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伯清:社會意象與社會治理(上)

【內容提要】社會意象是社會成員理解和期待自身社會存在的方式,既是事實性的,也是規範性的。實現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必須形成和構建與之相應的現代社會意象。目前中國盛行的意象,無論是社會叢林型的,還是編戶齊民型或階級沖突型,抑或是差序格局型的,多有不適應現代社會運行的複雜機制之處。本文在探討了當代中國社會意象的關鍵問題之後,圍繞著現代社會治理的願景,提出建構適合中國價值的現代社會意象的核心理念維度,即以權利制約權力、以功能替代等級、以道義整合利益,並認為社會生活內在正當性的建設乃當務之急。 


一、社會意象的視角

理論家有時可以洞燭社會發展的先機,見微知著的能力使他們從征兆和萌芽中看到根本的趨向乃至內在的邏輯。當然,他們的看法並不總是正確的,而且他們的看法相互之間也不盡相同,還經常可能是持有矛盾或對立的看法。不過,他們的觀點若是傳播開來,參與到公共話語之中,進而滲透到社會世界,就可能成為社會成員行動的指南或理由甚至規範。理想和現實之間的關系複雜而微妙,吉登斯曾經試圖以“雙重詮釋”(double hermeneutics) 來揭示其中的交互作用。[1]

在二戰大勢已定但仍是炮聲隆隆的1944年,哈耶克和波蘭尼就在籌劃未來的發展路徑,他們不約而同地各自發表了對現代社會截然相反的論斷。哈耶克認為西方理性和科學的驚人發展,形成了“致命的自負”,以為可以完全掌控社會發展的進程,結果卻可能是在計劃經濟和極權政治之下走向“通往奴役之路”。[2]針對於此,哈耶克鼓吹作為一種自發秩序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而波蘭尼則認為,“一種自我調節的市場的觀念,意味著一種全然的烏托邦。除非消滅社會中人和自然的實質,否則這種制度一天也不可能存在;它將會摧毀人類,並將其環境變為一片荒漠”。[3]在此情況下,社會不可避免地要保護自身,予以抵抗,於是形成了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雙向運動。跟哈耶克不遺余力地攻擊社會概念不同,波蘭尼認為“社會的發現既是自由的終結,也是自由的重生”,而且“人類已經成熟了,並且能夠以人的方式生存於一個覆雜社會之中”。[4]當然,對於“複雜社會中的自由”的探索,仍是未竟的事業。

這場爭論在當時誰也沒有成為勝利者,甚至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為世人所忽視。哈耶克雖因《通往奴役之路》一舉成名,但在凱恩斯主義一統天下的時候,也只處於邊緣,直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才再獲認可。而波蘭尼則是在新自由主義遭到質疑和批評時,方被人發現其洞燭先機的價值。值得關注的是,近來他們則經常被相提並論,可見他們的問題依舊有待深究。但無論如何,他們的話語或許已成為我們理解自身處境的“支援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如果用卡爾•波蘭尼的兄弟邁克爾•波蘭尼的話來說。[5]其實,在分歧之外,他們也有著共同之處,即尊重社會本身經過長期演化而積累下來的傳統和智慧。

他們主要還在經濟學範圍內討論一般性的發展,而社會學家也很早就關註到當代社會發展的特點。差不多在上述兩人爭論的1/4個世紀之後,愛茲尼提出了“積極社會”(the active society)[6]的說法,圖海納提出了“規劃社會”(programmed society)[7]的觀點。他們都強調隨著有關現代社會知識的增長,自覺規劃我們社會發展的能力也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丹尼爾•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要比圖海納的《後工業社會》晚出幾年,但影響更大,貝爾認為後工業社會的中軸原理是理論知識居於中心地位,成為社會革新與社會管理的根據。在後工業社會中,理論要優先於經驗,一個領域的發展有賴於理論指出方向,提供模型。理論知識成為一個社會的戰略源泉。[8]

但無論是“基於知識的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還是干脆“知識社會” (knowledge society),都未能創造出一個依照知識運行的美好而理性的社會。相反,知識與權力之間的複雜關系——至少自福柯以後,我們已習慣以“真理體制”(regime of truth)來看待有關問題——使得我們不能單純依賴知識的增長來理解和解釋社會發展。

相反,知識在何種社會狀況下產生、知識受到怎樣的社會制約的問題,重新又凸顯了出來。愛丁堡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的主要理論家之一大衛•布魯爾的《知識與社會意象》一書,就簡明扼要地點出了其中的關鍵。[9]但是,“社會意象”(social imagery or imaginary)成為一個理解當代社會的關鍵詞,還有待其他不同學科和源流的研究。

卡斯托里亞迪斯的《社會的意象體制》[10]、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11],泰勒《現代社會意象》[12],一直到斯特格的全球意象(global imagery)。[13]按照阿帕杜萊的說法,“意象、想象、形象——此類詞語都向我們指出全球文化進程中的新穎與關鍵之處: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想象。不再只是幻想(大眾的鴉片,其實際作用則在別處),不再只是逃避(逃離一個主要是由更為具體的目的和結構所界定的世界),也不再是精英的消遣(從而無關於尋常百姓的生活),想象已然成為一個組織化的社會實踐場域,一種工作方式(既在勞動的意義上,也在有組織的文化實踐的意義上),也是能動場所(個體)與全球界定的可能場域之間的磋商形式”。[14]

何謂社會意象?“粗略來看,社會意象概念大致相當於‘視野’、‘話語’、‘符號母體’、‘慣習’、‘背景’、‘常識’、‘生活世界視角’及‘意識形態’之類的概念。”[15]在一定意義上,社會意象頗類於韋伯所說的“世界意象”(world image)。[16]一般而言,社會意象是社會成員想象、理解和憧憬自身社會存在的方式,涉及如何相處、應當抱持何種期待以及支撐此類期待的深層觀念和意象。泰勒認為,社會意象不同於社會理論,一般體現為形象、故事和傳說,為多數社會成員所共享,也使他們的共同實踐和廣泛認可的正當性成為可能。最初為少數人所創造的社會理論,可能逐漸傳播開來浸潤整個社會,最終滲透到社會意象之中。社會意象也可謂是一種心照不宣的默會知識,是社會成員相互之間的正常期待感,也是有關集體實踐和道德秩序的共識。[17]

任何時期的社會意象都是非常複雜的,既是借以創建共同生活的維度,也是用以表征集體生活的方式,還可能是支配特定社會結構的意義體系。社會意象是根深蒂固、不假思索的理解模式、知識庫存、價值取向、情感結構。社會意象既可能體現為具有調節和監管作用的理念(regulatory ideas),也可能是潛移默化而形成的情感規則和制度,還可能是值得向往的理想境界的圖景。也就是說,社會意象既是關於整體社會存在是怎樣的解釋,也是關於社會該當如何的表征,既是對事實的反應,也是關乎行為的規範。當然,社會意象攸關社會整體,也是各種具體解釋和解說的主導框架。或許可以將社會意象視為社會生活得以展開的基座和背景,甚至是集體無意識,永遠是模糊的,無邊界,不確定,無法予以清晰表述。

雖然如此,社會意象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揭示。譬如泰勒就對現代西方世界的社會意象進行了多方位的描述,從社會契約衍生出社會成員相互尊重和彼此服務的規範準則,從以對話為主的社交模式衍生出文明社會的雛形,由等級性的傳統意象轉變為平等的、直接進入的現代社會意象。總之,“現代性涉及我們社會意象中的一場革命,……公共領域,在其中人們可以認為自己直接參與到全國(有時甚至國際的)討論之中;市場經濟,在其中所有經濟行動者都被看作是在相互平等的基礎上進入契約關系。當然,還有現代公民社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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