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濤的《尼采六論》讀後

對於“永恒復返”，《尼采六論》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人都是會死的，永恒對個體生命的拯救不過是一種意願，而意願並非事實，甚至也不能算是信仰。“個體通過永恒獲得意義，永恒卻需要個體去意願”，這便是尼采的困境。再說了，就算生活在復返，可我自己怎麼能知道這一點呢？“除非我還記得上一次生活，我就不會意識到自己是在第二次過同樣的生活。”如果一次次生活之間並無記憶關聯，則每一次都僅僅是這一次，“永恒”豈非自我欺騙？

但是，人有兩種獨具的能力：記憶和聯想。人的記憶又分兩種：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死亡中斷了個體記憶，使生命意義面臨危機。但集體記憶——文化或文明的積累——使個體生命經由聯想而繼承和傳揚著意義。因而，從來就不是“個體通過（假想的）永恒獲得意義”，而是：個體通過真確的意義而獲得永恒。

為什麼愛是美好的，恨是醜惡的？就因為愛意味著尋找他者，這尋找，必然要建構並接續起意義；而恨是拒斥他者，拒斥的同時必然割斷並丟棄了意義——正如被分離的音符使音樂破碎成無意義的噪音。而音樂卻整合起相互隔裂的音符，從而構成意義，並使每一個音符都有了意義。所以，是音樂拯救了音符，是意義拯救了當下，是文明這一集體記憶拯救了個體生命。因而，個體的從生到死僅僅意味著“永恒復返”的一個環節。此外沒有永恒。這樣看，死將會是多麼的不再可怕——每一個音符都因自身的展現而獲得意義，都以自身的被度過而構造著永恒。

關鍵是要意識到這一點。否則沒有永恒，也沒有當下。永恒和當下，都是由於對意義的認知與聯想。所謂“肯定當下”，可當下是多久呢？一分還是一秒？當下，其實是：構造意義所需要的最短過程。意義，使你意識到一剎那，否則千年萬年也是不存在。當然，也會意識到無意義，但這不等於是意識到了意義嗎？

這就又說到了“權力意志”。本人除了懂北京話，還懂陜北話，再沒有了。可我總以為“權力意志”不如譯為“絕對意志”的好，否則很容易被誤認為，僅僅是對他人的強權。“絕對意志”，什麼意思？——離開它咱啥也別談！故還是要援引玻爾那句名言：“物理學並不能告訴我們世界是怎樣的，只能告訴我們關於世界我們可以怎樣說。”

但《六論》中又談到：如果“意志的創造除了自身，沒有其他標準，這難道不會導致意誌創造的隨意性、相對性？”於是“本來意欲克服相對主義的尼采，最終卻讓自己陷入了難以擺脫相對主義的麻煩”。是呀，這也是“超人”的麻煩，也是“權力意誌”、“人性投射”和“內部透視”的麻煩。因為“意誌”這一有限之在，必然意味著“意誌”之所不及的無限之在。而“內部”和“人性”則想必會有“外部”和“神性”與之對應。這樣一想倒很有趣了：自身在創造自身之時，必不可免地也指出了他者，有限在確認了有限的同時感到了無限。再想下去就更好了：人，所以成不了神——以後誰也別再冒充啦！而“超人”，則僅僅意味著人之不斷的自我超越。

神的事，人不知（其所以），只能聽（或不聽），只能想（或不想），只能信（或不信），只能跟隨（或背離）。那不是音樂嗎，對音符來說？——天籟之音，無限之謎，無限對有限的圍困，或上帝之嚴厲而溫柔的命令。音樂即音符之全知全能的上帝，他既是造物主——安排並限定了音符的位置，也是救世主——倘若音符能夠諦聽並跟隨那不息不懈的奏響。

音符是有限的，音樂的橫向構成與縱向延續都是無限，這使得任何一個音符都必然會“永恒復返”。但非重復。生命的困境，就其本質而言是必然要重復的，但人的突圍行動卻是“條條大路通羅馬”。就是說，音符的困境，和音樂的本質，是難免重復的，但那充天盈地的大音或委婉、或悲愴、或平穩流淌、或激流湧蕩……盤盤繞繞，萬轉千回，卻不重復，也使得每一個音符都有其“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受。或可這樣理解死亡的好意：那是一段段樂章間的歇息，以利樂手們重整旗鼓，以無限的曲式去表達其不變的投奔吧。

還要說“個體看似獲得了意義，但是，單一個體生命的虛無性質實際上是被掩蓋、隱藏了起來”，就有點矯情了。什麼是“個體生命”？如果說，個體的必然死亡即是生命之必然的虛無性，豈不等於把生命僅僅限定為生理的肉身了？人都是要死的，這誰不知道？但這是拯救的前提，否則拯救無從談起。拯救，難道不是指生命的意義，而是說生理的肉身？難道不是要使一個個盲目的音符——被拋到這個世界上來的生命，融入一曲永恒的音樂中去從而獲得意義，而是要煉一粒長生不老的靈丹？“永恒復返”莫非一定要靠這粒靈丹來證明，才不是謊言？

尼采曾想用科學來證明“永恒復返”，這算得上是糊塗，因為科學早把精神一維懸置起來了。我常想，如若科學能夠引入精神，或許倒能拿出“永恒復返”的實據。但就算這不是“巴別塔”的續集，果真成功了，那拯救一事也就不用再提。所以，拯救還是要回到其固有的前提：人都是要死的，或每一音符都將被度過。

尼采的麻煩，在於他把人所面對的“無限”也給虛無掉了。咱是有限，他是無限，咱是人，他是誰？只要誠實，只要思考，只要問到底，你不可能不碰上他。你又誠實，又思考，又問到底，可又要否定他，說他死了，能不出毛病？他是誰？他就是那個被稱之為上帝的無限之在！你願意給他別的名字也行，但他絕不因為你看不見他、弄不清他甚至於否定他，他就不在，就不難為你。從這個意義上說，哲人是立法者和發布命令的人嗎？他可命令得了“權力意志”所不及的無限嗎？他只可能是，被圍困之生命的偵察者和指引者。指引，也僅僅是把那包圍圈不斷地擴大，原因很簡單：你不可能不在那包圍圈的前沿，因此不可能不碰上他。

尼采從日神走向酒神，分明是說已經碰見他了，已經碰見了又說沒碰見，說沒碰見吧又明顯是個瞎話兒。尼采是不是把我們領到了門口，存心要留一個懸念？那層窗戶紙馬上就要捅破了嘛！所謂“高貴的虛無主義”，與其它虛無主義有何區別？酒神！酒神的步履明明是有了信念的步履，明明是在那無限圍困之下的步履，圍困之下卻堅拒虛無的步履——這豈不是已經證明了上帝，證明了神聖，證明了生命在“永恒復返”地創造著意義嗎？何虛無之有？神的事，人不知；人的事，就是在命運的圍困中——也可以說是無奈地——構造並接續起意義，從而拯救了當下也拯救了永恒。所以“永恒復返”絕不是“對大地生活的全面肯定”，而僅僅是說：人不可能逃避大地生活，死都不能。至於肯定，則是指向著永恒的追尋與超越，即大地對天穹的仰望——那一曲博大的音樂從來就是充天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