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青年文化總是在特定的社會空間中生存、變化和消亡。社會結構、社會變革、文化變遷、經濟發展、意識形態等等，都是這空間中影響和制約青年文化的因素。即使青年文化的空間是相對封閉的“地下”，也並非與世隔絕。所謂地下是沒有或不能在更大範圍的公共空間中展現，是受到政治、商業、道德等方面的外在壓制或自我抑制的狀態。

但是，無論管制有多嚴、壓力有多重、抑制有多強，“地下”與地上總是相通的，20世紀70年代地下青年刊物是如此；20世紀末的地下音樂也是這樣，如“盤古”的“激進呐喊”和“毛式幽默”，都“充分體現了他們從文化對立面獲取力量的本能”，“當這些瘋子主動關注非常態的生活與音樂時，我們觸到的，是彌漫已久的道德衝突和經濟難題，以及迫在眉睫的不公平”[1]。如果“地下”的青年文化都是與地上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相關聯，那麽就沒有理由將青年文化從各種社會關係中剝離出來。

青年文化和現代社會變革密切相關。西方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財富增長的同時各種社會問題不斷湧現，政治運動持續不斷，而青年的生活道路選擇不能再按部就班，在相對優裕的生活和改造世界的衝動中形成了青年文化。

在前蘇聯，“物質狀況的改善以及社會意識的‘非斯大林化’改變了青年的社會化條件，使得這些條件接近于在西方發達國家的類似過程。……但是，雖然青年社會化的客觀條件起了實質性的變化，由行政系統制定的這一過程的機制依然是原來的。……在嚴厲限制個人和群體的選擇自由的條件下，青年被擠入社會生活的外圍，被擠入娛樂和閑暇的範圍。”[2]


青年文化因此在閑暇和娛樂的範圍內出現。在當代中國，改革起步而社會控制開始鬆動，爲青年人表達自身的意見留出了一定的空間。也使青年人原來習以爲常和不得不容忍的東西變得陌生而又不可容忍。同時，改革本身是以對“兩個凡是”等束縛社會發展的政治教條的理論批判爲先導，這也激發了青年的社會批判和嘗試新生活方式的熱情[3]。

因此，從青年文化的歷史生成來看，不能不考慮青年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革發展的複雜關係。

按照相對傳統一些的觀點，青年時期是一個過渡時期，相應地青年文化就是過渡期的文化。以青年文化爲過渡期的文化，理論基礎是曼海姆等人的代際理論、帕森斯等人的社會功能理論和心理學的成長理論。一般說來，“過渡期文化是社會學功能學派的産物，它視社會猶如人體的有機體，它內里的不同制度、法律、風俗及習慣就如人體內的心肝脾肺腎，各司其職，一起維系著社會的穩定性。

而次文化的社會功能，就是緩解青年人進入成人階段前的焦慮和恐慌。”[4]

青年文化是過渡期文化的理論，同時還得到心理學成長理論的支持，就是認爲青年乃是處于一個不確定的成長時期，需要不斷向成人社會學習以適應和融入社會秩序。青年文化就是在這種學習過程中形成的“未定型”的文化。

青年確實有過渡的問題，但是，過分強調青年處在過渡階段，容易忽視青年的現實貢獻和當下的權利與需求。同時，“‘過渡’這個詞常被用來美化那種只對極少數人有利的社會動蕩和社會不平等，它遮蔽了批評，鼓吹繳學費勒褲帶，爲的是最終天下太平。”[5]過渡的觀點，是爲維持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服務的，帶有強烈的社會控制傾向，只強調經濟社會秩序，而無視身處不利情況的生活匮乏者的生命機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