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群雄角力——新特區，盛宴還是雞肋？

新時代的人，與其處於較狹窄環境中的同類相比較，更容易接受宇宙的現實，更能以同化舊的價值觀而創造新的價值觀，更能作出新的決定，選擇新的方向。——（美國）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

關於誰會成為中國第5個直轄市的猜測與爭論，還一直在延續著，但多年過去了，仍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

然而，一個新的熱點迅速波及全國，這就是關於建立“新特區”——增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戰略被正式納入中央決策的層面。

明爭暗鬥的博弈背後的利益是什麽？“新特區”爭來的是盛宴還是雞肋？

“新特區”之爭戰火蔓延

· 在市場經濟日趨成熟，深圳特區的魅力也快要消失殆盡時，為何建立“新特區”還有這麽大的感召力？
　　· 顧名思義，“新特區”的稱謂是相對於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和上海浦東等老特區而言的。
　　· 面對激烈的競爭，沈陽采取了“迂回”戰術進行申報，先有省屬“新特區”，然後再升格為國家級的“新特區”就順理成章了。
　　· 武漢市以當仁不讓的姿態開始沖刺，並宣稱，武漢希望借助“新特區”的平臺成為中部崛起的旗手和領頭羊。
　　截至2011年10月，有大約16個規劃相繼上升為國家戰略，還有一大批區域經濟戰略正在等待國務院審批。應該說，隨著新區域經濟版圖的逐漸形成，新一輪氣勢恢弘的區域經濟“大躍進”已經開局。
　　早在2007年的“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將東部、西部、中部、東北四大經濟區域的協調發展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國家第三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爭奪，成為2007年“兩會”期間的一個熱點。
　　幾大區域板塊幾乎同時發力展開對“試驗區”的爭奪，在市場經濟日趨成熟、深圳特區的魅力也快要消失殆盡時，為何建立“新特區”還有這麽大感召力呢？
　　首先，顧名思義，“新特區”的稱謂是相對於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和上海浦東等老特區而言的。既然稱為“新特區”，其意義和作用不可小覷，理所當然地類似於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東南沿海設立的經濟特區。那麽“新特區”新在哪裏？有專家認為：“新特區”與老特區的本質區別在於，“新特區”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確立的背景下建立的，因而，完善這種經濟模式又需要進行新的試驗探索。還有專家總結：“新特區”的一切魅力都可以歸結為，中央以“試驗”的名義向地方政府讓渡了部分權力，讓地方在體制探索中擁有更大的自主權，“新特區”是中國市場經濟的一場更深刻、更全面的改革。專家們的普遍共識是：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提出和建設，將成為中國下一階段深化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擔負著探索建設和諧社會、創新區域發展模式、提升區域競爭力的使命。尤其是濱海新區的設置，著眼點在於從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總體布局出發，探索新的歷史條件下區域協調發展的新模式。
　　如此重要的意義和作用，讓“新特區”的魅力凸顯，全國各地城市爭當新特區成為一種必然。於是，爭奪第三批“新特區”之戰一時烽煙再起，加入戰團的城市和區域多達6個。
　　先看老牌城市廣州。廣州2000多年前就是亞太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改革開放後多年來，目睹了深圳成為特區後從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成為幾乎能與自己“平起平坐”的兄弟城市。這次，如果第3個新區能落戶廣州則是一個絕好的契機。廣州的專家認為：在全國開發區原有優惠政策開始逐步淡化的形勢下，加大體制改革創新力度推動發展，成為當前面臨的必然選擇。因此面對這一新機遇，廣州申報“新特區”的積極性很高，且誌在必得，希望能成為繼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之後的又一國家級新區。為了提高成功的可能性，廣州市曾有意將廣州開發區與南沙開發區“打包捆綁”進行申請。其實早在2005年8月，廣州開發區就已準備向國務院申請成為“新特區”。多年來，廣州開發區的經濟效益在全國名列前茅，是全國單位面積產出最高的工業區之一。廣州的優勢自然十分明顯。
　　海南“申新爭特”則更強調自身的區位優勢。眾所周知，海南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的一批經濟特區之一，雖然區位優勢十分明顯，但是在多年的發展中，海南早就被深圳特區遠遠拋在後面。所以，海南的政協委員在全國“兩會”提案中力陳要成為“新特區”的理由：海南作為島嶼省份，既具有地理單元的獨立性，又是位於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主要通道，是中國通往其他大洲與國家的重要出海口。海南申報“新特區”的優勢得天獨厚，為其他城市和地區所不能比擬。
　　廣東有珠三角，廣西有北部灣。廣西雖然和廣東同處東南沿海，條件相似，但如今北部灣已經大大落後於珠三角，廣東的發展速度也早已令廣西不能望其項背。廣西為爭取“新特區”提出了充足的理由：北部灣地處中國與東盟合作、泛珠三角合作、西南合作等多區域合作的交匯點，它既是西南地區走向東盟、走向世界市場的門戶和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和陸路大通道，也是中國與東盟合作的前沿和樞紐；同時，胡錦濤總書記也寄語，希望“北部灣成為中國經濟增長重要的一極”。所以，在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廣西的68名全國人大代表及10多名全國政協委員分別請求，國家應將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列為國家經濟開發區。
　　而沈陽人則堅定地認為，沈北新區申請“新特區”意義重大。沈北新區申報“新特區”的目的非常明確，期望在中央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決策的大背景下，通過改革創新，實現沈北新區的科學發展，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起示範和帶動作用。面對激烈的競爭，沈陽采取了“迂回”戰術進行申報。2006年12月，遼寧省也開始向國家發改委請示，希望批準沈北新區成為遼寧省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即省屬“新特區”。雖然屬於省級級別，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沈陽在進行“熱身”， 省屬“新特區”申報自然容易一些，如果先有省屬“新特區”，然後再升格為國家級的“新特區”就順理成章，應該會容易得多，沈陽真可謂是用心良苦。
　　中部重要省份湖南省也開始發力，力圖將長株潭從“一體化”升級為“新特區”。 湖南在向外界陳述“申新”的理由時說，長株潭城市群的經濟一體化已經探索和實踐多年，具備了相當的經濟和社會承載力，國際知名度、美譽度日益提升，長株潭新區有能力成為世界看中國、看中部、看湖南以及湖南走向世界的大平臺。
　　作為華中重鎮的武漢市更以當仁不讓的姿態開始沖刺，並宣稱，武漢希望借助“新特區”的平臺成為中部崛起的旗手和領頭羊。時任武漢市市長李憲生認為，武漢是中部唯一的副省級城市，“一城獨大”是武漢城市圈的顯著特征，地理和交通區位優勢突出。武漢在全國經濟發展大格局中具有承東啟西、連南接北，承接梯度轉移的樞紐作用。
　　河南“中原城市群”、深圳等地也多方奔走，持續發力，頻頻出招，一時間“新特區”之爭熱鬧非凡。
　　正當“申新”之爭一片喧鬧之時，國家發改委的一紙通知，讓熱鬧非凡的場面立即沈寂下來。第3個“新特區”花落重慶，與重慶一起獲批的還有鄰居——四川省成都市，曾經一度呼聲甚高的北部灣未有太大的斬獲。
　　評點
　　在市場經濟日趨成熟，特區魅力快要消失殆盡時，為何建立“新特區”還有這麽大的感召力？
　　因為一旦成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金融、土地、稅收、財政等政策上將會獲得很多優惠。綜合這些優惠政策，其最大的吸引力是以“試驗”的名義向地方讓渡了中央的部分權力，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中擁有更大的區域發展自主權。
　　盡管國務院批準的區域經濟規劃一個接一個出臺，但很多區域關於兩型社會綜改的試驗區，至今仍然沒有太大的動作，進展相對比較緩慢。時下，諸多的問題已經引起公眾的爭議。
　　成都：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 對於成都方面拋出的“繡球”，重慶顯得心不在焉。
　　· 盡管重慶是10多年前從四川分出來的，成為直轄市後，這個昔日的兄弟城市如今似乎有了高高在上的感覺，有些不太將成都放在眼裏了。
　　· 如果合作各方沒有大局觀和長遠的眼光，那麽偉大的計劃很可能將淪為鉤心鬥角的“三國演義”，最終以“三個和尚沒水吃”收場。
　　應該說，相對於重慶，成都入選“新特區”，其積極意義大不相同。對於正在和杭州爭奪“休閑之都”且處於下風的成都市來說，成為“新特區”是一份十分意外而又獨特的驚喜。
　　成都為何能夠入選“新特區”？究其原因，其城鄉發展所獲得的成就是重要的原因。2003年以來，成都市從解決“三農”問題入手，深入實施城鄉統籌、並遵循“四位一體”科學發展總體戰略來促進城鄉發展。2006年，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750億元，比2002年增長658％；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905元，比2002年增長了452％；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得到遏制。
　　在此之前，有10多個省份參與角逐，爭奪第三個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區，不少專家認為深圳很有競爭力，但成都和重慶卻在這場異常激烈的爭奪中脫穎而出，這是因為什麽？2007年6月13日《華西都市報》中《新特區西部崛起新的增長極》一文對成都和重慶的優勢進行了分析：一、中國城鄉二元結構障礙亟須破除，設立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能夠破除體制性障礙。二、協調平衡發展，中國需要新的經濟增長極。重慶和成都是西部大開發的龍頭城市，建設成渝經濟區可以有效帶動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三、成都城鄉發展獲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已有示範效應，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四川省示意圖
　　還有媒體透露，在批準成都成為“新特區”之前，國務院委托國家發改委專程到成都進行了調研。這次批準成都成為“新特區”，也表明了國家對近年來成都的統籌城鄉發展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總之，位於“天府之國”和西部最富庶的川西平原的成都市，作為中西部地區最大的都市經濟區——成渝經濟區的重要中心城市，將會迎來重大的歷史發展機遇。這次國家設立成都市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對於進一步發揮成都特有的優勢，強化成都的帶動功能和輻射作用，並加速與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三大經濟區相呼應的成渝經濟區的崛起，完善國家發展戰略的空間布局，促進區域間的協調發展，都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此看來，成都脫穎而出成為“新特區”也算實至名歸、不足為奇了。
　　成都成為“新特區”後，加快了打造成渝經濟區的步伐。而對於成都方面拋出的“繡球”，重慶似乎顯得心不在焉。
　　據2010年3月6日的《中國經營報》刊載的《薄熙來圖謀西三角》一文描述：重慶這幾年來在薄熙來的領導下，已經對於西部重大政策和規劃具有更大的發言權。“新特區”的批準是傾斜於成渝經濟區的，而重慶方面更青睞於“西三角”概念。2009年11月27日，“川渝經濟合作與發展論壇”舉行，四川省委書記和省長悉數出席，然而重慶方面連一個副市長都未派出。這些都表明，重慶似乎有意無意在減少成渝經濟區的關註度。
　　2011年3月初，成渝經濟區規劃終獲國務院批準，據說將給重慶帶來5000億的投資機會。重慶是西部唯一的直轄市，擁有諸多政策優勢，而成都的經濟實力也不容小覷。
　　評點
　　有專家“非常謹慎”地分析：一個經濟圈的構建絕非易事，在此過程中如何化解各種矛盾，如何保障各自利益將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如果合作各方沒有大局觀和長遠的眼光，那麽很可能將宏大而又美好的計劃演變成為鉤心鬥角的“三國演義”，最終以“三個和尚沒水吃”收場。
　　毋庸置疑，這是關乎區域經濟振興規劃能否順利實現的重大問題，相信這樣的問題在各地並不是個別現象。如果這種現象成為普遍情況，局部的戰略優勢必然會轉化為劣勢，中央的整體戰略與政策也會在執行的過程中大打折扣。
　　長沙的欣喜與鄭州的落寞
　　· 毫無疑問，“新特區”窪地效應的顯現可謂立竿見影。其他競爭者自然是看在眼裏，急在心上。
　　· 相比河南，湖南、湖北下手比較早，“武漢城市圈”、“長株潭一體化”都曾參與過第三批“新特區”的競爭。
　　· 鄭州的發展模式一直也是受到質疑的。“鄭汴一體化”雖然提得早，但其名頭也早被“長株潭”蓋過了；原來的“中原城市群”也已敗給“武漢1+8城市群”。
　　猛然間，“新特區”一下子成了“金字招牌”。
　　既然是“金字招牌”，希望得到的當然不僅是重慶、成都。盡管第三個“新特區”已被重慶和成都捷足先登，但各地的“申新”腳步並未停止，對於第四批新特區的競爭可謂緊鑼密鼓，從來沒有中斷過。
　　在中部崛起戰略中，“武漢城市圈”、“長株潭一體化”和“鄭汴一體化”三大城市圈，可謂勢均力敵，旗鼓相當，這次又都參與到了第四批“新特區”競爭中，三方競逐，究竟鹿死誰手，一時難下定論。
　　時至2007年年底，媒體終於爆出新聞，經過激烈的角逐，紛爭不斷的中部“新特區”之爭塵埃落定，有了結果。武漢和長沙同時“榜上有名”，而唯有鄭州市“名落孫山”。
　　河南人也大都不服氣，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
　　眾所周知，在此之前，國務院已先後批準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和成都、重慶為“新特區”，這些城市在成為“新特區”後，在金融、土地、稅收、財政等政策上獲得了很多優惠。毫無疑問，“新特區”窪地效應的顯現可謂立竿見影。其他競爭者自然是看在眼裏，急在心上。
　　根據已有“新特區”的政策優惠，國家發改委將“新特區”的改革探索方向總結為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是所有制的改革，進一步提升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層次，形成自主創新的微觀體制基礎。第二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統一、協調、精簡、高效、廉潔的管理體制。第三是城鄉管理制度改革，加快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管理體系等方面的城鄉一體化步伐。第四是市場體系建設，加快培育要素市場，加快建立有利於增強國際競爭優勢和符合國際通行規則的制度環境。第五是社會事業改革，大力發展現代公共服務事業，健全有利於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體制機制。
　　這麽復雜的綜合配套改革，申報城市必須找到相應的申報主題，否則，申報將會主題不明、訴求模糊，不具代表性和“典型意義”，很難獲得批準。河南的敗北大概與此不無關系。
　　還有，在申報“新特區”過程中，一向精明的河南人這次顯得有些遲鈍。相比河南，同屬於中部的湖南、湖北早就在規劃綢繆，“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一體化”都曾參與過第三批“新特區”的競爭。
　　武漢的申報除了下手比較早外，還研究得比較透，曾經五換申報主題，才獲得成功。湖南也早已在城市群、區域一體化、重點經濟區發展等方面進行了多年探索和實踐。湖南提交的新的長株潭新區開發建設方案，按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的要求多次做出調整，新方案更加符合改革、示範和發展的要求。湖南省的主要領導也是不露聲色，加緊公關。在申報“新特區”時，“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都強調自己鮮明而又獨特的個性，也強調自己對於全國其他區域的參考意義和典型意義。 可以說，湖北、湖南這些舉措，對於中央在考量和選擇這兩個地方做“新特區”時的決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河南本地的媒體也在批評，河南的行動確實慢了半拍。直至2007年8月25日，河南才在一次“高峰論壇”上第一次對外界表態，“鄭汴一體化”將申報第四批“新特區”。
　　其實從客觀上分析，河南下手未必就很晚。早在2005年鄭東新區就已經十分成熟，在申報第四批“新特區”時，鄭州曾以河南省重點打造的鄭東新區作為主題申報“新特區”，但遭到一些專家學者的質疑和反對，因為已經有浦東新區、濱海新區的先例試點，如果繼續以鄭東新區這種模式為主題進行申報，獲得批準的可能性極低。所以在沖刺第四批“新特區”時，河南才正式亮出“鄭汴一體化”的旗子，並作為申報主題。
　　2007年底，當河南申報“新特區”最終落榜的消息傳來時，河南本地媒體《河南商報》一篇題為《中部新特區花落武漢長沙，三地競爭鄭州落榜》的報道顯得不無沮喪：湘鄂沸騰，欣喜至極，河南反思，落寞寡歡——鄭州為什麽落敗？這一次敗落，再一次撥動了鄭州人敏感的神經。與湘鄂兩地的興高采烈、意氣風發相比，河南則開始總結經驗教訓，陷入深深反思與自責之中：相比“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鄭汴一體化”顯得弱小、年輕、不夠分量，如果以“中原城市群”的名義來申請“新特區”，可能幾率更大一些。鄭州的發展模式一直也是受到質疑的。“鄭汴一體化”雖然提得早，但其名頭也早被“長株潭”蓋過了；原來的“中原城市群”也已敗給“武漢1+8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當時的弱點是其改革探索沒有“鄭汴一體化”成熟，其城市間的合作還僅僅停留在口號、文字上，沒有形成真正意義的聯合、對接，也沒有帶動城市之間的經濟發展，城市與城市之間並未形成有機聯系。
　　這樣分析，鄭州的落榜實在不足為奇。直至2010年，由“中原城市群”升級的“中原經濟區”才有相對完整的規劃出臺，並被批準為國家戰略，這已是後話。
　　2010年12月，鄭州爭寵“新特區”敗落3年過去後，美國一家網站公布了鄭東新區的衛星圖片，並從圖片上判斷：這只是“一片空屋的堆積”，可能是中國最大的“鬼城”。對此，鄭州市沒少花氣力來進行解釋和新聞公關。
　　評點
　　昔日爭奪“新特區”的敗落讓鄭州倍感落寞，鄭州多方面的教訓，已經被很多外地城市吸取了，不知鄭州本地的官員是否在反思？
　　不過鄭州也不應該氣餒，在河南省的經濟布局中，2011年是“中原經濟區”的起步之年，作為核心增長極，鄭州肩上的擔子自然不輕。
　　武漢：“過五關斬六將”收獲“雞肋”？
　　· 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堅忍不拔的武漢人雖然已“過五關”，但稍有不慎，武漢仍可能會再次與“新特區”失之交臂。
　　· 武漢“申新”之路坎坷多變，跌宕起伏，歷盡曲折，開的專門會議不少於50次，擬出的報告至少有1米厚。
　　· 2011年2月，履新不久的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說，武漢比較優勢急劇上升。空間上具有聚焦性，效應上具有疊加性，能真正擔負起區域經濟發展引擎的責任。
　　對於武漢來說，成為“新特區”的確來之不易，5年6次申報，真可謂“過五關斬六將”，功夫不負有心人，武漢“新特區”終獲國務院批準。
　　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區域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伍新木是知名學者，也是武漢申報“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區”試點的政府高參，一直以來，他都是武漢角逐“新特區”的積極支持者。據他透露，武漢“申新”之路坎坷多變，跌宕起伏，歷盡曲折。
　　第一關：2003年，以“民營經濟改革”申報綜改區。
　　武漢這樣申報是有其原因的，2003年，國家圍繞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出臺了一系列方針政策。這一年，武漢就著手準備民營經濟改革試點工作。作為武漢市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伍新木參與了“武漢市民營經濟發展”這一課題的研究。據他介紹，雖然武漢當時民營經濟發展迅猛，但在全國來看還存在很多問題。例如第一產業沒有形成集約化經營，第二產業整體經濟規模小，科技含量低，科技型、外向型企業偏少。實事求是地講，以此主題申報，武漢沒有任何突出優勢可言。
　　伍新木認為，按照新區、試驗區“先試點後推廣”的操作方式，如果自身不具備明顯優勢，也沒有鮮明特點，就很難吸引上層的註意力。果然，在這種情況下，武漢盡管連續兩年申報民營經濟改革試點，結果只有失望。
　　第二關：2005年，尋求新的突破口——科技創新。
　　在前次的民營經濟改革試點申報失敗之後，武漢開始尋求新的突破口——科技創新。
　　進入2005年後，武漢市數次召開討論會，認為以科技創新為改革試點具備很大優勢，“科技創新改革試點”就成了第二套申報方案的核心。
　　武漢的優勢是高校眾多，科教人才豐富。武漢有大專院校59所，各類研發機構400多個，其中中央部署科研院所26家，國家實驗室和國家重點實驗室14家，科教實力位於全國第三。
　　但令人遺憾的是，排名第三的科教實力，並沒有給武漢的相關產業帶來靠前的排名。同樣是科技創新，武漢光谷比不上上海的張江高科，更不及北京的中關村。
　　有知情者透露，國家發改委再一次回復武漢“申新”：雖然武漢是高校大省，科研實力雄厚，但科技創新與深圳、北京等地相比還有十分明顯的差距，“希望武漢仔細研究，拿出一套更有特色和能發揮優勢的方案”。
　　接連的失敗，讓武漢有些不知所措。
　　第三關：2006年，目標轉向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試點。
　　前幾次的失敗，並沒有挫傷武漢繼續“申新”的勇氣。從2006年上半年開始，武漢把“申新”的目標轉向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試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進行了5次政府機構改革，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改革開放進入關鍵期。在這一特殊時期，行政管理體制中仍存在一些不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地方亟待改善，必須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消除體制性障礙，切實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應該說，武漢的這一次選擇具有先導意義。
　　據介紹，武漢市先後12次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政府部門負責人和有關企業代表的意見；組織專家分別到重慶、成都、南京等7個城市考察。
　　盡管武漢希望能在政府職能轉變、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有所作為，並推進政府組織機構逐步優化，改善公務員隊伍結構，推進依法行政。但是武漢終因“盤子大、動作小、氛圍差等諸多原因”，被認為“很難有大作為”。
　　國家發改委的回復認為，在全國行政體制改革尚未形成氣候的情況下，武漢經濟發展並沒有走在前列，進行體制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太小，暫不適合進行管理體制改革。就這樣，這一“申新”工作就此了結。
　　第四關：2006年，“武漢新區”主題曇花一現。
　　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理由“申新”失敗以後，武漢方面考慮武漢新區的規劃很有特色，也可以將之作為新的“申新”理由。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命運一樣，武漢以武漢新區為主題“申新”也是中途夭折。
　　其實武漢新區的規劃產生於2004年2月，武漢新區以“兩江一路”(即長江、漢水、武漢市外環線)圍合的扇形區域為規劃範圍，面積368平方公裏。按照規劃，新區呈組團分布，各具特色。水系四湖相連，道路五縱五橫。計劃用幾年時間“大拆大建”，基本形成完整框架。著眼於武漢新區未來發展，結合當今世界眾多優秀城市的實踐經驗，針對武漢的實際情況，新區在功能布局、空間景觀、生態環境和交通組織，以及規劃的整體性、結構性、層次性和開放性方面，與當今世界發達國家城市規劃理念同步。
　　2004年12月，武漢還請來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荷蘭等國家和我國的12位資深專家，分別從規劃、生態、環保、交通、建築及實施策略等各個方面為武漢新區規劃建設建言，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和建議。
　　然而，武漢新區“新”在哪裏，和其他新區的差異在哪裏，並沒有一個讓人滿意的答案。一直關註武漢發展的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徐長生認為，類似“武漢新區”的提法，全國大同小異，並無新意，難以出奇制勝。
　　和高層有過密切接觸的知情者後來得知，國家發改委評價以此為主題的申報材料：武漢“申新”主題概念模糊，頻頻更換核心思想，可謂用心良苦，但還需從國家高度、全局考慮。
　　國家發改委一位官員還特別強調，武漢申報不可太著急。
　　第五關：2007年，從“1+8城市圈”到“兩型社會”。
　　連續經歷過4次失利，尤其在“成渝綜改區”獲批和“中部辦”成立之後，武漢的“申新”工作變得更加急迫。
　　2007年3月7日，在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湖北代表團全團審議中，全國人大代表、時任武漢市市長李憲生發言，請中央批準武漢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呼應李憲生的，還有38名湖北籍全國政協委員。
　　這年6月9日，“成渝綜改區”獲批。次日，湖北省人大召開大會，時任武漢市委書記苗圩、時任市長李憲生先後表達了武漢繼續申請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決心。
　　此後不久，湖南省以“兩型社會”為主題向國家發改委申報“長株潭城市群”為第4個綜改區，據說報告只有3頁紙。
　　獲知鄰省以長株潭申報“新特區”，武漢市委書記連夜給湖北省主要負責人打電話匯報。直至此時，在第三輪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申請中，一直不見聲色的武漢終於開始高調起來。
　　湖北省曾對“1+8城市圈”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以此作為“中部崛起”的戰略支點，以中部最大城市群來做總體規劃，圈內各城市要服從整體規劃，不能以各自利益為重。
　　但隨後在國家發改委的幫助下，武漢的申報主題從“1+8城市圈”改成了“兩型社會”，即“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在那一段時間內，武漢VS長株潭成為兩省共同關註的大熱點。
　　湖北省示意圖
　　據說國務院為了防止一哄而起，失去改革試點“試驗”的積極意義，要求國家發改委研究並提出切實可行的意見。國家發改委經過認真研究，形成意見報給了國務院，並提出建議：先辦好已批準的東部兩個、西部兩個試點；考慮到中部空缺，在中部增加1~2個試點；在此基礎上，暫停審批新的試點，至少一年內不再考慮擴大試點範圍。
　　這個信息讓武漢驟然緊張起來，從當時的情況分析，“長株潭城市群”是其最大的競爭對手。稍有不慎，武漢很可能會再次與“新特區”失之交臂。
　　就在武漢翹首盼望時，從北京傳回消息，武漢獲批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一起獲批的還有老對手“長株潭城市群”。
　　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堅忍不拔的武漢人歷經風雨終見彩虹。湖北省一位政府官員感慨萬分：5年1800多個日日夜夜，武漢就“申新”開的專門會議不少於50次，擬出的報告至少有1米厚。幾度調整方向，提出的概念也是屢次更換，一步步走向成功，可謂困難與希望同在、挑戰與機遇並存。
　　2011年2月，履新不久的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說，武漢比較優勢急劇上升。空間上具有聚焦性，效應上具有疊加性，能真正擔負起區域經濟發展引擎的責任。
　　評點
　　不可否認，成為“新特區”極大地滿足了武漢人的虛榮心，但這究竟能給武漢的未來發展註入多少活力與動力呢？難免又有武漢人疑竇叢生。
　　在中國擺脫非均衡發展理論的制約後，關於區域發展的國家戰略一個接一個出臺。在這種情況下，這麽密集度地出臺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戰略，“新特區”獲得的優勢還能凸顯嗎？武漢市“過五關斬六將”獲得的不是一塊“雞肋”吧？
　　武漢不能忽視的是，以前因“優勢”沾沾自喜而摔了跟頭，現在應該甩掉多頂所謂“疊加”的“金帽子”，輕裝上陣，以免重蹈覆轍。
　　深圳：焦慮後的寵辱不驚
　　· 深圳雖然再次成為“新特區”，但與其他城市的市民獲得“新特區”時的欣喜程度相比，深圳市民反應十分平淡，頗有“寵辱不驚”的風範。
　　· “綜改試驗”不就是創新嗎？創新已深入到深圳人的骨髓，有沒有這頂帽子無所謂。因為，在此之前被“拒之門外”的深圳市確實沒有拘泥於“新特區”這頂帽子，早在原有“特區”的名義下，已經“先行先試”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 2009年9月，深圳建市以來最大規模、最大力度的政府機構改革邁出了最關鍵的一大步，數以百計的“局座”、“處座”失去了自己的位子。
　　2009年5月下旬，“深圳市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順利獲得國務院批復。至此有人認為，深圳進入“特區的平方”時代。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一直承擔著“試驗田”的角色，在這場“新特區”之爭中也不甘落後。據稱，深圳市是第一個向國家發改委申請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城市。
　　從一個邊陲小鎮蛻變成一個在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外貿出口、海洋運輸等多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城市，深圳用了30年的時間，以“經濟特區”這頂帽子創造了一個城市發展的奇跡。據統計，近幾年，深圳GDP和人均GDP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分別居第四位和第一位，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一個縮影。
　　盡管如此，一段時間內深圳發展遇到瓶頸，遭遇“四個難以為繼”（土地、人口、環境、資源）。為此，深圳希望以更高水平、更廣領域、更深層次的改革尋求突破瓶頸的方法。從2005年初到2006年4月，國家調研組曾8次抵深調研，但首次國家綜改試驗區之爭卻是上海浦東新區勝出。接著，天津濱海新區、成都與重慶、武漢和長株潭也先後獲批成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國家設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目的是通過部分地區“先行先試”，以點帶面，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全國改革發揮試點和帶動作用。
　　而深圳在獲批“新特區”後，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被寄予厚望。有專家指出，對於已獲批的國家綜改試驗區來說，上海浦東新區註重金融改革，天津濱海新區主要進行港口等綜合配套方面的改革，深圳將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上尋找突破口。
　　因此，《深圳市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提出了“四個先行先試”的改革基本思路：一是對國家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重大舉措先行先試；二是對符合國際慣例和通行規則，符合我國未來發展方向，需要試點探索的制度設計先行先試；三是對深圳市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影響、對全國具有重大示範帶動作用的體制創新先行先試；四是對國家加強內地與香港經濟合作的重要事項先行先試。
　　國務院在批復該方案時要求深圳“充分發揮經濟特區的‘窗口’、‘試驗田’、‘排頭兵’和示範區作用”，並提出“深圳有條件、有基礎、有能力做好改革事項”。
　　頗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深圳雖然再次成為焦點，開啟了“新特區”時代，但與其他城市的市民獲得“新特區”時的欣喜程度相比，深圳市民反應比較平淡，與之前的焦慮相比，頗有寵辱不驚的風範，連一向樂於討論政府施政路徑的深圳民間人士，對此也不是非常熱衷。當然，這絕對不是事不關己的冷眼旁觀。 創新是深圳之魂，唯有創新才能獲得新生，守舊必然是死路一條。何去何從，深圳人不難做出判斷。“綜改試驗”不就是創新嗎？創新已深入到深圳人的骨髓，有沒有這頂帽子無所謂。因為，在此之前被“拒之門外”的深圳市確實沒有拘泥於新特區這頂帽子，早在原有“特區”的名義下，已經“先行先試”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2006年4月13日，深圳市政府推出了“30項改革措施”，整套方案從行政管理體制、經濟領域、社會事業與社會管理體制三大方面切入，而行政體制改革的內容占據了14項，成為整個改革的重點。這曾被普遍看做是全國綜合改革的試驗範本。
　　2009年9月，深圳建市以來最大規模、最大力度的政府機構改革邁出了最關鍵的一大步。80％的工作部門納入整合範圍，在經濟、環境、管理等10大領域實行“大部制”。機構精簡幅度達到了1/3，數以百計的“局座”、“處座”失去了自己的位子。大部制改革的關鍵是轉變政府職能，機構精簡後進一步融合了部門職能，優化了部門內部辦事流程，減少了辦事環節，確保行政效能的大幅提升。
　　深圳果然不負中央的期望。這次大部制改革也被專家稱為改革開放30年以來力度最大的一次機構改革。
　　2011年8月12日，舉世矚目的第26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在深圳舉行。這是深圳成為新特區後主辦的一次全球矚目的世界性盛事。眾所周知，北京成功申辦奧運會、上海成功申辦世博會、廣州成功申辦亞運會之後，對京津唐地區、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經濟板塊的“領頭羊”城市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申辦世界性的展會和舉辦世界性的體育大賽，已經成為新的歷史時期城市發展的“新引擎”。 面對北京、上海、廣州三位“大哥”級別的城市大“會”戰，對於被譽為特區窗口、誌做全球先鋒城市而又在國內城市GDP排名第4的深圳來說，豈能袖手旁觀？經過多方努力，深圳終於成功申辦大運會。
　　盡管很多人對大運會不屑一顧，但深圳人並沒有這麽看，而是把辦好大運會作為深圳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抓手。
　　果然，深圳利用這次機會和這個平臺，把自己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評點
　　事實上，深圳改革遭遇行政管理體制束縛漸入瓶頸，深圳人也難免會增添些許焦慮和不安的情緒。經濟特區建立之初，政府的機構設置借鑒了香港的許多經驗，效率很高，運轉良好，但最終運行的結果漸漸與內地趨同。而經濟特區原來享有的優惠政策也逐漸在全國普及，深圳也因此被納入全國“一盤棋”的格局中。在這種情況下，深圳每一步改革都會受到約束和限制，深圳在頻頻閃躲政策“禁區”的過程中，“困頓之意”逐漸顯現，行政體制改革的願望越來越迫切。
　　從現實的情況看，深圳內地化的傾向已經是越來越明顯，這種新的改革試驗能否在國內真正起到示範效應，還是應該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博弈”後難道還是“撒胡椒面”？
　　· 實施國家戰略究竟可不可以“大圈圈裏又畫諸多小圈圈”？
　　· 當眾多的區域戰略紮堆出臺後，難免又會出現區域與區域之間的利益如何分割的問題，也涉及區域內局部的利益與關系的平衡等諸多的問題。
　　· 如何破解“剪不斷、理還亂”的多頭矛盾和現實問題，很多地方的主政官員仍然是拿不準乃至束手無策。
　　· 是分享大戰略的盛宴，還是撿吃地上的“雞肋”？當三思而後行！千萬不能讓“新特區”之爭蔓延的戰火燒昏了頭腦！
　　“新特區”熱度還在持續著，各種名目的區域經濟戰略一個接一個出臺。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即出現了深圳等經濟特區，而到90年代則出現了上海浦東新區，進入21世紀，又有了濱海新區。
　　2007年4月，《瞭望新聞周刊》中的《誰當下一個“浦東”、“濱海”？》一文，深度闡釋了“新特區”之爭的根本原因，分析認為，基於改革釋放出的各種信號，學術界對“新特區”的看法摻雜著十分復雜的感情。以“市場經濟是由資源在市場中自動實現優化配置的經濟”為認識的基本出發點，它的理想狀態源於自下而上的內生活力，而非主觀推動。
　　“新特區”熱的蔓延，也引起了國內眾多專家、學者的關註，他們在解剖區域經濟利益爭奪的同時，也在探究各地申報“新特區”背後隱藏的政治潛臺詞。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孫久文：經濟發展的動力歸根到底還是應該來自市場，而不是政策，政策要做的應該是規範市場經濟的行為，而不是代替市場本身。所以，設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不應當看作是一種區域政策的傾斜，也不是鞏固一個城市在某個區域內中心城市地位的一種努力，更不能當作是爭奪政策資源的一個戰役，而應當視為為國家的深化改革作出應有的貢獻。
　　——摘自2007年5月《中國經濟》雜誌《解析新特區》一文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趙淩雲：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改革自主權是相當大的，稍有不慎就會導致利益偏差，所以設試驗區要十分謹慎，是要以謀劃區域協調發展的整體布局為戰略考慮的，不可分布過多，也不可設置過快。
　　武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江國華：還用行政賦予小區域以經濟特權，不符合市場經濟中的普惠制原則，甚至可能加劇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優惠政策會給小區域帶來一定的效益，付出的代價卻是犧牲統一規劃。隨著中國四大區域經濟板塊的戰略部署框架的確定，各地應著眼於將現有的區域發展政策用好用活。不少“申新”的地方本身就有國家級的經濟開發區，沒有必要在大圈圈裏又劃諸多小圈圈。
　　——摘自2007年3月27日《瞭望》雜誌《多省市競爭國家試驗新區》一文
　　當眾多的區域戰略紮堆出臺後，難免又會出現區域與區域之間的利益如何分割的問題，也涉及區域內局部的利益與關系的平衡等諸多的問題。更多的專家認為，政策的支持有多種方式，但不管何種支持毫無疑問是非常重要和有幫助的，更大的支持還在於激發區域的發展動力，內在的動力和外在的動力相結合，才能推進區域協調發展，謀劃一體化的區域經濟新版圖。在明爭暗鬥博弈的背後是利益的紛爭，紛爭到最後結果成了面面俱到的“撒胡椒面”。
　　另外，2010年7月29日《南方日報》刊載的《區域規劃遍地開花，一年內13個規劃上升為國家戰略》分析：事實上，國家已經出臺的區域發展規劃大多是一個中長期的目標，並沒有涉及量化操作層面。但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把目標執行到位，自己量化一套指標，並要各市縣按時間表具體執行，且納入政績考核標準。這樣做很可能是把“雙刃劍”，一方面是能給各地施壓，加快所規劃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各地各自為政，為個體利益犧牲了整體利益。
　　對此，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張慶傑提出警示：盡管我國區域發展的總體戰略基本形成，但在協調區域發展的管理體制、機制方面仍存在著一系列重大的問題需要破解。
　　“新特區”的爭奪，同時反映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矛盾。如何破解“剪不斷、理還亂”的多頭矛盾和現實問題，很多地方的主政官員仍然是拿不準乃至束手無策。
　　是分享大戰略的盛宴，還是畫小圈圈撿吃“雞肋”？當三思而後行！千萬不能讓“新特區”之爭蔓延的戰火燒昏了頭腦！
　　評點
　　筆者認為，如果單純是為了改變“非均衡發展”現象而出臺類似“四面開花”的宏觀戰略決策，勢必會形成“排排坐，吃果果”和“撒胡椒面”的局面，各地難免會為了自身利益而加劇利益紛爭，將會貽害未來；再加上地方官員如果繼續以“歪嘴和尚念經”的思維行事，最終明爭暗鬥得到的不只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無疑還會更深層次地品嘗到區域經濟“大躍進”的苦果。
　　新戰略規劃頻出，究竟怎麽來落實和實施，恐怕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毫無疑問，區域經濟戰略的實施與探索“路漫漫其修遠兮”，仍需“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