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嬸子的命真苦。一輩子無兒無女不說，到老來，老頭子偏得了心臟病，不能出山勞動掙工分了。隊上雖說給了“五保”待遇，吃糧不用太發愁了，但油鹽醬醋、針頭線腦還得自己籌辦。而錢又從哪來呢？

好在她還餵個豬娃娃，她嬌貴這個小東西。那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開銷，都指望著這只豬娃呢。這位無兒無女的老婆婆，對任家畜都有一種溫厚的愛。對這個小牲靈就更不用說了。她不論刮風不審下雨，每天都和一群娃娃相跟著出山去尋豬草。她不像其他人家那樣把尋回的豬草隨便撂到豬圈裏讓貍吃，而是把那些蒲公英呀，蒼耳呀，肥娃娃草呀，在小河裏翻來覆去洗得幹幹凈凈，切碎，煮熟，恨不得再拌上點調料，才給豬餵哩。…

她用手絹在模糊的玻璃窗上擦出明凈的一塊來，身子伏在窗臺上，兩只圓潤小巧的手托住很俊的臉蛋，傻呵呵地望著窗外，她的美麗加上這種驕憨的姿態，是極其動人的。不過，從她的臉上可以確切地看出來，這是一個心緒不佳的人。

大凡人的憂傷很難埋藏的時候，常常就明顯地挽結在雙眉之間。

這的一個有苦難言的人——我們會慢慢知道一切的。

現在，她伏在那窗臺上，一動不動，只是專心致誌地瞅著外面。外面，密集的雪花兒，正經飄飄地飛著，轉著，顫悠悠地降落在地上，院子裏已經白茸茸地像鋪了一層羊毛氈。…

天還沒有亮，我就急忙向汽車站趕去。

不知什麽時候天陰了，灰暗的雲層在頭頂靜靜地凝聚著，空氣裏滿含著潮濕。憑老經驗，看來另—場大雪就要降臨了——真的，快到汽車站的時候，覺得臉上似乎已經落了一顆冰涼的雪粒。我的心情沈重了。明天就是春節呀！要是再下一場雪，班車一停，回家過節就根本不可能了。我懷著不安的心情走進了車站候車室。

我的心立刻涼了。自以為今天來得早，實際上大概是來得最晚的一個。只見候車室裏已經人頭攢動，吵吵嚷嚷的，亂得像一個集市。

失望中，我趕忙把目光投向售票處。

在８０２次的售票口，我看見車次牌上用粉筆寫著：增加一輛車。…

一

我曾想過當和尚，羨慕和尚可以住進幽然清靜的寺廟裏去。但對佛學不甚了了，又自知受不住佛門的種種戒律，想一想也就作罷。何況出家為僧的手續也不知如何辦理，估計不會比出國留學容易。

那時我正度著最惶茫潦倒的時光。插隊回來雙腿殘廢了，搖著輪椅去四處求職很像是無聊之徒的一場惡作劇，令一切正規單位的招工人員退避三舍。幸得一家街道小作坊不嫌棄，這才有一份口糧錢可掙。小作坊總共三間低矮歪斜的老屋，八九個老太太之外，幾個小夥子都跟我差不多，腳上或輕或重各備一份殘疾。我們的手可以勞作，嗓子年輕，夢想也都紛繁，每天不停地唱歌，和不停地在仿古家具上畫下美麗的圖案。在那兒一幹七年。十幾年後我偶然在一家星級飯店裏見過我們的作品。…

想念地壇，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靜。

坐在那園子裏，坐在不管它的哪一個角落，任何地方，喧囂都在遠處。近旁只有荒藤老樹，只有棲居了鳥兒的廢殿頹檐、長滿了野草的殘墻斷壁，暮鴉吵鬧著歸來，雨燕盤桓吟唱，風過檐鈴，雨落空林，蜂飛蝶舞草動蟲鳴……四季的歌詠此起彼伏從不間斷。地壇的安靜並非無聲。

　　有一天大霧迷漫，世界縮小到只剩了園中的一棵老樹。有一天春光浩蕩，草地上的野花鋪鋪展展開得讓人心驚。有一天漫天飛雪，園中堆銀砌玉，有如一座晶瑩的迷宮。有一天大雨滂沱，忽而雲開，太陽轟轟烈烈，滿天滿地都是它的威光。數不盡的那些日子裏，那些年月，地壇應該記得，有一個人，搖了輪椅，一次次走來，逃也似地投靠這一處靜地。…

一、女人

我在讀一位女作家的散文時，曾寫下過一段感想：尤其今天，要經常聽聽女人的聲音，因為，這個世界被男性的思考和命令弄得很有些顛三倒四不知所歸了。

我從小到大總相信真理在女人一邊。不是以為，是相信。這信心，可能是因為母親，也可能是因為愛情。無論因為母親還是因為愛情，終歸都是因為藝術。女人的心緒、情懷、和魂牽夢縈的眺望，本身就是藝術之所在。比如，一個孩子落生時，一個疲憊的男人回家時，這時候，藝術的來路和歸途尤其見得清楚。

我想，這不是以男人為坐標來看藝術，這是在雄心勃勃的人類忽然墜入迷茫的圖景中發現了藝術。…

安——《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代後記從小我就熟讀了賀敬之的一句詩：“幾回回夢裏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誰想到，我現在要想回延安，真是只有靠做夢了。不過，我沒有在夢中摟定過寶塔山，“清平灣”屬延安地區，但離延安城還有一百多裏地。我總是夢見那開闊的天空，黃褐色的高原，血紅色的落日裏飄著悠長的吆牛聲。有一個夢，我做了好幾次：和我一起攔牛的老漢變成了一頭牛……我知道，假如我的腿沒有癱瘓，我也不會永遠留在“清平灣”；假如我的腿現在好了，我也不會永遠回到“清平灣”去。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這個矛盾解釋得圓滿。說是寫作者慣有的虛偽吧？但我想念那兒，是真的。而且我發現，很多曾經插過隊的人，也都是真心地想念他們的“清平灣”。…

——張文濤的《尼采六論》讀後

對於“永恒復返”，《尼采六論》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人都是會死的，永恒對個體生命的拯救不過是一種意願，而意願並非事實，甚至也不能算是信仰。“個體通過永恒獲得意義，永恒卻需要個體去意願”，這便是尼采的困境。再說了，就算生活在復返，可我自己怎麼能知道這一點呢？“除非我還記得上一次生活，我就不會意識到自己是在第二次過同樣的生活。”如果一次次生活之間並無記憶關聯，則每一次都僅僅是這一次，“永恒”豈非自我欺騙？

但是，人有兩種獨具的能力：記憶和聯想。人的記憶又分兩種：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死亡中斷了個體記憶，使生命意義面臨危機。但集體記憶——文化或文明的積累——使個體生命經由聯想而繼承和傳揚著意義。因而，從來就不是“個體通過（假想的）永恒獲得意義”，而是：個體通過真確的意義而獲得永恒。…

——斯坦哈特的《尼采》讀後

凡說生命是沒有意義的人，都要準備好一份回答：你是怎麼弄清楚生命是沒有意義的？你是對照了怎麼一個意義樣本，而後確定生命是沒有它的？或者，你幹脆告訴我們，在那樣本中，意義是被怎樣描述的？

這確實是老生常談了。難道有誰能把制作好的意義，夾在出生證裏一並送給你？出生一事，原就是向出生者要求意義的，要你去尋找或者建立意義，就好比一份預支了稿酬的出版合同，期限是一輩子。當然，你不是債權人你是負債者，是生命向你討要意義，輪不上你來抱怨誰。到期還不上賬，你可以找些別的理由，就是不能以“生命根本就是沒有意義的”來搪塞。否則，迷茫、郁悶、荒誕一齊找上門來，弄不好是要——像糜菲斯特對待浮士德那樣——拿你的靈魂做低壓的。…

一些當時看去不太要緊的事卻長久紮根在記憶裏。他們一向都在那兒安睡，偶然醒一下，睜眼看看，見你忙著（升遷或者遁世）就又睡去。很多年裏他們輕得仿佛不在。千百次機緣錯過，終於一天又看見它們，看見時光把很多所謂人生大事消磨殆盡，而它們堅定不移固守在那兒，沈沈地有了無比的重量。比如一張舊日的照片，拍時並不經意，隨手放在哪兒，多年中甚至不記得有它，可忽然一天整理舊物時碰見了，拂去塵埃，竟會感到那是你的由來也是你的投奔，而很多鄭重其事的留影，卻已忘記是在哪兒和為了什麼。…

據說，過去北京城內的每一條胡同都有廟，或大或小總有一座。這或許有誇張成分。但慢慢回想，我住過以及我熟悉的胡同裏，確實都有廟或廟的遺跡。

在我出生的那條胡同裏，與我家院門斜對著，曾經就是一座小廟。我見到它時它已改作油坊，廟門、廟院尚無大變，惟走了僧人，常有馬車運來大包小包的花生、芝麻，院子裏終日磨聲隆隆，嗆人的油脂味經久不散。推磨的驢們輪換著在門前的空地上休息，打滾兒，大驚小怪地喊叫。…

藝術要反對的，虛偽之後，是熟練。有熟練的技術，哪有熟練的藝術？

熟練（或嫻熟）的語言，於公文或匯報可受贊揚，於文學卻是末路。熟練中，再難有語言的創造，多半是語言的消費了。羅蘭·巴特說過：文學是語言的探險。那就是說，文學是要向著陌生之域開路。陌生之域，並不單指陌生的空間，主要是說心魂中不曾敞開的所在。陌生之域怎麼可能輕車熟路呢？倘是探險，模仿、反映和表現一類的意圖就退到不大重要的地位，而發現成其主旨。米蘭·昆德拉說：沒有發現的文學就不是好的文學。發現，是語言的創造之源，便幼稚，也不失文學本色。在人的心魂卻為人所未察的地方，在人的處境卻為人所忽略的時候，當熟練的生活透露出陌生的消息，文學才得其使命。熟練的寫作，可以制造不壞的商品，但不會有很好的文學。…

編輯同志：好！

我一直慚愧並且懷疑我是不是個音樂盲，後來李陀說我是，我就不再懷疑而只剩了慚愧。我確實各方面藝術修養極差，不開玩笑，音樂、美術、京劇，都不懂。有時候不懂裝懂，在人們還未識破此詭計之前便及時轉換話題，這當然又是一種詭計，這詭計充分說明了我的慚愧之確鑿。

現代流行歌曲我不懂，也不愛聽，屢次偷偷在家中培養對它的感情，最後還是以關系破裂而告終。但有些美國鄉村歌曲和外國流行歌曲，還是喜歡（比如不知哪國的一個叫娜娜的女歌手，和另一個忘記是哪國的胡裏奧——伊格萊西亞斯）。也僅僅是愛聽，說不出個道理來。…

母親去世十年後的那個清明節，我和父親和妹妹去尋過她的墳。

母親去得突然，且在中年。那時我坐在輪椅上正惶然不知要向哪兒去，妹妹還在讀小學。父親獨自送母親下了葬。巨大的災難讓我們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她，甚至把墻上她的照片也收起來，總看著她和總讓她看著我們，都受不了。才知道越大的悲痛越是無言：沒有一句關於她的話是恰當的，沒有一個關於她的字不是恐怖的。

　　十年過去，悲痛才似輕了些，我們同時說起了要去看看母親的墳。三個人也便同時明白，十年裏我們不提起她，但各自都在一天一天地想著她。…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這話似乎有毛病：四十已經不惑，怎麼五十又知天命？既然五十方知天命，四十又談何不惑呢？尚有不知（何況是天命），就可以自命不惑嗎？

　　鬥膽替古人做一點解釋：很可能，四十之不惑並不涉及天命（或命運），只不過處世的技巧已經爛熟，識人辨物的目光已經老練，或謙恭或瀟灑或氣宇軒昂或頤指氣使，各類做派都已能放對了位置；天命麼，則是另外一碼事，再需十年方可明了。再過十年終於明了：天命是不可明了的。不惑截止在日常事務之域，一旦問天命，惑又從中來，而且五十、六十、七老八十亦不可免惑，由是而知天命原來是只可知其不可知的。古人所以把不惑判給四十，而不留到最終，想必是有此暗示。…

多年來有件事總在心裏，不知怎麼處置。近日看《幹校六記》，錢鐘書先生在書前的小引中說，若就那次運動（當然是指文革）寫回憶的話，一般群眾大約都得寫《記愧》。這話已觸到我心裏的那件事。錢先生卻還沒完，接著寫道：“慚愧常使人健忘，虧心和丟臉的事總是不願記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記憶的篩眼裏走漏得一幹二凈。”我想，到了把那件事白紙黑字記錄下來的時候了，以免歲月將其遺失。這樣，也恰好有了篇名。

　　1974年夏天，雙腿癱瘓已兩年，我閑在家裏沒事做。老朋友們怕我寂寞常來看我，帶書來，帶新聞來，帶新的朋友來。朋友的朋友很容易就都成了朋友，在一起什麼都談，盡管對時勢的判斷不完全相同，對各種主義和思想看法也不再能徹底一致。那年我23歲，單單活明白了一點：對任何錯誤乃至反動的東西，先要敢於正視，回避它掩蓋它是無能和理虧的表現。除此一點之外，如今想來是都可以作為記愧而錄的。…

正在出現著或者已經出現了，散文熱。原因勢必很多。我想到了兩個。

一是因為散文的形式利於內省。正如歌中唱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因而人們要看一看“裏面的世界”即內心世界了。無論精彩，還是無奈，原來都依賴著這個裏面的世界。這裏面的世界存在著什麼，發生著什麼，終於成為一件值得更為關註的事，散文便時來運轉被發現是遊歷於內心世界的一駕好車馬。…

一、關於死

M：你想過死嗎？

S：想過，可是想不明白。大概活著的人都不可能想得明白。

M：不，我不是問死是怎麼回事，我是說，你想沒想過死？

S：你是說尋死，或者說自殺，但是你不忍心用這個詞。用不著這樣，想尋死不見得就是壞事，這說明一個人對生命的意義有著要求，否則的話他怎麼活著都行。

M：從理性上講我很理解，但是我沒有過這樣的親身體驗，我從來沒有真的想要去死過。而你有過？…

這是一本關於方式（How）的書，而不是關於具體方法（How to）的書。這兩者有何不同嗎？可以說，完全不同。

　　在21世紀，你在做什麼或者知道什麼，已經不再重要了。這一點不僅適用於商業機構，也適用於其他營利性或非營利性機構、政府部門甚至國家。即使對於個人發展以及實現個人目標，這一點也同樣適用。

　　在這個全球化的網絡經濟時代，個人或者集體通過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方式取得成功已變得越來越困難。事實上，如果列舉當今所有的成功者，你會發現沒有哪個人是單憑制造某樣東西或者做了什麼事情而成功的。如果你創造了更好、更快、更便宜的新產品，競爭者很快會用更低的價格把它做得更好。顧客無時不在對價格、功能、質量及服務等方面進行比較，孰優孰劣，一目了然。…

1、遊戲，擺脫時間的刑役

設若我們不管為了一個什麼目的到一個什麼地方去，坐火車去，要在火車上度過比如說三天三夜。我們帶上吃的、喝的以及活命72小時所必需的用物，要不就帶上錢以備購買這些東西。當然此前我們先買好了車票，就是說我們的肉體在這趟車上已經確定有了一個位置。此外我們還得帶上點兒什麼呢？考慮到旅途的寂寞，帶一副棋或一副牌，也可以是一本書，或者一個可以收聽消息的小機器……很明顯，這已不是活命的需要，這是逃避、抗拒、或者說擺脫時間空洞的需要，是活命之後我們這種動物所不可或缺的娛樂。如果沒有棋沒有牌沒有書也沒有消息，有一個彼此感興趣的對話者也行，如果連這也沒有，那麼一個想象力豐富的人還可以在白日夢中與這個世界周旋，一個超凡入聖的人還可以默坐誦經以拒斥俗世的煩惱。但所有這些行為都證明了一個共同的起因：空洞的時間是不堪忍受的，倘其漫長就更是可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