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於西方啟蒙運動的民權平等思想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種平等的觀念不但中國古代沒有，西方中世紀也沒有，這正是啟蒙思想的產物。所以，從梁啟超上述議論出發，合乎邏輯的結論是：要反帝必先反封建。可惜中國歷史的發展未能如願。事實上，就在五四時期，思想和社會的革新已受到內憂外患的干擾。在反帝反封建兩大任務中，反帝一直壓倒反封建，那時開始的啟蒙始終沒有完成，而且還時有倒退。對於“科學”和“民主”當時就有偏於僅僅從實用層面詮釋的傾向，本應貫徹其中的人文精神未及充分發揮，後來就更加得不到注意。這在當時是客觀形勢所迫，越到後來則主觀因素越重要，因為反帝是對外，而反封建則是“革自己的命”。直至今日，深層次的，特別是思想上的反封建仍是任重而道遠。

西方的所謂基督教文明如果沒有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就無法直接從中世紀走到現代，也無法繼承發揚古希臘文明的光華。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從晚清到五四以及以後的種種探索也是一種改革和復興的過程。在此之前，我們沒有選擇，泥沙糟粕一齊繼承下來，包袱沈重，步履蹣跚。本文所說“五四精神”和“五四先驅”可以理解為一種符號，從廣義而言涵蓋了上自晚清下至20世紀上半期的思想者及其探索和成就。這是一筆極大的精神財富。如果捨棄了這一思想資源，我們的“五千年”與現代就真的失去了連接的紐帶。正因為我們曾有過他國所罕見的特殊的文化斷裂和扭曲，所以更需要強調這一筆精神財富。沒有這一革新，中華古文明再光輝燦爛也無法與現代文明接軌。經過改造以後，豐富的精神遺產就可以再現民族特色。到那時，五千年博大精深的底蘊、華夏文明特有的宏偉氣度、無與倫比的精致的審美觀才得以復見於新的民族精神之中。

以倫理道德為例，竊以為馮友蘭先生早已提出的並曾受到批判的“抽象繼承法”基本上為我們找到了出路。作為完善人性的追求，在抽象的領域內古今中外是相通的。例如誠實、勤奮、慷慨、仁愛、勇敢、忠誠 在任何時代、任何民族都是美德，與之相對的例如欺詐、懶惰、殘暴 則是惡行。而通向這崇高的境界的道路則各式各樣，每個民族有其特色。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時代填入不同的具體內容。例如氣節，本是中國士大夫最寶貴的美德，把愚忠的內容換成新的原則，依然是值得大大發揚的正氣和可貴的“傻氣”。如果沒有了這種“氣”，只剩下高度實用，見風使舵，唯利是圖，左右逢源，其殆矣哉！梁啟超寫《新民說》已經過去百年了，而今日當務之急仍在挽救世道人心，再鑄新民。從學術文化角度看近代建設新的精神文明的探索，從魏源到魯迅乃至當代梁漱溟、馮友蘭，等等，都應該本著求知求真的精神，站在超越當時與現在的實用政治的高度加以總結、消化，然後接著走下去。庶幾古今中西得以打通，假以時日，或者有望重建起新的、民族的精神家園。

回過頭來，再借用一百年前嚴復反復強調的觀點：中國之患“尤以瘉愚為最急”，“開啟民智”是實現變革的根本。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啟發人民群眾的覺悟，而不單純是識字、學習技能。覺悟到什麽呢？最主要的是覺悟到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公民應享有的權利、維護這一權利的手段以及應盡的義務。這種公民思想觀念絕不是“自在的”，而是需要從外部大力灌輸和啟發的。遠的不說，就以近年的天災為例，什麽時候我們的媒體宣傳重點放在群眾如何組織自救、互救，創造了多少值得推廣的經驗，以及群策群力戰勝災害的智慧和信心，而不是讓他們一個個對著鏡頭向盡了（或其實未盡）起碼職責的政府和領導痛哭流涕感恩戴德，那麽梁啟超和嚴復心目中經過脫愚的“新民”庶幾能夠成長起來。這樣的民眾將自覺地保護家園而不是毫無顧忌地毀壞他們並無主人感的家園。

21世紀世界將如何發展，實難預料。絕不能指望物質的繁榮必然帶來文化的進步和人的精神的提高。在日新月異的高科技（這裏“科技”是一體的）如脫韁之馬以加速度向前疾馳不知伊於胡底的情況下，不論是就世界範圍還是一國範圍而言，人的自知之明和自律的能力是否超過征服自然的能力，人類心靈是否還能保持對真善美的追求，將決定人類造福還是嫁禍於自己。21世紀以文明間對話開頭，說明國際上越來越多的有眼光的政治家也正在意識到這一點。本文開頭所引伊朗哈塔米的警世之語並不是危言聳聽。其實對話也是一種競爭。各大文明體系各自都有不同的危機感，也都有人在吶喊、探索。中國在一片喧囂浮躁之中也不乏有識有志的中青年做著甘於寂寞的可貴的努力。只不過聲音微弱，猶如優雅的絲竹管弦淹沒在震耳欲聾的“迪斯科”噪音之中。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文明與野蠻的競賽尚屬勝負未定之秋。（2000年歲末於芳古園陋室 / 收藏自 2011-06-06 愛思想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