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不受羈絆的科學追求

馬丁芮斯爵士（Sir Martin Rees）是世界上最傑出的天文學家之一。這位著名的劍橋大學教授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著作《時終》（Our Final Hour），在科學界激起一陣波瀾。芮斯警告，一種新型的高風險科學實驗和研究威脅到一切地球生命的生存，甚至宇宙本身的生存。他說，他認為我們目前的地球文明將生存到本世紀末的概率不超過五十比五十[1]。通常，這種驚人之語都根本不會被理睬，或被看做傻瓜的胡言亂語，但這回，這一警告獲得了媒體的重視，並成為科學界一些爭論的主題，因為它來自一位德高望重的使者。

芮斯是黑洞學權威，在有關生命本身的起因和方式問題上，他的許多同僚認為，他關於宇宙起源和演變的理論倘若不說是一錘定音，至少也是最好的理論。所以，當芮斯提出某些現行和計劃中的科學研究或許不應該開展，因為它們對生命構成了巨大的潛在風險的時候，他的話如同刮過科學界的一陣不祥之風，威脅到了科學的準則本身。不論如何，無拘無束的科學探求的觀念乃是現代科學之根基。啟蒙主義科學就是建立在對自然的秘密不懈追求的觀念上。試圖限制這種追求，或者對研究方法加以束縛，這在許多科學界人士看來不啻於壓制科學精神本身。啟蒙主義的設計師們說，人類的本性就是好奇心。我們是普羅米修斯式的造物，不斷探索著去理解宏大的事物秩序，以求積聚力量控制自然力，掌握自己的命運。倘若人類要就思想能夠探索的對象給自身施加限制的話，那麼，對於現代世界思維而言如此基本的進步觀念將會喪失合法意義。此外，懷疑我們運用理性來控制和引導自然力以及我們自身未來的能力，這種思想將意味著地球生命的完善性這一備受珍愛的烏托邦夢想的終結。由於上述理由，自啟蒙主義開端起，科學界便認為幾乎人類的所有探索都值得追求。

芮斯十分清楚他這番宣言的後果。但他還是問道：如今我們是否有義務超越啟蒙主義的基本信條？探索、試驗和技術應用的自由是否神聖不可侵犯，甚至當它可能意味著我們已知的生命甚至存在本身滅絕的時候？

芮斯用他最了解的學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現實檢驗。他指出了2000年長島布魯克黑文（Brookhaven）實驗室開創的一項計劃。那裏的物理學家們使用一臺粒子加速器，試圖創造誇克-膠子等離子體（quark-gluon plasma），一種高密度亞原子物質的熱湯，據信，它們復制了137億年前創誕宇宙的大爆炸時期存在的狀況。某些科學家擔憂，可以設想的是，布魯克黑文所研究的這類能量的高度集中化將導致三種世界末日式的後果。它可能形成一個黑洞一種具有極其巨大的重力吸引力的物體，甚至光線也無法逃逸。一個黑洞能夠吸吮周圍的一切[2]。也有可能誇克粒子形成一種高濃縮的物體，稱作奇異滴（strangelet），它遠遠小於一個原子，但卻能夠感染周圍物質，並把整個地球轉化成惰性高密度的空間，直徑不到一百米[3]。或者，更糟糕的是，試驗可能轉換空間本身的亞原子力。倘若這種狀況發生，後果就是空間的纖維被撕裂[4]。芮斯警告，結果可能會是這種新型真空的邊界將像膨脹的氣泡一樣擴展，逐漸吞噬整個宇宙[5]。

芮斯和其他科學家承認，這些後果裏的任何一種發生的概率都極其之低。但盡管它可能性極其、極其之小，芮斯說，我們還是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實際將發生什麼。[6]隨後芮斯提出了這個問題：哪怕假設這種事情出錯的幾率低到五千萬分之一，可能帶來的好處是否值得以這樣一種渺茫的可能性為代價，即毀滅地球和整個宇宙呢[7]？

芮斯繼續警告目前的一系列試驗性研究，它們可能給地球生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其中包括微型納米機器人的制造，它們會像病毒一般復制，並可能迅速發展到失去控制，吞噬物質，把地球的表面變成灰色黏膠[8]。芮斯擔憂基因工程和電腦技術可能帶來的類似危險尤其當高科技領域的知識傳播時，會增加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某個人有意無意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他的結論是宣稱，伴隨這些強大的新科技研究出現的風險，理當引起對科學探索的界限進行全球討論。

許多科學家即刻反駁，倘若我們在馴化火的時候，由於它既帶來好處、也帶來壞處，因此產生相似的疑慮和恐懼，那麼我們就可能永遠也無法享受進步的巨大好處，而是停留在原始的生存狀態了。然而，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過去科學研究的後果總是地方性的，持續的時間也有限。如今的尖端科技卻截然不同。電腦技術、生物技術和接下來很快的納米技術，它們的影響和後果都是全球規模的，並可能持續久遠。

隨著原子的裂變和二戰末原子彈投向日本平民，人類首次意識到新科學探索和技術在規模和持續性上的巨大差異。盡管參與這項美國政府最高機密計劃曼哈頓計劃的某些科學家對進行這項研究並應用其結果不無疑慮，也曾表明他們的擔憂，但科學正統信仰依然具有壓倒性的分量，核武器及其後的核能繼續不受限制地發展。時至今日，其理由都是，盡管核武器與核電站對地球上人類生命的延續造成了潛在威脅，但軍事安全性和足夠能源供應的好處還是超過了誤用、濫用或疏忽可能帶來的危險。人們一直相信，不道德行為或事故的可能性能夠被理性地避免、控制或至少減少。

盡管多數美國人繼續支持歐洲的啟蒙主義理想，對科學進步和技術追求懷有堅定的信念，歐洲人卻正開始懷疑不加批判地接受這種陳規舊俗是否明智。正如治理、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務等問題一樣，在對待科學技術的態度上，歐洲正開始和美國發生根本分歧。這種差異的核心就是美國人和歐洲人看待風險的不同方式。

我們美國人為作為甘冒風險的民族而自豪。我們的移民祖先，他們冒著生命危險遠涉新大陸，白手起家，兜裏往往只有幾個硬幣和對更好生活的夢想。當歐洲人和其他民族被問到他們最欣賞美國人的哪一點時，我們甘冒風險、敢作敢為的態度常常位居榜首。我們經常願意為了一個沖動、希望或內心深處的情感而賭上一切。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人有如此不可思議的創造力、革新性和上進心。其他人看到的是困難和障礙的地方，美國人卻看到了機遇。美國人最不喜歡的人身上的品質之一就是失敗主義的態度，即因為害怕失敗或始料未及的惡果，而認為某件事無法完成或不值一試。你得試試才能知道，這句話在美國歷史上時時響起。倘若其他地區的人民真想知道什麼最讓美國人惱怒，就是這個了。我們受不了悲觀主義，這種常常在我們歐洲朋友身上見到的品質。我們是永遠的樂觀主義者盡管我認識的許多歐洲人說我們只不過是頭腦簡單。

我們的樂觀主義常常和我們對科學技術的信念糾纏在一起。據說美國人是個修補匠的民族。我成長的時候，工程師和牛仔一樣備受尊崇。他被看做是一種與眾不同的粗獷的個人意誌，永遠追求創造更好的機器。崇拜工程師的原因是他努力改善社會的命運，為文明的進步和福祉做出了貢獻。我還記得深夜鄰居家車庫裏的燈光，那是父子倆一起在自制的工作臺上試驗各種各樣的機器和引擎，夢想著實現可能改變世界的突破性發明。

放棄這一切是困難的。它根深蒂固。它回答了我們是誰。但大洋彼岸的觀點則迥然不同。並不是說歐洲人沒有創造力。人們甚至可以說，歷史上多數最偉大的科學發現和不少主要發明都誕生於歐洲盡管無疑中國人有權擁有其中一些榮譽。但歐洲人更多地註意到了科技的黑暗面。他們與科技的積極和消極後果都打過更長時間的交道，因此較少幻想。此外，直到後二戰時代以前，歐洲的科學和技術都主要掌握在受教育的精英階層手中，與對社會的控制和鞏固階級對立有關，而在美國，科學和技術的分布總是更加民主化。我本人母校賓西法尼亞大學的創建者本傑明富蘭克林，還有托馬斯佩恩、托馬斯傑斐遜和其他國父，他們不僅自認為是革命家，並且也是科學家和發明家，並耗費大量時間用於科學探索和創造新發明。他們把美國設想為發明家的國度。美國第三屆總統托馬斯傑斐遜首創了現代專利法，以獎勵美國發明家們的傑出才華。他希望專利法能夠鼓勵發明精神的民主化。它們的確做到了。

美國人繼承了物質進步、追求自我利益和個人自主的歐洲啟蒙夢想，並以其最純粹的形式與它攜手同行，但與此同時，歐洲人與啟蒙主義科技觀念的關系卻更帶有試探性。就我們追求啟蒙主義科技的毫不動搖的信仰而言，英國人同美國人觀點最為接近。但是，由於來自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或勒德分子（Luddites）一類人的浪漫主義或好古守舊，即便是他們的熱情時而也會受到節制。我們也有自己的梭羅（Thoreau）和反技術的民粹主義傳統，但是這些反潮流的影響在美國不如在歐洲那麼深入。

美國人和歐洲人之間科技觀的分歧正在擴大，並成為一系列公共政策辯論的前沿，它帶來分裂的危險，其重要性不亞於我們對如何開展外交政策和實現本土安全的不同觀點的差異。

證明的責任

近年來，令美國驚愕的是，歐盟已經逆轉了向市場引介新技術和產品的標準運作程序。這種逆轉開始於有關轉基因食品和向大自然引進轉基因作物的爭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政府給轉基因食品的大規模引進亮起綠燈，並且在這10年之末，美國一半以上的農業用地都讓位給了轉基因作物。沒有實施新的法律來管理對環境和健康潛在的有害影響。相反，援引的都是現行法律。也沒有要求對這些產品進行特殊處理或貼標簽。

在歐洲，反應截然不同。整個大陸爆發出對轉基因作物的大規模抗議。農場主、環境主義者和消費者組織紛紛發表抗議，政黨和各國政府也表明關切甚至反對。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和轉基因食品的銷售事實上被叫停。同時，主要的食品加工商、分銷商和零售商都發誓決不銷售任何帶有轉基因特性的產品。

歐盟著手進行了一次漫長的調查過程，評估引進轉基因作物的風險。最後，歐盟制定了強硬的新保護措施，用來減少轉基因作物和產品可能的危害。這些措施包括：隔離和追蹤轉基因谷物和食品從田地到零售店的過程，以防汙染；在食品加工的每一環節都標明轉基因（GMO），以保證透明性；生產轉基因種子和其他轉基因作物的公司必須進行獨立測試，並實行更加嚴格的測試要求。

美國政府指責歐盟是不公平競爭，並認為歐盟在利用轉基因作物作為一種伎倆，試圖在兩大國爭執不休的其他貿易相關問題上贏得美國的讓步。美國貿易代表甚至威脅要在世貿組織裏反對歐盟的轉基因政策，認為它的限制政策有違現行的自由貿易協定。

美國不理解的是，歐洲對引進轉基因作物的反對不僅是為了贏得貿易事務中同美國討價還價的優勢而實行的政治策略，而是某種更加重大的事件。對歐洲人來說，轉基因作物的引進有著深刻的意義，它將挑戰作為新生的歐洲夢之基礎的許多基本假設。歐洲公眾擔憂，向生物圈內大規模引進轉基因作物將可能帶來不可預見的環境影響。他們也擔憂這可能給人類健康造成的後果。歐洲街道上的普通百姓和政府精英們反復提到的意見是，盡管大把的美元花在了使這種新產品做好進入市場的準備上，但對於評估這種嶄新農業技術的引進可能帶來的生態和健康風險，投入的謹慎、關註和資金卻要少得多。歐洲人認為，由於轉基因作物有生命、可繁殖、變異、擴散，也可能具有感染性並帶來不可逆轉的特殊環境，它們帶來的潛在威脅將是全球規模的，因此需要特殊級別的監控。

歐洲人同樣對轉基因食品可能對他們文化身份帶來的影響表示關註。在歐洲，和美國不同的是，食物在保衛文化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許多人會認為，在維系歐洲不少文化的凝聚力方面，食物所扮演的角色和語言一樣，甚至更加重要。美國人難以理解歐洲人與鄉村生活、務農、食品的種植、加工和消費等事務之間緊密的文化關系，因為我們早就已經放棄了這一切，變成了快餐的、商業的文化。對歐洲人來說，轉基因食品潛在地威脅到他們深層的信念，如可持續發展和保護文化多樣性等歐洲夢的核心原則。據公眾輿論調查，89%的法國公眾、81%的德國公眾和74%的意大利公眾反對引進轉基因食品。平均說來，三分之二的歐洲人反對轉基因食品，而在美國，幾乎一半（48%）的消費者支持轉基因食品[9]。

轉基因問題並非特例。歐盟正在穩步推進一條廣闊的調控前沿，改變著決定新科技研究和產品如何被引入市場、社會和環境的條件和要素。在監督科技探索的程序和協議方面，它大膽的提案使歐盟遠遠領先於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在它近來產生的進行調節的熱情背後，一個問題若隱若現，即怎樣才能最好地以全球風險為模型，創造一種可持續、透明的經濟發展方式。

2003年5月，歐盟委員會提議對化學制品實行一攬子新調控計劃，以減輕對環境以及人和動物健康的毒害。這項新的法律提案將要求公司登記並檢測三萬余種化學制品的安全性，這預計將花費制造商們近80億歐元[10]。在現行規定下，歐洲銷售的化學制品總量中有99%沒有經過任何環境和健康檢測及審核程序[11]。歐盟環境專員瑪戈沃爾斯托姆（Margot Wallstrom）說，每年歐盟有4億噸化學制品的銷售是未經任何控制的。[12]過去，甚至無從知道某門工業裏使用了哪類化學藥品，這使得幾乎不可能追蹤潛在的健康風險。新規定將改變這一切。REACH[13]系統代表化學制品的登記、評估和授權要求公司進行安全和環境監測，以證明它們生產的產品是安全的。倘若不能做到，則產品將被禁止銷售。

新的程序代表著與美國徹底相反的控制化學工業的方式。在美國，新發明的化學制品通常被評估為安全的，並主要由消費者和普通公眾或者政府來負責證明它們會帶來危害。歐盟把證明的責任倒轉了過來。瑪戈沃爾斯托姆聲稱，無須再由公眾權威人士來證明它們［產品］是危險的了。如今由產業負責證明產品是安全的[14]。

歐盟的新政策代表了處理風險的方式的大逆轉。在美國，規章的制定主要是為了解決業已發生的環境問題。1976年通過的《毒性物質管理法》（TOSCA）是美國政府管理有毒化學制品的首要工具，但它通常被視為對產業過於軟弱順從[15]。絕大多數非殺蟲劑類的化學制品在推向市場之前都根本沒有經過篩選或檢測。盡管《國家環境政策法》（NEPA）要求在某些科學實驗和技術應用之前就對環境的影響進行陳述，它在聯邦法庭上只適用於狹窄的範圍，運用也受到了限制。即便當它得以運用時，滿足《國家環境政策法》的最低限度標準如此軟弱，以至於在多數情況下幾乎無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盟的調控方法被設計為在危害發生之前就阻止它。

要求公司在出售化學產品之前，證明它們的產品是安全的，這是項革命性的轉變。不可能設想美國也同樣思考歐洲出臺的這類預防風險的管理制度。在一個企業說客花費（毫不誇張地）數百萬美元來影響國會立法的國家裏，制定類似於歐洲所實施的這種管理制度的幾率幾乎為零。

這種預防風險的新制度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歐盟乃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學制品生產者，占據世界化學制品總產量的28%[16]。這是歐洲制造部門的第三大產業，年銷售額為5，190億歐元，雇用了170萬人，此外還帶來相關產業的300萬個工作機會[17]。即便如此，歐盟委員會還是推動了調控程序的出臺。

美國政府和化學工業以及歐洲化工企業和協會反對這項新規章。美國說，美國每年向歐洲出口價值超過200億美元的化學制品，由於歐盟的化學制品管理辦法而受到威脅[18]。但是，歐盟委員會還是不屈不撓地在2003年10月批準了規章提案。據估計，REACH的實施將在未來的11年內花費化學工業大概23億歐元[19]。相似的時間段內，下遊客戶（在產品裏使用化學物質的制造商）的花費預計將達到約28至36億歐元[20]。盡管某些環保組織依然抱怨最後出臺的規章攙了水、需要加強，但是在全世界的政治單元裏，歐盟第一個把風險轉移給企業，讓它們負責證明自己產品的安全性，這個事實本身就代表了處理如下問題的嶄新起點，即怎樣才能最好解決新的科學和技術探索帶來的環境和健康風險。新的提案還有待於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照章行事。

轉基因和化學產品僅代表了成形於布魯塞爾的新預防風險方案的一部分。2003年初，歐盟采納了一項新規定，禁止電子制造商在歐盟銷售含有汞、鉛或其他重金屬的產品[21]。另一項新規定要求所有消費型電器和家庭用具的制造商為它們產品的廢物利用買單。美國公司抱怨，遵從這些新規定將每年花去它們上億美元[22]。

許多美國人若是了解到所有這些預防風險的新管理規定都會倍感震驚，因為他們長期以來相信，在管理對環境和公眾健康的風險方面，美國擁有全世界最警覺的調控監督制度。盡管30年前這話不假，但今天已不再如此了。

歐洲近來對預防風險的關註反映出，對於可持續發展和對地球資源及環境的全球托管者（stewardship）身份，它產生了一種新的敏感。某些觀察家指出，加強調控監督的動力中，至少部分是最近歐洲的一系列調控程序失敗的結果，即處理英國和其他國家畜群中瘋牛病的爆發，法國血液供應遭到HIV病毒汙染，歐洲的Perrier礦泉水苯恐慌事件[23]，還有其他環境及健康災難等。盡管這些事故幫助提高了對加強調控監督的關註，但在這些近期事件之前，就有許多活躍的巨大力量幫助建立了遍歐洲的預防風險的新角度。

德國黑森林酸雨的長期後果；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的守靈夜，致命的放射性雲層泄漏並籠罩了歐洲大部分的天空；對猛烈的氣象模式變化增高的恐懼，包括中歐和東歐的洪水，其中許多都可以歸為全球變暖的效應；還有生化武器的泛濫：這些都讓歐洲人敏銳地感覺到伴隨著新時代而來的全球環境及健康風險的增加。歐洲對全球風險新產生的敏感性導致它支持有關氣候變化的《京都議定書》、《生物多樣性公約》、《化學武器公約》及其他目的在於減少全球環境和健康風險的條約和協議。正如第十四章提到的，美國政府至今依然拒絕批準以上任何一種協議。

有史以來的統治機構中，歐盟率先強調，人類對地球環境的責任是其政治理想的中心。民族國家的使命迥然不同。他們的目標向來是擴展地域範圍、剝削地球的厚賜、提高物質財富。在民族國家時代，地球主要被看做是一種資源。相應地，科學和技術也就是用來探索自然的秘密、支配其潛在財富的工具。目標是並且依然是經濟增長和財產積累。

舊的民族國家使命強調開采自然資源的權利；盡管歐盟各成員國依然與之有著深深的糾葛，歐洲人民卻發現自己同時被無情地拉向新的地球引力中心，即：保存自然完整性的義務有著平等的優先地位。這種新型的交叉忠誠一方面賦予了物質私利，另一方面賦予了全球環境義務，它代表了一種史無前例的新型思維框架的誕生。這並不是說其他人、其他地方沒有感到類似的思想鬥爭。但是，例如在美國，我的直覺是：對全球環境的關註在一般公眾間獲得的反響較少盡管這難以計量對政治精英和政策制定者們的吸引力也小得多。

在歐洲，知識分子們越來越多地爭論從嘗試風險的時代到預防風險的時代的大轉變問題。這種爭論在美國知識分子之間幾乎沒有發生過。新歐洲知識分子認為，脆弱性是風險的薄弱部分。只要個人和社會整體認為，冒險帶來的機遇大於消極後果，他們就是冒險者。正如我們已經註意到的，美國人是一個冒險的民族。相反，歐洲人對風險敏感得多。他們的許多態度都受到一段風雨飄搖的過去歷史的影響，其中，冒險對社會和子孫後代帶來顯著的消極後果。然而，對風險的敏感也有它的積極面。脆弱感能夠促使人們在共同的事業中團結一致。歐洲聯盟就證明了這種誕生於風險觀和共享的脆弱感的集體政治行動。脆弱感能帶來對他人更深刻的同情，盡管它也能產生對外人的恐懼和報復，尤其是當後者被看做是多少應該為人們遭到損害的環境而負責的時候。

工業時代，個人被從集體中割裂開來，這創造了容易遭受風險和脆弱的新感覺。私人和公共保險是匯聚風險、互相提供保證的方法。保險成為減少脆弱性的手段，舍此，則出現原子化、自治的世界。美國人享有私人保險，政府也用社會保障基金的方式提供保險，但保險的觀念尤其是公共性質的在歐洲則要發達得多。這部分是因為歐洲人從來沒有徹底接受啟蒙主義的個人觀念，即完全為自身命運負責的自主的個人。歐洲人繼續維持著個人自治和集體分擔風險的責任之間的平衡盡管有時候不太舒適。這是天主教教義、封建制度和雉堞環衛的城市的遺產。即便是對個人近乎執著的新教改革也不能完全割斷歐洲人這種更加古老、深刻的集體忠誠。

自從原子彈投向廣島和長崎以來，過去半個世紀裏產生了質變的就是一切種類的風險如今都是全球規模的，持續的時間沒有確定盡頭，後果難以計算，並且不可補償。它們的影響是世界性的，這就意味著沒有人能夠逃脫它們潛在的影響。風險如今真正成了民主化的，讓每個人都變得脆弱。當每個人都是脆弱的，一切都可能失去的時候，計算、匯聚風險的傳統觀念幾乎變得毫無意義。這就是歐洲學者們所說的風險社會。

美國人還沒走到這一步。盡管某些學者對全球風險和脆弱性發表了言論，美國人裏也有可觀的少數派表達了他們對全球風險從氣候變化到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的關切，這種對絕對脆弱性的感受終究不如大西洋彼岸那般強烈。歐洲人說我們帶上了眼罩。事實上，情況比這更加微妙。多數美國人還堅定信仰著美國夢的基柱每個人歸根結底都是他或她自身命運的主人。就叫它是種幻覺好了，但個人被授予權力的感覺在美國思維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當面對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潛在的壓倒性的全球危機時，多數美國人都對這類觀點不屑一顧，認為它們太悲觀、太失敗主義了。人可移山。多數美國人相信這一點。歐洲人很少如此。

人們是否能在共享的全球風險和脆弱感的基礎上，有效地建立起一個夢想呢？歐洲精英認為可以。歐洲公眾不這麼肯定，盡管種種證據暗示，他們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有可能嘗試一番。然而在美國，2.93億人在永恒的樂觀主義中被撫養成人，每個人都適應了社會，相信他或她能夠對抗所有外在的偶然而一往直前；這裏，對待科學和技術探索的集體預防風險的態度在聽眾中獲得反響的可能性是相當令人懷疑的。

歐盟確已把一項決定性的測驗制度化了，它直接深入到這樣一些差異性的核心，區分了共享風險和脆弱性的歐洲新夢與無限個人機遇及勇氣的美國舊思維。這就是所謂的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它已成為歐盟在全球化時代科學技術管理政策的中心。它得到了多數歐洲政治精英和大眾的擁護。但在美國政界和公眾間，支持者就要少得多了。

預警原則

2002年11月，歐盟委員會采納了一項提議，內容是應用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對科技革新和把新產品投入市場、社會及環境進行調控監督。根據這項新使命，提議中的實驗、技術應用或產品的投放必須受到檢察，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能被中止，即科學證據不足、不能決定或不確定，並且事先的科學評估顯示，有充分理由擔心它對環境、人類、動物或植物健康將帶來潛在的有害影響，無法符合歐盟現行的高保護水準[24]。這份指示的關鍵詞是不確定。當有充分證據表明可能產生有毒影響，但是沒有充分證據確定無疑的時候，預警原則就插手進來，允許權威調控機構為了安全而犯錯誤，或者中止全部活動、修改它、采取替換性措施、對活動進行監控來評估結果造成的影響，或者制定試驗性草案以求更好地理解其效果。指令草案的設計者敏銳地指出，援引預警原則必須是以合理、公正的方式，以保證它不被用作為達到其他目的而借用的政治或經濟利器。指令宣稱：

在必須采取行動之處，手段應當與選取的保護級別相稱，實施過程一視同仁，並與此前曾采取的類似手段相一致。它們同樣應當以對采取或不采取行動分別可能帶來的益處和代價進行的檢驗為基礎，並根據新的科學數據接受復查；因此，只要科學數據依然不夠完善、不夠精確或缺乏決定性，只要社會所承受的風險還被認為太高，它們就應當維持不變。[25]

預警原則生效的第一個已知案例是在1854年9月，發生於倫敦中心的聖詹姆斯區。一位倫敦醫生約翰斯諾（JohnSnow）正在考察10天之內奪走500條生命的霍亂爆發來源。此前，斯諾曾經發表過一篇比較兩個供水公司的文章一個的水是清潔的，另一個的水被汙水所汙染。他推斷，不清潔的水和霍亂有關。當霍亂爆發時，他的研究已經開始獲得某些支持這一論斷的數據了。一次迅速的調查表明，8月31日至9月5日之間死於金色廣場（Golden Square）地區的全部83人，都曾經從受汙染的寬街公司（Broad Street）水泵飲水，而非從較清潔的供水公司的水泵飲水。他建議官方拆除所有寬街供水公司的水泵手柄。這一行動避免了霍亂的擴散。值得強調的是，當時的多數科學家都不贊成斯諾的觀點。他們相信，霍亂是通過空氣傳播的汙染源帶來的。汙水和霍亂之間的科學聯系直到30年後才被發現[26]。

根據斯諾的建議做出的決策是預警原則有效性的經典案例就是說，如果有理由相信在一種活動和有害的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那這種情況下就要采取行動，哪怕還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支持這一要求。

第一次在公共政策裏實施預警原則，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德國。德國科學家和公務員對德國森林死亡表示日益不安。他們懷疑，空氣汙染造成的酸雨是原因所在，但還沒有確鑿無疑的科學證據。但德國政府還是決定在1974年通過《德國清潔空氣法》，減少發電站的排放量，它所援引的就是Vorsorge，或稱提前關註（forecaring）原則[27]。預警原則很快就變成了德國環境法的準繩。預警原則應當在如下情況被使用，即：如果健康或環境將可能受到嚴重或不可逆轉的危害，這就需要有所行動，以求在獲得造成危害的有力證據之前，減少可能的危險；應當考慮到采取或不采取行動兩種情況下可能的代價和好處[28]。

預警原則的設計目的是允許政府權力機構作出先發制人的反應（災害釀成之後也一樣），其科學確定性的門檻要低於過去通常約定俗成的準則。科學確定性被合理的關註基礎所調和。預警原則給了權力機構在事件展開前或正在展開的時候，第一時間對事件做出反應的機動性和靈活性，這樣就能夠預先阻止或減少潛在不利影響，分析和評估導致這種危害嫌疑的成因。

預警原則的支持者們認為，倘若過去曾援引這一原則，新科技發明的許多負面影響就能夠被事先阻止或至少緩和，他們舉出的例子有：鹵烴的投入使用和地球高層大氣的臭氧層撕裂，畜群中瘋牛病的爆發，對農場動物過度使用抗生素導致細菌的反抗生素能力日益強大，還有石棉、苯和PCB（聚氯聯二苯）導致的廣泛死亡[29]。

在這些和其他的事例裏，常常在它們剛剛亮相的時候就有警告性的征兆，表明它們潛在的有害影響。由於種種原因，這些警告性的征兆被漠視了，其中包括因為負責監督可能危險的研究者之間的利益沖突。例如，在美國，美國農業部的動植物衛生檢查處（APHIS）負責監督全國農場動植物的健康問題。但是，美國農業部同樣還負責促進美國農產品的銷售。在無數案例裏，在追查現行農業措施可能帶來的環境和健康危害方面，農業部的態度都不夠強硬如果這些措施將以某種方式威脅到他們同樣所服務的農業利益集團的福利。

在英國瘋牛病爆發的案例裏，其後的政府聽證會和公開曝光中都曾經指出，政府調控機構對擴散的危機反應遲緩的原因，就是它的職責是維護它所監控的行業而非消費者。可能的關聯性常常沒有得到探究，因為這些聯系要求並非現成的跨學科方法。例如，檢查畜群瘋牛病的獸醫沒能夠把這種病和克雅氏病（CJD）聯系在一起克雅氏病是一種人類腦部退化疾病，如今我們知道它是由食用受瘋牛病感染的牛肉引起的。倘若醫學研究人員得以盡早與獸醫合作，探索牛和人類的腦部退化疾病之間可能的疾病，那麼，或許就能盡早采取措施抑制瘋牛病向人類傳播，拯救更多的生命[30]。

在鹵烴、PCB和MTBE（甲基第三丁基醚）的案例裏，這些人工化學制品的新奇性本身就應該讓某些人揚起眉毛。研究人員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些化學品將持久存留在環境裏，容易散播，並可能變得無所不在。所以如果產生問題，那麼要清除它們就更加困難了[31]。

可能產生危害的非專業證據常常會比臨床證據提前數年，甚至數十年，但是卻會被有關專家和勢力集團所忽視。在調控者把他們的註意力轉向這些問題以前，工人們早就意識到了石棉和PCB的有害影響。無數情況下，地方共同體註意到不良衛生狀況和當地工業活動之間的因果關系要遠遠早於公共官員。不難想起的是美國Love Canal事件[32]。

預警原則已經進入了國際協議和契約。它最早被承認是在1982年，聯合國大會把它寫入了《世界自然憲章》[33]。預警原則隨後被采納進了1992年的《裏約環境與發展宣言》，1992年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2年的《歐洲聯盟條約》（《馬斯特裏赫特條約》），2000年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還有2001年《關於持久性有機汙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34]。

歐盟希望，通過把預警原則吸納進國際條約和多邊協議，它將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對科學和技術加以監督和管理的不可動搖的標準。但是，盡管美國已經把預警原則的某些方面采納進了它的一些環境規章中，美國觀點和標準的主要內容都還是比歐盟要松懈得多，盡管可以說比其他許多國家的要好些。

近年來，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界一唱一和，利用每一場合質疑歐盟所采取的預警原則的強硬立場。美國把歐洲越來越緊的調控制度看做是給美國出口貿易套上的絞索，並決意挫敗它要把這條原則變成全世界的金科玉律的企圖。在2003年5月面世的一份報告裏，美國對外貿易委員會最好地表達出美國政府和企業的擔憂。這個委員會警告，歐盟啟動預警原則事實上禁止了美國和其他非歐盟國家被認為有害的產品出口，窒息了科學和工業革新及其進步[35]。

直言不諱的歐盟環境專員瑪戈沃爾斯托姆明確宣稱，當涉及可持續發展和全球環境監管問題時，她相信歐洲和美國正以一種根本的方式分道揚鑣。她註意到，盡管對環境的關註位居美國選民所關心的9個議題之末，它們卻出現在歐洲選民認為最緊迫的五大議題之中[36]。沃爾斯托姆還觀察到，環境問題基本上還是美國的國內問題但在歐洲廣泛的公眾日益了解到，環境挑戰的範圍是跨國化、全球化的。[37]沃爾斯托姆得出結論說，關鍵在於，在美國環境只是次要的議題，但是，環境政策已經成了歐盟本身的基石之一。[38]在沃爾斯托姆和其他人看來，預警原則是他們的調控兵工廠在全球化的世界裏推進可持續發展事業的前線。

但是，預警原則的意義還要更加深遠。它所涉及的是社會看待自身與自然的關系以及它對科學探索和技術革新的態度上深刻的變化。歐洲啟蒙主義傳統鼓勵壓倒自然的權力，對此，美國業已成為其最熱情的支持者。大體而言，美國人把自然看做是裝滿有用資源的寶庫，有待於為了生產目的而被支配。盡管歐洲人采用和美國人同樣的功利主義視角，他們的另一種敏感性在美國這裏就不太突出了即，對自然內在價值的熱愛。人們可以從歐洲人對鄉村的尊重和對維護自然景觀的決心中看到這一點，哪怕這意味著以特別津貼或放棄商業發展的方式提供政府援助。在歐洲人對生活質量的夢想裏，自然占著重要地位。和美國人相比，歐洲人在周末和假期拜訪鄉村的時間要多得多。對他們來說，這是可貴的休閑。

城鄉時間的平衡對多數美國人都算不上要優先考慮的事情，他們中許多人很可能會把自己的周末花在逛商場上，而他們的歐洲同伴卻在鄉村小徑上遠足。當然，有許多美國人樂意在宏偉的戶外消磨余暇，正如也有許多歐洲人偏好在舒適的城鎮消遣。然而，任何在歐洲和美國都度過了相當長時間的人都清楚地知道，鄉村桃源對歐洲人有著莫大的吸引力。我在歐洲專業和商業階層裏的幾乎所有相識都在某個鄉下有另一個小家一棟鄉村別邸，數代以來都屬於這個家庭。工作階層或許沒這麼富有，但是在任何一個周末，您都會看見他們大群逃離城市，開車到最近的田園或鄉村，暫時緩解城市的壓力。

鄉村生活和自然的價值觀根深蒂固，這是歐洲綠黨（greenparty）之所以能夠在整個大陸獲得支持的原因之一，它們在各國議會和歐洲議會裏都有相當的代表權。相比之下，美國的聯邦立法委員裏沒有一個是綠黨成員。

歐洲人決意在對待自然的功利主義和內在價值的視角之間維持大致的平衡，這使他們更嚴肅地承擔起可持續發展和全球環境托管人的責任。預警原則被部分看做倘若你樂意的話在商業發展和自然環境的保護之間維持平衡的方式。

然而，我們曾在前面的章節裏多次提到過，歐洲精神裏還有另一種維度，它使得歐洲人和我們美國人相比更加支持預警原則這就是他們萬物關聯性的觀點。預警原則植根於這一觀念之中，即：每次科學試驗、技術應用或產品推介都會以無數種方式影響到環境，它們復雜、困難到無法評估。衡量風險的舊式辦法本質上是簡化的、機械的、線性的，因此無法處理自然界種種難以量化、無法預測的微妙關系。

因為我們美國人如此重視自主，我們相比之下難以看到事物的深層關聯性。我們傾向於把世界看做是一個個容器，每個都和整體孤絕開，並能夠獨自存在。對我們來說，關聯性喚起了共享的彼此依靠和脆弱性的觀念，這可都是些我們不太欣賞的品質。我們的自我和世界觀是我們成為啟蒙主義思維框架的理想信徒，它強調的是支配、隔離零敲碎打的自然，目的是把它們轉化成具有生產力的財產。我們喜歡身邊的一切都整整潔潔地包裹好、自主、獨立，這正是我們看待自己如何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方式。在啟蒙主義的自然模式裏，萬物都可以分離、轉化。沒有關系，只有事物，或動或靜，或者撞擊他物、或者保持惰性。啟蒙主義的自然以可被開發而著稱。每種事物都能夠被攫取、使用，而對其他事物不產生任何後果。只有機會，沒有責任，因為萬物獨自存在，與他物了無幹涉。

全球化降臨之際，正在浮現的新科學觀是迥然不同的。我們日益意識到萬物之間的關聯性。自然被看做是無數共生的關系，所有事物都交融在更大的整體裏，它們只是後者的有機組成部分。在這種新的自然觀下，沒有什麼事物是自主的，萬物都彼此關聯。任何把某一部分從整體割裂出來的努力都會對其他一切事物產生影響。沒有孤島，沒有安全港，沒有獨立的渦流，只有延續不斷的互動、互聯、相交。

由於歐洲高密度的時空歷史，他們對新的自然模式要容易理解得多。和我們美國人相比，他們的生活裏有更高度的關聯性和交融性。他們能夠理解預警原則的邏輯，因為他們知道，在一個高密度的生活環境下，一切事物都的確影響著其他的所有事物。

預警原則除了喚起我們擡頭看看孤立的切身活動之外，也讓我們看看這些活動在其中展開的整體環境。僅僅就當今科技發明的重要性來說，它們就不可能不給自然其他部分帶來重大的、經常是長期的影響那些影響可能是災難性的，不可逆轉的。預警原則事實上所說的是，因為風險如此之高，我們必須衡量、比較哪怕是最巨大的好處和越來越帶有毀滅性後果的前景。舊的啟蒙主義科學太原始、太初級，無法處理這樣一個世界，其中，阻擋風險的柵欄已經被提高到了滅絕可能性本身的底線。當由於人類發明的規模而使整個世界承擔風險的時候，就應當需要一種把世界整體納入考慮的新科學態度。這正是預警原則的核心邏輯。

系統思維

問題就在這裏。啟蒙主義科學的成功本身正給科學帶來一道根本難題。科技越強大，它們的影響和後果就越復雜、難以預測。科學界許多人擔憂，科學越來越強大的創新力似乎剝奪了它預測自身應用將帶來的結果的能力，同時，人類對自然施加幹涉的規模增加了這種可能，即任何有害影響或許都是嚴重的、全球性的。[39]對於如何應對這種新現實，舊的啟蒙主義科學似乎已經黔驢技窮。

啟蒙主義科學與這一觀念密不可分，即：若要理解整體的行為，最好的方式是分析組成它的各個部分。分析法把所有現象簡化為它最基本的建築單位，然後檢查每一元素的個別性質，以求更好地理解整體的構架。正如第四章所提到的，這種機械的科學觀大量借用了當時流行的機器隱喻。機器的確能夠通過把它們拆開、分析每一零部件、然後再重裝回整體來理解。但在真實的自然界，行為並非機械化、固定化的，而是有條件限制、結局開放、受到其他現象影響、根據周邊的活動模式而不斷變形轉化的。

只要科學技術還只是狹隘地糾纏於加速度和位置一類問題，牛頓的機械論定律就依然適用，能夠被孤立、計時、測量並聽命於嚴格的量化的現象便能通過檢閱。然而，到了20世紀，簡化論、機械主義的觀念就變得過於狹隘，無法捕捉自然的交融性了。科學家們明白，要理解社會或自然都需要理解現象間的無數種聯系，而不僅僅是組成部件的性質。

社會科學家開始發問：除了通過他和周邊世界的聯系，我們還能怎樣了解一個人？測定一個人知道他的出生地點、年齡、身高、體重、身體和情感特征等等對告訴我們他實際上是什麼人沒有多大價值。只有通過理解他與自己所身處的大環境之間的關系還有他所共享的多種關系，我們才能對他有所了解。在舊的秩序裏，人是他私人財產的總和。在新的秩序裏，他是自己所參與的種種活動的模式給人留下的印象。

倘若每個人都是互相作用的模式，難道整個自然不是這樣嗎？20世紀，科學開始重新檢驗它的許多最基本的操作假設，結果只看到它們被徹底推翻。現象能夠通過分析個別部分來被了解的舊觀念讓位給了相反的觀念要了解個別部分，首先必須對它們和所從屬的整體之間的關系有所了解。簡言之，沒有什麼事物能夠作為自主客體孤立存在。毋寧說，萬物都存在於和他物的聯系之中。新科學也被叫做系統理論，它質疑的是有關自然之本質的舊思維。系統理論同樣令其他啟蒙主義計劃蒙上了一層陰影，後者所包括的內容裏，最重要的是自主的人在一個孤立的、自我優化的世界裏行動的觀念，這個世界由其他自主的人所構成，他們每個人都在實現最大的個人有效性。

系統理論認為，整體的性質大於各部分的總和。這是因為，各部分之間的關系賦予整體以活力的組織原則在整體的層次上創造了某種質的差異。例如，我們從個人的經驗裏知道，活人和屍體之間存在質的差異。在死亡的瞬間，活人賴以構成整體的一切關系都消失了，只留下一具惰性物質的軀殼。20世紀偉大的物理學家維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曾經提出，世界因此顯得像是各種事件的復雜織物，其中，不同種類的聯系交替、重疊或組合，因此決定了整體的紋理。[40]

新的系統思維頗受惠於新興的生態學領域。生態學（ecology）來自希臘語詞oikos，意思是家庭/家產。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ErnstHaeckel）率先把新的生物學分支定義為關於有機體和周邊外在世界之間的關系的科學[41]。生態學挑戰了達爾文模型，後者重點落在個體生物間為稀缺資源展開的競爭性鬥爭。在較新的生態學模型裏，自然由大量共生和協作的關系組成，其中，每種有機體的命運不但受任何競爭優勢的影響，而且同樣還受相互關系的模式的影響。達爾文生物學更多地集中關註個別有機體和物種，把環境降格為資源的背景，然而，生態學卻把環境看做是所有組成它的關系的總和。

早期生態學家的努力集中在當地生態系統。然而，1911年，一位俄國科學家維納德斯基（Vladimir Vernadsky）發表了一篇論文，它把生態關系的概念擴展到囊括全球。他描述了自己所謂的生物圈，將之定義為：地球外殼的一部分，棲居著將宇宙射線轉化成有效地球能源電能，化學能，機械能，熱能，等等的轉化者（transformer）。[42]

在1926年發表的後繼著作《生物圈》（Biospheria）裏，維納德斯基與當時的科學正統決裂，提出，地球上的地球化學（geochemical）和生物學過程共同演化，彼此相助。他的激進觀念和正統的達爾文理論相悖，後者假設地球化學進程獨立演化並創造了大氣環境，其中所有生命的有機體誕生、適應、進化也就是說，環境是資源的倉庫。維納德斯基認為，地球上惰性化學物質的循環受到了生命體質量和數量的影響，而反過來，生命體影響到全球循環的惰性化學物質的質量和數量。如今，科學家把生物圈定義為：一體化的生活和維持生命的系統，包括了地球的外殼及其環繞的大氣層，其下限和上限以任何形態的生命自然存在的高度為準[43]。

生物圈是很薄的，延伸的範圍僅僅是從大洋深處多數原始生命形態存在的地方，到同溫層頂。生物圈層從大洋底部到外太空的整個厚度都還不到40英裏。在這條窄帶內，生物和地球的地球化學進程彼此作用、互相維護。

20世紀70年代，一位英國科學家詹姆斯勒弗洛克（James Lovelock）和一位美國生物學家林恩馬奎利斯（Lynne Margulis）發表了該亞（Gaia）假說，拓展了維納德斯基的理論。他們認為，地球就像一個自我調節的生命有機體一般活動。植物群、動物群和大氣的地球化學成分在一種協作的關系下工作，這就把地球的氣候保持在對生命是有利的相對穩定狀態。

勒弗洛克和馬奎利斯以氧氣和甲烷的調節為例，說明生命和地球化學循環之間的控制論過程是如何工作，才維持了一個自我平衡的氣候系統的。他們提醒我們，星球上的氧氣水平必須被限制在一個狹窄的範圍內，否則整個星球就會噴發出火焰，毀滅至少是地表的一切生命體。兩位科學家相信，當大氣中的氧氣升高，超過可容忍的水準之後，某類報警信號就會引發微生物細菌產生更多的甲烷。增多的甲烷進入大氣層，抑制含氧量，直到再次達到穩定狀態（甲烷的作用是調節者，向空氣中既增加也消除氧氣）。

生命體和地球化學成分及循環圈之間發生著持續互動及回饋，它們乃是作為統一的系統而活動，維持著地球的氣候、環境，保存生命。因此，這顆行星更像是某種生物，某個自我調節的實體，把自己維持在穩定的狀態，有利於生命的延續。根據該亞理論的思維方式，個體生物的調適和演化是大進程的一部分：地球自身的調適和演化。正是由於每個生命體之間以及生命體和地球化學進程之間的持續共生關系，才保障了地球有機體和居住在它的生物圈內的個體物種的生存。

許多其他的科學家從此便參與到該亞主題的討論中來，斟酌、限定、拓展勒弗洛克和馬奎利斯的工作。20余年後，地球如同生命有機體一樣活動的觀念便成了一種關鍵的思路，用於反思生物學、化學和地質學之間的關系。

倘若地球的確如同生命有機體一般活動，那麼，人類活動若是破壞了這一有機體的生物化學，就可能給人類生命和整體生物圈帶來嚴重的後果。大量燃燒化石燃料能源是首個人類活動在全球規模上帶來危險的事例，它可能導致地球氣候劇烈變更，並危及維持所有生命體的生物圈。

我們日益認識到，地球是作為不可分割的生命有機體活動的，這要求我們反思自己對全球風險、脆弱性和安全的觀念。如果每一人類生命及整個物種都和我們的生物同胞、和這顆行星的地球化學彼此交織成一種豐富、復雜的舞蹈，它維系著生命本身，那麼我們每個人都有賴於整個有機體的健康，並應當為它負責。承擔這項義務意味著，以一種提高我們所棲居的大生物圈內的整體福祉的方式，在我們的鄰域和共同體內度過個體生命。

這正是歐盟為它25個成員國規定的使命。預警原則代表了一種深刻的認識：人類首先應當履行對維持生命的生物圈的義務，即便這意味著耽誤商業發展或擱置某種特定的經濟活動。任何一種經濟活動，不論它多麼有利或有益，都不能允許損害維持生命的系統的完整性，這個系統構成了我們所有人棲身、賴以維生的不可分割的生物圈。當有合理、但並非決定性的證據表明某種科學試驗、技術應用或產品推介將對生物圈的任何部分造成傷害的情況下，預警原則便發揮了哨兵的作用，保證社會不會魯莽行事，而是以保守作派禁止或阻撓可能帶來危害的活動，直到科學證據表明可以繼續進行，或者發現另一種做法可以達到相同的目標。

預警原則不僅是看門人。和美國依然執行的舊式直線模型相比，它也是一種更加精妙的評估風險的方法論。其主導原則和操作假設都完全基於系統思維。它采取全盤視角來估算風險，詢問該活動可能如何影響到生物圈內關系的整體性。它要求采用跨學科角度進行風險的評估和衡量，檢查某項意向中的活動對地球整體所有可能造成的影響。

我猜想，對歐洲人來說系統思維不像對我們美國人這樣勉強。在我國，作為系統之一部分的觀念本身似乎就有點強迫性。我們不容易接受這種觀念，即我們不僅是各種關系的大共同體的一部分，並且還完全依賴著後者。

或許，這種強調關系和反饋的新科學之最有趣的方面，是它極其相似地反映了網絡思維方式，後者正開始滲透商業和政治領域。生態科學和自我調節的生物圈都和關系、網絡相關。生態學家伯納德帕藤（Bernard Patten）觀察到：生態學正是網絡要理解生態系統，根本就在於理解網絡。[44]物理學家、哲學家弗裏特約夫卡普拉（Fritj of Capra）指出：

隨著網絡概念在生態學中變得日益顯要，系統思想家們開始在一切系統層面上使用網絡模型，把有機體視為細胞、器官和器官系統的網絡，正如生態系統被理解為個別有機體的網絡一樣。[45]

換言之，每個有機體都是由器官與細胞的小型網絡組成的，而它同樣也是更大型網絡的一部分，後者囊括了生物共同體、整個生態系統和生物圈本身。每張網絡都位於更高級的網絡之中，同時又由較低級的網絡組成，編排成了復雜的舞蹈卡普拉稱之為生命之網。卡普拉說，在億萬年演化史上，許多物種都形成了這類緊密聯系的共同體，而整個系統就類似一個巨大、生息繁多的有機體。如果這種對生命之網的描述同正在誕生的網絡歐洲驚人地相似後者有著多層互相交織的網絡：地方、區域、民間組織、文化離散地、跨國公司、成員國家、歐盟和全球機構這種類比是恰如其分的。

一種新科學正在誕生第二次啟蒙運動其操作原則和假設更加適合於網絡思維方式。舊科學的特征是疏離、侵占、分解和簡化，而新科學的特征則是結合、補充、整合及整體主義。舊科學把自然看做是客體，新科學把自然看做是關系。舊科學致力於使自然轉化為生產力，新科學則是使自然可持續。舊科學尋求壓倒自然的力量，新科學尋求與自然結成夥伴。舊科學重視獨立於自然，新科學重視重新參與自然。

新科學使我們脫離了把自然當做有待於掠奪、奴役的敵人這種殖民主義自然觀，而帶來一種新的自然觀，即自然是有待於培養的共同體。以財產形式開發、支配、擁有自然的權利被另一種責任所制約，即看護自然、對它報以尊嚴和敬意。自然的功利價值正逐漸讓位給自然的內在價值。

近百年來，第二次科學啟蒙主義一直在形成之中。19世紀末出現了熱力學和個體生物學的新領域，20世紀初出現了不確定性原理、量子力學、過程哲學和生態學；二戰後，控制論、系統思維和信息理論誕生，更晚近則出現了復雜度理論（complexity theory）；還有彌散結構和自組織（self-organization）理論：所有這些都導致了傳統啟蒙主義科學正統的解構和衰亡，而幫助制定了在正在降臨的世紀裏，一條嶄新的基本的科學發展途徑。

不幸的是，我們對商業、政府、社會和我們與環境之間關系的思考，很大程度上還束縛在舊的科學範式內。為了真正帶來新氣象，新科學需要在公眾思維和公共政策上留下更牢固的烙印。歐盟仍然是第一個嚴肅思考這種新地球觀的政治機構，即地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體，值得尊重。

歐盟支持一系列全球環境公約和協定，並把預警原則正式采納為它的調控政策；通過這些舉措，歐盟顯示出它願意實現對可持續發展和督管全球環境的承諾。應當註意到的是，在多數領域內它的承諾還軟弱無力，並常常遊移不定。但至少，歐洲已經建立了一項指導科學和技術的新計劃，如果它得到執行，將使世界斷絕采用舊的方式，走向與它追求包容性、多樣性、可持續性、生活質量與和諧的夢想相合拍的第二次科學啟蒙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