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莫言畢竟只是小說家，他大概並不想提供特別的“思想”或者“歷史觀”，他對歷史的“文學敘述”主要出於感覺，他時常放縱這種感覺，在人性與欲望的曠野里奔走，卻不能停下來做深入的思索與把握。莫言的敘史既酣暢又世故，卻未能給讀者類似宗教意味的那種悲憫與深思，而這正是中國文學普遍缺少的素質。如果結合閱讀感受來進一步思考，會發現莫言也有他的缺陷。也許我們會問，這位天才卻又有些任性的作家刻意回避對歷史的正面描述與規律的探尋，有意在“正史”模式之外嘗試“野史化”的文學寫作，是否無意間也迎合當下那些庸俗的虛無主義與相對主義？在當今“去革命化”和“去意識形態化”的氛圍中讀莫言，雖然痛快，卻也可能會引發某種無常與無奈之感。

再說說莫言“重口味”的風格。…

新時期以來，隨著意識形態的世俗化，不少作家開始“告別革命”，嘗試走出“正史”式的文學敘事模式。如《白鹿原》寫一個鄉村的百年演變，不再是波瀾壯闊的“革命史”，而是一系列的“翻燒餅”和“折騰”，是沒完沒了的歷史劫難。這部小說在試圖翻轉以往的歷史“目的論”，結果卻滑向了古老的“河西河東說”，盡管如此，這部宣揚“循環論”的作品還是獲得很高的評價，因為人們還是看重它的所謂“史詩”的努力，習慣於欣賞以文學中的“大歷史”。…

——兼說莫言獲諾獎的七大原因

溫按：最近我接連寫了3篇關於莫言的評論（其中一篇是和葉誠生合作的），但願不會被看作“湊熱鬧”。其實我是力求對莫言創作的得失都有所領悟分析，不是一味捧場，也不是刻意貶損。這一篇最近刊載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其開頭部分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做了七個方面的分析。（此處刪節，內容可見本人新浪博客。…

所以我把中國的政治體制總結了幾點：第一，只要共產黨能夠維持其政治主體的地位，多黨制不可能，但這是“開放的一黨制”。這跟多黨制不一樣，跟新加坡的一黨獨大也不太一樣。如果一個政黨被幾個家族、一些利益集團壟斷了，那就很危險了。那麼怎麼開放？我覺得中國有很多經驗。中國傳統上只有皇帝這個職位不開放，其他都是開放的，有很多的歷史經驗。改革開放以來，最高領導人也不是終身制，這個職位也是開放的。共產黨在不斷把新興社會階層吸納到黨內也促成了執政黨更加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