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安案例――關掉電燈重現繁榮》從保守自閉到擁有繁榮的旅遊業，惠安的轉變是一個典型。這個人口六萬的越南小鎮在三百年前是一座港口兼貿易中心，多種文化在此交匯，然而在二十世紀的多數時間裏，惠安被遺忘了，歷史塵封，未來暗淡。

但今天，到惠安旅遊的人數從1993年的16萬躍至1999年的165萬，並且仍在攀升中。惠安如今被譽為“光榮之鎮”以及“一件珠寶”。惠安是如何轉變的？其他城市可以從這個戲劇性變化中學到甚麼？…

（2006年12月27日日記）“……這些東西，不但給你們作極大的樂趣，如果你們研究得法，還可以得到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它們將告訴你們，一流的藝術家達到他們的效果，並不用很多東西。兩三個人物、一張床、一把椅子、一扇窗戶、一扇門、一面墻，一棵樹的樹梢，就足以說明一切，人人都可以理解。”（房龍，談喬托的畫，見<人類的藝術>，1999，衣成信譯，臺灣米娜貝爾出版公司，第19章，328頁）

“雖然一位藝術家所選擇的媒體，會使得他表現的範圍有所差異，但這並不會改變它的品質；一位天才就是拿著掃帚畫畫，也能比一位擁有美麗畫室和所有充沛資源，但卻被人誤導的業余畫家，更為出色這種特性有時我們稱為天才，有時稱為個性，最終他總能突破任何正規批評的偽裝性；從梵谷和其他人身上，我們可以學習到其中的真諦。”…

喬托 (1266-1337) “在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藝術中，喬托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被譽為“文藝復興的種子”。這主要是因為喬托在使宗教故事中的人物具有現實感和人情味方面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哀悼基督》

“推陳出新，在於他將生活氣息賦予了哀悼的畫面，使之成為現實場面。”

“人物衣飾與現實生活一致，衣紋線條的流暢生動、人們的質樸純真完全不同於中世紀聖像畫的程式，擺脫了歌德式美術因生硬、拉長而顯出的過於莊嚴，這都傳達出人文主義的全新面貌。”

“創作完阿雷納禮拜堂的壁畫後，喬托的盛名四處流傳，各地都想請他去作畫。佛羅倫斯的人們以他為自豪，人們不僅喜愛上他的壁畫，也記住了他的名字，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

蔡依林上某節目，從髮型、衣飾到舞姿，都抄襲日本的安室奈美惠，馬上被網民圖文並茂地揭發了出來。歌迷只接受唯一的蔡依林，不接受安室奈美惠第二。勤上網絡“學習“的人，毋忘別人可也不懶。（13-8-2006 南洋娛樂）

海明威說：「巴黎，是一場永不停息的流動饗宴。」

深有同感的人想必不在少數，可是，就算你逛拉丁區像在逛自家花園一樣，一年四季也總要上上丁香園去坐坐，可屬於你的那場花都饗宴，怎麼也不可能跟海大師的是同一場。

我並不討厭巴黎，只知道自己的饗宴不會在那裏開，大部分人們生在哪兒就很自然地定在哪兒安分耕耘一輩子，但我總覺得，就好像每個人有自己的個性一樣，在這個地球上，你也應該有自己真正最「對味兒」的地方，那個地方不見得是出生成長的家鄉，姑且我們就把它稱之為是你的「盛宴」。當找到了生命中那個正確的「開席」地點，在只屬於你的這場人生宴裏，每一個日子，每一輪晝夜，都會過得真正有味道。即使最平淡的無奇一日，也會流逝以神清氣爽逍遙之姿。…

“經濟學以前談比較利益，是比較生產成本，但現在是談比較生活條件、生態條件。如果要談生產比較利益，我們就會一直把工廠搬到成本低的地方…….”“可是看LV，有十一個工廠，都在法國，為什麼不搬到便宜的地區去？因為它不需要，它需要的精致藝匠精神，只有法國才有，不能搬到外國去。這就是生活條件的比較利益。”（臺灣政大科管所教授李仁芳，2006，手感經濟就是深度經濟，見《手感經濟：感覺的時尚》，22頁，臺北天下雜誌）

Niche一詞，英文原意是供放神像的壁龕。延伸開來，則指山壁凹進的地方。你可以想像，攀巖手就是靠著這些縫縫隙隙，找到一個一個的著力點，踏腳抓手爬登上去。值得註意的是，這些縫縫隙隙是否有用，要看個別攀巖人的身手而定。手腳大小長短，軀體肥瘦高矮，力度強弱敏鈍，都有關系。niche還有科學上的蘊涵，是指生物可能生存的起碼生態。

把niche market中譯成“利基市場”，具有利潤基礎的市場，挺有意思。企業眼裏所看見的“利潤”，對於顧客而言，叫著“利益”。“利”者，價值也。顧客得到商品或服務後，假如不覺得自己有何“益”處，企業主臉上就別奢想有“潤”色。利之基礎何在呢？答案就在英文所衍生的種種圖象中：夾縫生存、拾遺補缺的立足點；仔細區隔的定位。攀巖手沒找到穩靠的立足點、使力處便輕舉妄動，後果當然不堪設想。…

組織創造力體現在以下各種形式：

1 實質創造力：關於產品、工藝、系統與策略方面的點子或概念；

2 擴展創造力：關於管理方面新鮮而獨特的點子；

3 表達創造力：關於業務方面傳達、溝通、公關或形象的點子；

4 存在創造力：提高職工同人生活素質，激發其潛能的點子；

5…

生活風格 (Lebensstil)

生活風格乃個人經過思忖後（亦即經過不斷考慮、非一時沖動，而做出的決定）所采取的生活方式。它為獨立的個體借由象征性的東西（如其穿著、遣詞用字、價值觀及說話方式等）來表達其政治理念、文化概念及審美觀。社會總有一群人其生活風格極相似，其行為也跟彼此非常一致。生活風格是將社會區分成不同團體的一種標準，它所象征的是身份及認同，並將一群體與其他群體分出，比如托斯坎納派別（譯註：指的是向往意大利休閑生活的人，源自三十多年前的運動）、宜家宜居時代等等。（文化管理A－Z，臺灣五觀藝術管理，296－300頁）（德國藝術管理學者阿閔克來恩教授 Prof. Dr. Armin Klein，維納漢利希教授 Prof. Dr. Werner Heinrichs）

意識形態的終結



（陳明發寫作12-2006）《The End of Ideology》(1960),《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1973)的作者，美國哈佛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Daniel Bell在《The Future of Technology》 (2001) Daniel Bell指出（123－127頁），技術世界立足於兩點：理性，以及永無止境的進步。它的動力來自於“逃脫必須” (Escape from necessity)，“投進自由”。技術讓人擺脫了自古以來大自然加諸於人的種種“必須的”限制，從而有更大的自主、自由能力征服自然世界。這將標誌著“歷史的終結”。…

“皮柏在 《何謂哲思》中提出兩個精彩而發人深思的命題，第一個，人的世界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第二個，哲學思索是甚麼意思？關於第一個命題，人的世界是一個整體性的現實世界，人生活於其中，和存在事物之總體面對面，亦即和宇宙面對面互相照看――但條件是，人必須具有精神性！然而，人正因為具有精神性，而不得不時時面對精神的困頓，因此大多數時候必須“很艱難困苦地生活著”，人由於生命裏的迫切需要，比如工作，因而為自己塑造了一個狹隘的世界，把自己局限在裏頭。可是，人的精神本質卻是：去追求認知自己屋頂以外的事物，去跨越常規所設限的可靠範圍和日常生活習以為常的一般存在事物，簡單講，去超越自身狹隘“環境”以進入另一個廣闊的“世界”。“（尤瑟夫皮柏 Josef Pieper,<閑暇：文化的基礎>，2003，劉森堯譯，臺北立緒文化事業，44－48頁）…

哲學是愛智

哲學與態度有何不同？參考阿德勒在《你的生命意義，由你決定》（盧娜譯，2002，人臺灣人本自然文化事業）的講解：

“人活在“意義的領域”裏。對於事物，我們的經驗不是抽象的；我們始終以人的立場去經驗它們。即使對於它的根源，我們的經驗仍以人的認知做標準。“木頭”指“木頭跟人的關系”，“石頭”指“類生命一項要素的石頭”。任何試圖去考慮狀況而拒絕意義的人，都會非常不幸：他隔絕起自己，他的行為對他自己，或對別人，都會毫無用處，總而言之，他們的行為會毫無意義。不過，沒人能跳脫意義的範疇。唯有透過我們認為的意義，我們才經驗到現實；但那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某種詮釋過的東西。於是，自然而然，這個意義總是或多或少地不圓滿，或不完整，甚至永遠都不能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