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文化的斷裂從五四運動開始，今日的文化危機應歸罪於當時對傳統的批判過於激烈，並以之與後來的一浪高過一浪的思想批判，乃至“文革”時達到高潮的“與傳統徹底決裂”相提並論。此說大謬。五四的論爭中每一個人的言論都可能有過激或欠嚴謹之處，但是這裏談的是一種籠統的精神，它與後來的政治運動中的“批判”實難相提並論。這不是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是謬誤，而是本質不同，方向相反。無論如何，五四新文化運動功不可沒，否則連我們今天這點思想現代化都達不到。這種精神經受住了中國近代特有的曲折多難的歷史考驗，其中最嚴峻的是抗日戰爭。在那民族危亡之秋，於極度險惡和艱苦卓絕的環境中，新舊文化結合最優秀的品格顯示了它的力量和韌性，絕大多數知識精英保持了民族氣節，中華民族的文化教育事業得以在高水平上延續，至今我們仍受其惠。而作為這一事業的骨幹的大批教授學者直接間接率多受過五四精神的洗禮。

後之所謂“與一切傳統徹底決裂”則在每一個方面都與此相反：那是先把古今中外一切文化遺產掃蕩乾凈，以便實行在“一切領域內全面專政”。所有口號都是憑權勢的力量自上而下貫徹的，實際上都為當時的高層政治鬥爭服務，與文化無關。例如眾所周知的“批林批孔”鬧劇就是其一。對於民眾則是實行愚民政策，保持或回到蒙昧狀態，聽憑一個人或極少數人代替幾億人讀書和思想，令無知者教育改造有知者。順著這一方向走下去，而欲達科學、民主，文明進步，毋乃緣木求魚乎！正因為經歷了後一個“反傳統”，包括五四傳統，遂導致全民精神貧乏，失去依托。這種“否定之否定”，實際上是從未掃清的封建傳統的變相復活，在國門再次打開時面對光怪陸離的外來文化或者饑不擇食，失去選擇和吐納的能力，或者在人家那裏本來是良種如淮南之橘，過了江，很快變質。

今天，在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所謂西方就是當代美國。美國人當年繼承了歐洲文明的精華，結合新大陸的特點，發揚光大，推陳出新，成就其繁榮富強。今天，不能說美國人的優良精神已經喪失殆盡，否則無法保持其如此旺盛的創新能力，並在如此多元化的社會中維持和而不同；但是如今洶湧而來勢不可當的美國文化影響，卻率多是為美國人自己和世人所詬病的商業文化的墮落和腐朽的一面。且不說那鋪天蓋地而來的演藝娛樂模式，種種低俗到近於粗野的“審美”情趣，超前消費生活方式，以及“市場專政”帶來的拜金主義，就是學術、教育模式傳入中國的也不是其自由活潑的特點和通才教育的傳統，而是納入市場供需，高度實用主義，聽憑市場選擇，服從市場律令的那一面。“精神”云云所剩無幾。再從高層次上講，開放以來美國的“思想庫”體制對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界影響甚大。這剛好與我國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合拍，即使不直接做官，也只有向當政者出謀獻策而被採納的學問才算“有用”。有些大學的領導人就是這樣理解文科建設的意義的，“沒有用的少教點”，由此而來。

美國的“思想庫”的作用如何，以及美國實用與通才教育的消長利弊，不在本文討論範圍。至少有一點，他們的實用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充分言論自由、多家爭鳴的基礎上的，方面很廣，學派林立，與現行政策相左的論述也可以廣為傳播，今天不用，明天可能證明其正確。這一條件在中國尚不存在，所以即便在實用層面，“思想庫”的作用也變質為與“註六經”差不多。不過在這一風氣下，也吸引不少士子入彀，正好符合“學而優則仕”的追求。給獨立的人文探索留下的空間就更有限了。實際上在反西化的口號下，國人每天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西化，只不過所“化”率多是皮毛或糟粕，把精華拒之門外，在精神層面恰恰就是五四先驅們所擁抱的飽含人文精神的德、賽二先生。本文提出要接著五四的茬走下去，正因為當年賢哲們所吸收的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源頭，是以己之精華接納彼之精華，否則，只能接納彼之末流。

就以前面提到的外交官口中的“人權”與“五千年”為例，100年前梁任公早已把幾千年統治者對人民的“鞭撻”和“戮辱”批得痛快淋漓，他說：“其能受閹宦差役之婪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國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 夫安知乎虐政所從入之門，乃即外寇所從入門也？”“欲使吾國之國權與他國之國權平等，必先使吾國中人人固有之權皆平等，必先使吾國民在我國所享之權利與他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平等。”“故夫自尊與不自尊，實天民奴隸之絕大關頭也”。“為國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資格，則斷未有能自尊其一國之資格焉者也”。梁啟超：《新民說》，文學向導社，1936。這幾段句句精彩，可惜限於篇幅不能多引。其民本民權思想何等鮮明，何等透徹，對於千百年來中國人民人格之受摧殘何等悲憤！

今天我們重新討論的許多話題，在《新民說》的20篇中幾乎都有精辟之見。梁任公所論述的民權最重要的是平等的觀念，以及隨之而來的公民意識、權利和義務觀、法治精神，等等。這應該屬於現代社會的普適性的價值觀，東方與西方只有發展先後之分，不是“民族特色”問題。常見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語被引用來說明中國自古就有民主思想，其實這與現代的民為國本的思想是有本質的不同的。那個時候所謂“民”是一個集體的概念，不是作為個人。孟子的主導思想還是維護“三綱五常”，特別反對楊朱的個人主義，斥之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此處不是要全面討論孟子思想，只是要說明過去帝王及其謀士都講“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為自己的“天下”服務的。“愛民如子”、“為民做主”，與民是主人、民有權利在觀念上是主次顛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