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上、文化上論證中華民族的完整統一，是自清末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面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無奈掙扎。「民國初元，國人曾揭榘曰『五族共和』，而國徽之五色。論者以為是即五族之代表，然以一國之人，而自標五族，實與近代政治思想相反。蓋在現代政治上之意義，凡一國權力所不能及，而人民原為一族者，則標榜民族以聯絡之，即以此壯其外交之聲勢。未聞已成一個民族國家，而反自標五族以示分裂者也。」(61)

1940年代前後，出現了一大批中國上古史論著，大都圍繞著一個中心話題：「中國民族由來之研究」。金兆梓在《中國史綱》的緒論中畫出了「個人生活、民族生存、世界大勢」三者之間的關係示意圖(如圖)，明確指出個人是「小己」，民族是「大己」，「要曉得我們這民族集團生活現有的狀況，不是單將那現有的狀況做分析的研究所能了事的，還得要尋求那現有狀況的由來」(62)。…

這種論證方式極不可靠，對圖騰主義的理解也多有想當然之處，想起龍就說夏人以龍為圖騰，想起魚就說夏人以魚為圖騰，往往自相矛盾。岑家梧就對衛聚賢的研究很不以為然：「若果只拾取表面的三二圖騰現象，便證明中國古代某族已有圖騰制度的存在，則極為不智。如衛聚賢於嘉興新睦鎮發現一魚形刻石，便說吳人以魚為圖騰，又根據山西萬泉縣荊村瓦渣斜發現紅陶上的魚形花紋，便說陶唐為魚圖騰發明陶器的民族，又說：『夏民族有以魚為圖騰的部落，按貝加爾湖人尚有以魚為圖騰的遺跡，夏民族當自貝加爾湖來，以魚為圖騰。』此都失之疏略。」岑家梧認為：「今後茍欲斷定夏或吳族以魚為圖騰，必須證明夏人以撈魚為主要生產，夏人以魚為部族名號，以魚為禱告，以魚為一切裝飾的表現對象等等。凡此皆須根據豐富的確實的資料，作深入的系統的探索，始屬可信。」(54)…

將自己的想象摻雜幾個外國人名和幾句外國引文，然後當作一種理論資源用來解釋中國上古神話，這是1930-1940年代圖騰學者們常用的手法。李則綱在他的另一長文《社與圖騰》中說：「氏族社會里，所賴以團結社群的，則為同群之人共同信仰的圖騰，這種圖騰，或為動物，或為植物，或為無生物，他們相信他們同一圖騰即為同一血緣。」(45)按照這種觀點，除了人自身，萬事萬物都是圖騰了。李則綱還提出「社是封建社會初期用來聯合各部落的東西，等於古代圖騰」的觀點，把圖騰主義延伸使用到了「封建初期」。他所歸納的社圖騰中，有一類是龍圖騰：「共工既為一個龍氏族的稱號，他的兒子勾龍，自然也是龍氏族的圖騰，亦即氏族社會里一個民族的保護神。」(46)…

圖騰主義在上古史學中的泛濫

中國的圖騰學者普遍以為圖騰主義是人類社會的必經階段，討論初民社會而不討論圖騰是有偏頗的。楊堃曾批評莫爾甘「對於初民氏族之研究，僅注意於分類親屬制，而未曾注意到圖騰信仰的事件，故結果不免有些錯誤」，甚至將莫氏「錯誤」的原因歸結為「圖騰主義之發現者是麥克來納，莫氏與麥氏是學敵，故不願述其說」(39)。…

姜亮夫以龍、鳳作為民族圖騰，有其學術救亡之深意。1930年代，由於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起來，社會各界都在用自己的聲音呼籲全民族的團結，一致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姜亮夫發表《夏殷民族考》的同時，章乃器接連發表《一九三三年如何？》、《民族的路出在哪里？》、《民族的出路》、《民族之前途如何？吾人將何以自處？》等一系列文章：「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中國人民因為受了外侮的刺激，民族的出路問題，忽然地擡起頭來！我們翻一翻報章和雜誌里的論調，多半是論到民族的出路；街論巷議，多半說的是民族的出路。」(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