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年前，在我們忙於召集“白宮兒童會議”的時候，使年輕一代和那些關注著他們成長的老一輩們困惑不安的中心議題是“自認”（identity，又可譯成“身份”、“同一性”）。當時，二次大戰剛剛拽下沈重的帷幕，整個世界動蕩不居，變化空前。雖然並非整個世界都已遭受到這一民族性的災難，雖然人類探索宇宙的時代尚未到來，每個正在成長著的年輕人還是無法在有關我們文化的相互衝突的觀點之中，在那已經能夠通過電視文化掣肘我們的世界之中，找到自己確切的位置。　

今天，新的中心議題是承諾：理想主義的年輕一代能夠為怎樣的過去、現在或未來奉獻自己的一生？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於史前時代的原始人來說，承諾似乎是毫無意義的問題。原始部落中的每一個成員，都隸屬於一個特定的宗族，並以一個獨特的（很普遍的）名稱把自己同他人區別開來。他可能失敗；可能被自己的群體所驅逐，在極端的環境下也可能選擇逃遁之路，他可能失去自己的領土，成為另一塊土地上他人的奴隸；在世界的某個無人知曉的角落中，他也可能屈服於個人的絕望和苦惱而自絕於世。但是，他不可能改變自己的承諾，他就是他自己——受縛於習慣之繭，生於斯、長於斯、與之密切相聯；直到他的整個人生萌發出某種離異之欲。　

當種種迥然不同、竟相抗爭的生活方式為各種新的宗教和政治意識形態所贊許時，對承諾加以選擇的念頭便開始躁動於人類歷史的母腹之中。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人們再也不囿於在部落之間進行微不足道的比較，承諾成為純粹的思想體系間的抉擇。在中東地區的宗教觀念中，倘若將一種思想體系奉若神明，那麼所有異者一概被視為荒謬絕倫。

與此相反，亞洲宗教的措辭既溫和又深刻：那些被廢黜的思想體系畢竟“獨辟蹊徑”。正是在這種時刻，“我將為哪種思想奉獻自己的一生”便成為那些富有思想的人們不可回避的問題。只有當信仰、社會和文化被人們以孤立、封閉的形式強加禁錮時，這類問題才有可能暫時消失。比如，在赫特拉爾斯那樣的神秘的宗教派別之中，或令人恐懼的政治鐵幕背後。因為在那些地方是決不允許任何“異念”油然萌生的。　

當今之世，伴隨著人們日益增長的不捨追求，精神的痛苦疊加而生，人們的疑慮又開始孕育出新的主題：“我能夠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誰呢？在我們賴以生息的人類文化中，究竟有什麼值得拯救，值得我們奉獻畢生的精力？”我們眼睜睜地看著許多躊躇滿志、才華橫溢的人們自辭於世，盡管他們中有些人並不與任何社會形態有什麼不可解脫的聯系。

今天，人類首次面臨著這樣一種責任；從瀕臨絕境的豁口挽救自己、挽救其它所有生靈，用人類日益增長的知識建設一個和平而安全的世界。然而，就在這危亡之際，個人卻隨意地采取了觀望的態度，疑問成了最大的特色，不僅對上帝、科學和社會主義疑雲漫漫，而且對任何東西的信仰亦都蕩然無存。　

我堅信，我們不僅有那種激勵人們探索新的承諾，以及探索究竟是否存在承諾的世界條件，面對現實我們也同樣擁有應付裕如的新的資源，以及獲得承諾的新的根據。正是上述諸點構成了本書反復強調的主題。而本書的寫作發韌於這樣一種信念：人類只有充分認識自己的過去和現在，才能夠為沈浮與共的年長一輩和年輕一代找到光輝的未來。　

　　1969年2月21日　

　　撰於美國紐約　

　　美國自然史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