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論證方式極不可靠，對圖騰主義的理解也多有想當然之處，想起龍就說夏人以龍為圖騰，想起魚就說夏人以魚為圖騰，往往自相矛盾。岑家梧就對衛聚賢的研究很不以為然：「若果只拾取表面的三二圖騰現象，便證明中國古代某族已有圖騰制度的存在，則極為不智。如衛聚賢於嘉興新睦鎮發現一魚形刻石，便說吳人以魚為圖騰，又根據山西萬泉縣荊村瓦渣斜發現紅陶上的魚形花紋，便說陶唐為魚圖騰發明陶器的民族，又說：『夏民族有以魚為圖騰的部落，按貝加爾湖人尚有以魚為圖騰的遺跡，夏民族當自貝加爾湖來，以魚為圖騰。』此都失之疏略。」岑家梧認為：「今後茍欲斷定夏或吳族以魚為圖騰，必須證明夏人以撈魚為主要生產，夏人以魚為部族名號，以魚為禱告，以魚為一切裝飾的表現對象等等。凡此皆須根據豐富的確實的資料，作深入的系統的探索，始屬可信。」(54)

羅維早在1920年的《初民社會》中就已指出：「動物名字是初民社會中異常普通的一個特色，不足推斷這種動物和以此為氏的社群之中有特殊關係存在。除非這個名字『在授名者或受名者或雙方的心中發生與這個動物的心理聯系』，或外婚制之起源可考定為出於這個聯系，方始有圖騰制之可言。否則單以動物之名為氏的氏族不見得比以綽號，地名，或祖先之名為氏的氏族更有被認為圖騰氏族的資格。」簡言之，單以動物為名，根本不足作為圖騰制存在的證據。羅維甚至對於圖騰制的存在也已產生懷疑：「總結一下我自己對於圖騰制這個題目的意見，我不相信自來在這個題目上所浪費的聰明和博學已經建立了圖騰現象的真實性。」(55)不過，這些意味深長的忠告幾乎從未得到中國圖騰學者們的引證，因為這種觀點不是他們所需要的觀點。

相反，中國圖騰學者們全都振振有辭地重復著「圖騰制為氏族社會必有之現象」(56)的論調。他們甚至認為「圖騰不過是用獸名表現其群體強壯且有威力的意思」，也即「因為原始時代動物威力之雄大，所以原始人類對於動物無不具有崇拜的心理，或者設想自己的祖宗就是這些動物，或者有意拿來作本族祖宗威力的表現，所以動物的名稱便成了各氏族底標識——圖騰」(57)。這種想當然的解釋恰恰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圖騰主義。

通過歷史教育激發民族情緒

很明顯，在早期的圖騰類著作中，龍並沒有占據突出的地位。真正將龍擺在中心位置展開全面論述的，是聞一多。1942年11月，聞一多發表《從人首蛇身像談到龍與圖騰》，這是《伏羲考》的主體部分。聞一多是個激進的愛國主義者，《伏羲考》深刻地烙印著聞一多民族主義的政治訴求。

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之後，許多知識分子都在思考民族問題：「我們常常提及『民族』，有欲完成一『民族統一』，但究竟什麼是民族？什麼是中華民族？」(58)

孫中山曾在《三民主義》中定義說：「甚麼是民族主義呢？按中國歷史上社會習慣諸情形講，我可以用簡單一句話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我說民族就是國族，何以在中國是適當，在外國便不適當呢？因為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59)聞一多在談到自己的理解時說：「五四時代我受到的思想影響是愛國的，民主的，覺得我們中國人應該如何團結起來救國。五四以後不久，我出洋，還是關心國事，提倡Nationalism，不過那是感情上的，我並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翻譯Nationalism為民族主義，我以為這是反動的。其實現在看起來，那是相同的。」(60)

(54)岑家梧《西南民族文化論叢》，第209-210頁。
(55)羅維著，呂叔湘譯《初民社會》，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171-173頁。
(56)鍾道銘《中國古代氏族社會之研究》，《東方雜誌》第31卷第1號，第161頁。
(57)荊三林《史前中國》上冊，國立西北大學歷史系，1947年，第158頁。
(58)洪尊元《中國之前途》，時代書店，1940年，第40頁。
(59)孫文《三民主義》，中央圖書局，1927年，第1-2頁。
(60)聞一多《五四歷史座談》，《聞一多全集》第三冊，開明書店，1948年，己第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