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撲朔迷離——困頓中能否突圍？

曾經成就偉大境界的城市不再繼續按照那種比例增長。——（意大利）喬萬尼·波特羅《論城市偉大至尊之因由》

一座城市的資源稟賦、歷史文化、區位特點、引資環境、財政狀況、居民收入、消費水平、福利待遇以及就業情況等諸多要素，無一例外地和這個城市的未來緊密聯系在一起。盡管許多城市都紛紛將城市的改革開放、市政建設、招商引資、旅遊發展、環境改造等與城市競爭力的鍛造和城市品牌的打造緊密結合在一起，但縱觀中國內地城市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路徑，存在著諸多的難題和困惑。

首先是發展定位之困。多年來，很多城市的發展定位存在嚴重的偏差。有的城市很長時間“找不著北”，不知道城市究竟應該走向何方。其次是發展路徑之困。同樣是特區，深圳和汕頭呈現兩種截然相反的發展路徑。還有，同樣是資源型城市，有的能可持續發展，有的卻早已陷入困境。第三是機遇之困。面對同樣的改革開放環境這一政策機遇，有的城市抓住了，有的城市卻痛失良機。第四是GDP之困。隨著城市競爭的激烈化，GDP成為衡量城市競爭水平最權威的經濟指標。要不要GDP，要什麽樣的GDP，如何處理好經濟發展速度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幾乎成為中國城市一道無法破解的難題。
　　其他還有諸如產業之困、文化之困、資源之困、環境之困，等等，不一而足。
　　珠海：失去機遇之痛
　　· 珠海特區成立25周年時，有媒體提出了尖銳而又系統的批判，讓珠海人好不尷尬。
　　· 與深圳同時起步的珠海，居然在珠江三角洲9個地級以上市排名倒數第二！
　　· 多少年來，珠海的城市定位總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
　　· 2010年，正值國務院正式批準實施珠海《橫琴總體發展規劃》一年後，珠海的橫琴開發再一次受到輿論的詰難與批評。
　　· 面對“比特區更特區”的優惠政策，珠海人當然喜不自勝。人們不禁要問：難道這次珠海真的要借此機會超越深圳了嗎？
　　2011年8月初，媒體傳來消息，珠海橫琴新區的政策已正式獲批，國家層面已批復同意珠海橫琴實行比經濟特區更加特殊的優惠政策，並要求加快橫琴開發，構建粵港澳緊密合作新載體。按照獲批的政策，毗鄰港澳的橫琴島相當於一個類似於香港的“自由貿易區”，從境外進入橫琴與生產有關的貨物實行備案管理，給予免稅或保稅，而設在橫琴的企業之間貨物交易將免征增值稅和消費稅。
　　無疑，這是一個“比特區更特區”的優惠政策，珠海人當然喜不自勝。
　　眾所周知，橫琴新區的基石就是港澳珠大橋。2008年，港澳珠大橋經過多年論證後終於塵埃落定。因此，粵港澳三地的深度融合，成為這一年全國“兩會”的熱門話題。
　　這也讓翹首企盼多年的珠海人不禁松了一口氣。作為跨境大橋在內地的唯一落腳點，這座大橋即將給珠海帶來新一輪的發展契機。它將在三地扮演“一國兩制交匯點”、“粵港澳合作結合點”的重要角色。珠海將調整規劃，以便交通、產業布局和旅遊等方面能夠與港澳地區銜接。
　　2009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準實施珠海《橫琴總體發展規劃》。橫琴島的開發，將為珠海在“一國兩制”下深化珠港澳合作，創新合作機制與管理模式，共同打造跨界合作創新區搭建新的平臺。
　　然而就在2010年11月，關於珠海橫琴開發的眾多疑問與困惑，再度受到媒體的關註，公眾也頻頻發出質詢：橫琴究竟想怎麽發展？此次的質詢，讓珠海又一次成為焦點。
　　如果將時間再往前追溯，人們並沒有忘記多年前那一次媒體對珠海的過度關註。
　　2005年9月，珠海市政府請有關媒體和專家進行了一次“紀念珠海經濟特區成立25周年理論研討會”，實際上此次研討會的主旨是“反思珠海”，探討如何迎頭追趕兄弟城市。借此機會，南方有名的報紙《南方都市報》推出珠海經濟特區成立25周年系列報道“反思珠海”，同時與南方網合作推出“反思珠海”專題討論。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一組系列報道在國內引起的強烈反響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
　　失誤的根本原因是什麽？
　　1980年8月26日，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建立經濟特區。30多年來，珠海經濟特區從一個邊陲小鎮，僅有一個紅綠燈一條街道的漁村，發展為今天美麗的海濱城市。
　　作為特區，珠海雖然與深圳同年同月同日生，但由於其區位的劣勢和戰略的失誤，在整個珠三角經濟高速發展的20世紀90年代，卻陷入一種邊緣化狀態，沒有能夠進入主流的經濟發展圈。
　　20世紀90年代，在深圳蒸蒸日上、持續高速發展，大有與珠三角中心城市廣州一爭高下之時，珠海卻在向邊緣化城市滑落，無為在歧路，夢想在仿徨：珠海機場、珠海港、廣珠鐵路、伶仃洋大橋（後來的港澳珠大橋）……這些被稱為珠海“命運工程”的項目，除了顯示珠海人的夢想、追求與自信之外，更讓珠海人歷經了磨難。
　　“珠海只適合養老，不適合創業。”一段時間，這句話竟然成為外界對珠海這座城市的評價。
　　而相鄰特區的深圳人卻無不驕傲地對外宣稱：敢闖是深圳之魂！然而，珠海人還保留著多少特區精神？沖勁和幹勁哪兒去了？
　　與深圳同時起步的珠海，如今已不可與深圳同日而語。比不上深圳，尚情有可原，但2010年，珠海居然在珠江三角洲9個地級以上城市GDP排名中倒數第二，僅比肇慶稍強，始終處於“第三世界”的弱勢位置。這多少也讓人們明白了,為什麽多年來許多企業搬出珠海，向廣州、中山和東莞等城市拓展的原因。
　　在“反思珠海”專題討論中，珠海市的領導層有人自我反思：先天條件與深圳比是顯得單薄和不足，但闖勁不夠才是關鍵。
　　城市定位多變，發展主題模糊
　　“珠海‘東莞’化，城市工業化並非上策，有損珠海海濱旅遊城市的形象。”
　　“珠海經濟總量不足，新型工業化是珠海不二的選擇。”
　　2005年8月31日，在“紀念珠海經濟特區成立25周年理論研討會”上，關於珠海城市定位和產業選擇的爭論再起。
　　事實上爭論一直存在，從來沒有一個結論。多少年來，珠海的城市定位幾經修改，與此依存的產業定位也常常是左右搖擺。在這個過程中，值得思考的問題的確很多，其中之一便是產業政策的延續性，企業一直缺乏穩定、高效、低成本的經商環境，導致珠海的產業沒有做大做強。
　　《南方都市報》2005年9月的一篇報道《珠海25年來五易城市發展定位支柱產業發展曲折》分析：珠海的城市定位多變，政策難以延續，20多年來多次改變城市發展定位，與此依存的產業發展道路曲折。
　　第一次定位：1980年，港澳客人的旅遊區。在此期間，“三來一補”企業與深圳同時起步。
　　特區創立之初，引進“三來一補”加工企業給了珠海最初的發展機會，這是珠海小漁村發展為城市的起步階段。
　　1980年，經濟仍以傳統農漁業為主的珠海“敢為天下先”，將自己定位為“建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相結合的出口商品基地，成為吸引港澳客人的旅遊區，新型邊防城市”。那幾年珠海的旅遊業獲得較大發展。
　　在發展旅遊業的同時，珠海很快意識到，真正能幫珠海走上富裕之路的，還是工業制造。珠海的外向型經濟就是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起步的。
　　第二次定位：1984年，海濱工業商貿城市。這個階段工業高速度發展但地緣劣勢漸顯。
　　1984年1月，珠海市謀劃轉型，提出“海濱工業商貿城市，以工業為主，兼營農漁牧業、旅遊業、商業，綜合發展”的新方針，並制定“外引內聯與自辦相結合，以外引為主”的工業發展思路。
　　但此時,珠海的發展受到交通不便的嚴重制約。珠海前市委書記梁廣大對此有切膚之痛，他曾感慨：運一個集裝箱從珠海到香港要3000多元，而從深圳到香港只要1000多元，香港是經濟發達的國際都市，但因為交通相對便捷，香港的影響很快輻射到深圳、東莞，珠海發展節奏則慢了半拍。
　　第三次定位：1990年，海濱旅遊城市。此階段，珠海高度重視環保和高科技產業，卻失去了首次產業大轉移的大好機遇。
　　珠海在產業選擇上過早地拋棄了傳統制造業，和第一次產業轉型的重要發展機遇失之交臂。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珠三角其他城市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珠海選擇了“花園式海濱工業商貿城市或高科技城市”的定位。
　　1992年的首次“科技重獎”之後，珠海把發展高新技術企業和技術含量高的企業作為重點，嚴格限制興辦低附加值高成本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利用重獎效應積極引導和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珠海錯過“三來一補”加工業發展的原始積累階段，追求跨越式發展，結果造成了珠海工業競爭力整體弱化，工業化進程落後於周邊地區。
　　第四次定位：2000年，三基地一中心。在此期間，珠海由於諸多企業規模過小影響了整體經濟的發展。
　　2000年，珠海確立了珠海“三基地一中心”的城市定位。“把珠海建設成為以信息技術為龍頭的高新技術產業基地、有較強吸引力的產學研基地、高附加值的產品出口創匯基地，成為有較強輻射力和吸引力、環境優美、經濟繁榮、秩序優良、文明富庶的現代化區域性中心城市”，這一定位似乎給了珠海一定的活力和轉機——資源初步得到了整合，生產要素得到了比較有效的配置。但珠海大中小型工業企業之間的關聯性差，缺少分工協作，缺少共生的利益土壤。
　　第五次定位：2003年，珠三角中心城市之一。此時珠海盡管聚集效應初顯，但園區產業協調不夠的矛盾凸現。
　　2003年1月，珠海市在遵循“三基地一中心”的城市定位基礎上又提出“工業西進、城市西拓”戰略。“兩西戰略”的推進，改變了整體經濟格局不平衡的局面。2003年以來，珠海全市工業總產值突破千億元大關，結構發生重大調整，重工業首次超過輕工業，西部地區成為工業發展龍頭，產業聚集效應和輻射帶動作用開始顯現。石化產業，在PTA、長興化工、聯成化學等一批石化項目形成的龍頭牽引下，恒基達鑫、美國氣體等一批配套項目集聚珠海。
　　2003年，珠海市新的總體規劃獲國務院批準，珠海被定位為“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東南沿海重要的風景旅遊城市”。2004年，珠海市高新技術產品產值比上年增長30％。然而，2005年上半年珠海工業增長回落，工業增加值率下降。工業增加值率低，恰恰反映出珠海工業的結構特點，那就是外向度高，民營工業發展相對落後。
　　一個城市如果沒有準確定位，就會導致發展戰略目標的缺失。多少年來，珠海的城市定位這種“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變化，固然反映出珠海的決策者孜孜以求、不斷探尋最適合自己的城市定位和產業選擇的良苦用心，但形勢的發展，讓珠海的這些良苦用心付諸東流。城市定位應該是一個需要動態把握的過程，如果把握不好，很可能會自亂陣腳。
　　長期尷尬的珠澳合作
　　除了定位失誤之外，“珠澳合作”長期無所建樹、“找不著北”也是珠海發展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深圳的發展依托於香港，然而，珠海很長時間內卻似乎無法依托於澳門。
　　顯然，與深圳背靠香港相比，珠海背靠的澳門這座靠山“不硬”。大多數珠海人也認為，珠海發展不如深圳，就是因為深圳靠著香港這棵大樹，這當然讓急於發展的珠海人“看在眼裏，急在心裏”。
　　珠海頗具大手筆的戰略長期陷入尷尬境地。盡管早在1997年12月30日伶仃洋大橋項目就獲得了國務院批準立項，但大橋長期沒有動工，直至2008年的港澳珠大橋建設規劃獲得國務院批準，珠海人才真正“松了一口氣”。
　　珠澳合作之路可謂“歷經風雨方見彩虹”。1999年澳門回歸前，珠海為迎接澳門回歸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是很長一段時間內，兩地政府為主導的合作很難在同一個平臺上協調。澳門回歸後，兩地的合作也是始終處於不冷不熱的尷尬境地。
　　進入2009年，隨著珠三角規劃綱要的獲批，珠澳合作開始有了新的動作。《澳門日報》2009年4月15日在頭條刊發報道，時任珠海市委書記甘霖在澳門表示，“珠澳同城化”勢在必行，兩地政府已就共同發展取得四點重要共識：基建對接、通關便利化、產業合作、服務一體化。澳門特區政府則認為，珠澳兩地不存在任何矛盾，珠海好，澳門也好。
　　這一次，圍繞“珠澳同城化”的發展策略，珠海市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取得重要共識，並總結出四個主要方向：第一，加快兩地的基建對接，尤其是跨境交通基建的對接，全力發展以口岸為主要站點的交通網絡；第二，通關便利化；第三，加強產業合作，尤其在現有的旅遊合作基礎上拓展休閑旅遊，爭取更大的合作空間；第四，因未來可能會有更多澳門居民頻繁往來兩地，居民需要的社會服務如衛生醫療、教育等，必然要朝著一體化的方向發展。
　　2009年6月24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將橫琴島納入珠海經濟特區範圍，對口岸設置和通關制度實行分線管理。要逐步把橫琴建設成為“一國兩制”下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
　　至此，珠澳合作才真正翻開了新的一頁。如此看來，盡管珠澳同城化將是推動兩地緊密合作的發展方向，但是誰也不會否認，珠澳合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命運工程時乖命蹇
　　珠海的“命運工程”受到詬病最多的當屬珠海機場。
　　1995年5月30日，珠海機場正式通航。珠海機場耗資69億元，卻沒有給珠海帶來相應的收益，反而給政府背上沈重的包袱，當時僅基建拖欠的債務就達17億元。成為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反面教材，經常被引為“前車之鑒”。
　　機場受人議論與詬病最多的，就是其不合時宜的“超前大躍進”。整個機場，從候機樓到跑道，全部超出了最初的規劃。候機樓原本設計僅為25萬平方米，隨著施工進展，近乎瘋狂地擴大，跑道長度達到4000米，竣工時候機樓已經達到928萬平方米，幾乎達到規劃面積的4倍。事實上，機場修建好了，到周邊城市的快速通道卻沒有打通。周邊客源進來的道路不太通暢，嚴重制約了珠海機場的生存與發展。
　　珠海建機場的積極性，大約是受了深圳機場的激勵和影響。和珠海機場一樣，深圳機場在興建之初也有人指責其“沒有必要”，但由於深圳機場自身發展十分順利，很快成為內地第4大航空港，用事實堵住了批評者之口。而珠海機場就沒有這麽幸運了，因為在珠江三角洲2萬多平方公裏的範圍內，3000多萬人口，竟有香港、廣州、深圳、珠海、澳門5座國際機場，加上佛山、惠州2座軍民兩用機場，明顯存在重復建設的問題。
　　轉機在2006年來臨，珠海機場與香港機場合作獲得國家民航總局、商務部、廣東省政府批準，正式進入合作實施階段。香港機場租用珠海機場的設施，租金低至每年2億元左右，租賃管理的時間為20年。之後，香港機場將考慮入股珠海機場，最終解決珠海機場自身的歷史遺留問題。
　　除了珠海機場外，還有其他一些如港口、碼頭等重大交通基礎設施等“命運工程”也是長期難有大的起色。
　　由於珠海很早就提出了“大港口、大工業、大發展，大繁榮”的戰略，所以“命運工程”一詞幾乎貫穿於珠海的整個20世紀90年代，成為那個時代珠海人提及最多的詞匯之一。關於“命運工程”的含義，最初指整個珠海西區開發戰略，但後來民間常常用來表示的，只是那幾個主要的基礎設施項目，包括伶仃洋大橋、珠海港、珠海機場、廣珠高速公路、廣珠鐵路等。珠海人認為這些項目決定了這座城市能否實現自己的現代化之夢，所以被認為“性命攸關”。
　　這些工程大都由於這樣和那樣的原因，要麽論證歷經曲折，要麽上馬後進展緩慢，要麽飽受非議。批評者則認為這其中不少項目是珠海如今債臺高築的主要原因，不僅拖慢了珠海的經濟發展進程，也是珠海人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
　　還有，珠海的會展經濟也是“起了個大早，卻沒有趕上晚集”。如今，廣州、深圳、東莞已經成為國內會展業的核心城市和重要城市，珠海卻淪為“被會展業遺忘的角落”。
　　希望的彩虹能否照進現實？
　　2009年初，轉機終於到來。國務院正式批復出臺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對珠海進行了明確的定位：珠海要充分發揮經濟特區和區位優勢，盡快形成珠江口西岸交通樞紐，增強高端要素聚集發展功能和創新發展能力，建成現代化區域中心城市和生態文明的新特區，爭創科學發展示範市。
　　《廣東省重點建設項目計劃(草案)》顯示，“港珠澳大橋”工程包括主體工程近30公裏、連接線和口岸工程，估算總投資726億元。“港珠澳大橋”經過多年論證後塵埃落定，珠海又面臨著一次難逢的機會。
　　備受關註的珠海橫琴島的開發在歷經一波三折之後也迎來曙光。珠海市有關方面透露，橫琴新區計劃在一國兩制下，試行三種制度的管治模式。當《橫琴總體發展規劃》獲國務院批準後，有媒體為之造勢，各種溢美之詞充斥著媒體版面，諸如“國家級新區”、“中國未來30年改革開放的新引擎”、“後來居上”、“首期投資1000億”，等等，甚至發出令人產生無限遐想的追問：橫琴和深圳，誰將是珠三角未來的金融高地？其氣勢大有和深圳一爭高下的意思。
　　人們不禁要問：這次珠海真的要借此機會超越深圳了嗎？
　　評點
　　事實上，珠海橫琴島至今仍處在一個未開發的原生態狀態，與當初媒體的熱炒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與人們的想象更是相去甚遠。它的功能定位和產業定位、投資安排、引資節奏以及與澳門政府的對接等，都存在諸多的困惑。
　　珠海能否在不遠的將來成為珠江西岸“新的深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粵港澳合作新模式如何探索？珠海橫琴開發需要解決的最突出的矛盾是什麽？珠海的特區之路究竟將走向何方？國家給予橫琴新區“比特區還要特區”的政策效應究竟會怎樣顯現？
　　這一切仍將會受到舉世關註。
　　汕頭：被遺忘的特區
　　· 汕頭是座曾經盛極一時的城市，曾被恩格斯贊為“中國唯一具有商業意義的口岸”。
　　· 改革開放後，汕頭一次又一次，被蒙上不光彩的陰影——瘋狂的走私、肆無忌憚的騙稅、明目張膽的制假販假、陰魂不散的六合彩、醜陋的南華大火……
　　· 當外來人才在深圳、東莞等地大展拳腳、促進當地實現經濟騰飛時，汕頭不僅沒有吸引更多的外來人才，反而有大量原先在汕頭的人才選擇了離開。
　　· 近十幾年來，汕頭三位主政官員都是來自深圳特區，這是意味深長的任命。
　　早在1858年，恩格斯在《俄羅斯在遠東的成功》一文中稱“汕頭是中國唯一具有商業意義的口岸”。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對中國汕頭如此關註，足見當年的汕頭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地位。
　　輝煌與淪落
　　“唯一具有商業意義的口岸”這句話代表了汕頭這座城市在19世紀後半葉的成功。在恩格斯寫下這句話的3年後，即1861年，汕頭成為對外通商口岸，8個國家在此設立領事館，商業一時繁華。
　　20世紀末，這座城市再次迎來了它的輝煌。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汕頭作為廣東省第二大城市，成為當時全國四個經濟特區之一，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肩負歷史重任，扮演推動中國崛起的領頭羊的角色。中央給予“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擴大財政、計劃、外貿、金融、物資、勞動工資和物價等方面的自主權。此時，汕頭確實獲得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
　　然而，在今天中國一日千裏的高速發展進程中，其他特區城市早已迅速崛起，就連很多昔日不起眼的草根城市，汕頭都已經望塵莫及了。這座位居粵東、在未設特區前曾是廣東省僅次於廣州的第二大城市，在改革開放後已經淪落為一個普通的城市。
　　汕頭，在一個本應大有作為的偉大時代，在改革前沿的風雲際會裏，似乎被人們遺忘了，筆者曾在周圍朋友圈子裏問過這麽一個問題：“中國有哪幾個特區？”被遺忘最多的就是汕頭。
　　2008年8月，一篇題為《落魄的特區，破敗的汕頭》的網文成為天涯、百度貼吧裏面熱傳的文章。名為“琴臺知音”的網友在文章中歷數汕頭的種種不是後作出結論：“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政府行政體制改革創新，無論是過去——哪怕是曾經‘瘋狂’輝煌的過去，還是依舊沈悶的現在，作為特區的汕頭，都是失語者，貢獻乏善可陳。不必諱言，汕頭，作為特區，無疑是失敗的！”
　　誰被遺忘誰就會被拋棄，就會淪落，這是鐵的定律。
　　汕頭的淪落在於其信用的垮塌。2001年4月，汕頭騙稅案爆發，被當地奉為“神明”的知名人物、全國人大代表張桂溪“落馬”了，這對汕頭來說絕對算是不小的“地震”了。就在這一年的6月，以尖銳批評報道聞名國內的《南方周末》刊發了一篇題為《逃稅騙稅喪失信用，汕頭經濟發展嚴重受阻》的文章，該文用醒目的標題，大幅的版面篇幅，深層次地揭露汕頭信用喪失、經濟出現巨大滑坡的原因。迅速蛻化成瘋狂騙稅大案主角的張桂溪“落馬”，猶如多米諾骨牌被推倒，汕頭的信用問題總爆發，成為人們關註的問題。
　　人們總結了汕頭信用缺失的幾大問題。首先是騙稅案頻繁；其次是制假成風，售假泛濫，使“潮貨”在國內已出現嚴重的信用危機；再次是六合彩泛濫成災，使汕頭世風日下，社會環境深受毒害。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數據是，汕頭因參與“六合彩”賭博而被刮走的民間資金竟然高達上百億元。
　　信用的缺失導致了當地經濟的萎縮。由於不講信用，據說全國曾有18個地區向所屬企業發出通知，提出不和汕頭做生意。
　　市場經濟秩序混亂，信用也失去了，經濟發展就會受到影響。汕頭經濟發展不僅已落後於珠江三角洲，有一些指標甚至也落後於全省的平均水平。
　　市場的反擊是迅速而殘酷的。信用問題毫無疑問地影響到企業的經營。汕頭市政府的信用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毫無疑問，這是這座城市多年來不規範發展所必然要付出的代價。
　　新華社記者吳亮當時在題為《誠信是經濟發展之本》的新華時評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潮汕人被公認為‘最會做生意’，一代代潮汕人的努力，建立起了誠實守信的良好形象。然而今天的潮汕人，卻栽在了不講誠信上。”
　　汕頭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認說：“汕頭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獨特的潮汕文化與汕頭人
　　面對汕頭的局面，不少人產生這樣的疑問：為什麽汕頭發展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有人認為，汕頭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文化氛圍，以及政府部分官員由指導思想的偏差帶來的腐敗，導致了這樣的局面。
　　作為潮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汕頭人至今依然保持著很強的“潮汕人”的群體認同感。這一點使人際關系成為潮汕人最為重要的感情紐帶。重視人際關系的另外一個結果是，不少企業和各級政府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正因為如此，才導致汕頭的地方保護主義盛行，人情風、裙帶關系猖獗，助長了犯罪行為的發生。
　　汕頭素享“樓船萬國”、“百載商埠”之美譽。潮汕人向來以“省尾國角”自嘲。潮汕平原三面環山，一面向海，連綿的山脈隔斷了潮汕人和內陸的聯系，長期以來潮汕的陸上交通極為不便，與內陸的聯系被阻隔，但海路卻是暢通的。狹窄的潮汕平原土地稀缺、物質匱乏，再加上歷代不斷有移民湧入，更加重了地少人多的局面，於是潮汕人只好向海上發展，以海為田，在海上與人互通有無。這也造就了潮汕人獨特的海洋觀念和商業意識。另一方面，從秦朝時的遠征軍官兵的留守到魏晉後中原士族的避難，再到南宋末期軍臣的定居，中原文化不斷被帶入並與當地文化融合。當中原等地的文化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的時候，這裏由於與內陸的聯系太少而仍然保留著最為完整的古代中原文化。
　　廣東省示意圖
　　既有開放的海洋意識，又保留著完整的古代中原文化——在外人看來，潮汕人是一個獨特而矛盾的群體。在這種矛盾中，潮汕人積極的一面和不足的一面都對潮汕經濟發生著深刻的影響。
　　潮汕人被譽為“東方猶太人”。猶太人善於經商是舉世聞名的，潮汕人經商理念根深蒂固、生意頭腦十分靈活也是有歷史傳承的。潮汕是開放的，早在唐宋時期已有潮汕人到東南亞謀生，到了明清時期，當其他地方沈浸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一再走向封閉時，潮人的紅頭船卻遍布東南亞。正因為潮汕海上貿易的活躍，也才有了恩格斯那句對於汕頭的評價。至今，潮汕地區已經形成了“本土一千萬，海外一千萬”的人口陣勢，從遍布海內外各地大大小小幾千家潮汕會館中，你就能感受到幾乎無所不至的潮汕人的足跡，所以有歌曲唱道：“凡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
　　的確，潮汕人是個“獨特而矛盾的群體”。潮汕人善於經商，市場意識濃厚，在他們四處闖蕩開放經商的背後，又表現出很封閉的一面。潮汕人走到哪裏都很容易抱成團，形成他們的一個生活圈子，而這個圈子是非潮汕人很難進入的。而抱團精神,也被認為是潮商走向輝煌十分重要的原因。潮汕人在外地只要碰到有講潮汕話的人跟外人打架，不管認不認識，也不問青紅皂白，都會上去幫忙。潮汕人的骨子裏還有一種“排外”情結，他們瞧不起外人，從心理上排擠外人。一位從外地到汕頭工作的出租車司機講：不管我在這裏待多久，他們都不會把我當成潮汕人中的一員。這種排外性的存在，使得外地人很少能真正在汕頭立足。當深圳、東莞等地借助外來人才的力量實現經濟騰飛時，汕頭不僅沒有吸引到更多的外來人才，反而有大量原先在汕頭的人才選擇了離開。
　　汕頭一位網友在回顧汕頭輝煌的歷史時感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近代汕頭的繁榮，得益於被贊譽為“海濱鄒魯”的大潮州悠久的歷史、燦爛而獨特的傳統文化。潮州人刻苦勤勞、百折不撓的優良傳統，打造了冒險開拓、誠實守信的商業文化精神，培育了重商、崇商的價值取向。憑借被稱為“東方的猶太人”的商業奇才和智慧、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對外開放的先機，成就了近代史上的輝煌。
　　汕頭的落後甚至被遺忘，是源於文化之衰。汕頭，在繼承潮汕文化精華的同時，也沿襲了其糟粕，潮汕人目光短淺、故步自封、盲目排外等思維特性也得以保留。
　　汕頭未來的“生命工程”是什麽？
　　2001年3月底，李統書從深圳調任汕頭市委書記，應該說這是一項頗為意味深長的任命。
　　李統書在深圳工作19年，調任前是深圳市市委副書記。深圳和汕頭同為經濟特區，然而，深圳始終保持了驚人的發展速度，而汕頭則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逐漸落伍。調李統書任職汕頭，顯然有借助深圳的經驗、在汕頭發展的關鍵時期發揮作用的考慮。
　　果不其然，李統書上任一月之後，即與汕頭市市長一起，攜市委、市政府、市直主要職能部門及各區縣主要負責人前往深圳考察，回來後很快提出“向深圳學習”的口號。
　　李統書說：汕頭要審時度勢，知落後而後勇，發憤圖強，進行二次創業，奮力拼搏，急起直追，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再創汕頭輝煌。李統書在他任期內始終強調：重塑信用、優化投資環境是汕頭的生命線。李統書上任後還對汕頭的未來發展進行了新的定位：新的決策要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整合區域資源，優化產業布局，建立粵東中心城市。
　　汕頭的“生命工程”是什麽？毫無疑問，還是信用。李統書主政汕頭的時間並不長，所幸的是，“打造信用汕頭、重振汕頭經濟”作為一種理念開始根植進了汕頭人的心中。用官方的說法，這是未來汕頭的“生命工程”。
　　知恥而後勇。面對競爭、面對挑戰、面對落後，汕頭後來繼任的主政官員決心下更大的工夫趕超先進，用更加超前的思路和氣魄、更加超常的力度和措施來抓發展。
　　於是，在2007年，一個著眼於科學發展、謀劃長遠的《汕頭市“十年大發展”戰略規劃綱要》正式出臺，其總體思路是把汕頭建成粵東閩西南贛東南經濟協作區重要中心城市。
　　“十年大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性奮鬥目標，即“三年打基礎”(2007—2009年)，“五年大變化”(2007—2011年)，“十年大發展”(2007—2016年)。
　　“三年打基礎”，就是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以規劃建設東部城市經濟帶、工業經濟帶和生態經濟帶為龍頭，組織實施韓江河口整治規劃等一批重大項目，重點打好基礎設施、產業發展和社會環境三大基礎，經濟發展速度接近全省平均水平。
　　“五年大變化”，就是到2011年，汕頭全市生產總值達到1400億元以上，年均增長14％以上，力爭人均生產總值達到27500元，比2005年翻一番。
　　汕頭市政府最大膽的決策就是打造“三條經濟帶”，即東部城市經濟帶、臨港工業經濟帶、綠色生態經濟帶。汕頭處在珠三角、閩三角中間地帶，按照“三條經濟帶”的規劃和發展，汕頭將不僅是粵東區域性中心城市，而且應該發展成海峽經濟圈的中心城市之一，作為廣東省參與海峽經濟圈建設的“橋頭堡”。
　　經過10年的努力奮鬥，汕頭將全面建成在泛珠三角區域、海峽兩岸經濟圈中發揮重要影響的現代化港口城市、區域性中心城市、生態型海濱城市，成為聚集輻射功能強大的粵東城鎮群中心。
　　這一規劃吹響了汕頭大發展和崛起的號角，支撐汕頭崛起的三大經濟帶構想不斷獲得重大進展。時任汕頭市委書記黃誌光表示：“汕頭出現了良好的發展勢頭，汕頭一定會崛起。”
　　2007年，汕頭GDP增速為1999年以來最快，2010年GDP達1203253億元，增長137％，增速高於全省。
　　回首汕頭經濟特區走過的歷程，汕頭人清醒地認識到：與其他特區和先進地區相比，汕頭特區思想觀念一度保守，開放步伐曾經放緩，開放力度日漸式微，導致率先開放的優勢喪失。究其原因，歸根到底就在於特區意識淡薄、缺乏世界眼光、戰略思維滯後，錯失了發展的最佳歷史機遇。
　　2010年5月，李鋒從深圳市副市長的位置，調任汕頭市委書記。他是繼李統書、黃誌光後，第三位從深圳調往汕頭的主政官員。媒體評述，這又是一次意味深長的任命。
　　2011年4月初，國務院正式批復同意將汕頭經濟特區範圍擴大到汕頭全市，從2011年5月1日起正式實施。對此，有汕頭人充滿了希望地說：“30年特區小範圍小打小鬧沒搞好，現在特區範圍擴大了，希望汕頭能以寬眼界、大規劃、大開放的手筆踏踏實實地做好新發展！”
　　可以說，今天的汕頭又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新階段。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汕頭人開始探尋汕頭發展的新優勢。如今，幾乎所有的汕頭人都堅信，汕頭必將重新在廣東、在中國、在世界樹立起新的形象。
　　評點
　　汕頭人應該從正反兩方面經驗中吸取教訓，必須努力喚醒和增強特區意識，把深化汕頭的改革開放置於全國全方位開放的大格局中去重新審視，置於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中去分析思考，不斷拓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並穩健務實地推進。唯有如此，汕頭的全面振興和重新崛起才能成為可能。
　　海口：“吊著臘肉吃白飯”？
　　· 有人問：“海南最知名的是什麽？”答曰：“南霸天。”
　　· 20世紀90年代，海口教訓慘痛，很多企業在宏觀調控一開始便受到了致命的沖擊，企業的大面積死亡，使得海口經濟的復蘇成為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
　　· 當杭州和成都為爭“休閑之都”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海口卻在袖手旁觀。
　　· 如此天生麗質、如此優越的旅遊資源，海口乃至海南還能繼續忽視它們麽？
　　一次，我們組織的一個記者團赴海南采訪，途中談到各地的風物特產，《深圳特區報》的一名記者是海南人，他問大家：“你們說我們海南最知名的是什麽？”大家面面相覷。一位女記者說：“最知名的莫過於南霸天。”盡管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在座的人卻也十分認同她的說法。
　　20世紀50、60年代出生的人大都是通過電影《紅色娘子軍》才知道中國有個海南島，海南島上有座五指山，有條萬泉河，有著迷人的熱帶風光。
　　天生麗質難自棄
　　眾所周知，海南島是中國的第二大島，四面環海，海岸線曲折綿長，港灣眾多。海口地處海南島北部，與雷州半島隔海相望，自古以來就是進出海南的客貨運輸中心和海南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是海南島航運史上最早的漁、商港，素有“瓊州門戶”之美稱。
　　據史書記載，海口港舊稱白沙津，遠在北宋時期就是海南島最大的貿易港口。清鹹豐八年海南島示意圖
　　（1858年），據《天津條約》辟瓊州海口為通商口岸。光緒二年（1876年）設洋人海關——瓊海關，海口港淪為帝國主義國家傾銷商品的場地及掠奪瓊州農副產品的中轉站。1962年，經國務院批準，海口港成為對外開放口岸，海口成為海南和外界聯系的主要橋梁。
　　1988年4月，經中央批準，原隸屬廣東省的海南行政區撤區建省，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由此宣告成立。地處南疆的海南島開始了大發展的歷程，海口也迎來了大批新特區的建設者。
　　美國一媒體得悉海南的優惠政策後發表評論：如能夠認真兌現的話，確實是破天荒的最特別的政策。當時韓國、新加坡、泰國的一些高級官員也認為，那個時候是到中國投資的大好時機，而投資最理想的地方就是海南島。
　　“中國最大的特區”、“特殊優惠政策”、“最佳的投資環境”，等等，當時這些頻繁出現於新聞媒體的醒目字眼強烈吸引和打動著國內外的投資者。
　　於是，數以千計的外商如過江之鯽，湧向海南島進行投資考察，有的當即就決定在海南島投資建廠辦企業，他們攜帶巨資來到海南，紛紛摩拳擦掌，立誌要在這個全中國最大的特區轟轟烈烈幹一番事業。
　　然而，中國房地產的大“泡沫”莫過於海南島。過分的投機、過熱的炒作、畸形的投資幾乎將海南島的經濟葬送，致使海南的經濟多年緩不過氣來。
　　資金過分集中於房地產業，嚴重抑制了其他產業的發展，這是房地產熱帶給海南的最大不幸（後來，雖然海口伴隨著全國的地產“高燒”一起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但隨著國家近年來越來越緊的調控政策，海口的經濟增速放緩）。
　　很多企業在1993年的那一次宏觀調控開始後受到了致命沖擊，企業大面積死亡，使得海口經濟的復蘇成為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
　　盡管海口有海南航空公司這樣十分成功的股份制企業，但是也出現了“瓊民源”這樣在海南創造過“輝煌”和“神話”的短命企業。盡管“瓊民源”早已經退出公眾的視野，但它給海南乃至中國證券市場帶來的印記卻是永遠難以抹去的。
　　能否打好“休閑”這張牌？
　　當杭州和成都為爭“休閑之都”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海口似乎在袖手旁觀。
　　海口人不應該不明白，如今整個世界的休閑經濟已經呈現噴薄之勢，海口的條件即使不能說遠勝杭州和成都，但至少是特色鮮明，足以與它們媲美。
　　海南以其明媚的陽光、湛藍的海水和潔白的沙灘吸引了國內外眾多遊客，凡是到過海南的人，無不為其所折服。就海濱的風光和其他條件來說，國內任何地方都無法同海南相比。就資源品位而言，海南的海濱風光相比美國的夏威夷、印尼的巴厘島、泰國的芭堤雅、澳大利亞的黃金海岸一點也不遜色，並且旅遊資源更多、自然條件更好，因而有“不是夏威夷，勝似夏威夷”之說。迷人的海灘景致是海南發展旅遊業的最大資本。
　　海南另一最有特色的旅遊資源（也是第二大旅遊資源）是其豐富的熱帶植物。作為國內唯一地處熱帶的海島，典型的熱帶氣候給了這裏的植物最佳的生長條件，眾多的橡膠園、挺拔的椰樹、修長的檳榔樹、嬌艷繁多的熱帶花卉、散發濃香的熱帶水果園……構成一幅獨特的熱帶風光。尤其珍貴的是，海南還擁有被國際旅遊組織評定為A級的尖峰嶺熱帶原始森林、五指山原始次森林帶，以及全世界獨有的青皮林、紅樹林。這些熱帶植物資源不但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而且也具有極高的經濟價值和科研價值。
　　海南還有一個重要的旅遊資源就是溫泉，已發現的有30多處。海南的多數溫泉礦化度低、溫度高、水量大、水質佳，大多數屬治療性溫泉，且溫泉所在區域景色宜人。
　　海南作為一個多民族聚居的省份，由於長期以來的孤懸海外，與中原經濟文化的聯系經常中斷，島上居民與內陸的聯系和交往受到諸多限制，因而其民族文化、風俗習慣等保留得更為原始。特別是島內的少數民族——黎族，與內陸其他少數民族有巨大差異。其特有的文化習俗很吸引人，如：高架於山中、屋頂形似船篷的住房——船形屋，造型別致，風格獨特；黎族婦女所穿的筒裙，圖案花紋精美，完全為自己所織繡；以烤竹筒飯、山蘭玉液為特點的傳統飲食，風味俱佳；另外還有作為男女社交活動與婚戀媒介的黎族歌舞，以及傳統的節日“三月三”，自制的土樂器演奏等，都具有獨特的旅遊觀光價值。
　　作為當今最有前景的產業，中國的許多城市已經把發展休閑產業和旅遊業結合起來，拉動經濟增長。2006年，世界休閑博覽會在杭州舉辦，杭州已經提出打造東方“休閑之都”的口號；而成都號稱自己是一個“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濃郁的悠閑人文氣息給成都增添了特有的魅力，使其成為中國西部中心城市。
　　然而，制約海南和海口休閑產業發展的有如下幾大問題：第一，在休閑理論上，未對休閑產業做系統的產業分析研究，並邀請國內外休閑領域的專家學者加入，先期研究休閑產業發展的趨勢和內在成因，探討海口發展休閑產業的前景和路徑，從理論上挖掘海口休閑產業的資源和整合利用前景，充分研究休閑經濟在拉動城市發展、提高經濟活力等眾多方面的作用。第二，在休閑產業的規劃上，沒有提出鮮明的“休閑之都”的城市定位，缺乏科學統一的旅遊規劃和清晰的休閑產業規劃，難以實現資源與旅遊產業的有效整合。休閑產業發展處於自發性、散點式狀態，商業形態單一落伍，零售商業主要以購物為主導，不符合旅遊、休閑度假的消費需求。第三，基礎設施薄弱。未將休閑產業和旅遊、房地產、會展、商貿、舊城改造、濱海地區等開發結合起來，推進海口的交通、公共設施的基礎建設，擴大海口旅遊的內涵和外延，並打造出城市新的形象。第四，沒有借助博鰲論壇的影響力，舉辦“中國休閑產業論壇”，邀請世界級的休閑產業研究專家、學者共同探討中國的休閑經濟和海口發展休閑產業的計劃及構想。曾有網友提議設立永久性的“國際休閑論壇”，在每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之後舉行，每年根據主題邀請世界上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和地區參加，借此平臺探討中國城市雙邊、多邊合作的機制和機遇，突出海口在中國休閑城市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第五，從休閑設施上看，海口也缺少一批高檔次、集約化、有特色的休閑商業設施，高質量的旅遊產品種類較少，缺乏轟動性、高知名度的旅遊產品和項目。一直以來，海口也沒有利用得天獨厚的條件建設海洋主題公園。
　　上述這些都成為海口乃至海南長期的軟肋。要打好旅遊和休閑這張牌，海口乃至整個海南必須要解決以上這些問題。
　　2010年6月，《關於推進海南國際旅遊島規劃綱要》獲國務院批準，海南建設國際旅遊島上升為國家戰略，並明確了海南國際旅遊島的戰略定位、發展目標，即中國旅遊業改革創新的試驗區，世界一流的海島休閑度假旅遊目的地，全國生態文明建設示範區，國際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南海資源開發和服務基地，國家熱帶現代農業基地。
　　2011年初，海南的“十二五”規劃出臺。“十二五”期間，海口將加快建設世界一流的海島休閑度假旅遊目的地，一批高端旅遊項目正抓緊推進。上述諸多難題，海南開始逐一破解。
　　2011年下半年，隨著海南“離島免稅”政策的啟動，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提速。無疑，海南又迎來了一次新機遇，但願海口不要再次痛失良機！
　　評點
　　無疑，海南極具稀缺性的熱帶濱海旅遊資源和淳樸的民俗風情，相比於國內其他城市，可謂獨領風騷。如此天生麗質、如此優越的旅遊資源和發展休閑經濟的條件，海口乃至海南很長時間以來卻把它忽視了，讓很多人看來，這簡直就是“吊著臘肉吃白飯”，不能不令人遺憾。
　　十堰：你被誰拋棄？
　　· 招商局的一位主要負責人曾勸阻前來考察的投資商不要盲目到十堰市投資，因為他也認為十堰市“前途渺茫”。
　　· 十堰是一座被邊緣化的城市，這是不爭的事實。
　　· 十堰市在失落“東風”後，才真正認識到了武當山這一品牌的巨大價值。
　　· 當少林的大量衍生品顯示出咄咄逼人的市場競爭態勢時，武當只靠一柄工藝品武當劍在抵擋拼殺……
　　2003年，東風汽車公司總部搬至武漢；2006年5月，東風有限公司總部又東遷江城。
　　“東風”兩個總部搬遷，十堰市基地產值兩年內下降近200億元。至此，十堰市的“廢都論”、“塌陷論”、“邊緣化論”不絕於耳。
　　“東風”的離去，難道真會引發多米諾效應嗎？
　　“廢都”的焦慮
　　曾經的輝煌，讓十堰人無限眷戀。
　　“集中力量，建設大三線”，1965年，毛澤東發出這樣的號召，共和國在十堰布下了二汽這枚“棋子”。
　　昔日，這裏還是荊棘遍布的小山溝，人口僅僅數百，鐵匠鋪就是輕工業。短短幾十年時間，東風公司的到來使十堰成為一個輕、化、重工業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城市。到2004年，十堰汽車及零部件企業330多家，汽車工業資產445億元，汽車工業產值37153億元，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795％，實現利稅占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十堰成為世界三大商用車工業基地之一，號稱“東方底特律”。
　　20世紀80年代，十堰列全國小康城市第6位，全國城市綜合實力評比中排名第22位，與武漢、西安、鄭州等大城市分庭抗禮。
　　東風總部及其總部效應，讓十堰搖身變成一個現代化城市。但是東風公司有自己的戰略——東風要“融入發展，合作競爭，做大做強，優先做強”。
　　20世紀90年代開始，東風公司先後在襄樊、武漢開辟基地，人才、資金、技術東移拉開了帷幕。
　　2001年，東風公司取得悅達起亞汽車25％的股權，進軍江蘇。
　　2003年，東風乘用車公司創立大會在武漢、廣州同時舉行。
　　2003年，東風增資擴股，成立東風襄樊康明斯發動機有限公司。
　　這一切意味著東風要走出大山，另辟發展途徑。
　　而且隨著總部搬遷，投資2億美元的金獅撤資，東風廣泰、東傑空調、東風柴發，等等，一批企業跟風而去。
　　總部走了，十堰城市化、工業化的動力消失，它給十堰人的心理沖擊和影響恐怕更為深遠。
　　第一是決策層憂愁：東風公司外遷，首先是損失了東風總部這個巨大的無形資產，然後是遷出效應影響投資熱情。而直接的損失還在於總部搬遷造成為總部服務的物流、人流、信息流的流失，造成稅費大幅減少。經濟指標往下滑，幹群自覺臉上無光，陰影籠罩在商人的心上。於是東風總部搬遷的這一企業行為，逐步演化為敏感的政治、經濟話題。
　　時至2006年，正是十堰人被“塌陷論”困擾之際。這年4月，時任十堰市委書記的趙斌在香港招商後取道深圳回鄂，趁此機會，筆者在深圳采訪了他。他說：十堰市因為汽車而建設而興起，十堰人十分看重東風公司，對它的依賴心理是不能否認的，東風總部遷走對十堰市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是不能小看的，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作為決策者，他對這一點看得非常清楚。
　　第二是普通幹部心態渙散。隨著東風總部搬遷，東風的管理層也調走不少，十堰的一般幹部也是人心思走。筆者的兩個大學同學，一個在此期間調往上海，另一個舉家遷往深圳。實際上人才的流出還是次要的，關鍵是未來人才的流入將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幹部的心態渙散還表現為對十堰市的未來沒有信心。招商局的一位主要負責人曾勸阻前來考察的投資商不要盲目到十堰市投資，因為這位幹部也認為十堰市前途渺茫。招商局主要幹部都這樣說，投資者的信心自然要大打折扣。
　　武漢東風新總部旁邊的著名地產項目“東方夏威夷”，更是將巨大的售樓廣告牌豎在進入十堰市的高速公路入口處。據“東方夏威夷”的開發商介紹，“東方夏威夷”的買家大都是十堰人。
　　第三是市民的失落心態。請看網上的熱議：
　　“十堰培養的產業給了武漢，十堰處在湖北的邊緣地帶，十堰在湖北的心中更是邊緣地帶，現實是：‘武漢1+8城市圈’中沒有十堰，湖北副中心城市也沒有十堰，十堰在湖北完全處於一種被冷落和被拋棄的境地……”
　　“在現實中，因為地域接近的原因，十堰人和陜西人卻有很多共同的文化和生活習慣，你將清楚地看到，十堰和西安的聯系將會越來越緊密…… ”
　　“被稱為‘東方底特律’的汽車城，在湖北竟這般沒地位。適者生存，十堰也需要尋找自己的位置，十堰更需要生存和發展。”
　　從中不難看出十堰市民眾那種不可名狀的失落感。
　　“邊緣化”的困惑與“塌陷論”的辯證
　　十堰的網友們說得沒錯，十堰是一座被邊緣化的城市，這是不爭的事實。
　　前些年，湖北省的“武漢城市圈”把十堰排除在外，現在的“一江兩線”把十堰作為“漢十線”的盡頭，十堰在湖北發展的格局中似乎越來越尷尬。
　　有名為“山水人”的十堰網友在《十堰，“邊緣化”城市的突圍》的網文中稱，十堰被“邊緣化”了。其影響主要體現在未來發展瓶頸上：一是局限性，產業政策難覆蓋，發展沒有吸引力；二是動搖性，現代經濟和市場的“鍋底”和“窪地”現象會動搖邊緣化地區原有的產業基礎，造成資源的流失；三是盲目性，在一定階段上，邊緣化會導致邊緣化地區發展的目標缺位、戰略被動、發展減速。
　　上述不利影響在十堰已經顯現。現實危機讓十堰“做大做強”的心情更加迫切。當時的市委書記趙斌有個“拳頭論”，就是以“山、水、車”三大世界亮點為依托，十堰打好三張牌。一是打好武當牌，發揮華中黃金旅遊圈的聚合作用；二是打好汽車牌，使之真正對周邊區域經濟產生強大的輻射力，牽引力。三是打好南水北調牌，以環保為內核，以水流為紐帶，整合京津經濟圈的資金、技術等要素，發展生態農業、環保產業、綠色有機食品業等。力爭用5至10年在全市形成山、水、車為核心的三大經濟增長極，使十堰成為鄂陜渝豫四省市毗鄰區域的經濟中心。
　　談到十堰的未來，趙斌說，經過幾年努力，十堰可望實現大的突破。以此為藍圖，十堰“十一五”規劃曾提出，到2010年全市汽車產量達到55萬輛、零部件60萬份，實現產值800億元，真正成為中國第一、世界前三的商用車基地。後來，這個目標基本實現。
　　在2008年湖北省“兩會”上，十堰市委書記趙斌當選為湖北省副省長。趙斌的升遷說明了十堰市在湖北的地位並非人們想象中那樣尷尬。
　　接任的十堰市委書記的陳天會說，十堰市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了建成“百萬輛級汽車城”的目標。到2015年，十堰市的GDP將會超過1300億元。
　　武當山的尷尬
　　武當山的確是十堰市的一張牌，而且應該說是一張王牌。
　　武當山作為世界文化遺產，不管作為文化資源還是旅遊資源都是十分獨特的。作為十堰的金字招牌，從某種程度上講，它的品牌價值不比東風汽車品牌的影響力小。
　　20世紀80年代，一部電影《少林寺》讓少林功夫聞名全球。如今，少林寺與長城、兵馬俑並駕齊驅，已經成為中國的外交名片。有人把少林的復興緣於電影《少林寺》。在《少林寺》上映兩年後，一部名為《武當》的武打片也曾上映，只可惜沒有引起像《少林寺》那樣的轟動。
　　與少林相比，武當毫無優勢。僅從旅遊業分析就可看出端倪，據統計，當武當山的旅遊人次約為50萬時，同一時期少林寺的旅遊人次卻高達500萬，相當於10個武當山（據悉武當山的旅遊人數2010年超過200萬人次，與少林寺距離大大縮小）。
　　武當山以道顯耀天下，以武聞名世界，作為宗教聖地和旅遊目的地，擁有許多得天獨厚的條件與優勢。
　　第一，從旅遊價值的角度分析。武當山的風景名勝多如繁星，燦如彩錦，是集幽、奇、秀、美為一體的道教名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十一洞、三潭、九泉、十池、九井、十石、九臺”等山水風光。武當山是武當道教和“武當拳”的發祥地，其道教建築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紀，宮闕廟宇鑲嵌在峰巒巖洞和奇峰幽谷之中，布局巧妙、規模宏偉、技藝精湛，集中體現了中國元、明、清三代宗教建築的藝術成就，代表中國古建築的最高水平。武當山以其獨特的風韻吸引著國內外遊客，今日香火依然。那歷經千百年滄桑的道教宮觀、悠揚的道家音樂、神奇的武當武功、豐富的神話傳說，連同那些虔誠的香客，傳遞著中國古老的文化氣息。
　　第二，從文化傳承方面來分析。道家文化不僅影響一代又一代的哲學家、思想家、醫藥家、宗教家、科學家、文學家，也鑄就了武當山輝煌的歷史。元、明朝幾百年間，武當作為“皇室家廟”、“大嶽武當”、全國最大的道場，地位在“五嶽”之上，朝拜者人流不絕，“踵磨石穿，聲號山裂”，“蓋曠世所未有也”，為後世留下了博大精深的武當傳統文化、豐厚的健康文化資源。武當山已經名列“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第三，從武術方面來分析。武當武術植根於中國道家哲學的沃土之中，以養生健身為宗旨，以道教哲理發微於武當拳理，形成了從理論到功法都蘊藏著深奧哲理和精妙拳技的武當功夫。但千百年來，武當內家功夫密遞暗傳，玄妙莫測，所以外人很難一睹其風采。武當功夫作為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受到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人喜愛。“北崇少林，南尊武當”，應當說，武當武術與少林功夫是不相上下的。
　　但在開發和利用上，武當山遠遠落在少林寺的後面。少林寺在美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等13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註冊。武當功夫盡管也先後在央視的“星光大道”和湖南衛視的“誰是英雄”節目裏成功表演過，但與少林寺在全球媒體令人咋舌的曝光率相比就相差甚遠了。在前些年文化部公布的18項“優秀出口文化產品”中，有兩項都是與少林有關的。這18項中排在第一的就是功夫舞臺劇《少林雄風》，還有一部武功劇《少林武魂》。與之相比，在文化推廣方面，武當顯示出的差距與弱勢讓十堰人自己都無話可說。
　　長期以來十堰市的決策者的工作重點都只是圍繞著“二汽”(東風)在轉，忽視了對“武當”品牌價值的挖掘，以致“武當”在品牌運營和市場推廣上出現明顯的缺失。
　　當一首“神奇的九寨”讓九寨溝成為熱門旅遊景點時，武當山旅遊卻總是處在不溫不火的境地；當鄰市襄樊“諸葛亮演義酒”大行其道的時候，“武當酒”已經死火多年，不知如今在哪裏。當西藏“藏醫藏藥”揭開神秘面紗在市場不斷走紅時，“武當太極”養生保健品與醫藥還“鎖在深閨人未識”；當鄰居宜昌市的綠茶遠銷國外時，“武當道茶”尚處在市場萌芽階段；當少林的大量衍生品顯示出咄咄逼人的市場競爭態勢時，武當只靠一柄工藝品武當劍在抵擋拼殺……
　　近年來，十堰市在失落“東風”後，重新審視自己，才真正認識到了武當山這一品牌的巨大價值。為了打好武當山這張“王牌”，十堰市成立了武當山旅遊經濟開發區（屬於湖北省人民政府批準的省級開發區）。武當山旅遊經濟開發區制定了“創世界知名風景區，建中國山水園林城”的宏偉目標。近年來已對景區環境、保護、建設進行了全面科學的規劃，景區、景點及公路沿線進行了全面的綠化美化，對遊路及配套設施進行了全面修復和完善。武當商城步行街、武當山旅客中心、五星級假日酒店、民俗文化村建設工程、武當文化廣場、武當博物館、武當演藝中心等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已全面展開，有的已經竣工。
　　盡管如此，開發區對如何挖掘武當山品牌與文化價值似乎還處於摸索階段，沒有從文化、旅遊的推廣及其衍生產品的開發上，進行整體與系統的規劃，也沒有拿出可操作性強的執行策劃方案。後來，十堰市政府承辦了“第七屆武當國際旅遊節”，盛會的主題是“武當走向世界，十堰擁抱未來”，開幕式舉辦了大型文藝晚會並與中央電視臺“歡樂中國行”欄目合作；2010年舉辦了“武當山國際武術健康大會”，等等，但是這種以旅遊推介和招商引資為目的、功利性太強的節慶活動，實際效果並不十分理想。即使在中央電視臺做一些廣告，或者請大導演來給武當執導一臺類似於漓江《印象·劉三姐》的實景駐演晚會，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武當山品牌戰略的問題。
　　另外還有傳聞，曾有十堰市的政協委員提議將十堰市改名為“武當市”。當然這樣改名也未嘗不可，但問題是如果不先把武當的牌子打出去，真的把十堰市改成了“武當市”又能如何？
　　評點
　　“東風”離開十堰市，帶給十堰的憂慮至少有以下幾點：一是作為十堰最大投資主體的東風公司今後還會有多少項目布局十堰，東風商用車在十堰還能待多久；二是武漢經濟的“內斂”在湖北省行政推動下還有多少優勢集中的舉動？武漢等“中心”的優惠政策還會吸引走十堰的企業嗎？另外，人才的流失和人氣的消散表面上一時好像看不出什麽，實際上是長遠的、深層次的問題。
　　筆者後來考察了武當山，武當山新的規劃和管理模式在國內可謂獨樹一幟，遊客蜂擁而至，已不可與昔日同語。一位民營企業家的作為，讓十堰開發武當的尷尬有所消弭，讓人們看到了希望。後來有新聞透露，隨著十堰市旅遊政策的不斷優化和接待環境的進一步迅速提升，交通瓶頸被一舉突破，厚積薄發的武當山旅遊事業已步入了快速持續發展軌道，在國際、國內旅遊市場上聲名鵲起，連獲“歐洲人最喜愛的中國十大景區”、“最受群眾喜愛的中國十大風景名勝區”、“首屆中國自駕車旅遊品牌十佳目的地”等榮譽稱號。
　　盡管如此，從整體上分析，對於如何打好武當這張牌，十堰市還需要進一步認真規劃。
　　唯有將武當山的這一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武當才能快步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武當必然帶來十堰市地位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