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離開蘭考到三百裏外的鞏縣當工人,村裏的五保戶大娘實在想念,居然發狠心出遠門來看望。蘭考農民多半沒有看到過火車,有一次縣裏開三級幹部會,一群生產隊小隊長看到火車會動,居然在車頭手舞足蹈地大嚷:“噫!這玩意停下來象長蟲,不吃不喝,咋會跑咧?”(要用中原土音念,才能念出效果)。


火車被迫停下,釀成一次哭笑不得的隴海線停車事故。前面說到的那個大隊支書,是個“革命先鋒”,人民日報發他的長篇通訊,整版配照片,用的就是這個題目。他和我們集體戶戶長去北京參加國慶二十周年觀禮,到了人民大會堂,鬧出一次比小說裏陳煥生進城更真實的笑話。河南人的習慣,到哪兒都是蹲著而不是坐著,到了人民大會堂也是那樣,老支書雙手抱膝,屁股一撅,就蹲上了那個神聖的位置。誰知道那個座位是活絡可翻的,他還未蹲結實,底板就翻了過來,把我們的“革命先鋒”在人民大會堂夾了個雙腳朝天!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不知看到這一出喜劇小品沒有?多半會很慈祥地莞爾一笑。我們那個大娘更加孤陋寡聞,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土地,又是小腳,提著一籃雞蛋還有粉條之類,一拐一拐地怎麽坐上火車,不迷路,居然還能找到我們這個廠,真是一個奇跡。她坐火車是否鬧笑話不得而知,但是到我愛人宿舍頭一天,就嚇了我一跳。當時我們兩個人在外面給她搟面條,她坐在屋裏突然傳出驚恐的叫喊:“噫!這屋裏咋還有一個老娘咧?咋也是黑褲子、紅襖?!”(也要用中原土音念)。蘭考民俗,老人過七十要穿紅布襖,以辟邪。我聞聲奔進屋裏,哪裏有第二個老娘,只有她一個人好端端坐在衣櫥前!原來衣櫥鏡子映出她的身影,可憐她一輩子沒有見過能照見全身的鏡子,因此也一輩子沒有見過自己的全身,猛一見到,就被自己嚇壞了,大呼小叫,驚動了一座樓!還有年青一代的蘭考人,如本地知青,也多半和他們的父母輩一樣淳樸,富於同情。我後來爬火車發展到爬卡車。從縣城回來,多半爬一輛卡車帶腳。司機大多會默許,因為這些勞動者的家裏多半也會有個把知青在苦水裏撲騰。但也有刻薄者,有一次我爬上一輛運煤車,就碰上了一個。那司機從反光鏡裏看到我上車,非停下車來攆我,車一開,我又爬上去,如此者三,那個司機開始破口大罵。此時車上幾個蘭考本地的女知青看不下去,齊聲痛哭,罵曰:“人家從上海來俺蘭考,離家那麽遠,父母又不在,你就欺負人家?你不是人,你是驢,是龜孫,你不得好死!”除了不出那唯一的臟字,該罵到的都罵到了,確實很難聽。蘭考民間的規矩,其實不是封建,而是很早就有自發的後現代女權主義:男人不能和女人罵,尤其不能和未出嫁的閨女罵,如果對方開罵,男人只能幹聽不回嘴。那個司機被這群小閨女罵得不敢吭聲,只能恨恨地爬上駕駛樓,把車門一摔,開車了事。

我還很想念我們本村本莊的回鄉知青。他們有些是蘭考縣一中、二中的學習尖子,很不容易考上去,要帶著紅薯幹去上學,功課刻苦,一點不比我們集體戶的覆旦附中等人差。其中有一個被老鄉叫作“假妞”者,靦腆斯文如大姑娘一樣,正好與我們集體戶的革命女生外號“假小子”或什麽“鐵姑娘”的相反。“假妞”們在農村的出路,通常是靠每年的招工、招幹、參軍,那是天邊露出的一絲希望。但是自從來了一個上海集體戶,“越是艱險越向前”,而且毛主席也接見,天邊的那一絲希望就堵住了。九一三事件後,這個集體戶的紮根思想相繼動搖,開始謀取各種回城之道。上面也有意照顧這個先進集體,有類似的名額下來,總是先讓我們走。

三兩年一過,待我們十個人走完,他們的年齡也被耽誤了。平日裏我們玩得很好,總有一些小知識分子的共同語言,但是一到集體戶有人上調,他們就懷著覆雜的心情,躲得遠遠的,從不參加送行的行列。那種幽怨的眼神遠遠掃來,沒人能忍心對視。我後來讀到很多老三屆憶苦思甜的文章,還有一些小說、詩歌之類,幾乎沒有一個人提到他們曾經堵住過那些農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天經地義,農家子弟被堵在鄉村也是天經地義。這種不平等意識,已經潛入一代人的集體無意識,始終沒有受到過正視,大概是深入骨髓了。

一場知青革命,一千六百萬人下鄉,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在稀釋當地農家的工分,最後一天臨走,還要拿走這家人長子手裏的最後一粒“紅豆”。我剛才說中國的版圖可以塗上相互歧視的五彩顏色,這時就有點象在這塊版圖上再玩一場多米諾骨牌遊戲了:先是老毛一揮手,骨牌嘩嘩地倒下去,城裏的知青先倒;農家子弟本來在原地,可以不倒,竟也被前面的人擠了倒下去,而且被壓在這一圈骨牌的最下一層;沈靜片刻,有汽笛聲響起,知青打個骨碌一翻身,幾乎所有的骨牌又嘩嘩地豎立起來;其間不斷出作家、出詩人、出學者,還出各種“話語”,齊聲控訴剛剛倒下去的那段無聲歲月;惟獨那最後幾張骨牌,卻沈默著,再也爬不起來了。老毛愛引李賀詩雲,“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怎麽會老呢?只有人會老。以我之拙笨,始終弄不懂這個偉人的悲天情懷。從李賀到老毛,天看見過多少人間不公?誰能看見它老了一寸?我至少懷疑,天是看不見歷史運動中的暗層夾縫的,更看不到那些輾轉倒臥在暗層夾縫裏的陰魂。 1997 年,我和愛人、孩子回蘭考,莊上的人大多數已經不認識了。那是在唐寨,卻也應了李賀那個時代的唐詩:鄉音未改鬢毛衰,兒童相逢不相識。不經意間,已經換了一代人,確實未見天老一分,只是原來擔心的那種逢人都要打招呼的尷尬,或者如賀敬之“幾回回夢裏回延安”的矯情,都沒有出現,可以松一口氣。我們就象三個平平淡淡的過路人,只是偶爾路過這一叫做唐寨的北方農村,悄悄地東張西望。遠遠看到一個人的背影象“假妞”,才敢輕輕走上去試著拍他的肩膀--猛回頭,一張胡子拉茬的老臉,幾乎貼著我的眼鏡喊出一聲:“噫,這不是學勤嗎!”將近三十年過去了,他就跟昨天才分手一樣,剎那間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按老鄉說法,客車不叫客車,叫票車。因此,混客車就有一個很乾脆的名字:混票。我插隊的那個莊子,一個男勞力通常只有兩套衣服,夏天的布衫冬天的襖,脫了布杉就穿襖。天熱下河洗澡,把布衫搓洗後晾在樹杈上,人就泡在水裏等衣服幹,才能上岸。就這麽個窮地方,因為出了焦裕祿,卻能接觸從上面下來的人,甚至還有國家性質的外事活動。我生平第一次與外國人坐下來談,不是在小時候的上海,也不是在後來的哈佛,而是在蘭考,在唐寨:集體戶按縣委宣傳部安排,接待從開封軍用機場過來的老撾飛行員,宣傳農村包圍城市的毛澤東戰略思想,談得還很熱切,雙方都被對方感動。這些飛行員當時被安排在開封那樣的內地機場受訓,大概是為了在國際上保密?諸如此類的活動,村裏的老鄉也有機會參與,哪怕是站在旁邊看,耳濡目染,語言就有變化,能學會一些與他們自己的鄉土生活很不協調的官方詞匯。那些一年到頭要吞食幾千斤紅薯以充饑的窮人嘴,時常會有一些很書面的“話語”,夾著發黑的薯幹飛進飛出。比如,隊長吆喝下地幹活,偏不叫下地,而叫“上班”;老鄉們認為我們拿一年的余糧款買一張回家的車票太虧,就向我們傳授出門要飯混票車的各種經驗,那些歪門邪道還有一句正面總結,是他們在地頭聽我們讀《人民日報》學來的,就叫:“人民鐵路人民修,人民鐵路人民坐!”這就有點窮人生富嘴的黑色幽默了,而且確實“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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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火車上的記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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