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與貴州代表團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體現一個國家綜合實力最核心的、最高層的，還是文化軟實力，這事關一個民族精氣神的凝聚。我們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有一個文化自信。”在2016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這些重要論述把文化自信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認真研究文化自信這個課題，既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又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文化自信，是指人們對我們黨、國家和民族文化的歷史傳統、價值內涵和現實意義的認識、認同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信念。關於文化結構，有著許多種界說，我們在本文中采用物質、制度和精神三層次說來展開對文化自信的論述。

一、我們的文化自信從哪里來

1.中華民族獨自形成了系統的原生文明。作為一個地理范疇的中國，是從上古時代華夏族在黃河流域建立的中國開始的。《詩經·大雅·生民之計》講的“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反映了華夏族人認為自己居天下中央，而相鄰地區為四方的觀念。作為經濟發達、文化昌盛的中國，就當生成在夏商周的時代。元代人王文亮曾描述道：“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儀，故謂之中華。”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早期形成的優勢和魅力所在。

在那個時代，我國已經產生了比較成熟的農業文明，土地為國家和集體共有並向個體的私人所有發展，石器和銅器成為農業生產工具，集體勞動以抵抗自然力量。部族首領領導人們治水就是集體勞動一方面的見證。

在那個時代，我國進入了國家文明的階段，與古希臘大體同步。在夏朝政權創建後的1300多年里，我國早期國家最高政權只經歷了三次重大更叠，保持了結構的穩定性和繼承的連續性。已經形成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結構，有了軍隊、監獄和官吏組織系統，有了王室對諸侯的管理制度以及各方面的細化和有效的管理。

在那個時代，我國已經產生了體系較為完整的成熟文字甲骨文、金文，它們是現代漢字的早期形式。今天見諸於世的10多萬片有字甲骨中，含有5000多不同的文字圖形，其中已被識別的有1000多字。

在那個時代，特別是積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產生了一個又一個思想理論派別和體系，其中有道家、儒家、法家、陰陽家、名家、墨家、雜家、農家、兵家、縱橫家等。世界各民族的文明都有著自己的發展道路。因為大海、大河、高山和沙漠的阻隔和無法跨越的距離，文明無法對話。我們有理由自豪，盡管在同一個時期，中國的諸子百家和古希臘等世界上的思想大家和思想高峰如約而至，但我們的思想理論、價值觀念和典章制度等卻循著獨創之路，為人類文明貢獻著光華。

2.中華文化是全世界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化之河。中華文化已經在世界上持續存在幾千年，這是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曾發生過的事實。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這些有著燦爛文化的國家都敗亡了。梁漱溟曾總結道，“歷史上與中國文化若後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轉易，或失其獨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國能以其自創之文化永其獨立之民族生命，至於今日巋然獨存。”從歷史的具體表現形態上看，幾千年間，中華文化經歷了無數次大大小小的天災人禍的考驗，具有對災難和創傷的強大修復功能。包括王朝的更替，短暫的國家分裂和外敵的入侵，都經過了戰亂和動蕩。但是，無論遭受怎樣的苦難，遇到怎樣的滅頂之災，走過怎樣的曲折道路，中華民族始終不屈不撓、浴血拼搏、奮力抗爭，最終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那麽，人們不禁要問，葆有獨立之民族生命的密碼到底是什麽。按照唯物史觀的觀點，建立在相對優越自然地理條件上的農耕經濟的持續性，是造就中國文化持續性的首要原因。同時，與自然的、個體的農耕經濟相適應的家國同構的政治結構，也是中國文化持續向前發展的重要支撐。從整體上講，中華民族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及未來，從來都有著堅定的自信心。抗日戰爭時期，即使敵我雙方在經濟、軍事、政治組織能力和綜合國力對比非常懸殊的條件下，毛澤東依然通過科學論證和嚴謹分析堅定指出：“亡國論者看敵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勝論者看敵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的意見相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的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515頁）這就是一位腳踏中國堅實大地、吸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的偉人的思想力量，這就是科學的力量、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