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隨著意識形態的世俗化，不少作家開始“告別革命”，嘗試走出“正史”式的文學敘事模式。如《白鹿原》寫一個鄉村的百年演變，不再是波瀾壯闊的“革命史”，而是一系列的“翻燒餅”和“折騰”，是沒完沒了的歷史劫難。這部小說在試圖翻轉以往的歷史“目的論”，結果卻滑向了古老的“河西河東說”，盡管如此，這部宣揚“循環論”的作品還是獲得很高的評價，因為人們還是看重它的所謂“史詩”的努力，習慣於欣賞以文學中的“大歷史”。

在這種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文學“敘史”的流脈中看莫言，他就顯得是那樣的叛逆、可疑而又引人矚目。莫言仍然有“寫史”的衝動，他的小說依舊熱衷於“講史說書”。把莫言的《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等多部代表性的長篇連成一氣，可以看到近百年中國歷史變遷的風雲變幻，讀者會不由自主地會拿莫言的“歷史”和自己原有的歷史印象做比較，產生某種“歷史”的陌生化。


顯而易見，莫言在超越歷史的敘史模式，他不再“感時憂國”，不再“說教”，甚至不再寫“大歷史”，他關注的大都是邊緣的、民間的、日常的、瑣屑的歷史；他也無意構設歷史變遷的大場景，感興趣的是那些能喚起原初激情及想像的人性與欲望的場景。莫言試圖將“大歷史”還原給民間，他要寫出另一種生生不息的歷史。在莫言這里，是全新的個性化的敘史方式，通常的那種二元對立的、線性的歷史敘事方式被揚棄了，所謂歷史中心、主體、主流被虛化了，原先容易被看作是歷史的偶然、隱沒在歷史的夾縫或邊緣中的瑣屑人事，成為作品描寫的主要內容，凡俗人物的日常生活取代了大場面，人們見到更多的不再是歷史的鏈條、規律，而是人性的複雜的表現。

莫言不再去去正面描寫主宰歷史、作為正義化身的“英雄”，而將筆墨留給了凡庸人事，包括變幻年代那些不失生命野性的本色男兒和敢愛敢恨的鄉間女子。莫言極其注重感覺與想像，卻無意對作品中歷史人事做明晰的判斷，他筆下的一切往往都是正邪糾結、善惡難斷、亦喜亦悲、進退無著。莫言痛快地卸去了那種作為歷史代言人的重負感，他是那樣的放達和自由，他在極力發揮自己的天馬行空式的想像去“創造”歷史。

讀莫言的小說，那感覺就象讀多了“正史”之後，突然接觸到“野史”，別有一番陌生與訝異。歷來官修的“正史”比較正規和專業，但也可能如魯迅所說，是“塗飾太厚”，“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而“野史”雖比較零碎隨意，但顧忌少，不必擺“修史”的架子，反而可能寫出歷史的真貌。莫言小說的“講史說書”，就有意背離“正史”一路，刻意追求類似“野史”的那種民間的真實。歷史在莫言筆下失去了莊嚴與明快，變得多姿多彩而又歧義叢生、面目含混而又意味深長，所謂“線索”已攪亂，“規律”無關緊要，最能激起興趣的，是歷史深處的隱秘與複雜，是歷史的原生態。

這種“文學化的歷史”不是被當作“常識”來記憶的，甚至不需要價值立場的裁定，你帶著自己的感受去體驗就行了，讓靈魂在歷史時空中穿梭，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這是遊戲似的“穿越”。莫言極大地發揮了對歷史的想像力，把歷史充分文學化、人性化，賦予了歷史某種毛茸茸的質感，這也就豐富了我們對歷史的感受。這自然是莫言的成功。如果一定要從莫言的小說中抽離出某種歷史觀，那他的歷史觀就是反“正統”的，而一些外國的讀者（評論家包括諾貝爾獎評委），也可能從莫言這里看到了中國作家心態與筆法的巨大變化。莫言多少順從了這些年來形成的反思革命、解構歷史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