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於西方啟蒙運動的民權平等思想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種平等的觀念不但中國古代沒有，西方中世紀也沒有，這正是啟蒙思想的產物。所以，從梁啟超上述議論出發，合乎邏輯的結論是：要反帝必先反封建。可惜中國歷史的發展未能如願。事實上，就在五四時期，思想和社會的革新已受到內憂外患的干擾。在反帝反封建兩大任務中，反帝一直壓倒反封建，那時開始的啟蒙始終沒有完成，而且還時有倒退。對於“科學”和“民主”當時就有偏於僅僅從實用層面詮釋的傾向，本應貫徹其中的人文精神未及充分發揮，後來就更加得不到注意。這在當時是客觀形勢所迫，越到後來則主觀因素越重要，因為反帝是對外，而反封建則是“革自己的命”。直至今日，深層次的，特別是思想上的反封建仍是任重而道遠。…

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文化的斷裂從五四運動開始，今日的文化危機應歸罪於當時對傳統的批判過於激烈，並以之與後來的一浪高過一浪的思想批判，乃至“文革”時達到高潮的“與傳統徹底決裂”相提並論。此說大謬。五四的論爭中每一個人的言論都可能有過激或欠嚴謹之處，但是這裏談的是一種籠統的精神，它與後來的政治運動中的“批判”實難相提並論。這不是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是謬誤，而是本質不同，方向相反。無論如何，五四新文化運動功不可沒，否則連我們今天這點思想現代化都達不到。這種精神經受住了中國近代特有的曲折多難的歷史考驗，其中最嚴峻的是抗日戰爭。在那民族危亡之秋，於極度險惡和艱苦卓絕的環境中，新舊文化結合最優秀的品格顯示了它的力量和韌性，絕大多數知識精英保持了民族氣節，中華民族的文化教育事業得以在高水平上延續，至今我們仍受其惠。而作為這一事業的骨幹的大批教授學者直接間接率多受過五四精神的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