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論及「詩歌」與「歷史」之間的分合關係，孟子曾將《詩》與《春秋》放在政教倫理的脈絡下相提並論，但是孟子這種提法並不在於對比兩者在性質或功能上的異同，而是在於說明兩 者在反映、考察政教得失此一用途上的先後關係。在古典文化…

在此，行為與生活事件的「可理解性」這個問題、以及隨可清楚理解。……一種環境有一個歷史，而個人行為者的歷史不僅是、而且應當是置於這個歷史中的，因為沒

有環境和環境在時間中的變化，人行為者的歷史和他在時間中的變化就是不可理解的。23



循此，近代以來，藝術與生活的差異、甚至對立，就不免為藝術解除了道德上的任務，因而「現代性將藝術變為基本上是少數人的活動和興趣這樣一種狀況，這就進一步使我們難以對自己做任何敘述性的理解」。…

重新回顧古典詩歌與詩論的歷史發展，我們或可推斷，這樣的一種創作理念與創作手法，其實是傳統知識階層用以彰明自我身份、並藉以相互認同的一種象徵形式。其中，透過認同作用所伴隨的對於過往經驗的借代與解釋，亦即「用典使事」的手法，在在顯示出古典作家試圖把時間上的「過去」拉向「現在」的一種自覺，讓「過去」能與作家當下所屬的「現在」具有一種「同時代性」，並指向「未來」，藉此而喚起或造就一種文化上的集體意識與集體記憶。透過這種審美設計與審美旨趣，古典詩歌傳統得以明顯展現歷史∕文化此一意義深廣的面向。20…

二

回顧古典文學傳統中關於個人及集體苦難的書寫，較早的例子可見於《楚辭．九章》中的〈哀郢〉：「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15從歷史的記載來看，楚國的郢都（湖北江陵）曾有兩次遭到戰爭所帶來的大規模破壞，一次是在楚昭王十年時（西元前 506 年），另一次則是在楚頃襄王二十一年時（西元前 278 年）；〈哀郢〉篇中所述的離散，大概就是頃襄王時秦國軍隊在白起的率領下「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16此一事件的紀錄。…

更重要的，如果存在本身並不可能避開特定的歷史場景以及生活的實踐此等面向，則所謂的「存在的哲學」勢必要轉化為「存在的政治」。至於如何處理這樣的一種轉換方式或過程，則勢必需要重建哲學思想與生活實踐之間的一種內在邏輯，這決不是單以一對一、或兩兩相應此等機械論的比附型態就可以進行的，而是更要與特定而具體的歷史、政治等生活情境相互關聯來比對。11                                                 

當然，就海德格的例子而言，所謂的「政治」是明確指稱…

在錢謙益如何完成《錢注杜詩》過程的例子，我們看到其中引生的一個充滿爭議、但不乏討論空間的具體事件：錢謙益身仕明、清兩代所引發的解釋問題。《錢注杜詩》的纂注工作，所以從明思宗崇禎年間（1628-1644）的《杜詩小箋》開始，就一直成為錢謙益念茲在茲的工作，最後則在錢謙益死後三年（康熙六年，1667）由季振宜刻印出版，其間更出現朱鶴齡為了彼

此處置《杜詩》箋注的爭議而先後對於錢謙益所做出的不同評價。錢謙益在《草堂詩箋元本．序》中說到自己「老歸空門，撥棄世間文字，何獨於此書，護前鞭後，顧視而不舍？」                                                   …

如果「詩史」的名稱或概念所以能夠成立，主要是因為其中所關涉的「事件」的要素，那麼，「詩史」做為詩論所標舉的創作理念，就因為「歷史」的：「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離婁篇下》）。總此而論，「詩史」中體現的事件或歷史因素，並不是詩人所以著意傳寫與舖展的材料內容，但詩人作品中所可能深藏的時代政治社會的背景或因素，卻可以借助解讀的工作而被揭露闡發。相應於這樣的論述脈絡，我們才會說：「詩史」此一概念，自宋代學者提出之後，一直要到明、清之際才有更進一步的申論。3                                                  …

摘要：在這篇論文中，我試圖處理的論題大致有下述三個面向與重點。（一）、當代古典文學研究所建構的古典詩歌發展主要是以抒情傳統為基調，而在抒情傳統這一套創作與解讀的模式中，其實富含著極為細緻而精微的文化想像與價值，並且建立在傳統知識階層（士階層）共同的歷史記憶與相互認同。因此，相對於「神韻」所投射的一種遠觀而不黏滯的詩學與政治，「詩史」的名稱或概念的出現，或可用來展示詩人及其所置身的時代政治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充分反映詩人在面對歷史情境時的「心境」或「判斷」，當然，其中「突出情感因素」的成分又不免多於敘事的功能。



（二）、抒情的創作模式既是以自我當下經驗的保存與體現為重心，那麼，在這種觀照經驗模式的制約下，具體生活世界中如鎖鏈般發生的事件並不容易成為詩歌創作的材料，則當下截斷眾流的剎那又將如何因應時間之流的延續與變異？因此，「詩史」此一概念所指陳的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