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霧裏看花——第五個直轄市之謎

城市是一本打開的書，從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負。——（美國）沙裏寧

2011年3月，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新恒基集團董事局主席高敬德建議：讓深圳成為第5個直轄市。這一提議，讓多年來“誰來做第5個直轄市”的爭議再度甚囂塵上。

那麽究竟哪個城市真正具有成為第5個直轄市的優勢呢？

“直轄”的誘惑與困惑

· 海內外媒體的熱炒，似乎第5個直轄市已經呼之欲出。這讓每個有希望成為第5個直轄市的城市都充滿了期待。
　　· 雖然“西安直轄”最終證實為誤傳，但還是被善於捕捉題材的股市莊家利用，激發了市場對西安本地股的一陣追捧。
　　無可否認，“直轄”二字對每一個中國城市的誘惑實在不小，給這個城市發展帶來的能量和巨大推動力已不言自明：中心地位的確立、政治地位的提高、經濟輻射力的增強，甚至其他城市的“仰視與尊崇”，資金流、信息流、人才流、物流等的吸納能力大大提升，能更大程度地實現自我超越……
　　2004年3月上旬《中國經濟周刊》刊載的《誰會成為第5個直轄市？》一文曾進行過分析：眾多的誘惑，使直轄市成為更多城市的夢想。大多數普通市民認為，被中央直轄類似於獲得了“升遷”。而對於某些官員來說，城市獲得直轄，確實是一種獲得升遷的途徑。
　　所以，在一段時間內，中國政府計劃大規模調整部分省界的傳聞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
　　曾有香港媒體報道，為了促進深港一體化，中國高層已在論證深圳成為直轄市的可能和條件，準備程序隨時可以展開。
　　海內外媒體的熱炒，似乎第5個直轄市已經呼之欲出。在每個被猜測到的城市，人們充滿了期待。
　　網上則傳言國家將對長江三角洲的行政區劃“動大手術”：昆山市改為昆山區劃入上海；南京升格為直轄市，江蘇省省會遷到蘇州、無錫或揚州；江蘇北部與山東西南及安徽北部整合設淮海省，並以徐州為省會……
　　盡管傳聞涉及的省份或城市都紛紛出來“辟謠”，表示“沒有聽到這方面的消息”或“對傳聞不作評論”，但一些關心者反而因為有關官員的話語含糊，而更相信傳聞的真實性。
　　當時也出來為這一話題湊熱鬧的《聯合早報》刊載了《中國探討增設直轄市》一文，該文分析認為：中國目前的省份太少，各省、自治區的轄區過大，平均人口在4千萬左右，一些轄區範圍遠遠超過英國、法國或德國的全部國土，一些大省如河南、四川，人口都在1億左右，比英德法等歐洲大國還多。這很不利於實行高效的現代化行政管理。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因素逐漸開始成為城市的重要價值標準。1983年以後，中央相繼批準一批城市實行計劃單列，成為特區城市和特區省；1997年，中央決定，重慶成為第4個直轄市，顯然，這種行政區劃變革也是以經濟為主導的。
　　《誰會成為第5個直轄市？》一文分析：中國行政區的經濟功能，幾乎完全取決於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這種經濟行為在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同時，往往也會產生許多負面效應，影響最大的當屬地方保護主義。它使得行政區成了阻隔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看不見的墻”。
　　今後若幹年，中國將面臨現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挑戰，這對行政區劃特別是市鎮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增設新的市鎮建制、完善設市城市體系，是今後一個時期行政區劃體制調整和變更的中心任務。
　　民政部區劃地名司原司長戴均良曾經在接受香港《文匯報》采訪時指出，從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來看，適當增加直轄市很有必要，好處有三點：一是直轄市管理層次少，既節約行政成本，又有發展活力；二是直轄市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輻射範圍廣，可帶動區域經濟發展，重慶就是很好的範例；三是達到縮省的效果，為省直管縣(市)體制創造條件。
　　當時還有所謂“知情人”透露，中央增設新直轄市的原則已經確定：力爭擺脫原有行政區劃對這些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束縛，發揮資源、產業、區位優勢，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帶動相關地區發展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最具發展活力、核心競爭力最強的龍頭地區之一。同時，新區劃可以成為行政機構改革試點。
　　民間版本春秋爭雄
　　既然是民間流傳的版本，本應不足為信，但前幾年網上的消息硬是言之鑿鑿，說中央對增設直轄市有三個標準：第一，中心城區常住人口在200萬或300萬以上；第二，有明顯的區位優勢；第三，非省會城市優先考慮。中央並沒有完全否定省會城市升格為直轄市的可能性，只是提到非省會城市優先考慮，而被人們熱議的10個直轄市候選城市大部分為省會城市。
　　從人口規模方面分析，人們熱議的所謂10個直轄市候選城市通過提高城鎮化率、合並等方法都可以輕松達到要求，如杭州、廣州等城市加快了並縣步伐，杭州將蕭山等縣納入麾下。有網友推測分析，廣州、杭州等城市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強中心城市實力，增加“升直”的籌碼。中心城區規模較小的福州，也提出了合並長樂、閩侯等縣的計劃，將在未來5年內使中心城區人口輕松達到300萬人以上。而人們熱議的10個直轄市候選城市中，除蘇州沒有明顯的區位優勢外，其他城市都是其所在地區的中心城市。
　　另外還有網友提出建議，武漢、鄭州、沈陽、廣州等城市已經具備直轄條件，可以讓這些城市既是直轄市，同時也行使省會城市的行政職能。以前也曾有過先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西安、武漢、廣州等城市就曾同時作為直轄市並行使省會的行政職能。而在西北和華中地區，分別只有西安和武漢為中心城市。網文還稱，國家有關部門正在研究直轄市同時作為省會的可行性，除了10個待議的直轄市候選城市外，長春、南京、杭州等城市也在爭取成為直轄市。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些並非來自政府的聲音，不失時機地為民間的猜測增添了更多的懸念。
　　中國有武漢、廈門、廣州、沈陽、西安、濟南、長春、寧波、深圳、杭州、成都、青島、哈爾濱、南京、大連15個副省級城市，其中深圳、大連、青島、寧波和廈門是計劃單列市。在這些城市中，最熱門的直轄市候選城市依次是：深圳、廣州、武漢、大連、南京、青島。另外，還有網友猜測：直轄市首批待議城市為沈陽、大連、青島、武漢、福州、廣州、深圳；次批待議城市為西安、鄭州、蘇州。
　　但是也有網友分析，廣州、武漢、南京是廣東、湖北、江蘇的省會，如果三市升格為直轄市，必然涉及省會的搬遷，行政成本過高。
　　懸疑，下一個直轄市究竟是誰？
　　其實早在若幹年前，關於深圳直轄的傳言就開始在民間流傳，香港的傳媒對此話題更感到興奮，也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關心。而當時《亞太經濟時報》一篇轟動性的報道，似乎成為坊間傳言的佐證，這篇題為《國家行政體改方案出臺 深圳可能成第五個直轄市》的報道言之鑿鑿：國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案已“基本定好”，中央正考慮增設直轄市，直轄市將分中央直轄和省轄兩種。
　　據說這個消息是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杜鋼建向媒體透露的，而有關研究機構已為深圳勾畫了藍圖。無論是對於城市定位缺失的深圳，還是對於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來說，這一藍圖無疑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好幾年過去後，深圳直轄的說法仍然在民間流傳，但CEPA合作框架的實施，為港深以及香港與內地的合作開啟了一扇窗，暫緩了深圳的這種“直轄沖動”。
　　在深圳直轄話題沈寂後，廣東相對落後的城市湛江，也被一些網友列為直轄市的候選城市。支持湛江直轄的理由是：作為不發達的南方濱海城市，湛江具有戰略支點意義，如果湛江能夠直轄，海南島、廣西北部灣就都盤活了，這一帶就有了新的發展龍頭和引擎。
　　《大河報》是河南頗具影響力的一份報紙，其早年前曾經有一篇題為《鄭州將成中國第五直轄市？論據是填補中部空白》的文章，細數了民間關於鄭州直轄的各種心態和理由。
　　當人們列數其他幾個城市成為直轄市的種種理由時，有關武漢升直轄市的消息也鬧得沸沸揚揚。武漢直轄對中部崛起十分有利，戴均良在《中國市制》一書中也是這麽認為的。但問題是，當武漢這座湖北最強的城市直轄之後，行政區劃如何安排，如何解決湖北包圍武漢的問題。像重慶那樣擴大武漢的區劃顯然不合適，因為湖北遠沒有老四川那麽大，重慶的直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老四川包袱太大。
　　香港《文匯報》曾經就深圳等市將被升格為直轄市的傳聞，采訪了戴均良，他表示，增設直轄市一事只是理論研究與探討，根本未到操作層面。
　　雖然是只言片語，畢竟代表了官方十分明確的“否定”態度。盡管如此，有關直轄市的議論並未因此而停止。
　　2010年7月，著名戰略咨詢專家王誌綱在“蘭洽會”上透露，西安已被確定為國家第5個直轄市。雖然該消息最終證實為誤傳，但還是被善於捕捉題材的股市莊家利用，激發了市場對西安本地股的追捧，一些莊家大賺了一把。
　　“大武漢，中國第5個直轄市！”幾乎在西安直轄傳聞的同一時間，關於武漢直轄的傳聞再度出現。有人在網上竟然宣稱是“引述”新華社的報道。此間還有分析認為，武漢的確有直轄的必要，否則中部崛起的戰略決策將受影響，武漢直轄是種必然，它的意義大於重慶。這個傳聞延續了幾年前關於要“瓜分湖北”的荒唐推斷：武漢升為直轄市後，宜昌、恩施劃給重慶；黃石、鄂州、鹹寧劃歸江西；荊州、荊門、仙桃、潛江、天門、漢川劃給湖南；襄樊、隨州、孝感（除漢川之外）劃歸河南；黃岡劃給安徽；十堰、神農架劃歸陜西。
　　由於太過荒誕，此言並沒有多少人相信。
　　2011年3月，沈陽要直轄的傳聞又一次在網上流傳開來，傳言說，為了加快振興東北的步伐，黨中央、國務院已將沈陽市確定為新的直轄市。
　　盡管有網友疾呼聲援：“沈陽市，直轄勢在必行！”但多數人還是認為，這大約又是沈陽人在“忽悠”。
　　顯然，誰能成為第5個直轄市一直以來都是公眾十分關註的熱門話題，傳言和猜測也實在太多了。
　　評點
　　不管怎樣，這些都反映了“直轄”二字對一個中國城市的巨大誘惑力。被中央直轄，好像已經成為一種榮譽，盡管感到光榮的直轄市民並不準確地知道直轄對自己意味著什麽，但有一個淺顯的認識是，原來歸省裏管轄的城市變為被中央管了，這就像官員獲得提拔一樣，城市直轄就類似於官員升官。於是，一個城市謀求被直轄就不僅是普通市民的普遍願望，甚至還可能成為某些政府官員們謀求升遷的“發展大計”。
　　這樣的“城市直轄”追求無疑是已經異化的沖動！
　　深圳：與其直轄，毋寧入港
　　· 在2005年全國“兩會”上，香港著名實業家、全國政協委員馬介璋先生一語驚人，放了一枚重型炮彈：“將深圳直接劃入香港。”
　　· 從全國角度來看，北邊有北京、天津，東邊有上海，西邊有重慶，唯獨南邊缺乏一個直轄市。
　　· 盡管深圳的經濟總量一直排在天津和重慶之前，還直逼華南中心城市和省會廣州，多年來在與廣州的“老大之爭”中卻始終處於下風。
　　· 美國學者弗羅裏達在其《創意經濟》一書裏說：“將深港設想成為一個特大城市，取名為‘香圳’。”
　　深圳直轄猜測由來已久
　　2003年春天，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視察深圳，殷殷寄語：加快發展、率先發展、協調發展，繼續發揮“試驗田”和“示範區”作用。
　　2003年8月，《經濟觀察報》刊載的《深圳未來建直轄市還是自由港》一文報道，一個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務院研究室和國務院法制辦有關官員組成的中央調查團專程到深圳考察。據有關人士分析，中央調查團的任務大概是就特區存留問題或深圳升格為直轄市問題廣泛調研，咨商可能，然後為中央決策提供關鍵性意見。有說法認為，由於事關深圳未來命運，深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這次考察，接待規格很高，在信息披露方面也非常慎重。
　　《深圳未來建直轄市還是自由港》一文還猜測，大量的材料似乎顯示中央政府正在為深圳重新定位，深圳的命運將再度出現轉折。在各種各樣的設想中，有三種占據著主導地位：第一，與香港結成“特區聯盟”；第二，成為中央政府直轄市；第三，成為自由港。
　　在此之前，坊間還流傳著關於深圳即將擴大版圖的方案，這些方案為：一是將現東莞市的塘廈、鳳崗、清溪3個鎮(約300平方公裏)，以及惠州市的原惠陽市和惠東縣(分別為2982和3398平方公裏)劃入深圳；二是將東莞的3個鎮和整個惠州市劃進來；三是將整個東莞和惠州都劃入深圳。
　　但是，對於“深圳要成為中國第5個直轄市”的說法，深圳市政府多次斷然否認：深圳市政府從未有過這樣的說法，政府考慮更多的是制度的創新。
　　但令人奇怪的是，關於深圳直轄的傳言在民間不但沒有停止。相反，由於有像中國腦庫這樣有政府背景的著名智囊機構也在關心和研究這個問題，傳言似乎開始上升為系統化理論化的城市發展觀。更奇怪的是，一河之隔的香港，無論民間還是傳媒，對深圳成為直轄市的問題更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
　　香港因素力挺深圳
　　2005年，傳言說來自深圳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打算在這年的全國“兩會”上提出將深圳升格為直轄市的議案和提案。如果真是這樣，大約誰也不會感到突然。事實上，關於深圳直轄的意見這些年來多有反映，但由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用明確的報告形式向上提交，似乎還是第一次。人們一時很難判定這一傳言的真假。
　　但是，在2005年的“兩會”期間，人們沒聽到深圳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有關於深圳“申直”提案與議案方面的消息，倒是來自香港的著名實業家、全國政協委員馬介璋先生一語驚人，在“兩會”上放了一枚重型炮彈：“將深圳直接劃入香港。”
　　他的這一提案在這一年的全國“兩會”上引起轟動，也算是對深圳直轄的一種助威了。
　　直至2011年3月，媒體又有勁爆消息，全國政協委員高敬德在本年度“兩會”上發表重磅提案，認為深圳應該直轄。他分析道：從GDP總量、人口數量來看，香港是整個亞太地區的金融中心，若能跟深圳對接起來，那麽雙層經濟一體化的格局就會形成。2010年深圳市GDP繼續位列全國大中城市第4位，超過天津和重慶。基於深圳如此搶眼的經濟發展數據，高敬德委員放言，若能夠將深圳設為我國第5個直轄市，大珠三角區域“用20年、30年就能夠構建成一個超過紐約的大都會”。從經濟總量上看，如果港深加起來，到2020年GDP一定會超過3000億美元，人口也將達到2000多萬人。高敬德表示，建議深圳成為直轄市，除了目前深圳經濟發展突出以外，從全國角度來看，北邊有北京、天津，東邊有上海，西邊有重慶，唯獨南邊缺乏這麽一個直轄市。他直言：“如果把深圳建成直轄市，深圳能夠對整個地區起到引領和拉動作用。”
　　事實上，深圳特區建立伊始，就直接受中央和國務院領導，近乎扮演著一個直轄市的角色。從經濟總量上分析，深圳早已超過天津、重慶兩個直轄市。中央財政收入繼2006年首破1000億大關後2007年再破2000億大關，達2112億元。而到了2010年，深圳的全口徑財政收入為35068億元，比上年增長268％。對中央財政的貢獻、對全國進出口貿易的貢獻更是一般直轄市和省區所不能比的。
　　還有一些研究者認為，無論從國家統一、一國兩制的角度，還是從經濟發展的標準角度，深圳都是第5個直轄市的有力競爭者。因為深圳從來就不是一座孤立的城市，香港的發展必然要解決深圳的定位問題，否則，不僅深圳找不準發展方向，香港的經濟社會問題也不能有效化解。
　　近幾年深港合作的不斷深化為共建世界級大都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特別是2004年，雙方簽署了歷史性的“1＋8”合作協議，在“一國兩制”和粵港合作框架下，建立了雙方定期對話機制。深港雙方已簽署了建設“深港創新圈”合作協議，標誌著深港共建世界級大都會邁出了實質性步伐。
　　在民間，兩地企業和市民對推動經濟要素自由流動的訴求日趨強烈，學者更是先後提出了“深港都市圈”、“兩制雙城”等構想。
　　直轄不如直接並入香港
　　不管怎樣，筆者始終認為，深圳的處境目前是尷尬而無奈的。作為中國特區的窗口和南方的中心城市之一，其經濟總量不僅一直排在直轄市天津和重慶之前，還直逼華南中心城市、省會廣州，然而多年來處於“被領導”地位的深圳一直受到廣州的擠壓，與廣州的“老大之爭”始終處於下風。
　　時至今日，盡管深圳成為直轄市的傳聞已不再新鮮，但深港兩地合作的步伐仍在不斷提速。
　　客觀上看，一些專家早就已經把深圳和香港視為一個“連體都市群落”。比如著有《創意經濟》一書的美國著名學者弗羅裏達驚奇地發現，深港兩地是世界上夜晚燈光最亮的地區之一。他根據這一發現，將深港設想成為一個特大城市，並且取名為“香圳”。
　　值得關註的是，2009年5月中旬，在上海獲批“雙中心”後，深港地區順利獲得了國務院批復的“五大中心”：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貿易中心、創新中心和國際文化創意產業中心。
　　《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獲批後，深圳在已有的經濟特區基礎之上，又成了名副其實的“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是深圳1980年8月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設置經濟特區後，又一重大發展機遇期。有人幽默地說：“這樣一來，深圳豈不是成了‘特區的平方’。”
　　《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獲批，推進了港深的全面深度合作。有研究數據表明：2020年以前，“深港大都會”GDP可保持年均約8％的增長率，到2020年，其經濟總量將達到111萬億美元，僅次於紐約、東京，排名世界城市第3位，僅目前深港合起來的金融證券市場總量就已相當於倫敦的數量。
　　事實上，深港兩地的深度合作已經全面展開。
　　2007年5月，《深港創新圈》協議在香港簽署，這標誌著深港雙方正式提出了“深港創新圈”的新概念，並開始了建設工作。2009年11月，一批專家學者聚集深圳，研討深港如何深化合作的問題，“深港創新圈”再度升溫。“深港創新圈”概念的提出和實施，旨在整合兩地資源、形成產業鏈、提升深港地區和珠三角區域的自主創新能力。深港兩地科技、創新合作的示範區——河套地區在近兩年來深港兩地研究機構的探討中，被建議規劃為“仿照倫敦金融城的模式設立深港金融城，打造一個新的金融特區和國內金融改革的試驗、示範區”。
　　之後，深圳公布的《深圳城市總體規劃（2008—2020）》中確定了深圳城市“前海雙中心”之一的“前海中心”的核心區域，該區域總占地面積約15平方公裏。規劃提出，前海合作區的功能定位為：深港合作先導區、體制機制創新區、現代服務業集聚區、結構調整引領區，其服務範圍將是包括香港在內的整個珠三角。
　　翻開地圖就可以看到，前海地區位於整個珠三角灣區的核心位置。從規劃上講，前海還位於對於整個珠三角發展具有至關重要作用的“香港—深圳—廣州”這一“脊梁”的核心位置上。因此，前海這一區域是深圳未來發展最具戰略意義的空間所在。有規劃師甚至提出，前海未來將是整個珠三角的“曼哈頓”。
　　不難判斷，兩地合一的趨勢愈見明顯。很多人士認為，深圳的出路不是直轄，而是與香港“合二為一”。 2008年3月2日，全國政協委員、時任深圳市政協主席的李德成向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提交的《全方位推進深港合作，共建“兩制雙城”世界級大都會》提案，征得了20多名深港全國政協委員的聯合署名。這份近3500字的提案，以“兩制雙城”的合作發展模式為設想，為全方位推進深港合作、共建世界級大都會提出8個方面的具體建議，並建議國家將其列入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大家認為，深港共建世界級大都會時機已趨於成熟。
　　看過該提案的明眼人不難看出，這實際上是一個“兩城融合”的建議。在政府層面，香港特首曾蔭權先生提出了港深共建世界大都會的戰略，深圳在《2030年城市發展戰略》的文本中也提出要“與香港共同發展國際都會”。
　　從隨後深港兩地緊密協作的行動來看，兩城合一已成為一種必然趨勢。
　　評點
　　只要完全遵循香港的《基本法》，不動搖香港的主體地位，堅持“港人治港”的原則，正如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實業家馬介璋說的一樣，深圳劃入香港一定會為香港帶來益處，而不是沖擊。相信專家們原來擔心的政治體制不合的因素也完全可以化解。
　　鑒於深圳目前的地域和處境，筆者堅定不移地認為：與其直轄，毋寧入港。
　　鄭州：從“逐鹿中原”到“第三世界”
　　· 河南人就是富有想象力，鄭州直轄還遠沒有定論，他們就開始“窩裏鬥”：鄭州直轄了，誰來做省會？
　　· 從舊時的“得中原者得天下”到20世紀80年代的商戰聞名，鄭州的底氣為何越來越弱？
　　· 鄭州人的“直轄”夢想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們擔心被擠下城市“頭等艙”的憂慮。
　　“鄭州直轄”，也不過是一些大城市近年來萌發的直轄沖動的又一個版本而已。
　　眾所周知，鄭州是一座以當代商戰聞名的城市，隨著前些年河南人形象問題的熱議，到隨後中原城市群在申辦新特區競爭中的敗北，在人們的眼中，鄭州在城市競爭中也似乎被無情地劃為“第三世界”了。
　　“分省”之說帶來直轄假想
　　前些年，在國內某著名網站上，曾有人發布了一張“分省地圖”，這張地圖將中國分為50個省級行政區域，並將新分出的省安上了淮海省、東遼省、膠東省等名稱。
　　而關於鄭州要直轄、河南要分省的傳聞早已經不是什麽新鮮話題了。在鄭州的街頭巷尾，人們經常議論的事情就是“鄭州直轄後，誰會成為下一個省會”。
　　這張“分省地圖”在網上迅速傳播開來，更多的“分省”遐想不斷湧現。其中最大膽的一種設想是仿照秦朝建制，將中國劃分成200個郡州。熱心的網友們對這些方案進行著激烈的爭論。由於傳言太多，以至於戴均良最後不得不站出來辟謠：“將中國重新劃分為50個行政區完全是子虛烏有的訛傳。”
　　對於分省，專家說，如果中國一級行政區目標定位在50個左右，那麽在現有基礎上就可再設16個省級行政區。從區域經濟中心布局考慮，最少也要增加4個直轄市，即在東北地區、華中地區、華南地區和西北地區各設一個直轄市。
　　得中原者得天下。我們不難看出，鄭州直轄之說正是由鄭州的地理位置決定的，也似乎是由“分省說”帶來的假想。而這種假想在“中部崛起”這樣的大背景下更給人以無限遐想的空間，因為在此之前，已經有了重慶的榜樣效應，重慶之所以能夠成為直轄市，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得益於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嗎？
　　鄭州直轄還遠沒有定論，河南本省的部分城市就開始“窩裏鬥”：鄭州直轄了，誰來做省會？就河南省而言，鄭州周邊的一些城市也希望鄭州能夠直轄，因為給他們提供了一個爭奪省會位置的機會。開封、洛陽、安陽、新鄉、平頂山、商丘、焦作等城市的網友們都紛紛加入到這場論戰。
　　預言也好，爭論也罷，這些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一座城市的某種潛在心態。
　　鄭州的實力成為議論的焦點
　　在關於“鄭州是否會成中國第5個直轄市”的爭論中，其城市實力成為話題的焦點。
　　河南省示意圖
　　冷靜下來仔細分析，“鄭州將成為中國第5個直轄市”實則希望渺茫。
　　首先，光是有資格爭奪直轄市席位的城市就有深圳、廣州、大連、福州、南京、青島等10多個城市，它們的競爭力有目共睹，鄭州的優勢並不明顯。
　　而在中部城市的競爭中，武漢一直領先於鄭州。無論是從人口總量、城市面積、科技水平、教育實力來看，還是從商業和工業規模來看，武漢都強於鄭州。武漢還有著“九省通衢”的區位優勢和優越的長江口岸。若在中部設直轄市，武漢更有可能獲得“中部崛起”戰略的政策加分，而非鄭州。在武漢成為“兩型社會試驗區”後，武漢的優勢更加明顯。
　　從河南省政府決策角度來分析，為了放大和增強鄭州的輻射力和龍頭作用，近些年來河南把很大的精力都放在了鄭州的發展上，政策和資金上的傾斜程度顯而易見，而現在鄭州也成為河南稅收和財政的重要支撐。如果現在鄭州提出直轄，想獲得上級政府的支持似乎也是十分不現實的。
　　拋開能否直轄這個話題，穩健務實的鄭州市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和服務素質近年來正在穩步提高，鄭州和外部城市的交流也在日趨增多，一批優秀企業正在迅速崛起，“世界武術大會”和“中博會”、“世界客家大會”等活動的舉行也證明了鄭州的發展雄心。
　　《大河報》記者譚野認為，不管怎樣，“鄭州直轄”說也具有積極意義，它折射出一個城市的市民們“不甘示弱、奮勇爭先”的潛心態，同時鄭州網友們的“直轄”夢想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們擔心被擠下城市“頭等艙”的憂慮。盡管他們的猜想顯得有點天真，但不難看出他們對這個城市和這個區域的熱愛之情。
　　同時，對於“直轄”一說，鄭州市的決策者則認為，直轄對於促進一個城市的現代化進程固然很重要，但並不是唯一選擇。應該說，一個城市的經濟發展因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還是依靠內部因素。直轄確實是一種促進發展的外力，但這種外力並不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必然和主要力量，城市的發展還要看該區域內部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利用程度。減少行政等級、打破市場藩籬等措施，也能給區域經濟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市場環境。
　　評點
　　從舊時的“逐鹿中原”到如今的底氣越來越弱，不管從哪方面分析判斷，鄭州的直轄之路已經十分渺茫。
　　沈陽：期待與焦躁
　　· 沈撫新城的概念剛剛形成，“沈陽直轄”又一次成為人們的熱門話題。
　　· 作為“共和國的長子”的沈陽，在長期、全面的計劃經濟模式下形成了特有的思維模式，總相信“會哭的孩子有奶吃”。
　　2011年3月，沈陽馬上要直轄的消息，又一次在網上流傳開來。傳言說：未來沈陽直轄市，將包括現在的沈陽市、撫順市和鐵嶺市；直轄市內將不設地級市只設地級區；土地總面積達37 237平方公裏，總人口1200萬人。
　　這一消息，令一些沈陽人興奮不已。直轄話題流傳了這麽久，難道會在沈陽夢想成真？沈陽真的夠格作直轄市嗎？
　　“振興東北”的焦躁
　　2011年5月，中國社科院發布了《2011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沈陽的優勢自然不少，但其劣勢也不容忽視。很多指標也都反映了沈陽綜合競爭力的不足。
　　中國社科院城市競爭力專家倪鵬飛表示，過去5年沈陽不僅在經濟上取得了高速的發展，在各分項競爭力方面也都有所進步。
　　這裏的“過去5年”，也正是各地對直轄市傳言最多最甚之時，而當時任沈陽市市長的陳政高經常說的，也是當時媒體引用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沈陽要成為東北的中心城市！”
　　陳政高認為，每個經濟發達地區都有一個中心城市，那麽，誌在做“中國第四增長極”的東北地區，中心城市將由哪座城市擔當？除了要發展壯大地方經濟，沈陽的首要任務就是建設成東北地區的經濟增長中心，進而成為東北地區的中心城市。
　　中國當時有4個經濟區域，除了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塘之外，就是東北地區。縱觀這些區域的經濟發展，都有一個中心城市帶動。沈陽要想成為東北地區的中心城市，最重要的指標就是經濟的迅猛發展。
　　政府明確表示要將沈陽打造成為東北的中心城市，民間也就有了沈陽將成為直轄市的猜想。
　　首都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辛向陽博士認為，如果將沈陽定位為直轄市，最大優勢之一是可以借助相對的獨立性，形成一套新的市場化遊戲規則；然後以點帶面，輻射整個東北地區；中央將原來分散到幾百個企業中的資金集中於這個直轄市，能為外來投資提供完善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沈陽有沈陽的優勢。在中國東北大城市中，沈陽的重工業基礎最雄厚，最有可能成為中國重工業裝備的基地，而且沈陽市國有企業比較集中；在區位優勢上，沈陽是東北地區的中心城市，且處於東北亞的中心節點，與日本、韓國、俄羅斯和蒙古等國家的許多重要城市均處於等距之內，擁有獨特的區位優勢；在經濟實力上，近幾年來，特別是中央實施東北振興戰略之後，沈陽市GDP年平均增長幅度保持在15％以上，地方財政收入連續多年實現30％以上的增幅，均位居國內副省級城市前列。沈陽有條件通過設立直轄市形成新的市場機制，並對周圍地區發揮輻射帶動作用。
　　從重慶直轄的效應分析，設立直轄市的優勢之一，是可以集中使用政府投資。在國家給予的扶持資金總量不變的前提下，通過結構調整，優先培育一個不可逆的市場化機制尤為重要。有學者建議，沈陽可以優先培育重工業裝備基地。
　　倪鵬飛如今仍認為，未來10年是沈陽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在各方面政策的支持下沈陽會得到更快的發展。
　　擴城，沈陽的“野心”
　　沈陽市多年前的高調擴城，讓很多民間人士猜測，沈陽是否在為“直轄”作戰略準備？
　　如果城區擴大，對於沈陽和沈陽人，對於沈陽周邊的城市，必將產生極大的影響。
　　據2006年10月24日《時代商報》刊載的《沈陽振興面臨雙重任務》一文報道，當時的陳政高認為：如果不能成為東北的中心，沈陽就不可能完成振興的任務。然而，如何才算得上中心城市？要看兩點，一是城市規模和人口規模，二是城市的經濟實力，這兩項指標缺一不可。擴大城市規模對沈陽而言意義重大，只有加快郊區的城市化進程，沈陽才會成為與北京、上海、廣州一樣的中心城市。
　　很明顯，在當時陳政高的心中，城市化的進程應當更快。他認為，一個城市只有5年的機會，機會來了沒有把握住就不會再有機會，沈陽的發展速度和狀態像當年的深圳一樣，然而深圳基本已經定型，沈陽必須抓住現在這個機會。
　　有人大代表說，擴大的沈陽市區，將成為“大沈陽”的載體。為了加速沈陽擴城計劃，市政府將每一個市郊區域都進行了促進城市化改造的部署。
　　難題一大堆，沈陽市的決策者在一道又一道地破解著。
　　不久，沈陽又跳出單獨擴城的圈子，牽手撫順，打造“沈撫新城”，實現更大程度、更大範圍的“擴城”。
　　2007年，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的李克強視察了沈撫兩市相互連接的部分地區。他從推動沿海與腹地互動發展、實現遼寧全面振興的戰略高度，指出推進沈撫同城化發展的客觀條件已經具備，應以兩市的母親河——渾河為中心景觀線，建設沈撫同城化兩大空間載體——渾北生態區和渾南產業區。此次視察講話，標誌著沈撫兩市正式拉開了同城化的歷史序幕。“沈撫新城”的概念就此問世。地處東北城市群核心地域的沈陽、撫順兩個特大型城市的經濟社會日益成為同一單元，漸進演變為巨型中心城市——沈撫大都市區，這就是備受國內外關註的沈撫同城化現象。沈陽市發改委發布的《沈撫同城化戰略構想與前瞻》中有如下的描述：“沈撫同城化可以構築腹地和沿海良性互動的新格局。按照遼寧提出的‘五點一線’和‘遼寧中部城市群’的戰略要求，沈撫同城化有利於在全省腹地打造具有強大輻射力的巨型中心城市，可以帶動遼寧中部城市群，推進‘五點一線’沿海經濟帶的開發建設，促進遼寧乃至東北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
　　沈撫新城的概念剛剛形成，“沈陽直轄”又一次成為人們的熱門話題。
　　對於建立直轄市，沈陽的很多人士認為，成立直轄市不是僅僅滿足一個地方經濟的要求，這裏面有經濟、政治甚至人力等諸多復雜的因素，不僅要符合城市發展的需要，還必須符合國家的宏觀戰略。隨著後來沈陽市新城的崛起，沈陽金融商貿開發區搶占市場先發優勢強勁勢頭的顯現，沈陽也向著東北區域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區的目標步步逼近。
　　沈陽在“十二五”規劃中又提出新的目標，沈陽要建設成為國家中心城市，GDP要跨入“萬億俱樂部”。大約是以這些新提法為依據，所以才有了本文開頭沈陽市要直轄的新話題。
　　相信“雄心勃勃”的沈陽人還會不斷有新的直轄話題。
　　直轄，沈陽的期待
　　沈陽直轄的話題離不開“東北振興”這個大主題。“振興東北”的戰略剛一提上日程，圍繞這個主題，一些問題就被人們不斷提出，沈陽乃至整個東北的某些現象受到人們的廣泛議論：
　　“振興東北”的戰略目標是救活幾個企業還是救活一個地區？
　　是先給錢還是先改革？
　　改革的最佳選擇是企業體制還是行政區劃？
　　地方政府的“重頭戲”是繼續招商引資還是建立法治環境？
　　《財經時報》曾刊載《振興東北方式要變，建議將沈陽升格直轄市》一文分析：作為“共和國的長子”，沈陽的基礎優勢雄厚，但是其長期、全面的計劃經濟帶來的東北地區特有的思維模式，是沈陽改革開放的最大阻力。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在某種意義上被稱為“東北時代”。東北集中了全國最大、最多、最基礎的工業經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一位專家明確指出，凡國有企業集中的地方，經濟就陷入困境。這幾乎是一個規律，也是被實踐證明的問題。對市場經濟而言，這種規律最大的危害是政策隨意、不確定，並成為投資者最大的風險。
　　在2010年全球城市要素環境排名中，沈陽排在第209位，這是投入的排名，而產出的排名只有242位。如果投入和產出成比例的話，沈陽的競爭力排名也應該排在209位左右，甚至更高。專家對此解釋說：沈陽在整合資源方面做得不好，才導致投入和產出不成正比。
　　沈陽作為東北的中心城市，產生上述這些問題的核心就是人們的觀念與思維方式陳舊，不管是“東北振興”還是“沈陽直轄”，都必須要逐一破解這些難題。
　　評點
　　沈陽想做直轄市，更應該徹底解決上述問題。因為一個處在焦躁中的城市，註定是一個靈魂缺失的城市，其直轄之夢更無異於“南柯一夢”。
　　南京：“金陵秋夢”何時休？
　　· 如果在眾多省份中選出一個最能代表中國的樣本省份，江蘇無疑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江蘇具有兼容並包的個性，可以稱為“微縮的中國”。
　　· 江蘇的區域發展極不平衡，其南北差距比整個國家的東西差距還要突出。
　　· 在區域經貿活動上，蘇州、無錫和常熟等市更多地依靠上海，而對省會南京，反而依靠較少，這正是南京的尷尬之處。
　　“撕裂”江蘇的傳聞與臆斷
　　南京，歷史悠久，中國著名的四大古都及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唐代大詩人李白曾有詩詠南京：“地即帝王宅，山為龍虎盤。金陵空壯觀，天塹凈波瀾。”由此可見，作為六朝古都，南京在歷史上的中心地位十分顯要。
　　對於南京直轄，曾任《經濟觀察報》首席記者的仲偉誌頗為關註，他在2003年7月《南京直轄傳聞的背後》的文章中，對南京直轄這種傳聞的幕後新聞進行了透徹的揭示與分析。
　　江蘇省示意圖
　　梳理相關傳聞，內容大致如下：南京升格為直轄市，安徽的馬鞍山和滁州兩市並入南京；無錫、蘇州或者揚州成為江蘇省的新省會，但已經受到縣級市行政級別束縛的昆山劃歸上海市，成為昆山區；蘇北與皖北、魯西南等淮海地區重組為淮海省或徐淮省，省會徐州，並成為國家重點扶持的農業大省。
　　但是，對於南京直轄以及江蘇行政區劃分割的傳聞，當時江蘇省和南京市的官員都給予了斬釘截鐵的否認。
　　一位官員指出，作為中央管理地方的重要手段，行政區劃並不是一個單一的區域面積問題，也不是一個單一的行政體制或經濟體制問題，而是與國體和政體密切相關的系統工程，如此事關重大，國家顯然不會輕舉妄動。
　　仲偉誌為此采訪了很多專家和地方官員。作為江蘇省最著名的宏觀經濟學者之一，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沈立人對此也有耳聞。這位參與過江蘇以及南京諸多重大規劃研究的老人認為，這樣大的變更絕無可能。
　　有人分析，如果在眾多省份中選出一個最能代表中國的樣本省份，江蘇無疑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這不僅體現於歷史中，也表現在現實中。行政上的分分合合，文化上的南北兼匯，經濟上的層次分明，加上豐富的歷史遺產和蓬勃的發展現狀，江蘇具有兼容並包的個性，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堪稱“微縮的中國”。
　　然而，沈立人認為，江蘇的區域發展不是一個完整的版塊，其南北差距比整個國家的東西差距還要突出。在南京直轄傳聞的背後，實際上隱匿著整個江蘇省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許多矛盾，南京、蘇南（蘇錫常）、蘇北、蘇中等地區相互之間，依然存在著行政區劃體制阻滯，盡管長江大橋不斷修建，但基礎設施資源的整合並不能消弭某些矛盾，異地之間產業結構的協調，也很難盡如人意，南北差距仍然會存在且還有進一步加大的趨勢。
　　仲偉誌也認為，如果從這個角度分析，如前所述的南京直轄以及江蘇行政區劃分割的傳聞，似乎不能完全排除其有幾分可能性。因為這些傳聞也是以江蘇省域發展中的基本矛盾為切入點的，傳聞中的分割方式與這些年來江蘇省域發展戰略規劃的變化軌跡也似乎有些“吻合”。
　　“都市圈”的迷惘
　　世紀之交，在城市化步伐驟然加快的形勢之下，江蘇省又推出了南京、徐州、蘇錫常三大都市圈規劃，並提出以蘇南帶動蘇北，協調發展。
　　構建和發展蘇錫常都市圈，是江蘇省實施城市化戰略、整合城鎮群體優勢、促進蘇錫常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對引導和促進蘇錫常都市圈協調發展，提升蘇錫常整體競爭力，增強對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輻射和帶動能力，加快推進全省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仲偉誌曾撰文分析：蘇錫常本來就是上海都市圈的天然組成部分，無論如何規劃都要接受上海的輻射，與上海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可避免。但是這樣的意願在行政壁壘面前屢遭打擊，江蘇難免要自出機杼。
　　作為長江中遊的重要城市，南京市有六朝古都之稱。在近代歷史上，南京也是一個有特殊地位的城市。由於地理因素關系，南京處於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過渡地帶，城市周邊有大量落後地區。就“南京一小時都市圈”來說，南京已經吸附了安徽的馬鞍山、蕪湖、滁州等地，南京的區位優勢明顯。但是，放在整個長三角來看，很長一段時間內，很多人認為南京有被邊緣化的趨勢，上海這個長三角的龍頭已經吸附了蘇錫常地區，自家兄弟蘇錫常的註意力並不在南京。
　　於是，一些研究者認為，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江蘇的行政區劃格局都不盡合理——南京是江蘇西南、安徽東南過渡地帶的省際中心城市，宜直轄而不適合做省會，“南京都市圈”便是一個直轄的最佳模本；以徐州為中心的蘇魯豫皖接壤地區則是呼聲很高的獨立建省單元，現在僅僅依靠一個松散的淮海經濟協作區維系，效能受到影響——這樣的格局無疑使得本應存在的兩個重要輻射源未能獲得釋放，理所當然需要進行調整。
　　時至2011年年初，南京直轄的話題早已陷入沈寂，江蘇省政府工作報告又提出要實現沿海開發新突破，充分發揮沿海城市、港口、岸線、空間資源和政策等優勢，大力發展海洋經濟，推動沿海地區開發開放和跨越發展。同時還提出，培育區域發展新優勢，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與省域主體功能區規劃相結合，加強沿滬寧線、沿江、沿海、沿東隴海線產業帶建設。
　　不難看出，江蘇的區域經濟繼“江”之後，又向“海”延伸了。也有人擔心：南京並不靠海，南京會不會陷入新的尷尬？
　　2011年6月，由國家發改委制定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完成，規劃確定了南京的發展方向：提升南京的長江三角洲兩翼中心城市功能。增強南京金融、科教、商貿物流和旅遊功能，發揮南京在長江中下遊地區承東啟西樞紐城市作用，建設全國重要的現代服務業中心、先進制造業基地和國家創新型城市、區域性的金融和教育文化中心。
　　由此不難看出，不管南京直轄與否，不管上述的目標何時能實現，看來其尷尬不是短時期能消除的。
　　評點
　　事實上，在現代經濟社會，行政區域的劃分並不能完全主宰當地的經濟活動，城市的吸附力並不以行政長官的意誌為轉移，自然形成的經濟圈每天都在發生各種變化。江蘇的蘇州、無錫和常熟等市，人們在思想觀念上更希望與上海融合，早就已經把自己劃入了“大上海經濟圈”；在區域經貿活動上，更多地依靠上海，而較少依靠省會南京。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南京的尷尬之處。
　　按照專家沈立人的分析，無論當初的“三大都市圈”規劃還是後來的沿江開發戰略，社會資源都是以政府權力配置為主，而不是以市場配置為主。很顯然，這是一個綜合改革的問題。現實的情況是，如果尚缺乏經濟與政治相配套的完整運作機制，諸多問題遠遠不是一個“南京直轄”能解決的。
　　南京人希望成為第5個直轄市的這場“金陵秋夢”究竟何時能醒，我們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