看看自己。課後，好多學生告訴我，這是他第一次透過鏡子好好地看自己。

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好好地在鏡子裏看過自己，他對自己是非常陌生的，而這是多麽危險的一件事。

一九九八年的林口弒親案，一個十九歲的孩子和同伴聯手殺害熟睡中的雙親，後來母親醒來，向他們求饒，他的同伴不敢下手，因為同伴常常去他家，媽媽對他們很好，最後是這個孩子動手。

我想，他從來沒有在鏡子裏面對自己吧！他自己的美或醜、他自己的殘酷或溫柔，他都不了解。所以當他做出這樣的事時，可以無動於衷。

人真的應該常常在鏡子中面對自己，思考自己的可能性。

當我在課堂上，請學生做這個作業的時候，幾乎有一半的學生最後都哭了。我才發現他們內在有一個這麽寂寞的自己，是他們不敢面對的。

原本限定兩分鐘的自我介紹，最後我們都停不下來。過程中有人跑上臺，拿衛生紙給說到傷心處的同學，我問他：“你覺得你的同學，這時候只需要衛生紙嗎？”他懂了我的意思，就坐在朋友旁邊，聽他把話講完。

還有一些學生完全不肯講，上臺以後，只看到淚水在眼眶裏打轉，一句話也不說。我當時也沒有強迫他們講。到了第三個禮拜，我私下和這一批學生吃飯，因為我不能讓他們的話不講出來，最後他們說了，我才知道這些不說話的孩子有這麽多的問題。他們的父母聽過這些話嗎？沒有。老師聽過這些話嗎？沒有。在升學體制中，沒有人給他們這樣的管道。

學校的輔導室是空設的。你說這些學生，會無端端地跑到輔導室去做心靈的告解嗎？掛一個輔導的牌子有什麽用？要真正去發現他們，用藝術的方法引導他們，把他們內心的東西引出來才有意義。因為這些說不出口的話，積壓到一定的程度，會出事情的，這令我非常擔憂。

一切都在商品化

所以我們提到價值觀，重點不在於年輕人的價值觀，而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

當社會的整體價值觀是“唯利是圖”，年輕人的價值觀也只會有一個字：利。

以電視節目來說，媒體關心的是有沒有廣告，會不會賣？這就會讓孩子模仿到一切東西都是可以用“買賣”作為價值判斷。社會在制造商品，人也變成商品，在商品化、消費化的鼓勵中，就會產生對於戕害生命無動於衷的結局。

如果要檢討的話，就應該是做整體的、全盤的檢討，而不是在個體行為上。因為一個唯利是圖的社會，每一個人都會在物化自己與他人的過程中成為受害者。

其實，我們的社會對於人的商品化、物化，比歐美國家嚴重許多。你可以看到，政治在商品化，政治人物露面前要先經過商業化的包裝，譬如某位“部長”和一個穿著原住民衣服的人，站在一起倡導族群融合，譬如選舉活動的設計讓我們不管他當不當選，都覺得難過。

教育也在商品化，一切都在商品化，連宣傳公益都要靠廣告包裝。

這個現象讓人非常害怕，如果我們不能意識到這一點，並以實際行動做一些制衡的話，就只能被牽著鼻子走，而那些令人錯愕的事也會繼續發生。我們無法期待打開報紙會看到什麽好消息，照這樣走下去，結局只會越來越嚴重。

新價值（5）

物質消費成了共同價值觀

我們知道工業革命最先發生在英國，距今約兩百年，而制衡的力量也在十九世紀中葉出現。一方面科技發展得很快，資本主義興起，人們開始從農村往城市聚集，就在一座巨大的城市中，商品消費的觀念形成。

因為把大量的工人找來，就要付出大量的薪水，所以需要大量的生產。生產之後，當然就要有大量的消費，如果沒有消費，貨賣不出去，就賺不到錢，養不起這麽多的工人，工廠就會倒閉。基本上，消費生產是一個連鎖的機制，一開始不見得不好，生產、消費，刺激更多的生產，就有更多的消費。

從一年生產出五百輛車子，到一年生產出五千輛車子，然後是五萬、五十萬，一直到一年生產五百萬車子的時候，怎麽辦？只好靠廣告競爭，刺激原本不需要購買的消費者購買。

於是消費和生產就變成一種惡性循環，而人也常常在不自覺中消費。我們不妨思考一下，你為什麽要買這件衣服？為什麽要買這塊面包？為什麽要買這部車子？是需要，或是因為物質消費已經變成一種共同的價值觀？

譬如在前面提到的新聞個案中，那位大學生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只手機呢？以前我們說，實在餓得沒有飯吃了，只好去搶錢，這還值得同情，因為那是最低層次的選擇。可是今天很多的搶劫事件不是為了生存，而是連犯罪這件事情都被物化，墮入消費循環中。

知識分子的風範

其實過去的知識分子是有一種叫做“風範”的東西，就是他們對於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雖然現在講起來簡直就像在講天寶遺事，這些老先生很多都過世了。他們經歷整個近代史這麽一個大變遷時代，鍛煉出一種知識分子很特殊的“風範”。風範聽起來很抽象，我自己的觀察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基本上就是他們從小讀古書，不管是中國的或是日本的，受到東方文明非常優秀的訓練，使他們對於人性有一種道德上的相信。

我們讀古書，如《莊子》、《老子》、《論語》、《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談人的定位，很少是技術、知識上的東西。所以過去的知識分子在“人文”這個部分，基礎深厚。後來他們也開始讀西方經典，讀到十九世紀時一些人文主義很強的作品如《戰爭與和平》，接著又經歷了一個新的社會革命，譬如說五四運動，或者後來更晚一點的中日戰爭，他們在這裏面歷練很多。所以當他們到臺灣塵埃落定時，我想他們身上真的有一種成熟，是後代的知識分子無法超越的。

戰後穩定下來了，他們把對人的關懷轉化成對教育的理想和熱情，幾乎是當成宗教一樣的投入。我一九七六年從巴黎回來時，認識了俞大綱老師，他那時候在館前路有一間辦公室，每個禮拜三早上在那裏讀唐詩，讀李商隱、讀李賀。在座的一批人就是後來創辦漢聲雜誌社的吳美雲、黃永松，還有雲門舞集的林懷民、吳素君、鄭淑姬，雅音小集的郭小莊、我、奚淞。我們這一批人在那邊上課，也不是為了考試，也不是為了什麽，就是每個禮拜有一天去見俞老師覺得很快樂。

在那邊，我常常會提出跟俞老師不一樣的想法，別的人會覺得很不禮貌，可是俞老師跟我很好，我會覺得，其實他就是對人文的相信。所以在俞老師過世的葬禮上，我們這一批人特別會覺得身上有一種負擔，我們要繼承俞老師所構成的東西，就是文化，並且把它傳承下去。

新價值（6）

譬如說林懷民會關心民間戲曲，是因為俞老師有一次跟我們跑到板橋，到廟裏去看歌仔戲。過去我們會覺得俞老師成長自文人家庭，應該不會接觸民間歌仔戲，結果歌仔戲一開始，老師就跟我們說歌仔戲的內容，我們嚇一跳，問俞老師怎麽都知道？他說，其實戲曲就是那麽幾個源流，歌仔戲、四川劇都是一樣的源流，那就是所謂“文化的根本”，所以即使沒有看過歌仔戲，他還是知道這個典故是出自《左傳》。這就是說，你如果有辦法把文化的根本弄好，後面很多東西就很順利，但我們現在的做法卻是相反，追求枝微末節的東西，反而把“本”失掉了。

親近這位老先生對我的影響非常大，也讓我今天不管怎麽樣，都會回頭去讀像十三經這樣的古書籍，這些書裏面講的都是很根本的、屬於人性的東西，就是做人的綱要。我想，知識屬於人，了解了人，無論你學到什麽新的知識，都能結合在一起，不會有斷裂的感覺。因為任何知識都要回歸到人的本分，知識回不到人的本分，那個知識就一定會出問題。

以人為本的教育

然而，現在我們要傳承這樣的風範是比較艱難的。整個社會物化的速度越來越快，範圍越來越廣，很少人能逃過物化的影響。教育也越來越無能為力，尤其又卡在一個考試升學制度，如果沒有辦法對抗這個制度，就沒有辦法去扭轉孩子的觀念。

很少人會有勇氣去對抗這個制度，你怎麽敢對一個高中生說：你不要考試，不要升學，你現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紀，應該去畫畫、去讀小說。

我不敢講這個話，因為要面對的是巨大的壓力，他的父母、他的學校、他的同學、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這個時候要談人性、談文化的根本，真的非常困難。

俞老師教我們時，我們的學業大都完成了，所以在那邊上課時，我們有一種自在，這也是我為什麽辭掉大學的工作，寧可去教一些社會人士，因為他們沒有考試的壓力，我可以暢所欲言。今天連在大學都很難，後面還有一個研究所入學考試。我剛開始在大學教書時，還沒有那麽多人想考研究所，學生很好教，但是現在，幾乎每個人一進大學就在想研究所，連選課都會註意這一個老師是不是研究所的老師？凡事以考試為導向、升學為目標，若教育體制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如此，他們會願意談人性、談藝術、談文化嗎？

可是，有一天他會發現他需要這些東西。我有一個學生就是如此，畢業後在畫廊工作，畫廊需要很多專業知識，他才發覺自己美術史沒有學好，所以花很貴的學費重新回來上我的課。他繞了一大圈，還是回來了。

我想，在體制不變的狀況下，我拉著學生來談人性、談美學，是沒有意義的。可是我會等著，等一個他們願意聽我說話的時機。

我也不會鼓勵學生去對抗制度。雖然我自己是這麽做的，我在初中就從體制中出走了，高中聯考也沒有考取，但我不覺得自己現在是失敗的。

只是我也要誠實地說，這麽做很危險，因為孩子要面對非常巨大的價值壓力，很可能會崩潰、變壞、扭曲，真的要非常小心。我自己在教書的過程中，若是很確信要帶這麽一個所謂“叛逆”的孩子時，我會長期跟他保持聯系，讓他這條路走得更穩，讓他更有信心。這才是教育真正應該要做的事。老師一定要是人師，也永遠要以人為本；教育本身就是對人的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