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亮一·全球化與在地歷史意象的建構：台灣古蹟保存概念之形成與轉化（1）

一、前言

全球經濟、政治、與文化日漸緊密的互動，對於台灣文化政策的發展有什麼影響？本研究試圖從古蹟保存概念這個特定的文化生產面向來探討這個問題。關於全球化對地域文化的影響，早期的研究主要關心的是文化同質化的問題。觀察到全球消費文化（尤其是美國的消費文化）在第三世界散佈的情形，有些人將文化全球化等同於「西化」或「美國化」，其最終將打破各國國內政治與文化的整合性。藉著以標準劃一的消費文化逐漸取代既有的地域認同與地域傳統，文化同質化可以說是一種替跨國資本在全球進行擴張與積累鋪路的工具（Schiller, 1976）。然而，由於文化同質化的概念無法說明全球經濟文化流動與各不同地方之間複雜的關係，這種說法在近年來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對批評者來說，全球化並不是一個經濟文化之流從中心向邊緣擴散的單向過程，而是互相連結郤又彼此斷裂的人群、意象、技術、金錢與意識形態流動之間的互動（Tomlinson, 1991; Beull, 1994; Appadurai, 1996）。一個地方的特性因而是決定於它在多重全球流動所組成的網絡中的位置，由不同的流動所賦予。此外，全球化又與 Doreen Massey（1993：61）所說的全球流動之「權力幾何學」（power-geometry）有關：「不同的社會群體與不同的個人與這些流動與聯結有著非常不同的關係……有些人比其他的群體或個人享有更大的操控權；有些人發動這些流動與移動，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處在流動的接收端；有些人則是牢牢地被這些流動囚禁住」。

從這觀點來看，文化全球化所關注的焦點就不再是文化同質化的問題了。研究的重點現在轉移至「在地化」的過程，亦即不同的社會群體如何在面對地域既有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價值被「流動空間」撼動時，重構一個具意義的、相對於其他地點或社群之社會空間與社會生活。因此，我們也應注意在地的機構與團體在全球化過程中的角色，特別是國族國家與在地的社會運動。這種強調在地社群對全球經濟文化流動多重且異質回應的角度，提供了我們分析台灣古蹟保存論述與實踐一個有用的思考起點。因為，如果在地化是為了在全球化的時代中重構社會空間與社會生活，那麼重新定義、重新發現、以及重新肯定族裔、區域或是國家的傳統建築文化可能也是界定他們的社會與生活領域的重要策略。換句話說，台灣在自 1970 年代開始興起的古蹟保存論述以及其後的政策發展也可能和台灣的全球化―在地化的辯証過程有關。

在這個理論脈絡下，本文將台灣的古蹟保存視為一個政治領域，在其中各種不同的保存知識被建構並被轉化為行動。在這個觀點下，本文關心的問題在於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台灣古蹟保存的論述如何形成，以及它們如何影響了國家的保存政策。本文的分析將分析比較兩個重要的國家文化政策為焦點，亦即 1982 年通過的《文化資產保存法》以及 1994 年展開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本文將以這兩個政策為中心，探究不同保存論述的建構過程及其背後的理論前題，以及這些保存論述如何以及為何被收納為國家文化政策的一部份。

二、戰後初期的古蹟保存

從二次大戰戰後到 1970 年代以前，由於國民黨政權嚴格的政治控制，台灣社會可以說不管在經濟上或文化上都和外在的世界隔絶。在這段期間，國家並沒有一套政策或是系統性的綱領來處理台灣過去留下的營造環境。事實上，由於國民黨政權僅把台灣視為「光復大陸失土」的軍事基地，因此保存台灣的在地文化遺產根本就不是一個具有任何意義的課題。然而，這並非意味著國家不試圖經營文化領域，或者不把歷史與傳統視為文化政策中一個重要的部份。恰恰相反，歷史與傳統在教育、語言、文學、與娛樂等公共文化論述中是被高度強調的。然而，為了正當化國民黨作為中國合法政權，被強調的歷史總是和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的連續性或是儒家的道統相關。在此同時，台灣當時既有的地方文化，像是方言、民謠、地方藝術、宗教，以及日本殖民時期留下的語言與文化，則在公共領域中被禁止或是被消音（Chun, 1996）。

由於國家對台灣地方文化與地方傳統的鉗制，幾乎沒有任何地方建築或是營造物被刻意地保存。政府並不認為地方建築有任何的文化價值。許多地方性的建築物都不被認為是有價值的，而且往往被破壞或拆除。例如板橋林家花園在當時就被當成軍隊與難民的收容所，後來更成為違建區。在當時唯一與古蹟保存相關的法案，是 1930 年在國民政府在南京時代所制定的＜古物保存法＞。然而也沒有任何一個台灣地方建築或歷史遺跡受到這個法案的保護。雖然在當時政府的確修復一些古蹟，但是其主要動機是為了展現中華文化給國外的觀光客看（葉乃齊, 1989）。除此之外，當時也沒有什麼修復技術原則或是修復美學的標準。因此，修復後的古建築常常出現將北京宮殿建築的屋頂放在台灣地方建築上以展現傳統中國意象的例子。

總而言之，從戰後至 1970 年以前，一個系統性的古蹟保存概念並不存在於公共文化論述之中。不但古蹟保存沒有一個清楚的定義，而且也沒有任何保存的專業團體出現。換句話說，古蹟保存可以說和當時的社會公共生活幾乎沒有產生任何重要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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