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力文為什麽中止了學中文？

我可以坦誠相見，我並不為我的國家感到慚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煩公之於世，因為我沒有失去希望。中國比那些小小的愛國者要偉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們來塗脂抹粉。她會再一次恢覆平穩，她一直就是這樣做的。——林語堂《中國人》（My County and My People，舊譯《吾國吾民》）

一

在我耶魯辦公室的書架上，長年陳放著一張用塑料壓膜保存著的紙片——那是我最為珍重的一件學生送的禮物。說“禮物”其實都有點過了，那只是在一張普通白紙上，歪歪斜斜寫著、畫著的帶稚氣的中文字和圖畫——

蘇老師：

我們知道你現在家裏有大事。我們學生想告訴你，我們正在想著你。對我們來說，你不但是我們的老師，而且你是我們的朋友。在我們眼裏，你是非常重要。謝謝你。

（以下分行的文字兩邊穿插著彩筆畫的圖畫）

回來教我們／每天喝菜（茶）／跟我們開玩笑／做推薦信／請我們到你家去玩／是再聰明的作家沒有了／有一個很可愛（“愛”寫了錯別字）的女兒／有一個很漂亮的聲音的太太／……跟我們去長城（飯店）吃飯／教我們書法／為了我們忙得團團轉／到處都是粉筆（灰）／常常給我們改變（改錯句）／去公園爬樹子／跟我們說：“甜酸苦辣”

二年級中文班（以下是不規整的中文彩筆簽名）

何若書葛凱琳劉維芳史力文吳慕賢

李崇正武英美葉潔思謝琳達費愛美

張琳

字寫得拳打腳踢的，認真，使勁，稚嫩，率真，其間還雜陳著錯別字。圖畫，則是用彩色鉛筆隨手塗鴉的漫畫。那裏面四只眼睛的“蘇老師”，像是從哪一本兒童讀物裏走出來的怪物。

那是我剛到耶魯任教的第二年秋末，課程間，驚聞母親突患重癥辭世，我匆匆請助教代課，飛返廣州料理母親後事。一周後，當我帶著一身疲憊哀傷返抵校園，驀地在系辦公室門前的信格上，讀到學生集體簽名留下的這紙信箋，一時心頭溫熱，感動莫名。那時候，大學校園裏的中文熱剛剛開始升溫，我一個人同時兼教著邢魯二、三、四三個年級的中文班。系裏希望我逐漸把重心移往高年級（我現在是四、五年級中文小說選讀課的專任教師），本來準備讓我從那個學年的春季開始，就離開二年級課堂。但學生們不樂意，我也向系裏表示：哪怕增大工作量，我也要把這個班整個學年的課程教完再走——這是“謝謝你回來教我們”的一點腳註；“有個很漂亮的聲音的太太”，是因為他們當時課堂上使用的聽力教材，是由我的“老婆大人”錄制的；“再聰明的……也沒有了”和“為……忙得團團轉”，則是剛剛在課堂上學過的中文句型。

這頁信箋，過塑後，立在我的辦公室書架上多年，早已成為了自己在耶魯的教學生涯中一個非常具體的精神支撐點。如果不避自炫自誇的話，今天“蘇老師”之所以在耶魯校園裏還算有不錯的教學口碑，每年修讀我任教課程的學生常常“人滿為患”，可以說，大都與這封信時時的激勵、鞭策作用有關。

當年執筆寫下這封信的人，就是史力文。

在前文《為美國學生改中文作文>中，我記寫過這樣一位美國學生——在一次題為“我學中文”的作文中，一位來自南部的生於破碎白人家庭的貧寒學生寫道：父母離異後，他的母親因為吸毒、販毒，至今仍被關在監獄裏，他從小就在不同的寄養家庭中度過，受盡了各種歧視和冷眼。他是在上高中時決定選擇學中文，用“學好一門最難學的語言”來證明自己，使他重拾人生的自信，最後以優異成績被耶魯大學錄取的。我沒想到這位平日帶點玩世不恭味道的學生，卻有著這麽令人動容的學中文歷程，從此對他學習上的關註，就更加真切細心了。

這位身世坎坷、幾乎從少年時代起就以中文來“安身立命”的學生，就是史力文。

於是，你就可以想象，在大三那年開學，史力文——幾乎是那些年間整個耶魯中文項目有口皆碑的，最努力用功、也最有語言天分的高才生、優等生，突然非常平靜地告訴我們：他決定從此中止學習中文，並改換原來選定的中文專業學位時（他原來準備修讀本科雙學位，中文是其一），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一場何等量級的地震，引發了任課教師們多麽長久的唏噓和浩嘆！

二

其因由故事，還得從史力文學中文的歷程說起。

其實，在他成為我的學生以前，他先就成為我妻子的學生和朋友了。為了學好中文，作為“新鮮人”（Freshman，新生）的史力文，甚至早在大一正式開學前就早早來到了學校，提前在耶魯暑期班上修讀中文課程（以後他才告訴我，那是因為他考上耶魯後，馬上就發現自己變得無家可歸——一邁入18歲，原來的寄養家庭立刻終止了對他的監管人的義務）。他在那時偶然認識了在校園旁聽課程的我妻子，並主動請她做他的中文輔導老師。所以，作為新生一入學，洋學生史力文直接修讀的就是我的二年級快班（俗稱“華裔班”）的課程。前面那封信裏提到的“爬樹子”，說的就是他剛到耶魯那個“無家可歸”的暑假，我邀請他跟我們一家人一塊出外郊遊，和他一起比試爬樹的趣事，圖畫中那個在樹下嚇得哇哇大哭的“娃子”，正是我女兒。

顯然，學中文，對於史力文，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因為他在中文裏呆得特別舒服、自信，既能滿足他無窮無盡的求知欲，又能獲得那種與眾不同而又遊刃有余的自我滿足感。所以，史力文不獨和我們夫婦倆親近，幾乎和耶魯中文項目的每一位任課教師都甚為親近。以至有一年學期末，史力文在給不管男、女老師的聖誕卡上，都寫上了“Iloveyou”的字樣，幾乎要引起我們一些不諳此地“國情”的年輕老師的誤解（其實，“Iloveyou”在英文的不同語境裏適合各種用法，普遍得就像喝一瓶礦泉水一樣，和用中文說“我愛你”的況味大不一樣）。他是少數幾個在老師中享有“特權”的學生，從來不在乎那個規定的“辦公室談話時間”，隨時隨地，敲敲門就笑嘻嘻走進來，一坐就聊上個小半天。

二年級中文課程結束，史力文獲得了耶魯甚為優厚的“萊特暑期獎學金”，到中國北方某個大學的一個美中合辦的項目去進修中文。假期中，我還曾接到他隔洋寄來的洋溢著喜氣的中文明信片。沒想到，新學年開始，敲開我辦公室的史力文，帶著一臉的清冷頹然，一開口，就用了一個奇特的句式：“蘇老師，我要告訴你我的對不起——我再也不想學中文了。”

我大吃一驚：“出什麽事了？暑假在中國，發生了什麽不愉快的事情嗎？”

他坐了下來。默默望著我，沒有馬上接過話頭。

按照一種思維慣性，在那個短暫的停頓裏我腦子裏閃過許多：那些被世人詬病多年的關於中國大陸的似乎無可救藥的頑癥——日益汙染的空氣，無以“恭維”的公廁，隨地吐痰、加塞插隊、聚眾喧嘩的社會陋習等，我想對於史力文，都算“小兒科”——在他的從小溫飽有虞的惡劣成長環境裏，這些，應該不是什麽越不過去的障礙。我猜測，他一定是遭遇到什麽涉及個人情感、尊嚴而跳不過去的溝坎了——也許是跟中國女孩子的情感糾纏，失戀、受騙，諸如此類？

他低下頭，嘴裏吟噙有聲，好像在選擇一個什麽合適的中文字眼，擡起臉來，冒出來的卻是一個個英文詞：“Racist，Racism，中文怎麽說？”

我心中一沈，脫口說：“你說的是——種族主義者，種族主義？”眼前這位白人學生，難道在中國大陸受到過什麽歧視性的對待麽？

找到了語感之後的史力文，馬上就把話說得直截了當：“我這個夏天在中國很不高興，因為我碰到了太多的Racist——種族主義者。”

我心中犯疑：“你說的是——Nationalism，民族主義吧？”

“不是。我最不高興的就是這個——Racism，它比Nationalism更讓我病！Iamsickaboutit！（它讓我惡心！）”

我顧不上糾正他的中文語病。“Sick”這個字眼在英文裏非同小可，既是“生病”，也是“惡心”、“膩味”。我遞給他一杯水，請他細細道來。

原來，史力文夏天所去的這所北方有名的大學（它在“文革”中尤其全國知名——原諒我姑隱其名），大概因為歷史造成的原因，這個學校在當時依然“左”風甚熾。雖然他們接受了這個中外合辦的中文暑期項目，卻仍然嚴格遵循“文革”前後施行的“外事紀律”來主導整個教學管理。據史力文所言，學校派來跟他們合住的中國學生，都經過了嚴格的挑選和訓練，“他們都是思想正確的革命分子，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隨時隨地教育我們許多正確的革命道理，除了一定必須正確的那些台灣、西藏的政治大問題以外，比如，中國文化、中國歷史是怎麽樣的偉大，有多麽偉大，他們會隨時指著一座大樓或者一輛跑過的汽車，告訴我：它們是怎麽樣‘made’出來的，說明中華民族、華夏兒女、炎黃子孫、龍的傳人是怎麽樣的偉大……”史力文非常流利地跟我重覆著這些熟語，“我跟他們說：當然偉大，不偉大我為什麽要跑到中國來學中文？他們就要繼續問我：你覺得是中國文化偉大還是西方文化偉大？你們美國的歷史才那麽短，那麽短……你覺得21世紀是不是中國人的世紀，是不是中國文化的世紀？……”

完蛋。我心裏想：顯然，一整個夏天，史力文又落到一個總是需要遵循“正確”的“寄養家庭”裏去了——這是他以往一再對我說過的，他對各種“正確要求”有著與生俱來的敏感。可我還是想開解他，我說：“史力文，恐怕這些，都還算是一種熱情過度的、幼稚發燒的民族主義，還不能算是種族主義——Racism吧？”

跟“Sick”一樣，“Racism”——“種族主義”，在英文裏也是一個重得不得了的說法，尤其是對於在美國南方長大的史力文。

史力文卻沒有退讓的意思——原諒我不能完全按原樣覆原他的中英文夾雜的原話（他的中文水平還不足以表達這麽覆雜的辯難話題），他變得有點結巴，語調急促起來：“當然是種族主義！蘇老師！我知道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有什麽樣的區別！我是白人，莫裏斯（同是我教過的學生）是黑人，在xxx，有些每句話都很正確的老師，就常常對我好，對莫裏斯很不客氣，這就是Racism，對不對？”他停頓了一下，“——從前，希特勒不是總是在鼓吹日耳曼種族的優秀嗎？這個夏天我碰到了太多天天跟我宣傳‘中華民旅最偉大’，‘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中國人，偉大得讓我Sick！——對不起，蘇老師，我是把你當做好朋友才這麽說的，你也知道，我是多高興去中國，多高興學中文的……”

他總是分不清“高興”和“喜歡”的不同用法。可是此時我已經顧不上這些，我還是想極力跟他分辯：說“中華民族偉大”，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日耳曼種族優越論”，在美國，我們日常裏不也會說“偉大的美國人”——GreatAmerican嗎？……

可是，他下面提到的話題，卻真的讓我啞了聲——

“蘇老師，你知道我這個夏天學會了一支什麽中國歌嗎？《我們的大中國》。這是我們xxx項目的校歌，所有留學生都得學會唱的。你知道我們在‘中國之夜‘（“中國之夜”是每個海外中文項目都會舉辦的中文表演晚會）表演什麽節目嗎？學校老師指揮我們所有外國學生，在台上合唱《我們的大中國》！蘇老師，你在美國住了這麽多年，你想，布什在伊拉克問題上的‘大美國心態’挨了世界上多少人罵？如果美國有一首歌叫《我們的大美國》，會是一種什麽效果？那一定就是在耶魯以C畢業的我們Honor（榮耀）的布什總統最喜歡唱的歌了！”

我笑了：這個史力文，抓住個話題就順便修理一下布什，倒是耶魯學生中非常典型的“Liberal”（自由派）風格！

“我們的大中國呀，好大的一個家！經過，那個多少，風吹和雨打……”史力文提高調門，果真手舞足蹈給我唱了起來，“我們的大中國呀……”我聽著刺耳（別說洋人，這歌子在我們這些“海外中國人”聽來，都異常刺耳），我讓他別唱，他不搭理我，吭吭咳著，唱著，邊唱邊說，“我們在台上發了瘋地唱，唱得高興，最後幹脆一齊喊起口號來了……”

“你們喊什麽？”

“毛主席萬歲！大中國萬歲！毛主席……”

我止住了他，不讓他再喊下去。

（事實上，不僅僅是一個史力文，很多學生都曾向我們反映那個xxx中文項目的問題。為此，耶魯第二年夏天就沒有再往那個項目送人。近年在多方努力下，那個項目有了許多改進，我們才又重新恢覆送學生過去——此乃後話。）

三

也許是經過我的好一番勸解，又或是史力文其實已經無法離開他深愛的中文，那一年秋季開學後，他還是照樣選修了我教的三年級快班中文課程。可是，隨後我又犯了一個小錯——也許是大錯，又一次觸碰了史力文對中國話題的認知敏感。

那時候北美的衛星中文節目剛剛開通，我自己家裏裝上了“小耳朵”，可以隨時直接收看CCTV的海外頻道。我便常常從中選錄一些短小有趣的節目片斷，作為新鮮聽力材料在課堂上放給同學們觀摩，收到了不錯的效果。我便有點忘乎所以，到了中國新年，就將好不容易頭一次錄下來的中央台春節聯歡晚會的錄像，拿到課堂上放給美國學生們看。我不記得那一年的節目裏是不是就有那首《大中國》？（應該沒有，《大中國》大概是數年前“春晚”的“名曲”，但相類的曲子一定有），總之，學生們看得嘩笑連連，神情和反應都非常古怪。我看見史力文一直低著頭，還沒看到一半，突然就站起來，一聲不響地走出了教室。我當時心裏咯噔一響：這是一向在公眾場合顯得聽話、乖巧的史力文，從來沒有過的舉動！我一下子明白了什麽，我甚至預感到：史力文這樣走出去，大概會就此“quit”掉（退出）這門課了——美國大學裏，上得不如意的課程，學生可以在開學六周內“quit”掉。

盡管，這個結果沒有發生，但自此成了一個明顯的分界——不獨是我，連班上的同學都發現：史力文上課變得無精打采、漫不經心的，雖然他仍是那樣“一點就醒”，中文仍在飛速進步，但漸漸就開始遲到、早退，拖延完成作業。我為此曾專門約他談過話，卻變得有點話不投機，氣氛淡漠。他只是告訴我：他這個學期遇到很多個人問題，比如他從小一起長大的女友最近在外州出了車禍等，讓他很分心，所以上課有點不專心。我想他說的理由也許是真實的，但我對此一直很難釋懷。

在這裏，我要鄭重告誡我的各位熱心的同行們（包括今天在世界各地負有推介中國文化使命的“孔子學院”們），千萬千萬，不要被“春晚”對於海外大陸人那種特有的鄉愁解饞作用沖昏了頭腦，將“春晚”一類“紅火節目”用來作為向外國人推介中國文化的輔助教材——那，實在是最大的、最為立竿見影的“票房毒藥”！對於那些對中國尚一知半解的外國孩子們，那種大紅大綠、鼓樂喧天的誇張表演，特別是貫徹始終的那種煽情、矯飾、充滿各種“偉大”字眼的高亢調門，可以說，成了一切放大而誇張的“中國式毛病”的集大成者，一定會讓他們看得目瞪口呆，從而倒盡他們學中文的興致和胃口！這一點，其實也已成了我們耶魯中文項目同事們的共識。我們幾位做過同樣蠢事的大陸背景的老師至今提起，仍然為此懊喪不已。

四

耶魯的好學生很多，畢竟不是只有一個史力文。況且大多數學生是到過中國留學以後更加熱愛學中文的，所以，學期結束，我隨後就把史力文的話題淡忘了。只是我也開始註意到，學生中這種“愛之深、責之切”的現象很普遍——越是對中文、中國和中國文化投註心力情感的學生，帶著越多浪漫的心理預期，就越是容易形成心理落差，受到“中國”真實面相的傷害。我想，真實的中國（包括任何國家），不是為任何“美好想象”而設的。進入一種異質的語言文化，很像進入一個婚姻的“圍城”，“因陌生而相戀，因了解而分開”，“在外面的想攻進去，在裏面的想沖出來”，毋寧說，這是文化差異造成的一種無奈，也是人性的共同弱點所致吧？這麽想著，我也就沒太把它放在心上。

第二年夏天。史力文還是請我寫的推薦信，再一次申請到了“萊特暑期獎學金”去中國進修中文。我知道，除了他內心裏其實無法割舍中文以外，還加上一個具體原因——他以前告訴過我的“暑期恐慌癥”：因為母親還關在監獄裏，寄養家庭已對他關上大門，他實際上一到暑假就變得無家可歸，利用漫長的假期到中國去學中文，正好成為他一種“回家”的方式。只是，我卻對他這種“回家”的寄托，存有暗暗的擔心。我告訴過他，他去年上的那個xxx中文項目是個特例，只是被你倒黴地撞上了。北京、南京、上海其他許多暑期中文項目，都比它強多了，你盡可以放心選修。大三那年開學，史力文第二次從中國留學回來，敲開我辦公室的門，帶著一口滑溜的、充滿卷舌音的京片子，向我講述他在中國的各種經歷見聞（有正面的、負面的，好玩的、不好玩的），最後，當他向我平靜道出他決定中止學習中文的理由，並放棄他原來選定的中文專業時，一時之間，還真是讓我錯愕不已——

“蘇老師，我生氣我自己，”他的中文句式依然不正確，“我發現，我的中文學得越好，我人就變得越壞，真的。”他看我狐疑的眼神，“不騙你，我已經知道我在中國可以怎麽‘混’了，而且我可以。混’得很不錯。”他閃過一個調皮的眼色，用的字眼卻準確無比，“可是，我自己會變得這麽——混，”他把“混”字仔細咬成了第二聲，“對，就是‘混蛋，的‘混’，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過的。我‘混’完了，就生氣我自己，我真的不願意。”

我壓住驚詫，臉上還勉力笑著：“你說說看，你在中國，怎麽——‘混’？”

“Fake，”他冒出一個英文詞，“只要你學會Fake，習慣各種Fake，就行了。”

“你是說，假——說假話，騙人？”

“對，先騙自己，再騙別人。”

“怎麽叫——先騙自己，再騙別人？”

“就是先騙自己，你說中文的時候，你不是那個Steven，”他說的是他的英文名字，“然後，你把自己變成這個——‘史、力、文’，就可以Fake了。”

“你怎麽‘Fake’呢？”我很好奇。

“隨便什麽理由都可以Fake呀，中國人愛聽好聽的話，我就說好聽的；他們說不喜歡美國人，我就說我是新疆來的；他們要打聽美國的事呢，我就說我是耶魯的學生。北京話叫做‘油’，我這個史、力、文，現在真是挺油的……”

我打量著眼前的——“史、力、文”，想開一句什麽玩笑，可是我笑不出來，只是，我還想著要開導他，我說：“史力文——我還是叫你史、力、文，而不是——Steven。我不相信，在中國，說中文的史、力、文，真的就會變得那麽——‘混’。”

“謝謝你的不相信，蘇老師，”他還是用那樣的“不正確句型”，口氣卻異常平靜，“所以，我決定quit（退出）中文。”

“好像，這不應該是一個quit的理由。”我堅持說。

可是，史力文最後誠懇道出的“理由”，卻又一次讓我啞了聲。

“蘇老師，你知道我很尊重你，你早就是我的好朋友了。我最生氣我自己的，就是我發現我的中文越好，我就開始好像越來越不尊重中文了。這樣學下去，結果就會是——中文和中國，我都不尊重了，我不願意這樣。”這時候，他的中文好像慢慢表達得流暢、達意了，“蘇老師，我知道很多人學中文，是為了去做生意，為了中國的大市場。——我不是。我是為了我自己。我自己最早的自信、尊嚴，別人對我的尊重，都是中文給我的，我怕我最後要失掉它，所以，我要——quit。”

他臉上的平靜神色，像窗外天上那片澄靜的藍。我再沒有勸阻他。那天送他出門的時候，他給了我一個“hug”（擁抱），那是美國人在一個認真告別的場合的肢體語言。我知道，那個“hug”，也是他給中文的——他從此再沒有敲過我的門，再沒有踏足過我們東亞系這座紅磚小樓。

五

也許，史力文只足一個獨特而又獨特的個案。

他太敏感。成長於寄養家庭的特殊經歷，使他對“尊嚴”、“自尊”、“尊重”幾乎帶著神經質的敏感。這種“神經質的敏感”，自然很難說是“正確”的、客觀的，甚至，也許是帶著“西方的、白種的、男人的”偏見的（這是英文裏討論“政治正確”經常會使用的字眼）。但是，把史力文離去的身影，置放在今天被中西媒體炒得很熱的那些字眼——“大國崛起”、“盛世”、“中國世紀”、“中華新帝國”（《時代周刊》語）等這樣一些大背景之上，史力文的“quit”，他對“尊嚴”、“自尊”和“尊重”等的敏感，還是觸動了我的——不管是自身哪一種角色認同的——敏感。

限於文字篇幅，我決定刪去我由此引發的一大堆感慨和議論，而把相應的思考和泌論空間，留給讀者。

末了，再回到史力文：在那以後，我在校園裏還遇見過史力文兩三回。他還是那樣瞇著在洋人中顯得略小的眼睛，朝我嘻嘻笑著，仍用中文跟我說話，只是岡為長久缺少練習而顯得生疏、磕巴，所以不時要用英文補充。他告訴我：他已經重新把西班牙語“撿”了回來。大三的暑假，他申請到一個獎學金到南美洲參加一個救助窮人的基金會的工作，收獲很大。他決定畢業後到南美去工作，他的學藝術史的女朋友也支持他，會跟他一起去。“可是，她的個子長得比我高，我記得在北京，我這要算——三等殘廢的，讓我有點……嘿嘿，自卑感。”這是我記得的，史力文對我說的最後一個準確而漂亮的中文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