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得益於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其在中亞以及歐洲各國中獲得了更多支持。首先，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出適逢其時。歐洲經歷嚴重的經濟危機，急需加強與經濟發展最為活躍的亞太地區的聯系。同時由於烏克蘭危機的影響，俄羅斯在東西方交流中的地緣優勢被削弱。在此背景下，中國憑借地緣優勢提出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迎合了各方需求，減少了機制構建中的阻力。其次，中國一貫堅持不幹涉他國內政的外交原則，與各國建立了普遍的政治互信，加之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不針對任何第三方和非排他性的制度設計使得該構想更容易獲得各方支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在2014年3月訪問歐洲、5月上海亞信峰會以及9月赴塔吉克斯坦杜尚別參加上合組織峰會時，對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進行了更深入的闡釋，並獲得了各國廣泛支持。

 雖然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存在地緣交叉、部分職能相近的情況，但不能簡單地將歐亞聯盟和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歸結為同一類戰略，更不能由此認定二者是同性相斥、單純競爭的關系，因為二者之間還存在本質性的區別。從社會共生論的視角看，二者之間是共生與競爭並存的關系。

二、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共生與競爭 總體來看，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之間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補充。二者圍繞資源既相互鬥爭又相互妥協，並在鬥爭與妥協中生成、維持和演化出包含資源交換型、資源分享型以及資源競爭型在內的復合型共生關系。這一復合型共生關系包括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二者的共生關系，二是與共生相伴隨的二者相互競爭關系。

 “共生”概念最早出現在生物學領域，由德國微生物學家笛拜瑞(de Bary)於1879年提出。笛拜瑞最初對“共生”的解釋是“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後世學者在此基礎上不斷完善和深化“共生”概念，並逐步形成狹義和廣義兩重涵義。其中，狹義的“共生”專指生物之間的組合狀況和利害程度的關系。⑧此後，“共生”理論特別是狹義的“共生”概念被人文學科研究者所借用，並發展出各種新的理論。

 在美國，芝加哥經驗社會學派由生物共生論衍生創立了人文區位學，並將競爭引入共生理論中，認為競爭是實現共生的必要手段。該學派主張，社區作為一個共生系統，其區位秩序的本質是在競爭中通過自身的調整達到一定的社區平衡狀態，而這種平衡是社區共生系統運行的基本目標，然而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化，社區平衡被打破，形成新的不平衡，並再次通過內部調整實現共生系統的新平衡。

 日本學者則將生物共生論引入政治學，力圖以民主政治來解讀共生，並提出了“聖域”⑨的概念，並認為只有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承認相互的“聖域”才能實現共生。此外，日本學者尾關周二還以共生、異質性與共同、同質性相互補充的理念為基礎提出了“共同的共生、共生的共同”理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既避免因消極強求同質化而造成的共同性關系減弱，同時又抑制共生關系中生存競爭的不利影響。

 在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則在“共生”概念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契洽”的概念。而另一位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胡守鈞教授則研究並提出了社會共生論的基本原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既有互斥性，又有互補性；人人平等是共生的前提；鬥爭—妥協是共生的方式；法律是共生的度；社會發展是共生關系的改善。同時，社會共生論還主張，每個人皆享有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但是並不保證每個人都成功；而個人的成功與否取決於他的競爭以及環境所給的機會；同時社會共生論還提倡合法競爭，認為在公平、合法競爭環境下人人機會均等的情況下可以構成共生態。⑩此後，胡守鈞教授進一步提出國際共生論，力圖從社會共生論視角觀察國家之間(包括國際組織之間、國際組織與國家之間等)各種互動關系，分析各種國際問題之成因，探索化解國際問題之方法。(11)他認為國際組織不僅本身是一個社會共生系統，同時還作為主體與其他國際組織和國家形成共生關系，並最終構成國際社會大共生系統。

 根據上述有關共生理論的論述，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完全可以發展一種共生關系。首先，從理論角度看，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之間滿足了實現共生的基本條件，二者之間具備了構成共生關系的基本要素。根據社會共生理論，任何社會共生關系至少由主體要素、資源要素、約束條件等三大部分構成。主體以資源作為紐帶，在共同遵守一定約束條件的情況下構成共生關系。(12)按照上述理論，歐亞聯盟和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即是共生關系中的兩個主體，而中亞地區豐富的油氣資源和廣闊的商貿、安全、人文合作空間則構成了共生關系中的資源要素。此外，現有的雙邊、多邊協議以及國際法是共生關系主體都必須遵守的約束條件。由此可見，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之間可以構成共生關系。

 其次，從實踐角度看，俄羅斯與中國在兩個制度安排上預留了共生的空間。俄羅斯的歐亞聯盟是以地跨歐亞的俄羅斯為中心、向東西兩個方向輻射的體系。而中國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則是以盤踞東亞的中國為中心，自東向西推進的體系。可見二者在地緣上有一定的互補性，這為實現共生創造了可能性。同時，盡管“歐亞”一詞包含歐洲與亞洲，但在歐亞聯盟的設計中未將西歐和東亞包括在內，這也為與以東亞為基礎向外輻射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之間實現共生留出了空間。同時，中國在制定和實施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過程中也考慮和照顧俄羅斯的利益，這也為二者的共生提供了條件。此外，歐亞聯盟是俄羅斯謀求打破單極世界格局、對抗美國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的一項重要舉措。正如普京在2014年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的主旨發言中講到的那樣，“世界體制的單極模式已經行不通”，(13)世界多極化已成為歷史的必然趨勢。俄羅斯提出歐亞聯盟計劃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推動這一進程，因此歐亞聯盟具有可共生性，這也為二者形成共生關系奠定了基礎。

 最後，同樣在實踐層次上，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存在共生的實際需要，因為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保證各自的存在。俄羅斯的歐亞聯盟與中國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在構建過程中都要承受來自體系內部的阻力及外部的壓力。例如，在構建歐亞聯盟的過程中要解決歐亞地區各國發展水平不平衡、對一體化立場不一致的問題；主導國俄羅斯的經濟帶動力不強的問題；消除體系中其他國家對俄羅斯借歐亞聯盟計劃實施擴張、推行大國主義的擔憂等。(14)此外，還要面臨外部勢力主要是美國對其施加的壓力。(15)而中國在構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過程中也同樣需要解決經濟結構不均衡、傳統及非傳統安全問題、“中國威脅論”等問題，並面臨來自外界的壓力。中俄兩國作為兩個制度的主導國恰恰擁有對方解決自身問題所需要的資源。例如，俄羅斯擁有的能源、土地、軍事實力等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解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建過程中的安全問題，而中國擁有的資金和快速增長的經濟實力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俄羅斯作為歐亞聯盟主導國的經濟實力不濟的問題。所以，在內外壓力下，中俄兩國應攜手合作實現優勢互補，使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形成資源交換型共生關系，從而實現二者的共同發展。

 盡管從理論和實踐上看，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都可以並且必須實現共生。但要實現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可持續共生，就必須很好地理解共生與競爭的關系。第一，理論上，共生並不排斥競爭，相反競爭是邁向更高層次的共生的必要保障。共生是同一系統的平等主體在一定約束條件下達成的共同存在的平衡狀態，但它也是隨著條件的改變而變化的相對平衡狀態，其中最重要的變量是主體間的競爭。因為競爭是改變原有共生平衡條件的關鍵因素，同時也是實現新的、更高層次平衡狀態的必要途徑，所以競爭是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之間實現共生的客觀要求。只有通過良性競爭才能達到更高水平的平衡。從社會共生論的角度看，對於平等主體，只有經過利益博弈在納什均衡點處形成的共生關系才比較穩定。(16)因此，歐亞聯盟和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作為兩個平等的制度，必須通過相互競爭和彼此制衡來形成相對穩定的共生關系。

 第二，兩個國際組織間的競爭也是其內部各小國的訴求。例如，歐亞聯盟中的哈薩克斯坦雖然是最早提出“歐亞聯盟”概念的國家，但其在一體化過程中的主權讓渡問題上始終存在疑慮，擔心由於缺乏制衡，俄羅斯將借助該聯盟在歐亞地區獲得霸權地位，從而嚴重損害自己的國家利益。同樣，在構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過程中，各沿途小國也擔憂中國會借此進行“人口擴張”和“經濟擴張”，不利於本國的發展。所以它們希望通過歐亞聯盟和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甚至更多制度間的相互約束和彼此制衡來達到保護自身利益不受地區大國損害的目的。

 第三，歐亞聯盟的排他性也會導致二者的相互競爭。俄羅斯在設計歐亞聯盟計劃之初將西方和中國作為競爭的對象，並認為西方和中國對後蘇聯精英的引力是造成該地區分裂的原因之一，(17)因此俄羅斯致力於建立統一、獨特的歐亞價值觀體系與之對抗。而且俄羅斯僅以那些“無處可去”而非持“二選一”立場的國家作為歐亞聯盟成員國的發展對象(18)也表明其具有較強的排他性。這種排他性將導致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之間的惡性競爭，增加二者的共生阻力，不利於二者的和諧發展，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由歐亞聯盟的排他性導致的競爭對其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之間的共生關系造成的消極影響。

 因此，無論是積極的確保可持續共生目標的實現，還是相對中性的克服制度設計缺陷，還是更為消極的小國制衡大國目的，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共生關系中必然伴隨著競爭。從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看，最重要的是如何通過競爭，實現與歐亞聯盟的更高層次的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