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以龍、鳳作為民族圖騰，有其學術救亡之深意。1930年代，由於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起來，社會各界都在用自己的聲音呼籲全民族的團結，一致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姜亮夫發表《夏殷民族考》的同時，章乃器接連發表《一九三三年如何？》、《民族的路出在哪里？》、《民族的出路》、《民族之前途如何？吾人將何以自處？》等一系列文章：「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中國人民因為受了外侮的刺激，民族的出路問題，忽然地擡起頭來！我們翻一翻報章和雜誌里的論調，多半是論到民族的出路；街論巷議，多半說的是民族的出路。」(34)

關於民族的出路，夾雜著各種各樣的聲音。如漢奸文人王朝佑就在《中國滅亡論》中呼籲：「吾知中國必不能打倒日本，必為日本所制。吾知歐美必不能主持正義，與中國表同情。而今日何如乎？四省喪失矣！列國有仗義執言，為我吐不平之氣者乎？國聯調查矣，各國有秣馬厲兵，與日本決一雌雄者乎？蓋今日之世界，民族自決之時期也。」所以，「中國兄事日本，必能進步向上，反對日本，必至滅種亡國」(35)。

辛亥革命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中華民族獨立自強的曙光似乎仍未顯現，中國從何處來，中國向何處去，中國的民族歷史問題逐漸成為熱門話題。圖騰問題突然大熱，其原因正如《近東古代史》所說：「氏族實即一種群體，其職務兼宗教與家庭二者，其性質則為神秘的。其團結之原因，實緣群體之各分子互視為擁有一種共同之圖騰，因而擁有一種共同之名，由一種共同之神秘物質造成，而此共同之神秘物質非他，即圖騰之物質是也。氏族中人皆有之，無人獨占之，一切之人皆從此共同之源而出。」(36)

日本侵華之野心早已路人皆知。團結全民族力量抵抗日本侵略，對於193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壓倒一切的工作。中國的民族學和人類學正是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興盛起來的。出於和姜亮夫相似的目的，林惠祥《中國民族史》所得出的結論卻與姜亮夫「龍鳳圖騰說」大相徑庭。

林惠祥認為，華夏即為「花族」之自稱。「原始民族之族名最常者或由圖騰信仰，以為其族系出自某種自然物，因拜其物為祖，並取其物之名以名其族。中國之四裔據《說文》謂『羌西戎羊種也，從羊兒。南方蠻閩從蟲，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此異種也』，又雲『蠻，南蠻蛇種』，『閩，東南越，蛇種』，此諸族之名皆圖騰也。同時諸族之名既多為圖騰，則我族之稱華似亦為圖騰，蓋華既花之古字，華族即『花族』也。」至於「夏」字，林惠祥據《說文》訓夏為人，因為許多原始部族都將自己叫做「人」，這是自尊其族的表現，所以說，「我族雖已有『花族』之稱，然彼為圖騰族名與夏字之自稱可並用而不相沖突也。」最後，作者得出結論：1.「華」為圖騰名稱，意即「花族」。2.「夏」為自稱之語，意即「人」。(37)

「中國諸民族系以一系為主幹而其他諸系以加入之，加入後其名稱即銷滅而只用主幹系之名。」(38)正是這個主幹加諸系的觀點，點亮了後來聞一多「化合式圖騰」的航燈。

當時的學術界正處在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下，大家各說各話，姜亮夫的龍鳳圖騰說與林惠祥的花人圖騰說，相互之間並沒有形成學術對話，也未見有何學術回應。

(34)章乃器《民族的出路》，《章乃器論文選》，生活書店，1934年，第89頁。

(35)王朝佑《中國滅亡論》，東和印刷局，1934年，第26頁。

(36)摩勒、德斐(A. Moret & G. Davy)著，陳建民譯《近東古代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5頁。

(37)(38)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48、49頁，第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