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強:作為一種形象的“文學語言”(下)

昔人言為書之體,須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狀之,取不齊也。然不齊之中,流通照應,必有大齊者存。故辨草者,尤以書脈為要焉。

事實上,中國的書法作品就是以一種藝術的形式展現了漢語的這種來自形體的美。劉熙載所謂的“入其形”,就是指,書法的要義在於,寫字時必須要揣摩透漢字的形體形象,令這種形體形象變化多端,各具風采。而“書脈”,則是指在這種形體形象的變化中,生成一種連綿不絕、回環往復的氣韻。顯然,劉熙載的這個說法,充分肯定了漢字基本形象對於書法藝術的重要意義,這表明,漢字的形體形象可以成為一種審美形象,產生生動的氣韻。

其次,聲韻,也是語言的一種基本形象。聲音的變化往往蘊含著情感的波動,從而造就不同的漢語語音形象。

古人論及音樂的聲音形象的認識,同樣適用於漢語的語音形象: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瞧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啴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上,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6]

在這里,漢語的聲音形象既包括漢字本身的讀音,也包括對這個讀音的具體讀法。這就有了漢語聲音的不同口吻、語氣、節奏、韻律等等。相應地,這些聲音就帶上了語言使用者的情感,往往可以喚起聽的人的形象化想象。比如我們常用的問候語“你好”:

北京人說“你好!你好!”時,“你”(nǐ)字還得加上一個-n尾,念作“您”(nín),“您好!您好!”就表示更加客氣些,或者更加尊重些。人與人之間見面,已經完全廢棄了舊時代許多虛偽的客套話,也不再是漠然不相聞問的漠不關心的狀態……[7]

這里聲音的改變,包含了一種人們生活狀態的變化。而“你”和“您”,則蘊含不同的“人”的氣息:“你”字指向普通的人,“您”字喚起“值得尊重的人”這個形象。

語言的聲音形象是在語言的具體使用中呈現出來的,由此,“口音”(accent)就成了一種極其有意味的現象。而不同的口音則構成不同的語音形象,從而具有不同的意義。“以英國英語為例,其國內口音差異就形成了一整套譜系,從地域鮮明的鄉村與城市口音,進而到那種被視為標準發音的典範口音,這種口音在BBC的‘世界報道’、司法系統、公學以及諸如此類的地方可以經常聽到。從這個意義講,每個講話的人都有一個口音,包括習慣使用標準發言者。盡管標準口音現在基本上屬於一種基於階級地位的口音,但歷史上它卻一度與中古時期英格蘭中部方言區的東南一帶具有很強的地域關聯,注意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對它的專門提倡,比如16世紀的英語公學以及BBC早期電台廣播,有助於解釋標準口音在今日聯合王國的支配性社會地位,在那里它似乎成為中立的和通行的英語口音,甚至達到這種程度,即它已被當作講英語的‘自然’與‘正確’的方式。”[8] 簡言之,語言的標準音,本來只是一種便於通行的說話方式,但是,由於這種聲音總是通過電台、電視進行傳播,也就總是和“客觀”、“公正”、“理性”、“權威”等等語言色彩聯系在一起,從而逐漸成為一種具有社會和階層內涵的文化形象:標準口音似乎意味著良好教育和較高的社會地位,成為白領化階層的象征。

顯然,漢語的形象是伴隨著漢語的產生和發展而逐漸確立起來的漢語本身的形象。當這種漢語的形象被審美使用時候,就有了漢語的審美形象,簡稱之為漢語形象。

3 事實上,語言的基本形象不等於語言形象。作為一種審美形象,語言形象呈現在文學作品之中,是文學語言的一種特殊形象。因此,我們講“語言形象”、“漢語形象”,是要強調其審美形象。

也就是說,所謂語言形象,是在不同的使用方式中才能獲得的;而語言的審美使用,則相應生成了一種極其具有魅力的審美形象。

因此,作為一種審美形象,語言形象是文學語言和普通語言區分開來的重要方面。按照這個理解,所謂語言形象,其實就是指呈現在文學文本中的漢語的審美面貌;它往往可以激發讀者把語言本身當作審美對象,流連忘返,玩味蘊含在語言形象中的豐富內涵。

在這里,普通語言和文學語言呈現出不同的功能。普通語言往往注重於傳遞信息的功能,並不要求閱讀者過多地注意所使用的語言本身;文學語言則恰恰相反,其功能不僅僅是要傳遞信息、生成意義,它還“努力”顯現自身的魅力,讓讀者沈浸在語言本身的形象之美中。

美國詩人威廉斯的《便條》詩這樣寫道:

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們/大概是你/留著/早餐吃的/請原諒/它們/太可口了/那麽甜/又那麽涼

作為一首詩,這里的語言似乎和普通的生活語言並沒有太大不同,無論是用詞還是語氣,都像是隨隨便便地說出的話。不妨把這一段話再使用普通語言的排列方式看看:

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們大概是你留著早餐吃的。請原諒,它們太可口了,那麽甜,又那麽涼。

表面看來,這兩段話的區別僅僅在於它們的語言排列方式不同,這就造成這樣一種感覺:按照文體識別的習慣,分行排列的是詩歌,其語言是詩歌語言;而不分行則有可能只是一張真正的“便條”。這似乎可以表明,語言用什麽樣的方式呈現自身的形象,就無意中規定著語言本身的使用形態。

但是,是否分行並不能最終決定一堆語言材料是否就是文學語言或者普通語言。事實上,“分行”屬於語言的一種“使用方式”問題,也就是說,用什麽樣的方式使用語言,才能最終將普通語言和文學語言區分開來。

就生活中的真實的便條而言,這一組語言材料讀起來有一點兒顯得累贅,因為,寫一張便條,只需要把這件事情交待清楚就行了:

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們大概是你留著早餐吃的。請原諒。

對於“事件”的交待,和“抱歉心情”的表達,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請原諒,它們太可口了,那麽甜,又那麽涼”,這一段話相應就成為真實的便條中可有可無的語言。甚至可以說,這一段話的增加不僅不會取得人家的原諒,反而會適得其反:我吃了你的梅子,要知道,它們太好吃了!這不是“斗氣”嗎?——好吃卻被你吃了!故意的?

有意思的是,《便條》成為一首詩,就不能不“依賴”這一段似乎在斗氣的話。或者說,失去了這一段話語,《便條》的審美意義就會消除殆盡。在這里,“它們太可口了,那麽甜,又那麽涼”,一方面表達的是“吃梅子”這個事件中的自我感受;另一方面,通過這種感受的表達,把“甜”和“涼”當成了違背契約和規範的“借口”。這首詩的意義就因此被凸現了出來:1,我知道吃別人的東西是錯誤的;2,可是我吃東西時的美好的生命體驗也是合理的,為了這種生命體驗的獲得,我就可以違背我所了解的規範。

由此可以知道,這首簡短的詩歌里面隱藏了一種矛盾:生命體驗的合理性與尊重他人財產的合法性之間的矛盾。與這種矛盾相應和,這首詩顯示了兩種語言之間的對話,也就同時表現了兩種不同的語言形象:1,“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們大概是你留著早餐吃的。請原諒……”這是一組顯現著“規範性力量”的語言,主要是對事件的敘述,具有邏輯語言的形象;2,“請原諒,它們太可口了,那麽甜,又那麽涼”,這是一組顯現著“顛復性力量”的語言,主要是一種情感體驗的表達,具有感興語言的形象。在這里,“甜”、“涼”兩個字,構造了一個極其豐富的瞬間:那種任性的姿態與享受的感覺,一時間駐留我們心中。第1組語言的遲疑、慚愧,與第2組語言的流暢與情不自禁形成了極其有趣的對話。兩種語言各自試圖占到上風,但是,終於美好的體驗性語言征服了我們,使得這首詩成為一種感性擊退理性的象征。

顯然,兩種語言各自以自身的形象在積極地對話、交談和滲透,成為這首詩的有意味的閱讀現象。

由此可知,和普通語言不同,這首詩的語言中,不傳達實際意義的語言更富有審美價值。這表明,文學語言不是以信息的傳達為重要目標,而是要顯現自身的形象,以這種自身形象的感染力來激動讀者。

事實上,將自身顯示為一種審美形象,這正是文學語言的獨特意義。伊格爾頓曾經這樣總結雅各布森的理論要義:

他認為“詩”首先在於語言被置入某種與本身的自覺的關系。詩的語言作用“增進符號的具體可知性”,引起對它們的物質性的注意而不是僅僅把它們用作交流中的籌碼。在“詩”里,符號與它的對象脫節:符號與所指對象之間通常的關系打亂了,因而使符號作為一種價值對象本身具有一定的獨立性。[9]

所謂文學符號的“獨立性”,事實上也就是文學語言涉及其自身的形象及其意義,超過了對文學語言所指稱的對象的涉及。“當詩人告訴我們他的愛人像一朵紅玫瑰時,我們知道事實上他是把這種說法納入格律,我們不應該去問他是否真的有一個愛人,由於某種奇怪的原因他覺得像一玫瑰。”這表明,文學語言的理解在於對語言特殊的“談話方式”的理解:“這種對談話方式而不是所談事實的集中注意,有時用來表示我們認為文學是一種‘自我相關’的語言,一種談論它本身的語言”。[10]

簡言之,文學語言總是使得語言獨立地成為一種審美形象,就漢語而言,就是成為讓讀者玩味不已的漢語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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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志強,1969年生人,山東濱州人,南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文藝美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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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麥克列林(Thomas McLaughlin):《修辭語言》(Figurative Language),載Frank Centricchia、Thomas McLaughlin編:《文學批評術語》(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中文本,張京媛等人譯,108-203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2] 【英】布萊克:《布萊克詩選》,袁可嘉譯,42-4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3] 【美】麥克列林(Thomas McLaughlin):《修辭語言》(Figurative Language),載Frank Centricchia 、Thomas McLaughlin編:《文學批評術語》(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中文本,張京媛等人譯,109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4] 詩中著重號為編者所加——編者注。

[5] 【美】麥克列林(Thomas McLaughlin):《修辭語言》(Figurative Language),載Frank Centricchia、Thomas McLaughlin編:《文學批評術語》(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中文本,張京媛等人譯,115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6] 《樂記》。

[7] 周有光:《語言與社會生活》,29頁,北京:三聯書店,1999。

[8] 【美】約翰·菲斯克等編撰:《關鍵概念》(第二版),李彬譯注,2—3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9] 【英】伊格爾頓:《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王逢振譯,14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10] 【英】伊格爾頓:《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王逢振譯,2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愛思想網站 2008-1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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