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曾想過當和尚，羨慕和尚可以住進幽然清靜的寺廟裏去。但對佛學不甚了了，又自知受不住佛門的種種戒律，想一想也就作罷。何況出家為僧的手續也不知如何辦理，估計不會比出國留學容易。

那時我正度著最惶茫潦倒的時光。插隊回來雙腿殘廢了，搖著輪椅去四處求職很像是無聊之徒的一場惡作劇，令一切正規單位的招工人員退避三舍。幸得一家街道小作坊不嫌棄，這才有一份口糧錢可掙。小作坊總共三間低矮歪斜的老屋，八九個老太太之外，幾個小夥子都跟我差不多，腳上或輕或重各備一份殘疾。我們的手可以勞作，嗓子年輕，夢想也都紛繁，每天不停地唱歌，和不停地在仿古家具上畫下美麗的圖案。在那兒一幹七年。十幾年後我偶然在一家星級飯店裏見過我們的作品。

　　小作坊附近，曲曲彎彎的小巷深處有座小廟，廢棄已久，僧人早都四散，被某個機關占據著。後來時代有所變遷，小廟修葺一新，又有老少幾位僧徒出入了，且唱經之聲隔墻可聞。傍晚，我常搖了輪椅到這小廟墻下閑坐，看著它，覺得很有一種安慰。單是那廟門、廟堂、廟院的建築形式就很能讓人鎮定下來，忘記失學的怨憤，忘記失業的威脅，忘記失戀的折磨，似乎塵世的一切牽掛與煩惱都容易忘記了……晚風中，孩子們鳥兒一樣地喊叫著遊戲，在深巷裏蕩起回聲，廟院中的老樹沙啦沙啦搖動枝葉仿佛平靜地看這人間，然後一輪孤月升起，掛在廟堂檐頭，世界便像是在這小廟的撫慰下放心地安睡了。我想這和尚真作得，粗茶淡飯暮鼓晨鐘，與世無爭地了此一生。

　　搖了輪椅回家，一路上卻想，既然願意與世無爭地度此一生，又何必一定要在那廟裏？在我那小作坊裏不行麼？好像不行，好像只有住進那廟裏去這心才能落穩。為什麼呢？又回頭去看月下小廟的身影，忽有所悟：那廟的形式原就是一份渴望理解的申明，它的清疏簡淡樸拙幽深恰是一種無聲的宣告，告訴自己也告訴別人，這不是落荒而逃，這是自由的選擇，因而才得坦然。我不知道那廟中的僧徒有幾位沒有說謊，單知道自己離佛境還差得遙遠，我恰是落荒而逃，卻又想披一件脫凡入聖的外衣。

　　而且從那小廟的宣告中，也聽出這樣的意思：入聖當然可以，脫凡其實不能，無論僧俗，人可能舍棄一切，卻無法舍棄被理解的渴望。

　　二

　　有一回我發燒到攝氏40.3度，躺在急診室裏好幾天，高燒不退。我一邊呻吟並且似乎想了一下後事的安排，一邊驚異地發現，周圍的一切景物都蒙上了一層沈暗的綠色，幸而心裏還不糊塗，知道這不過是40.3度在搗鬼。幾天後，燒退了，那層沈暗的綠色隨之消失，世界又恢復了正常的色彩。那時我想，要是有一種動物它的正常體溫就是40.3度，那麼它所相信的真實世界，會不會原就多著一層沈暗的綠色？這是一種猜測，站在人的位置永遠無法證實的猜測。便是那種動物可以說話，它也不能向我們證實這一猜測的對還是錯，因為它不認為那發綠的世界有什麼不正常，因為它不可能知道我們所謂的正常到底是什麼狀態，因為它跟我們一樣，無法把它和我們的兩種世界作一番比較。

　　對於色盲者來說，世界上的色彩要少一些——比如說，不是七種而是五種。但為什麼不可能是這樣：世界上的色彩本不是七種而是九種，因為我們大家都是色盲呢？

　　我總猜想，在我們分析太陽的光譜時，是否因為眼睛的構造（還有體溫呀，心率呀，血壓呀等等因素）而事先已被一種顏色（比如沈暗的綠色）所蒙蔽所歪曲了？當然這猜想又是永遠無法證實，因為我們不管借助什麼高明的儀器，最終總歸是要靠眼睛去作結論；而被眼睛所蒙蔽的眼睛，總也看不出眼睛對眼睛的蒙蔽。

　　那麼聽覺呢？那麼嗅覺和味覺呢？那麼人的一切知覺以及由之發展出來的理性呢？況且，人類的知覺說不定會像色盲一樣有著盲點呢？我們憑什麼說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純客觀的世界呢？

　　三

　　一度，我曾屢屢地作一個大同小異的夢，夢見我的病好了，我的腿又能走了，能跑能跳而且腿上又有了知覺。因為這樣的夢作得太多，有一回我在這夢裏問這夢裏的別人：“這回我不是又在作夢吧？”別人說。“不是，這怎麼會是夢呢？當然不是。”我說：“那怎麼證明？你怎麼能給我證明這一次不是夢呢？”別人於是就給我證明，“你看太陽，不是還在天上？”“你看這樹葉不是綠的麼？你聽，不是還有風？”“你再看這河，水不是還在流著麼？”……雖種種證明完全不合邏輯，但在夢中我卻—一信服，於是激動得流淚，心想這一回到底不是夢了，到底是真的了。可這麼一激動，就又醒了，看著四周的黑夜，心裏無比懊惱。懊惱之余我想：要是在夢中可以懷疑是不是夢，那麼醒了也該懷疑是不是醒吧？要是在夢中還可以作夢，為什麼醒來就不可以再醒來呢？

　　我還常常作些離奇古怪的夢。有一次我夢見一個周身閃耀著靈光的人對我說：“知道你的病因是什麼嗎？”我問：“什麼？”他說：“你的脊髓裏顛倒了八小時。”於是我相信我的病因可算找到了。有一次我夢見走進一片樹林，或者有或者只是我感到有——一個聲音在對我說：“找找看，哪一棵樹是你。”遍地的灌木葳蕤潑灑，高大的喬木蔽日遮天，我摸摸這一叢，敲敲那一棵，心想哪一棵回答說：它是我，它就必定是我。有一次我夢見我放聲高歌，歌聲嘹亮響遏行雲，而且是即興的詞曲，但低吟高唱無不抑揚成調。有一次，我夢見，我把右腿卸下來裝在左胯上，再把左腿卸下來裝在右胯上，於是我就能行走如初了。我也作過周遊世界的夢，作過發財的夢，作過被稱之為“春夢”的那種夢。我相信佛洛依德們肯定會找到這些夢的原因，不過我對此沒有多少興趣。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總歸跑不出這個邏輯。讓我感興趣的是，夢中全不顧什麼邏輯和規矩，單是跟著願望大膽地走去。

　　你無論作什麼樣的離奇古怪的夢，你都不會在夢中感到這太奇怪，這太不可思議，這根本不可能，你會順其自然地跟隨著走下去。而這些事或這些念頭要是放在白天，你就會羞愧不已、大驚失色、斷然不信、踟躕不前。這是為什麼？很可能是這樣：從人的本性來看，並無任何“奇怪”可言；就人的欲望來說，一切都是正當。所謂奇怪或不正當，只是在這個現實世界的各種規矩的襯照下才有的一種恐懼。

　　四

　　寫作（這裏主要指小說和散文）成為少數人的職業，我總感覺有點荒唐。因而我想“專業作家”可能是一種暫時現象。世界上那麼多人，憑什麼單要聽你們幾個人叨嘮？人間那麼多幸福快樂困苦憂傷，為什麼單單你們幾個人有訴說的機會？幾十億種生活，幾十億種智慧和迷惑，為什麼單單選取你們的那一點點兒向大家公布？我覺得這事太離譜兒。

　　小說或散文若僅僅是一處商業性的娛樂場所倒也罷了，總歸不能人人都開辦遊樂場。但文學更要緊的是生命感受的交流，是對存在狀態的察看，是哀或美的觀賞，是求一條生路似的期待，迷途的攜手或孤寂的擺脫，有人說得幹脆那甚至是情愛般的坦露、切近、以命相許、海誓山盟。這可是少數幾個人承擔得起的麼？

　　作家都自信道出了世事眾生的真相，即便誇張、變形、想象、虛構、拼接、間離……但他們必說那是真或是本質的真。雖對真的檢查見仁見智，但有一條肯定：自命虛假的作品絕無。然而人間浩瀚復雜瞬息萬變，幾位職業作家能看見多少真呢？有一幅舊對子：百行孝當先／萬惡淫為首。據說有位閑人給上下聯各添了十二個字：百行孝當先，論心不論跡，論跡貧家無孝子／萬惡淫為首，論跡不論心，論心自古無完人。跡可察，但心可度麼？我還聽一位文革中遭拷打而英勇未屈者說過：要是他們再打我一會兒我可能就叛變了，我已經受不了正要招認，偏這時他們打累了。我有時候猜測：那個打手一定是累了麼？還是因為譬如說他與某個女人約會的時間到了？當然還可能是其它原因，無窮無盡的可能性，只要當事人不說，真相便永無大白之日。還是那句話，要是成千上萬的人只聽幾個人說（而且是小（！）說，是散（！）文），能聽見多少真呢？充其量能聽見他們幾個人自己的真也就難能可貴。

　　揚言寫盡人間真相，其實能看全自己的面目已屬不易。其實敢於背地裏毫不規避地看看自己，差不多就能算得聖人。記得某位先哲有話：“語言，與其認為是在說明什麼，不如說是在掩蓋什麼。”形單影只流落於千差萬別的人山人海中，暴露著肉身尚且招來羞辱，還敢赤裸起心魂麼？自亞當、夏娃走出伊甸園人類社會於是開始之日，衣服的作用便有兩種：禦寒和遮羞；語言的作用也便有兩種：交流和欺瞞。孤獨拓展開漫漫歲月，同時親近與溝通成為永遠的理想。在我想來，愛情與寫作必也是自那時始，從繁衍種類和謀求溫飽的活動中脫穎而出——單單脫去遮身的衣服還不夠，還得脫去語言的甲胄讓心魂融合讓差別在那一瞬間熄滅，讓危險的世界上存一處和平的場所。可能是羅蘭·巴特說過，寫作者即戀人。所以有人問我，你理想中的小說（或散文）是什麼？我想了又想，發現我的理想中並沒有具體的作品，只有一種姑妄名之的小說環境或曰創作氣氛，就像年輕戀人的眼前還沒有出現具體的情人卻早有了焦撩著的愛的期待。於是我說，在我的理想中甚至是思念裏，寫小說（或寫散文）應該是所有人的事，不是職業尤其不是幾個人的職業，其實非常非常簡單那是每一個人的心願，是所有人自由真誠的訴說和傾聽。所有人，如果不能一同到一個地方去，就一同到一種時間裏去，在那兒，讓心魂直接說話，在那兒沒有指責和攻擊當然也就無需防範和欺瞞，在那兒只立一個規矩：心魂有坦露的權利，有被了解的權利，惟欺瞞該受輕蔑。

　　所以我希望“職業作家”是暫時現象。我希望未來的寫作是所有人的一期假日，原不必弄那麼多技巧，幾十億種自由坦蕩的聲音是無論什麼技巧也無法比擬的真實、深刻、新鮮。我希望寫作是一塊夢境般自由的時間，有限的技巧在那兒死去，無限的心思從那兒流露無限的欣賞角度在那兒生長。當然當然，良辰一過我們還得及時醒來，去種地，去打鐵，上下班的路上要遵守交通規則。

　　五

　　我最早喜歡起小說來，是因為《牛虻》。那時我大約十三四歲，某一天午睡醒來頗有些空虛無聊的感受，在家中藏書寥寥的書架上隨意抽取一本來讀，不想就從午後讀到天黑，再讀到半夜。那就是《牛虻》。這書我讀了總有十幾遍，仿佛與書中的幾位主人公都成了故知，對他們的形象有了竊自的描畫。後來聽說蘇聯早拍攝了同名影片，費了周折懷著激動去看，結果大失所望。且不說最讓我難忘的一些情節影片中保留太少，單是三位主要人物的形象就讓我不能接受，讓我感到無比陌生：“瓊瑪”過於漂亮了，漂亮壓倒了她高雅的氣質：“蒙泰尼裏”則大胖，太臃腫，目光也嫌太亮，不是一顆心撕開兩半的情狀：“牛虻”呢，更是糟，“亞瑟”既不像書中所說有著女孩兒般的靦腆纖秀，而“列瓦雷士”也不能讓人想起書中所形容的“像一頭美洲黑豹”。我把這不滿說給其他的《牛虻》愛好者，他們也都說電影中的這三個人的形象與他們的想象相去太遠，但他們的想象又與我的想象完全不同。回家再讀一遍原著，發現作者對其人物形象的描寫很不全面，很朦朧，甚至很抽象。於是我明白了：正因為這樣，才越能使讀者發揮想象，越能使讀者根據自己的經驗去把各個人物寫真，反之倒限制住讀者的參與，越使讀者與書中人物隔膜、陌生。“像一頭美洲黑豹”，誰能說出到底是什麼樣呢？但這卻調動了讀者各自的經驗，“牛虻”於是有了千姿百態的形象。這千姿百態的形象依然很朦朧，不具體，而且可以變化，但那頭美洲黑豹是一曲鮮明的旋律，使你經常牽動於一種情緒，想起他，並不斷地描畫他。

　　在已有的眾多藝術品類中，音樂是最朦朧的一種，對人們的想象最少限制的一種，因而是最能喚起人們的參與和創造的一種。求新的繪畫、雕塑以及文學，可能都從音樂得了啟發，也不再刻意寫真寫實，而是著重情緒、節奏、旋律，追求音樂似的效果了。過去我不大理解抽象派繪畫，去年我搬進一套新居，挺寬綽，空空的白墻上覺得應該有一幅畫，找了幾幅看看覺得都太寫實、太具體，心緒總被圈定在一處，料必掛在家裏每天看它會有囚徒似的心情。於是想起以往看過的幾幅抽象派畫作，當時不大懂，現在竟很想念，我想在不同的日子裏跟它們會面，它們會給我常新的感覺，心緒可以像一個囚徒的改過自新。

　　聽覺原就比視覺朦朧，因而音響比形象更能喚起廣闊的想象。比聽覺更朦朧的，是什麼？是嗅覺。將來可否有一種嗅覺交響樂呢？當然那不能叫交響樂，或許可以叫交味樂？把種種氣味像音符一樣地編排，幽緲或強烈地散發，會怎麼樣？準定更美妙，浮想聯翩，味道好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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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卻接受這份作品，心緒因之漫展得遼遠，無以名狀地感動。為什麼會這樣，連自己也一時猜不透，是不是也中了邪？慢慢想，似乎有一點兒明白。

　　我先是想到自己也有類似的時候，無論是生命中的什麼滋味，一嘗到極端便無以訴說，於是從繁雜的世界回到屬於自己的一隅，做著必要的凡俗之事，思緒卻東奔西走，但無以訴說的事恰恰指向了現實的絕境，思緒走投無路便可能開出一塊藝術的心境，看見生命的危懼，看見不屈不死的渴望，於是看見上帝的恩賜和生活的原狀，感動著但是鎮定了，鎮定了又不想麻木，種種滋味依然處在極端。但一改憤世嫉俗的故習，轉而追隨了審美的邏輯。

　　其次我想到：這是為什麼？——把幾顆粗糙平凡隨處可以撿到的石子，似乎排布隨意地粘在一只素雅的瓷盤上，就使人有了藝術的感受；把幾片雕零枯焦並不珍奇的落葉裝在精美的鏡框裏，就產生了審美價值；把農舍門窗上的剪紙陳列在美術館裏，人們就更加看見它們的魅力。原因肯定很多。但我想，至關重要的是發現者的態度。在那石子、落葉、剪紙和瓷盤、鏡框、美術館之間，是發現者的態度，彌漫著發現者坎坷曲回的心路，充溢著發現者迷茫但固執的期盼，從而那裏面有了從苦難到贊美的心靈歷史。任何一種東西，原本並沒有美在其中，萬物之間也並沒有美的關系，是人發現了美。美，其實是人對世界、對生命的一種態度。在那石子、落葉、剪紙和瓷盤、鏡框、美術館的關系中，便蘊藏了發現者的這類態度。而真正的欣賞也得是一種發現：基於欣賞者的態度而有的一種發現，或者基於這種發現而生長的一種態度。當我們看著這些作品，我們發現了什麼呢？除了發現發現者所發現的，我們還發現了發現者與其作品的關系，我們感動的其實是發現者的態度，其實是再發現時我們所持的態度。於是我們也成為發現者，甚至成為有更多發現的發現者，思緒萬千。要是你沒能發現發現者的態度，沒能發現一個孤獨的洗腳者和周圍高雅堂皇的建築和各懷心事的人群之間的關系，那當然就不如去路邊看石子，和到澡堂子裏去看洗浴了。

　　有一種叫作“接受美學”的東西，我想沒準兒就是這麼回事。

　　其實什麼叫藝術品呢？真是沒有一定之規。莫紮特就一定是？但是聽不懂他的人從中毫無所得。冬日北風中的一聲叫賣就一定不是？但有人卻從中聽見人生遼闊的存在。常聽說某種藝術被稱為空間藝術，某種藝術被稱為時間藝術，我想這說法不算恰當。藝術從來就不是發生在空間和時間，而是發生在更高的一維，發生於眾生之精神尋覓的網脈一樣的遭遇和聯結之上，如何地遭遇聯結恐怕專屬於神的作為，人呢，借助了時空去接近她。但時空常又阻礙了這種接近，這才有無羈無絆的沈思默想跳出在時空之上，無中生有地開辟一條朝聖之路。

　　六（闕如……）

　　七

　　為什麼往事，總在那兒強烈地呼喚著，要我把它們寫出來呢？

　　為了欣賞。人需要欣賞，生命需要被欣賞。就像我們需要欣賞我們的愛人，就像我們又需要被愛人欣賞。

　　重現往事，並非只是為了從消失中把它們拯救出來，從而使那部分生命真正地存在；不，這是次要的，因為即便它們真正存在了終歸又有什麼意義呢？把它們從消失中拯救出來僅僅是一個辦法，以便我們能夠欣賞，以便它們能夠被欣賞。在經歷它們的時候，它們只是匆忙，只是焦慮，只是“以物喜，以己悲”，它們一旦被重現你就有機會心平氣和地欣賞它們了，一切一切不管是什麼，都融化為美的流動，都凝聚為美的存在。

　　成為美，進入了欣賞的維度，一切才都有了價值和意義。說生命的終極價值和意義是美，仿佛有點無可奈何。我們可以把社會的價值和意義發現得很清晰，很具體，很實在或很實用。可是生命呢？

　　如果一切清晰、具體、實在和實用的東西都必然要毀滅，生命的意義難道還可以系之於此嗎？如果毀滅一向都在潛伏著一向都在瞄準著生命，那麼，生命原本就是無用的熱情，就是無目的的過程，就是無法求其真而只可求其美的遊戲。

　　所以，不要這樣審問小說——“到底要達到什麼？”“到底要說明什麼？”“到底要解決什麼”“到底要完成什麼？”“到底要探明什麼？”“到底要判斷什麼？”“到底怎麼辦？”小說只是讓我們欣賞生命這一奇麗的現象，這奇麗的現象裏包含了上述的“到底”和“什麼”，但小說不負責回答它。小說只給我們提供一個機會，一個擺脫真實的苦役、重返夢境的機會：欣賞如歌如舞如罪如罰的生命之旅吧。由一個亙古之夢所引發的這一生命之旅，只是紛壇的過程，只是斑斕的形式。這足夠了。

　　我每每看見放映員擺弄著一盤盤電影膠片，便有一種神秘感，心想，某人的某一段生命就在其中，在那個蛋糕盒子一樣的圓圓的鐵盒子裏，在那裏面被卷作一盤，在那兒存在著，那一段生命的前因後果同時在那兒存在了，那些歷程，那些焦慮、快樂、痛苦，早都制作好了，只等燈光暗下來放映機轉起來，我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於是我有時想，我的未來可能也已經制作好了，正裝在一只鐵盒子裏，被卷作一盤，上帝正擺弄他，未及放映，隨著時光流逝地轉星移，我就一步步知道我的命運都是怎麼回事了。於是我又想，有一天我死了，我一生的故事業已揭曉，那時我在天堂或在地獄看我自己的影片：哈！這不是我嗎？哈，我知道我都將遇到什麼，你們看吧，我過了21歲我就要一直坐在輪椅上，然後我在一家小作坊幹了七年，然後我開始學寫作……不信你們等著瞧。我常想，要是有那樣的機會，能夠那樣地看自己的一生，我將會被自己感動，被我的每一種境遇所陶醉。

　　八

　　Y跟我說，有一回他和幾個朋友慕名去見一位精通預測（或曰算命）的大師，大師的本領果然不凡，雖與Y和Y的幾個朋友素昧平生，卻把Y的幾個朋友以往的際遇推算得準確之極。一算對了以往再算未來，Y的幾個朋友前途各異，因而有的喜形於色，有的掩飾不住憂慮。輪到Y時，Y退卻，扭頭溜掉。Y說，他原是想看個稀罕，並未認真，不料那大師真的名不虛傳。Y說，這一下他倒害怕了。我問：“怕什麼？”Y說：“因為他算得太準。把什麼都算出來，我往下可還活的什麼勁兒呢？就像下棋，每一步都已了然，再下還有什麼趣味？”

　　Y對命運的態度，依我看，比那位大師更高明。

　　雖然多數的算命屬騙錢楜口的勾當（其實這類勾當很多，不止於算命），但我相信有些算命或對命運的預測是有道理的，確鑿靈驗。是什麼道理，我當然不知道。但對天氣預報既然可以有所信賴，地震預報雖不靈驗者多但仍在提倡，為什麼不能嘗試其它方面的預測呢，比如命運？

　　但我也有如Y的一種憂慮：倘終於未來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人生就怕十分的乏味了。除此憂慮外，我還有一份頑固的糊塗：可預測，但可預防麼？

　　如果單單是預測得準確而無法預防，是喜事便好，是禍事呢？豈不倒白白賠進去額外的驚嚇與苦惱？所以碰上算命的，我總是請報喜不報憂，真與不真我並不計較。常言道“笑比哭好”，有一份美夢可作，顯見得不是壞事。這美夢越是作得長久，我便越是快慰得長久，假如這美夢在我死前一直不被揭穿，我豈不是落得了一生的好運道？揭穿了也不怕，還可以再為自己預算出一些好運，不斷地為自己籌措虛渺的美景良辰，使自己總有美夢可作，至死方休。這麼說，肯定會有人以為大謬不然，嗤之以鼻。換一個說法也許就好了：人活著，總是要心懷美麗的理想。人是最喜歡沈醉於虛渺的動物，而且這不是壞品質。

　　命運，要是不單可以預測，還可以預防，因而可以避禍，那當然再好不過。可是我想，預測僅僅是旁觀因而不影響世界原有的結構，預防卻是幹預，預防之舉必定會改變原有的世界，因之原有的預測也就不再準確。那麼在這個已經摻進了預防已經改變了的世界中，還可以繼續預測和預防麼？也就是說，可以預測那些預測麼？可以預防那些預防麼？假定可以，那麼肯定會出現對預測的預測，對預測的預測的預測……對預防的預防的預防……如此無窮地循環，結果必是誰也無從預測，誰也無法預防，或者是大家整日都在忙於預測和預防，再無其它事做。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拯救預測和預防，那就是只給少數人以預測和預防的特權（人數越少，效果越好），就像只給少數人以高官厚祿的機緣。但少數的特權給誰——這可以預測和預防麼？倘可預測，便說明命運的不可預防；若可預防，還不又是爭權奪利似的爭鬥？

　　九

　　早聽人說過特異功能的神奇，不敢不信，但未目睹，總還是心存疑忌。前不久終於有緣親眼看了一回，一位赫赫有名的特異功能大師離我不足兩米之距，只見他把我們剛剛吃飯時用過的兩只不銹鋼餐叉並在一起，握在掌心，吹一口氣，揉捏片刻輕輕一擰，當啷一聲擲於桌面，兩只餐叉已是麻花般纏絞在一起。在場的人或驚叫，或目瞪口呆。我定了定神，看看四周的世界，心中竟一陣陣恐懼。怕什麼？世界原來藏著秘密，在被認為不可能藏著秘密的地方藏著秘密，世界就很像是一個陰謀家似的可怕。我於是懂得，當“地球是圓的地球是圍繞太陽轉著”的消息第一次發布時，反對者絕不是出於嫉恨，而是出於恐懼。

　　對特異功能的神奇，還是不相信者居多，這情有可原，因為多數人沒有機會親眼看看。但聽說，也有人對此取“不信、不聽、不看”的態度，還自稱是對科學的捍衛，是反迷信的義舉，這真是更為特異的邏輯。不信，那是不信者的自由；不聽，則已有盜鈴之嫌；不看呢，才真是可怕的迷信了。有人說，現代最大的迷信是科學自己，說得痛快！任何思想、邏輯、認識世界的方法，要是醉在自己的成功上，自負得以至封閉，都有望愚昧蠻橫成一頭暴君。

　　對特異功能（還有氣功）的神奇，又有人持另一種拜倒的態度，相信那是能使人類千古夢想終得實現的力量，是拯救眾生脫離困苦的佛光，是最最偉大的宗教。我真是不信，同時我相信又一頭暴君正在發育成長。

　　我相信氣功和特異功能的神奇力量的確鑿。我相信它的效用越是確鑿，就越說明它是科學，是潛科學，我相信它越是有神奇的力量，就說明它越不是宗教，宗教一向是在人力的絕境上誕生，我相信困苦的永在，所以才要宗教。我相信，人們不願承認末日的必來，和不願承認困苦的永在，乃是所有救世哲學難於自圓的病根。

　　譬如說佛的宏願，那不可能是一種事實，那永遠只是一個理想，佛以一個美麗的理想，幫助眾生與困苦打交道罷了。因為：倘一人不能成佛，眾生便未得度；眾生若都成佛，世間便無差別和矛盾，也就同於死寂。若從死寂中再升華出一個更高明的世界，也只是有了更高明的差別和矛盾，於是又衍生出眾生更為高明的困苦，和更為高明的佛。佛很可能一向就是位媒人，經他介紹，眾生才得與困苦相識，並天荒地老永不分離。

　　十

　　我這樣理解真善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自然，就是真，真得不可須臾違抗；知人之艱難但不退而為物，知神之偉大卻不夢想成仙，讓愛燃燒可別燒傷了別人，也無須讓恨熄滅，惟望其走向理解和寬容；善，其實僅指完善自我，但自我永無完善，因而在無極的路上走，如果終於能夠享受快慰也享受哀傷，就看見了美。

　　但我也發現荒誕：走在街上，坐在家中，或匆匆奔赴一個約會，或津津有味地作一篇文章……這樣的時候我的眼睛常常跳到屋頂上、樹梢上、天空的各種顏色裏。俯看自己，覺得下面這個中年男子真是乖張。這家夥自以為是在奔赴約會，其實呢，不過是一步步去會見死亡；自以為獻身一項有益的事業，其實很可能只是自尋煩惱和無事忙；自以為有一份使命，其實說不定正高歌猛進在歧途上。但這樣想過卻不能放棄，目光從天際回來，依然沈緬於既往的荒唐。

　　但什麼是歧途和荒唐？誰能告訴我，怎樣才不是歧途和荒唐？

　　也許，人，就是歧途。因為人是欲望的化身，沒有欲望也就沒有人。因為欲望不能停留，否則也就不是欲望。因為“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因為在無路之地舉步，本無法保證那是正道。所以倒是歧途養育了我們這種動物。

　　人，未必就高於其他動物。見一頭牛被奴役，便可想到人也在被命運奴役。見一匹鹿自由快樂地消磨光陰，便可想到，人的一切所為，也正是為了快樂地消磨由一生光陰鑄成的歧途。就像坐著長途的列車，空洞的時間難熬，便玩著撲克牌，玩呀玩呀，那煎熬的時間就在快樂中過去了，註目再看時，好了，到了，大家散夥下車，撲克牌再無意義了。當然，把撲克牌換成書也行，換成沈思也行，換成辯論和正義的戰鬥也都行。

　　那麼，比如鹿，比如魚和鳥，它們“快樂地消磨”的方式，憑什麼說一定低於人的方式呢？很怪。唯有想到自己是人這一無可爭辯的事實時，才相信自己的方式的必要性。萬物平等。人為自己留一顆驕傲的心，人為自己設置美麗的理想，只是更利於“快樂地消磨”罷了，絕不是說人可以傲視一只坦然而飛的鳥，或一條安然入夢的魚。

　　也許上帝設計了這歧途是為了做一個試驗：就像我們放飛一群鴿子，看看最後哪只能回來。或者是對他的孩子們的一次考驗：把他們放進齷齪中去，看看誰回來的時候還幹凈。

　　十一

　　在電視中見過這樣一個節目：數名影劇中的反角演員一起登臺，向觀眾祝賀節日，和大家一起歡度佳節。主持人說：人們總是更關註正面角色的演員，但是別忘了他們（攝像機便逐一地對準這一群或“可怕”或“可憎”的面孔），沒有他們的合作就沒有戲，他們和正面角色的演員一樣功不可沒。臺下鼓掌。然後他們中的一位說：在戲裏我們都是壞蛋，在生活裏（看看他的一群夥伴），其實咱們都是好人。臺下又鼓掌，表達對他們的感謝。這時候我心裏似乎驚喜，似乎溫暖，似乎一切夢想接近實現。

　　坐在電視機前，眼睛再看不見其它節目，我想象一個劇團因為沒有了反角演員而面臨散夥的窘境。我想，那時所有的正角演員一定都被發動起來，求賢似渴般地去尋找反角演員，就像劉玄德三顧茅廬，就像蕭何月下追韓信，甚至就像一條要沈沒的船上發出著求救信號，甚至就像一群迷途者在呼喚上帝的指引。據說，一個真正的英雄在打敗了所有的敵人之後，忽然感到無比的恐慌，忽然看不見了生命的價值，因而倒成了一個真正的失敗者。

　　世界大舞臺，舞臺小世界，設若世界上沒有了歧途全剩下正道，設若世界上沒有了反面角色單留無數英雄豪傑，人類大約也就是一個面臨散夥的大劇團，想必我們也得呼喚救星一樣地呼喚反面角色，久旱祈雨般地祈求天降歧途。幸好不是這樣，幸好上帝深諳戲劇之要義，便是在小世界幕落之後，也還在大舞臺上為我們準備了無路之地，待我們去踏出正道也踏出歧途。

　　有幸踏出正道的當然是好人。誰去踏出歧途呢？不幸踏出歧途的在這大舞臺上便被稱作壞蛋。（說明一下，歧途者，並不單指山野間的歧途，還指心理的和靈魂的歧途。）這就顯得不大公平。步入歧途已然不幸，還要被大家輕蔑和唾罵；走上正道已經交得好運，還要追加恭維和贊美。但從戲劇的進展和效果考慮，非如此而不可，唾罵和贊美原是演出歧途和正道的方法。

　　當然法律還是法律，不可松懈，正如演員不可擅自篡改劇作的編排。我只希望，在世界大舞臺上，也有正反角色共度佳節的機會。在壞蛋被懲處的地方，讓我們記起角色後面的那個演員，從而在人的意義上，在靈魂的神殿前，呈上一份平等的追悼和理解，想起我們的大劇團所以沒散夥的一個原因。

　　十二

　　我的一位朋友的兒子，小名兒叫老咪。老咪六七歲的時候，他的哥哥十二三歲。十二三歲的哥哥正處在好奇心強烈的年紀，奇思異想疊出不窮，有一個問題最吸引他：時間，時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他把這問題去問他爹，他爹回答不出。他再把這問題去問老師，老師也搖頭。於是哥哥把它當作一個難倒成年人的法寶，見哪個狂妄之徒膽敢賣弄學問，就把這問題問他，並竊笑那狂徒隨即的尷尬。

　　但有一天老咪給這問題找到了精彩的答案。那天哥哥又向某人提問：“時間，你知道嗎，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這時老咪正睡眼朦朧地瞄準馬桶撒尿，一條閃亮的尿線叮咚地激起浪花，老咪打個冷戰，偷眼去望墻上的掛鐘，隨之一字一板泰然答道：“從一上弦就開始了。”語驚四座。這老咪將來作得哲人。

　　我生於1951年，但在我，1951年卻在1955年之後發生。1955年的某一天，我記得那天日歷上的字是綠色的，時間，對我來說就始於這個周末。在此之前1951年是一片空白，1955年那個周末之後它才傳來，漸漸有了意義，才存在。但1955年那個周末之後，卻不是1955年的一個星期天，而是1951年冬天的某個淩晨——傳說我在那個淩晨出生，我想象那個淩晨，於是1951年的那個淩晨抹殺了1955年的一個星期天。那個淩晨，5點57分我來到人間（有出生證為證），奶奶說那天下著大雪。但在我，那天卻下著1956年的雪，我不得不用1956年的雪去理解1951年的雪，從而1951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然後是1958年，這年我上了學，這一年我開始理解了一點兒太陽、月亮和星星的關系。而此前的1957年呢，則是1964年時才給了我突出的印象，那時我才知道一場反右運動大致的情況，因而1957年下著1964年的雨。再之後有了公元前，我知道了並設想著遠古的某些歷史，而公元前中又混含著對2001年的幻想，我站在今天設想遠古又幻想未來，遠古和未來在今天隨意交叉，因而遠古和未來都刮著現在的風。

　　我理解，博爾赫斯的“交叉小徑的花園”是指一個人的感覺、思緒和印象，在一個人的感覺、思緒和印象裏，時間成為錯綜交叉的小徑。他強調的其實不是時間，而是作為主觀的人的心靈，這才是一座迷宮的全部。

　　十三

　　有很多回，有很多事，我冥思苦想，似有所得，並為之欣喜，但忽一日卻從書中發現，我所想到的前人早已想到了，不免沮喪。

　　我是不是白想了呢？

　　沒有，我沒有白想。

　　我想到了我才明白了前人的所想，前人的所想才真正存在。如果我沒想到，即便我讀到前人的所想我也不會理解，前人的所想也就等於無。

　　所以我知道了：凡我想到的前人都想到了，凡我沒想到的也就等於沒有前人的所想。

　　看來亙古至今，人們是在反復地問著和回答著同一個問題，不得不這樣。人們輪班地來做同一個猜謎遊戲。結束之後是開始。

　　一九九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