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今天，詩與歷史、詩與時代的關聯是如何可能的？歷史的勢能、主體的覺醒、言語契機以及艱難的情勢是如何塑造一種嶄新的詩學的？何種歷史的想像力或歷史的計算法則在給出我們企圖尋找的未知？詩歌何以作為一種普遍性的知識？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我，牽引著我的注意力，但卻是苦於自身局限，無法獲得有效的答案，現有的研究大半也不能提供可靠有效的幫助，我只能在歷史與理論的邊緣地帶尋求一線生機。在寫作關於陳超的「個人化歷史想像力」文章時，我突然意識到，真正的問題可能恰恰是要超越「個人化」的歷史想像力， 「個人化歷史想像力」不正是我一直批評的「個人性」原則的一種表現嗎？在這一原則之下，朦朧詩以來的當代詩所打造的「個人化」詩學，通過「先鋒詩」「實驗詩」「純文學」「文學本體論」「審美自律」這樣的標簽取得歷史合法性的同時，也將當代詩置於困境之中。

道理顯而易見，我所說的超越「個人化」的歷史想像力，並非是試圖取消「個人化」，而是籌劃著個人與歷史的聯通。那麼，一種真正的「歷史想像力」是必要的而且是至關重要的，它使得不在場的、未知的甚至是尚未生成的歷史顯現或表象出來，這並非是對歷史的個人化虛構和戲說，乃是個人經驗的歷史性轉化，是從內在感發中升起的絕對之物，是歷史自我展開的表象。米歇爾·亨利的《顯現的本質》（The Essence of Manifes-tation）與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亞蒂斯的《社會的想像建制》（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這兩部著作以及本雅明、盧曼等人的一些主張，在理解詩歌的歷史想像力方面，為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幫助和啟發。

《歷史與隱喻——論新詩的歷史想像力》作為一個寫作計劃在這時被構想出來，我在2018年寫作的兩篇文章《論穆旦詩歌的「黑夜」一詞》《論昌耀後期詩歌的「白色書寫」》正是這一計劃的產物。寫穆旦的文章試圖表明： 「身處歷史黑夜之中的穆旦憑借詩人的天賦敏銳地捕捉到了那個時代的困境與深淵，並通過詩歌語言的獨特構造方式，將這一困境與深淵轉化成二十世紀重要的文學經驗」，根本在於「黑夜」意象融合了浪漫派與現代派的歷史意識，並在具體歷史境遇形成一種新的歷史構造，這種融合、轉化、構造背後乃是一種歷史想像力的運行與創建。寫昌耀的文章，是將昌耀放置在1990年代詩歌的對立面的位置上，透過昌耀後期寫作來看到當代詩開啟了一種新的轉換歷史經驗的方法，即內在的感發性在靈魂中升起超凡之物，詩人借助這種轉化的力量而守護並等待新的開端與契機。

除歷史想像力之外，歷史的勢能與歷史驅力是另一種必須要考慮的要素。若是沒有歷史驅力的強力推動，策蘭所說的「提線木偶」的、控制論的詩將遍地都是，當代詩歷史困境的直接顯示，則是歷史驅力的消失，歷史因而在語言中失去了設定的價值與目標，當代詩自我革新的動力也更多地指向了詩歌自身，循環於體制化的結構之中，日顯封閉與孤立，以「無用論」的面目示人。《詩歌何用？——論當代詩的歷史驅力》一文是在此一問題的驅動下，試圖去做一點探究的工作，找尋當代詩的歷史勢能與歷史驅力，以「當代性」作為核心問題來查看詩與歷史的連接點：

從觀察可知，當代詩寫作者的最大驅動力是經典化謀求，此種謀求是以擠進中國新詩史或世界詩歌史為現實考量，他們在主題、形式、內容、經驗、觀念、歷史等方面的考量皆是旨在追求一種經典化語言，這種經典化語言在某種意義上是參照文學史上的經典文本、語言範式與審美姿態而制作的，當代詩無論在批評和寫作的層面都存在對標這樣一個經典文本的書寫態度。

另一驅動力為身份的謀求，成為一個詩人或著名詩人，意味著種種現實利益 的可訴求與自我欲望的實現，或者按照霍布斯的說法，究其根本乃是對權力的欲望， 所以他們在主題、形式、內容、經驗、觀念、歷史等方面的考量是權衡現實利益的最大化，他們的作品充斥著權宜之計和妥協投機的痕跡， 他們深諳詩歌體制之道，並執著於名聲的累積和權力的獲取。這些人都是「無用論」的堅持者，因為他們無需訴求詩歌真理機制，無需反思的立場和回到 語言源初的努力，依靠成規和慣性來維持詩歌的寫作。

（本文作者：張偉棟；原題：朝向一種未來的詩學——基於當代詩歷史問題的準備性討論；原載：《詩刊》2022年3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