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20世紀末，我們將走向融為一體的世界性文化的洪流之中，並且真正使做一個完全清醒的世界公民的夢想成為現實，而這正是人類現狀之中一個十分重要而又赫然醒目的特征。上下5萬年的歷史第一次橫亙在我們面前，展示著人類所經歷的每一個生活過程：原始的茹毛飲血的獵人和漁夫；刀耕火種的貧苦山民；仍舊生活於神權或君權統治之下的城市居民；遠離都市文明，生活仍和一千年前相差無幾的農民；還有那些拋棄了自己古樸雄渾的文化，代之以簡拙、粗獷、進化未深的新型文化的民族；有些民族並沒有憑借任何外來的干預，卻在瞬息之間飛越數千年的文明溝壑，進入現代社會。新几內亞的土著人至今仍然不會計算數目，當他們將一堆馬鈴薯稱作“許多”時，美國航天工程的雇員們卻在肯尼迪海角為阿波羅號繞月航行改變航程而精確地讀秒。在日本，有一些專門制做特殊禮儀所需的陶器的工匠，時至今日，他們的第13代傳人仍然信奉著祖先不准接觸陶輪和改變陶器式樣的禁忌。在某些落後地區，年長的婦女們找些草藥，口中唸唸有詞，為那些初次懷孕的少女解除恐懼；但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人們卻在現代化的實驗室里分檢著人類繁殖的各個階段，以便為不同的階段尋找最佳的避孕方法。當野蠻人組成20個人一組的戰鬥群體躍入敵方陣地，從積冤已有5百年歷史的對方部落里捕捉俘虜用來祭神時，國際會議卻在嚴肅地分析核武器的巨大摧毀力。人類5萬年的文明歷史頃刻間紛至沓來，使我們在須臾之際能夠縱覽無餘。　

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景況，事實上緣其本性而言，這種景況今後決不會再度重演。這是因為整個地球已經為我們所掌握，今天，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里已不存在為我們所不知曉的民族，伴隨著地球的開發和利用，自然之謎昭然於世，未來的探索將發生在浩瀚的宇宙之間。我們能夠和世界各地各種不同的民族進行廣泛的交往，憑借著已有的觀念去了解他們。而其他民族也能夠在世界範圍內分享著由科學傳播的文化，並因此而和我們進行語言上的溝通。早期的人類學家們往往孤身生活在原始部落之中，對那些奇妙的親族關係進行詳盡地調查，而在原始人的眼中，這些學者卻是最最愚笨不堪的人。今天，我們能夠通過自由的交談達到相互間的理解；我們共有同一方蔚藍的天空，在蒼天的庇護下，飛機能夠載著我們飛越任何崇山峻嶺，而邊遠地區的原始居民也能夠通過收音機或錄音機了解幾乎整個紛繁複雜的世界。那些落後的原始部落大多並不知道人類文明曾經締造了璀燦的古老文化。他們對有3千年悠久歷史的中國文明，對中東的偉大文明，以及成為現代科學淵藪的希臘和羅馬的傳統一無所知。但是，他們畢竟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之中，從他們的過去到我們的現在，這一漫長的進程已經大大地縮短，他們對所有新技術和新型組織的渴求已經成為文明與落後相互溝通的共同基礎。　

在上述事件一一發生的同時，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其它事件接踵而至，古老的殖民帝國分崩離析，新的民族國家憑借著幾個大學畢業生的努力相繼誕生，在新的政治下聚集起來的人民需要這種民族國家。從前敢怒而不敢言的被壓迫者們，紛紛從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里覺醒，開始為自己爭得更多的權力與自由。小學4年級的孩子們學會了靜坐抗議，而大學生們則要求有自由選擇教授的權利。強者和弱者，占有者和被占有者，年長者和年輕人，那些有知識有技能的知識分子和那些無知者之間的關係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以往那種認為有學識的人要比沒有學識的人擁有更大權力的盲目信念已經被擊得粉碎。　

不論已經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如果在這一變化的同時未能創造出一種世界性的文化，我就不相信我們能夠輕而易舉地了解所有外來文化和原始文化，了解這些文化的成員們為人類文明做出的全部貢獻。　

1967年，我回到了闊別29年的塔布南村（Tambunam），這個村莊位於新几內亞境內的沙比克（Sepik）河畔。文明通過各種途徑影響著這個村子。雖然當時教會已獲准進入村中，為孩子們提供學校教育，但宗教儀式仍被明令禁止；雖然戰爭已經停止，首長們已經遷居它處，但土著居民們仍然喜好建造那種他們自認為漂亮的房屋，生產西（谷）米，並且還是用老方法捕魚。雖然變化甚微，但畢竟已有了進步。30年代的時候，當人們進入新几內亞境內的村莊時，土著人首先索取的是醫藥，他們帶著潰爛的傷口要求醫治，也有人前來交換貨物——交換保安剃刀的刀片、魚鉤、食鹽、斧頭以及布匹。那時他們認為，歐洲人從外界帶來了許多日常生活用品，如果他能留在村子里，就會使那里的居民不斷地得到好處。但是，到了1967年，外來的客人首先聽到的問話是：　

“你帶著錄音機嗎？”　

“啊，帶了，你要幹什麼？”　

“我們從收音機里聽到了別的民族的歌聲，我們也想讓其他人聽見我們的歌聲。”　

這是多麼巨大的變化。通過收音機來傳播世界文化以及有關每一小型文化部有其獨特價值的民主觀點，塔布南的村民們聽到了新几內亞的音樂，聽到了現行政府廣播其政策，從而使他們感到自己能夠完全平等地參與的新世界廣播。情況還不限於此。就說我的同事羅達·梅特勞克斯，他開始錄制土著人的音樂，使他們成為頗具水平的欣賞者和錄制者，學會了如何聽出犬吠、嬰兒啼哭一類干擾聲——從前沒有錄音機時，他們從未注意到這些聲音，當然也不會注意到村里紛紛揚揚的喧鬧聲是多麼的刺耳，又如何影響著他們的音樂表演效果。可是現在，當他們聽到了這些混雜不清、充滿噪音的錄音時，便很快意識到了這點。現在他們為了求得最佳錄制效果，開始考慮到錄音時的風向，也學會了根據不同演唱者的音色調整樂器的聲音。這、種由於新觀念和新技術的傳播而產生的敏悟，是人們參與社會科學能力的第一步。他們不但能夠分享我們現有的世界，而且也一定能夠憑借新的方式為這個世界作出應有的貢獻。　

我們是否將會面臨一個新的環境，整個世界所發生的事情是否會同時撲面而來？今天，我們可以去訪問一所施里納（Shriner）醫院，探望那里燒傷的兒童。我們能看到醫院環境優美，擁有訓練有素而又抱有獻身精神的醫護人員，他們往往會花費數千小時的時間，仔細醫治一位皮膚嚴重燒傷的兒童。他們小心翼翼地為他移植皮膚，修整面容，盡力使這位勇敢而樂觀的孩子恢復其原有的面貌。重造皮膚，安裝假肢……，這種為了救死扶傷而進行的專心致志的努力，無疑給不幸者的未來帶來了莫大的希望。但是，在同一所醫院里，我們看到另外一位孩子的情況卻不容樂觀，面對未來他對時，憑著天真與執拗，憑著對生的渴求，卻使另外那位樂觀的小病友在同樣的條件下獲得了康復。 但是，請不要忘記，那些耗費金錢、時間，創造出妙手回春的奇跡的醫生卻往往是些對現行的軍事政策從無抵牾的人。在這種政策的指導下，每天都有大批的無辜者投身沙場。每一年里，汽油彈燒傷的兒童遠遠多於施里納醫院所拯救的兒童。當我們一旦領悟到這點，誰的心靈能不為之震顫？“人類就因此而墜入深淵，難以自拔嗎？”每一個人都被迫捫心自問。我們之所以墜入深淵，決不是因為先天的本能，決不是因為我們天生的只要強盛就欲圖侵犯和禠奪他人——或在孱弱之時也用同樣的道理聊以自慰。我們之墜入深淵歸咎於那一系列被稱之為“文明”的發明，而今天的所謂“文明”是由科學技術和人口爆炸所全力支撐的，這就使人類不能不尾隨之，縱然知曉也得踏上所有早期文明曾走過的前定的毀滅之路。但是，此時所毀滅的並不單單是文明，而是整個地球、甚或太陽的歷史。　

如果我對上述論點深信不疑，那麼，人類創造、豐富、傳遞複雜文化的能力越強，她越將無可置疑地陷入文化的泥淖之中。雖然人類文化包孕了無數偉大的成就，但它最終將導致毀滅和恐怖。啊，或許我不該信口開河。卡姍德拉雖然善卜兇吉，但她的預言卻從未被睿智的先知們所信。是啊，有誰會自尋麻煩警告世人末日即將來臨？除非有人宣布未來的選擇已定，人類要麼防範末日降臨，要麼只有選擇來世。人們愈相信世界末日之說，他們就會愈加努力地尋求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地球毀滅之後，人類將移至其它星球生活的假設或許只是一則幻想。而有關上帝已經厭煩人類，在他即將帶給我們的巨大災變面前，信奉他的人將進入天堂，不信奉他的人將墜入萬世不劫的地獄的說法，更可能是荒誕不經的欺世之談。　

但是，只要巨大災變的真實原因不被人所知曉，那麼有關上帝將降水火洗劫塵世，但卻拯救某些人重建未來世界的傳說就永遠不會滅絕。正是從這一傳說中產出這樣一種信念，只要虔誠地信奉上帝，你就能夠消災彌難。正是這一信念給予人們以生的希望，面對變幻莫測的世界勇敢而樂觀地抗爭。他們堅信，作為上帝的選民，將能和上帝同在，獲得永生。正由此，人們才一次又一次地在火山坡上重建家園。莊美國堪薩斯州，那里的從未遭受狂風侵襲的小鎮上的居民仍然摯信，他們的運氣比別人要好，因此永遠不會遭受狂風的戕害。在美國的一些社區里，科學家們參加了當地居民反對在他們居住的城市附近設置危險的軍事設施的行動，不過請你注意，倘若他們的抗議獲得成功的話，那麼這些導彈基地將會建造在別人居住的城市附近。利奧·西拉德是位物理學家，作為人類如此傑出的一員卻對人類喪失了信心。他提出，基於美國城市之間積極性的自我護益，可以在那些易被選為核摧毀的城市之間建立“人質系統”，以此來防止核戰爭的爆發。　

這些有關人類命運的偏頗觀點有時遭到責難，有時也為人們采納，但無論是以世俗的還是宗教的形式，這些觀點都無法駐足於我們目前唯一的交互溝通的世界性模式之中。太空移民的避難設想無法實現，上帝將毀滅人類之大部、拯救其小部的說法也純屬子虛烏有，而盲目的樂觀同樣不會帶來現實的滿足。預言家們無法替我們指出經得起推敲的抉擇，盡管世界末日論者仍舊在撥動他們的舌簧。他們不僅向我們指出人類已經墜入巨大的人造抑或神造的泥淖之中，任何人都無法逃遁，而且還使我們聽他們不分晝夜地描述，為什麼人類命運的泥淖是一個無情而封閉的陷阱。對這些預言家們來說，人類憑著現有的養育、教化和環境都無法領悟他們。 正因為如此，才有人尋歡作樂：有人棄絕塵世而引火自焚；有人吸毒；也有些藝術家們運用其創造力捉筆塗鴉，努力在這個蒼茫的世界上留下點什麼。或許關心人類未來的人太少了，所以無法切實地拯救我們自己。除非有一天會有更多的人覺悟，否則人類注定會走向末日。所以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決不以當代的卡姍德拉自居，而只是作為一個經歷了二次大戰危難的幸存者。在那場似乎不可避免的戰爭的重壓之下；我們尚且能夠像一個人那樣集聚所有資源去抵禦那場災難，今天我更加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渴望運用人類已有的知識去回避一場尚未確定的巨大災難，盡管我們的知識仍然十分貧乏。當時的那場災難是如此之大，以致我們都曾預計科學和人類文化將就此毀滅，整個西方世界將被法西斯的邪惡文化所吞沒。因為這種文化不僅利用科學技術，而且使科學本身違背自由的人性發展。我們曾經預計，在那場災難之後會有長達百年之久的“黑暗時代”，盡管我們對此所知甚少，但在我們的時空觀念之中，歐美文化從此將消匿100年畢竟過於可怕。或許正因為我們所知甚少，才使我們能夠正視這種前景。相反，當時卻很少有人能夠想到所有人類的生命、甚而所有生命會有可能從這個地球上消失。我們常常在神學的傳說和科學的幻想中看到，世間的一切都毀滅了，唯獨人類獲得了生機。這是一種愚昧的樂觀主義，有如我曾經把自己比作一輛卡車，當我被人駕駛著突然面臨毀滅性的災難之際，作為卡車的我首先想的卻是司機的兒女立即將成為孤兒，我喃喃自語：“我將照看他們的生活。”　

這種樂觀主義在給我們帶來希望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危險。如果單單表現在一個能夠體現我們對個人的關心日益增長的孩子身上，這種樂觀主義也許能夠使整個世界生輝。但是表現在總是在活躍的火山口重建家園的整個社會的成員身上，這種樂觀主義卻可能導致世界性的災難。我們所尋求的，正是在個人的樂觀和群體的頑固盲目之間建立平衡。獲致這種平衡的途徑之一，或許是發現那些在他們自己的個體和群體歷史上對於樂觀主義具有某種超人稟賦的人。然後，我們提供給他們觀察和預測的工具，讓他們為新建城市而重新選址，不再將目光盯住早已為人所熟悉的活火山的山坡上。而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認為，我們所以能夠站在人類歷史交替演化的臺階之上，去洞悉以往所有偉大的文明，只是因為我們對過去了解甚少。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空白：高大的墻垣早已成為廢墟，我們對曾在那里棲身的人們的生活一無所知；我們無法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唱給嬰兒們聽的歌謠；而那些從未被人提及的貧窮與被壓迫者的生活更是沒有留下任何記載……，正因為如此，人類的想像才能夠描繪歷史曾經有過的幻想和絕望。然而歷史有如科學，缺乏細節的宏大規劃會根本動搖人們的信仰與信任。就像達爾文的進化論剛剛提出，尚缺乏嚴密論證時，只能激起信奉上帝者的憤怒和證實不信上帝者“弱肉強食”的社會理論。　

對海底生物的探查發現，熱帶海洋中許多色彩鮮明的生物都群居於特殊的小生境中，而那些未經特殊分化的生物卻能夠隨意地改變棲息地。像這類對生物的生存機制所進行的每一次詳致的考察，都消蝕著我們起初對適者生存觀點過分敏感的反應。比如，在我們科學地研究了旅鼠（生活在北極的一種動物。譯者注）和兔子之後，就能夠明白這類動物的死亡本能，不過是它們體內的酶系統對食物多寡情況作出的自然反應。　

每一種有關世界的看法一旦以粗鄙而誇大的理論形態出現，都會使我們誤入歧途。比如，我們曾經把人類社會看成是弱內強食的自然現像的翻版，把人類看成是人們能夠隨意操縱的機器，甚至把人本身看成是和機器一樣的、能夠迅速大批復制的東西。但是，今天隨著理論的進一步完善，新的工具和較好的觀察、分析方法的運用，已經改變了以往那些粗鄙盲目的觀點，消除了由於對新生的複雜事物過分敏感而帶來的絕望。　

人類的合適行為將不再根據某一因素或某些因素的隨意的多方解釋來鑒定，說什麼失去的將由獲得而保持平衡，而獲得同時又必然意味著整個體系中某些方面的失去。這種隨意的多方解釋現像到處可見：比如，付出地力枯竭、河流汙染的代價，谷物就會豐收；而在社會經濟方面，一國的經濟發展必然意味著他國的經濟損失。代替那種單一的孤立機體或細胞模式，我們可以運用一種生物模式，特別是一種生態模式——這種模式的基礎是許多生物共同生活於某個單一環境而構成的複雜系統。在這一模式中，同一系統內一部分的收獲也是另一部分的收獲。寄生物和寄主互為依存，當內部的平衡受到破壞，必須有一新的適應時，變化就發生了。我們可以用反熵狀態代替傳統的得與失的計算，信息的集中反而改變了分散的趨勢。如果人類一方面利用另一方面卻摒棄先前的科學洞悉，那麼他也會踏上同樣的道路。也就是說，人類對他所賴以生存的自然愈加理解，反倒愈加可能成為自然的奴隸。　

所有這些變化，從粗鄙和天然的悲觀主義措辭、概念到那些仍然有著廣闊前景的改革、覺醒和救助，都來自於新穎而切實的研究。借助於數學、電學以及一般技術所能造就的工具，人們可以更加精確地探查萬事萬物，探查我們至今仍然視為當然如此的或視為屬於一個更大的系統而沒有自己內在特征的那些事物的尺度和構成。對整個自然特征的每一次科學發現都為人類開辟了新的希望遠景。　

基於這一信念，我將考察我們目今對文化的理解，而這一文化奠基於原始社會的範型之上。這一範型在歷史上曾一度頗有成效，現在也仍然起著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二次大戰後的25年間，這一範型不僅範圍愈加擴大，而且特征愈加無法區分。今天，在人類學家對原始民族進行的現場調查中得出的文化概念和他們的著作中為當代科學思想所采用的概念之間幾乎毫無相似之處。從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或歷史學家欲圖了解的觀點出發，不論將“文化”標定為一種“中介變量”（通過給聖胡安和紐約的波多黎各人作相同的心理測驗即可將其輕易取消），還是將“文化”當成一種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都可以把原始文化範型制定為粗陋的、宿命論的和減化型的。　

10年以前，在我撰寫《文化進化的連續性》一書時，我曾試圖對文化學習的概念加以確定。我仔細分析了並存於今日的各種不同的學習方法，從這里能夠追溯到遙遠的過去，追溯到人類能夠跨越時空限制運用語言和文字描述事物、儲存信息、並進而能夠運用攝影和錄音設備為未來的分析儲存原始資料之前的情形。　

在這本書中，我也將運用相同的資料，去分析並存於當代的、具有不同的複雜性的現行文化。但是，我將強調史前文化、有史時期的文化和二次大戰後的當代文化之間的基本差異，即強調文化的間斷性。　

除了論述的重點從鮮明的連續性轉為鮮明的間斷性之外，本書和《文化進化的連續性》一書所討論的內容還有一點不同。這里，我不涉及那些由推論得知的早期人類的行為模式，我只討論當代尚存的、能讓我們進行實際觀察和記錄的原始民族的行為模式。今天，由於我們對此缺乏客觀真實的理解，釀就了許多悲觀而且有害的思想；而那種欲圖恢復我們的祖先在遠古洪荒之際行為的不當企圖，更是嚴重阻礙了我們對業已落伍的當代文化予以成功地改造。憑著我們現有的觀察和對鳥類魚類及靈長類動物行為的並不全面的理解，將從中得出的模式應用於解釋人類行為、尤其是我們至今仍所知尚少的早期人類行為，無疑是輕率而不成熟的，但人們卻這樣做了。結果形成了諸如習性當家如洛倫茨（Lorenz）和戲劇家阿德里（Ardrey）等人那樣的有關人類侵犯的理論，這種理論鼓吹人類先天地具有獸性，與此相反的是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e ）的觀點，他認為人類的本性是善良的。與其說這些迥然相異的觀點有助於我們認識人類，不如說它們往往給我們帶來困惑。因此，我將單單研究仍富生命力的當代文化，而我論及過去的文化時，則往往是推測性的，並無規律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