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聽見火車淒厲的叫喊,就對它有向往。少年人常有離家出走的夢,有時果然在外溜達一夜。最愛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還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橋。我喜歡趴在欄桿上,看橋下那兩條向遠方伸展的鐵軌,讓南來北往的火車噴出的蒸汽和煤屑撲上我的臉。但是第一次坐火車的記憶卻不愉快,甚至還有恐怖。九歲時隨母親返鄉,在老北站的昏暗燈光下,幾個犯人五花大綁,先是面壁而立,然後被吆喝著上了我們這節車廂,就坐在我和媽媽的對面,悶悶地不發一語,瞪了我們一路。“三年自然災害”留給一個兒童的視覺底色,就是昏暗燈光下的五花大綁,以及押解人員黑森森的槍口。成年後不幸染上“西方政治思想史”惡業,七個字,除最後一個,字字犯忌。但是看同行註解“國家”與“社會”,用英文、法文、德文下成百上千個“註”,中國學者在後面跌跌爬爬,撿拾不已,卻也還是按奈不住。有一次在家給研究生上課,聊起國家稅收和黑社會勒索保護費有何差異,竟然發生思維短路,脫口而出:“什麽是國家?合法的黑社會;什麽是黑社會?還沒有合法化的國家。”兩個外省來的好孩子大吃一驚,趕緊低頭,望本子上搗蒜般地猛記;我自己也嚇一跳,情知失言,一不小心把我火車上的童年創傷用“學理語言”說破了。

1966 年大串聯,我還沒有進中學。父親為了讓我“經風雨,見世面,在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毛澤東語),湊了二十塊錢,安排我和鄰居一個高中生出去串聯。我們是在那一年 11 月 16 日離開家門的。“革命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內電車要買票,到火車站乘火車反而不用買票。車站內人海鼎沸,洶湧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擊著破舊的老北站。就象海潮沖擊一段已經潰決的小岸,哪有一個穿鐵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攔!學生們沖上站台,黃軍裝,紅袖章,指點著橫臥在他們腳下的條條長龍,想上哪一列,就上那一列,指點江山,意氣風發,確實比 1949 年這個城市的小市民擠在外灘大樓前軋黃金好看。那時我童心尚未褪盡,小男孩對充滿軍事色彩的“八一”聖地比北京還要向往,於是先擠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車。結果發現人太擠,無法立足,只得怏怏下車。此時正好一列長長的悶罐車在站台另一側拉著汽笛開進,於是別轉身隨眾人湧入,一屁股坐了下來,管它向北向南、蘇州杭州。車停處,還真是杭州,這就是我的串聯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開始還很自覺,總是在浙大、杭大圍著大字報轉。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後還是去西湖、六和塔探頭探腦,參與了“遊山玩水”。大串聯歲月,“遊山玩水”是個很不好的字眼。後來聽我愛人說,她們當時就比我們革命,在杭州一個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終守在大學的大字報區,拼著命抄。為此,我很長時間覺得矮她三分。文革中通常是中學生比大學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幾十年後我讀到盧森堡名言:“當大街上只剩下最後一個革命者,這個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與偏執,驗之文革,確實如此。

一星期後,我們又去擠南下廣州的火車。那時從上海方向過來的 49 次特快是中午 12 點半進站,列車一停,所有的車門、車窗統統關閉。裏面的小將們大概是擠苦了,視外面的小將如虎狼,堅拒不納,成冷戰狀態。雙方僵持了好幾分鐘,終於有一個臥鋪車窗開了一條縫,卻只伸出來一個茶缸,成千上萬個革命小將就湧向那條縫,爭著給那個茶缸註水。水一滿,茶缸一縮,窗戶又要落下,說時遲,那時快,一個北京小將將一根扁擔伸了進去,眾人齊聲發喊,如撬杠般將窗戶縫越撬越大。但是到一定高度,支點與力點拉開距離,扁擔就使不上勁了,雙方又成僵局。塞扁擔的紅衛兵一看我這個小不點兒,立刻把我高高抱起,象塞一件小行李一樣,將我往那條縫裏活活塞了進去。我進去後,立刻返身抱住那個正在關窗戶的人,使出吃奶的勁將他往後拖。如此裏應外合,這節臥鋪車廂終於擠進了二、三十個人。火車因此在杭州站晚發一個多小時。但待列車長鳴,車廂一晃動,大家前仰後哈一番,很快又成了紅衛兵戰友。剛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車下派”與“車上派”相互擠插,逐漸安頓下來。我記得有兩個細節很感人。當時坐在下鋪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學的高中生,站在一邊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擠。她們見我還是個孩子,站得時間太長,拍拍腿說,“你就輪流坐我們的膝蓋吧。”那樣的單純爽朗,在今天的中學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陣曖昧的哄笑,但在當時卻很平常,誰也沒有往其它方面想。頭頂上還有兩個上鋪,擁擠著一個工人家庭,是內遷支援廣州建設去的,拖兒帶女,還有一個老人。底下的紅衛兵就相互約定,人家是花錢買臥鋪票的,我們沒花錢,再擠,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鋪位。就這樣,底下的人站著,上面的人睡著,兩天兩夜到廣州,大家成了好朋友。文革是萬萬應該否定的,但萬萬不能象今天這樣簡單否定。如此否定,難免會有報應。近年來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視作報應一端。比如當時的秩序,是失序中有序,有序中失序,打一口井耐心研究,能養活一大群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甚至人類學家。法國革命再壞,畢竟養活了二百年近千名歷史學家,因此而逐漸消歇,不再卷土重來。中國的文化革命卻成了一口廢井,上面一層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種假冒偽劣的文革臉譜,淤塞不見底,“淺”不忍睹。

廣州給我的印象很奇怪,怎麽會有那麽多的前朝建築?真是一個前朝的背影,在一片紅海洋中很不協調。我們住沙河,到市區必經過一條“先烈路”,而“先烈路”紀念的並不是江姐、劉胡蘭,而是國民黨,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十九路軍將士公墓等。那些建築的風格也很獨特,既有南國風味,還有明顯的西洋風格,兩者糅合,不協調,卻也不難看。我對廣州的這一早年記憶,後來在美國南方遊歷時得到印證。那裏也是與北方不一樣,到處是紀念南北戰爭的建築,而且總與北方說得相反。從此我對南方這一簡單的地理名詞有了一種說不清的感覺,總覺得凡地處南者,有“它者”意蘊,被遮蔽著,卻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東西在底下蠕動,溫暖曖昧,使人不敢遽斷。

兩年一過,老毛變臉,“現在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一揮手,把青年學生往向鄉下攆。那時坐火車就是另一番滋味了。上海有幾百萬知青下鄉,幾乎是哭喊著從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舊的老北站,就是這一喧鬧的碩大產房。誰也受不了這樣的分娩,何況三、五天就要來一次。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這一光榮任務轉移到遠在北郊的彭浦貨車場。彭浦貨車場空曠,潦草掛幾條紅色橫幅,就算給孩子們送行。送的人多了,熱烈歡送”這四個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塊“黑龍江”,明天蒙一塊“雲南”,後天再蒙一塊“內蒙古”,下個星期如果又是“黑龍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幾個地名拿掉就是了。弄堂裏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兩三個小時去看熱鬧,回來說:“先是鑼鼓喧天,口號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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