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作爲青年群體認同的文化，所體現的青年的態度和價值觀總是與成人文化或主流文化存在著差異。西方的青年文化是這樣，當代中國的朦胧詩現象、“文化衫”現象、《流星花園》現象等曾受到批評的青年文化是如此，一般的消費和追星、休閑和娛樂也是如此。這種差異，現實的表現極不相同，而研究者們所持的觀點也有很大的分歧。爭論的一方認爲，這種差異與成人文化是針鋒相對的，是對成人文化的抵抗。另一方則認爲，這種差異在快速變動的社會中不僅對青年的社會化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能夠“反哺”社會文化。前者的代表是伯明翰學派，後者則是以瑪格麗特·米德的理論爲基礎。…

[摘要]青年在當代社會中遇到越來越多的問題。物質豐裕而生存不再特別困難，卻要避免在物欲的洪流里迷失；價值觀念劇烈變動而開放性增強，文化探索和創新擁有了更多的資源和空間，卻又要免于陷入歧路亡羊的迷茫；社會流動和體制性制約松動，讓青年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更多的上升可能，而又難免落入社會認同的困擾；職業和身份的不確定性，更帶來青年身份認同的困惑。青年文化能否爲緩解青年的社會性焦慮和解決認同問題提供支持？爲青年的情感、行爲和價值觀自主性的發展提供幫助？是否對社會文化構成了某種程度的挑戰或者促進了社會文化的發展？這些問題，都關係到對青年文化的價值和功能的認識。

青年時期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是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k…

代際理論作爲分析青年文化的理論立場，存在著“可能誇大世代現象”、“可能誇大代際差異和衝突”、忽視年齡層內部差異、本質主義傾向等問題（陳映芳：《在角色與非角色之間》，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2頁）。代際理論的特殊困難，就是世代長度和世代界限的問題，即世代的判定問題。從理論上講，世代的判定要考慮同一時期出生的時間因素，具有共性的行爲模式和信仰的同輩文化特性因素。



這兩個方面都比較難以確定，同一時期，並不只是自然歷史時段，而要兼顧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及技術變動；同輩文化特性，則可能是客觀存在的，也可能是社會標簽或自我標榜。這就導致了對現實的所謂世代的不同劃分，對當代中國人群的世代劃分就存在著這樣的問題。當然，代際派最爲重要的問題，還是忽視了青年群體的內在差異。無論是哪個世代的青年，因家庭、教育、性別、地域等方面的因素，都存在著極其不同的各種群體，即如“80後一代”，貧困家庭和農村的“80後”與富裕家庭和城市的“80後”是不能等同視之的。…

[摘要] 青年文化是青年同輩群體中存在的文化，帶有明顯的年齡層特征。青年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的差異和衝突，在家庭、學校和工作機構中也表現爲不同年齡層之間的文化差異和衝突。因此，可以從代際關係的角度來認識青年文化。代際派或世代論，在青年文化研究中是非常流行的理論立場，而在媒體和評論中，已經達到了“日用而不知”的地步。“60年代人”、“70年代人”、“80年代人”、“新人類”、“新新人類”、“e世代”之類的論述，都是屬于世代論的範疇。

代際派的理論，與心理學中的人的生命周期的研究是相關的，而其理論框架的基礎，則主要是功能主義學派的社會化理論（帕森斯、艾森斯塔德和科爾曼）和代際理論（卡爾·曼海姆）。發展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將個體生命周期分成嬰兒期、少年期、青春（年）期、成年期、老年期等不同階段，而不同的生命階段都有不同的生理—心理特點，處在同樣生命周期的群體則具有共同或共通的生理—心理特征。…

按照費斯克的觀點，大衆文本應當是“生産者式”的。“‘生産者式文本’爲大衆生産提供可能，且暴露了不論是多不情願，它原本偏向的意義所具有的種種脆弱性、限制性和弱點；它自身就已經包含了與它的偏好相悖的聲音，盡管它試圖壓抑它們；它具有鬆散的、自身無法控制的結局，它包含的意義超出了它的規訓力量，它內部存在的一些裂隙大到足以從中創造出新的文本。它的的確確超出了自身的控制。



這些文本允許‘作者性’，因爲它們無法阻止它。社會體驗並不受文本的控制，它決定了文本與社會關係的結合，並且驅動大衆的生産力。”…

過渡的觀點，無論是否掩蓋了社會不平等和青年現實處境的差異，都是以前設的穩定期爲基礎的，但這種所謂的穩定期越來越不穩定，而青年的選擇性和自主性也越來越增強了。“年輕人的身份不能再像原先那樣以‘職業’上的成就爲其依據，也不再依循先學習後‘生活’的路徑。此前的世代通過這一過程而獲得的確定性已經一去不複返。”[7]在當代中國，青年的“世俗化”，即關注現實的、當下的生活與工作而不是“崇高”的理想與精神，已經成爲事實。在這種情況下，與其將青年看作過渡時期，不如視作實實在在的人生階段。…

[摘要] 青年文化總是在特定的社會空間中生存、變化和消亡。社會結構、社會變革、文化變遷、經濟發展、意識形態等等，都是這空間中影響和制約青年文化的因素。即使青年文化的空間是相對封閉的“地下”，也並非與世隔絕。所謂地下是沒有或不能在更大範圍的公共空間中展現，是受到政治、商業、道德等方面的外在壓制或自我抑制的狀態。



但是，無論管制有多嚴、壓力有多重、抑制有多強，“地下”與地上總是相通的，20世紀70年代地下青年刊物是如此；20世紀末的地下音樂也是這樣，如“盤古”的“激進呐喊”和“毛式幽默”，都“充分體現了他們從文化對立面獲取力量的本能”，“當這些瘋子主動關注非常態的生活與音樂時，我們觸到的，是彌漫已久的道德衝突和經濟難題，以及迫在眉睫的不公平”…

青年文化的風格總是和“意義”聯系在一起的。風格歸根結底是表意系統，而對青年文化的指意能力，是不應當低估的[9]。海狄奇認爲，特迪青年（Teddy）對服裝、音樂的選擇，是一種表意形式。他們穿著花哨的、貴族式的服裝、熱衷于搖滾音樂，打破了日常符號系統的規則，在傳達出特定意義的同時，造成社會表意系統的失調。雖然我們不能認爲青年所用的物品和行爲，總是和特定的意義聯系在一起的，而可能包含著多樣的意義，也可能將所使用符號或物品的原本的社會意義剔除殆盡[10]，但並不能不解讀風格本身的和潛藏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