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教育是在一種社會環境中進行的，社會環境通過個體的種種活動塑造個體行為的智力的和情感的傾向。杜威指出，隨著社會變得日益復雜，有必要提供一個特殊的社會環境——學校，特別關心培養未成年人的能力。教育即指導，所謂指導是把被指引的人的主動趨勢引導到某一連續的道路，而不是無目的地分散注意力。杜威為了說明指導的內涵，另外用了兩個詞彰顯“指導”概念的折中：疏導和控制。疏導表達通過合作幫助受指導的人的自然能力的思想，而控制表示承受外來的力量並碰到被控制的人的一些阻力。[24]按照杜威的思想“不但要研究思想，還要能操縱思想。”[25]和“研究原因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際的問題：因為研究到原因，就可以知道結果在哪種狀況下發生的。能夠控制原因，就能控制結果。所以控制結果，必定要在間接方面控制，即是從原因方面控制，那麽結果方面不控制而自控制了。”[26]杜威的教育指導肯定有控制的內涵，但這種控制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不是強力的，而是心智的，“心智就是社會的控制方法”。[27]“真正的社會控制就是要養成一定的心理傾向，就是理解事物、事件和動作的一種方法，使我們有效地參與聯合的活動。”[28]在這個基礎上，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長”的著名命題。初看這個命題，似乎指教育僅僅是一種自然的過程，而且這一點被杜威自己提出的所謂“教育無目的論”所強化。杜威認為，“因為生長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不斷生長；在它自身之外，沒有別的目的。學校教育的價值，它的標準，就看它創造繼續生長的願望到什麽程度，看它為實現這種願望提供方法到什麽程度。 

”[29]實際上，杜威的生長有特定的涵義，杜威的“教育即生長”只是“教育即指導”的演繹。杜威指出，“社會在指導青少年活動的過程中決定青少年的未來，也因而決定社會自己的未來。由於特定時代的青少年在今後某一時間將組成那個時代的社會，所以，那個時代社會的性質，基本上將取決於前一個時代給予兒童活動的指導。這個朝著後來結果的行動的累積運動，就是生長的涵義。”[30]在此，杜威的折衷主義表現為避免兩個極端，既避免不顧兒童天性的教師主導，又避免對於兒童的完全放任自流。杜威借埃默森的話表達了這種中庸，“保存兒童的天性，除了兒童的天性之外，別的都要通過鍛煉搞掉；保存兒童的天性，但是阻止他擾亂、干蠢事和胡鬧；保存兒童的天性，並且正是按照它所指出的方向，用知識把兒童天性武裝起來。”[31]

杜威反對教育本身的目的與其政治觀念有關，作為杜威教育觀的集大成之作《民主主義與教育》的題目就表達了教育的目的。陶行知恰當地將杜威的教育學說概括為民主主義做教育目的，實驗主義做教育方法。[32]杜威將教育的目的定位為工具性的目的，反對教育自身目的的觀念正是為了兒童作為獨立主體的生長。正如藤大春所指出的，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所論證的就是教育應朝著民主社會的要求，引導兒童生活生長和經驗改造，從而使新生一代符合和滿足民主社會的希望。學校為發揚民治精神而存在，為市民幸福而存在。“杜威的教育無目的論乃是對於脫離兒童而由成人決定教育目的的舊教育的糾正。”[33]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條》第五條“學校與社會進步”中明確宣稱“教育是社會進步及社會改革的基本方法。”杜威認為，教育是達到分享社會意識過程中的一種調節作用，而以這種社會意識為基礎的個人活動的適應是社會改造的唯一可靠的方法。[34]在杜威看來，民主是個人生活的一種私人方式，民主意味著對某些態度的擁有和持續使用，這些態度在各種生活關系中形成個人的性格，並決定了個人的願望和態度。[35]杜威的教育無目的論的實質在於要求教育培養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公民，公民既是個人主義的，也是社會主義的。“教育的目的是要養成配做社會的良好分子的公民。詳言之，就是使社會各分子能承受社會的過去或現在的各種經驗，不但被動的吸收，還須每人同時做一個發射的中心，使他所承受的及發射的都貢獻到別的公民的心里去，也來加入社會的活動。”[36]

作為實效主義哲學家，杜威深知實現目標要基於約束條件和具體方法，所以實效主義經常表現出改良主義的傾向，避免走兩個極端：徹底革命和保持現狀。杜威認為，“促使世界目前正在經歷的巨大而復雜的變化的真正動力，是科學方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技術的發展，而不是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的精神和方法是反科學的。”[37]杜威所說的科學方法就是實驗方法，杜威認為，實驗主義是一種與教條的絕對主義恰好相反的哲學。實驗方法並非只是磨磨蹭蹭，浪費時間，也不是零敲碎打地做些瑣碎的事情，以求改善事態。與在自然科學中一樣，實驗方法意味著一組用以對行動提供指導的觀念或理論。與各種絕對主義相反，實驗方法主張把觀念和理論看作行動的方法，我們應根據這些方法在實際的社會狀況中產生的效果，對這些方法加以檢驗和核正。[38]實驗方法的追求正是著眼於教育目的的有效實現，也就是實際效果。

學校和教材作為教育的有效工具

杜威的教育觀包括三部分，兒童是教育的根基，成人社會是教育的目的，學校和教材是教育的工具。杜威的教育概念包括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教育包括非正式的、無意識的、從和別人共同生活所獲得的教育，狹義的教育是正規教育，就是學校。

學校之所以獨立出來是因為學校有三個比較重要的功能：一是簡化和安排所要發展的傾向的許多因素；而是凈化現有的社會習慣並使其觀念化；三是創造一個更加廣闊和更加平衡的環境，使青少年不受原來環境的限制。[39]正是因為學校正規教育的特殊性，所以杜威對學校教育給予厚望：“社會的改良全賴學校”[40]

但是獨立後的正規教育可能異化，教育與生活分離，教育遠離生活的需要，發生教育從手段變成目的的轉變。這就是杜威所說的正規教育的危險：正規教學的材料僅僅是學校中的教材，教材中是抽象的符號化語言，和生活經驗的教材脫節。作為目標的永久的社會利益很可能被忽視。鑒於幾個世紀以來知識和專門技能的迅猛發展，這種危險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麽嚴重。[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