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上、文化上論證中華民族的完整統一，是自清末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面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無奈掙扎。「民國初元，國人曾揭榘曰『五族共和』，而國徽之五色。論者以為是即五族之代表，然以一國之人，而自標五族，實與近代政治思想相反。蓋在現代政治上之意義，凡一國權力所不能及，而人民原為一族者，則標榜民族以聯絡之，即以此壯其外交之聲勢。未聞已成一個民族國家，而反自標五族以示分裂者也。」(61)

1940年代前後，出現了一大批中國上古史論著，大都圍繞著一個中心話題：「中國民族由來之研究」。金兆梓在《中國史綱》的緒論中畫出了「個人生活、民族生存、世界大勢」三者之間的關係示意圖(如圖)，明確指出個人是「小己」，民族是「大己」，「要曉得我們這民族集團生活現有的狀況，不是單將那現有的狀況做分析的研究所能了事的，還得要尋求那現有狀況的由來」(62)。

在聞一多先生的遺稿中，有一份題為《神話與古代文化》的演講提綱(63)，其導言部分開宗明義為「歷史教育與民族意識」。仲林《圖騰的發明》據此將聞一多的思想歸納如下：只有先讓民眾知道他們「有共同的來源」，「民族意識」才能產生，而且「知來源愈悉則民族意識愈堅固」；只有通過這種「歷史教育」，「民族主義的心理建設」才能成功；近代史學就是要善用考古學和民俗學的新方法，發現整個民族和全面文化的事實，並將這一事實用文藝的手段講述出來，從而達到激發民族情緒的最終目的(64)。

可是，我們該用哪些「歷史知識」來教育民眾呢？在許多知識分子看來，復雜混亂的圖騰主義同樣無助於將中華民族團結在一個共同的旗幟下對抗日本侵略。據芮逸夫介紹，1939年，「曾有一場中華民族問題的論戰，參加這場戰役的有十多位學人。其中有一派的主張是：『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再析出什麼民族。』另一派卻反對這種說法，以為在中華民族之內是可以析出若干民族的」(65)。

聞一多一直在努力尋求「團結起來救國」的文化方略，他在寫給臧克家的信中說道：「近年來我在聯大的圈子里聲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為經過十餘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症，我敢於開方了……我始終沒有忘記除了我們的今天外，還有二三千年前的昨天，除了我們這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我的歷史課題甚至伸到歷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話，我的文化課題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會為對象的文化人類學(《人文科學學報》第二期有我一篇談圖騰的文章，若找得到，可以看看)。」(66)

聞一多：龍是我們立國的象征

《伏羲考》(67)就是聞一多為「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症」開出的一劑藥方。他要將雜亂無章的泛圖騰統歸到一個特定圖騰的名下，以實現其「團結起來救國」的理想。他在眾多的上古圖騰中選中了龍：「假如我們承認中國古代有過圖騰主義的社會形式，當時圖騰團族必然很多，多到不計其數。所謂龍便是因原始的龍(一種蛇)圖騰兼並了許多旁的圖騰，而形成的一種綜合式的虛構的生物。這綜合式的龍圖騰團族所包括的單位，大概就是古代所謂『諸夏』，和至少與他們同姓的若干夷狄。」

(61)江西王恒《現代中國政治》，革新評論社，1929年，第20頁。

(62)金兆梓《中國史綱》，上海：中華書局，1941年，第1-2頁。

(63)聞黎明、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34-637頁。

(64)仲林《圖騰的發明：民族主義視域下的〈伏羲考〉》，《民俗研究》2006年04期。

(65)芮逸夫《中華國族解》，《中華民族及其文化論稿》上冊，「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972年，第2-3頁。

(66)聞一多《給臧克家先生》，《聞一多全集》第三冊，開明書店，1948年，庚第53-55頁。

(67)聞一多《伏羲考》，《聞一多全集》第一冊，開明書店，1948年，甲第3-43頁。由於下文引述《伏羲考》的文字較多，而且主要引自《伏羲考》第一部分「引論」及第二部分「從人首蛇身像談到龍與圖騰」，即甲第3-34頁，凡是在這一頁碼範圍內的引文，不再逐一詳注具體頁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