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這種思路，巴尼特繪制出以下“五角大樓的新地圖”。

圖1巴尼特繪制的“五角大樓的新地圖”

作者註：圖中虛線框定部分為斷層地區，虛線以外部分為核心地區。

通過自己對於世界的新劃分，巴尼特建立了在根本上區別於冷戰原則的新戰略。他認為：未來世界真正的威脅在於斷層國家中隱匿的極端勢力與恐怖組織，它們想要使得斷層國家永遠隔絕於全球化的世界，方法就是通過各種恐怖活動來打擊核心國家，以及威嚇斷層國家的居民。那麼，美國的戰略就應當是努力幫助斷層國家融入到全球化進程當中來。其方法就是要幫助斷層國家建立有效的政府，形成明確的、與全球秩序接軌的內部規則，吸引資本的流入，實現斷層國家與全球化地區在政治、經濟、安全秩序等方面的全面融合，從而掏空極端勢力的生存土壤。最終“要把‘我們人民’變成‘我們這個星球’。”[ [美]托馬斯·巴尼特：《五角大樓的新地圖：21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第30頁。] “我們這個星球”這個說法，便是對普世秩序的一個絕佳隱喻。

對照這個“新地圖”可以發現，“一帶一路”戰略所覆蓋的地區，基本上都是斷層國家，尤其是“一帶”，覆蓋了差不多整個中亞地區，這是亞歐大陸的最深處，世界上離海洋最遠的陸地。而這塊地方，正是美國推動的普世秩序最難以有效落實的地方，或者更準確點說，亞歐大陸深處的秩序建構，超出了美國這個海洋國家的能力範圍。事實上巴尼特也明確承認，建設“我們這個星球”這一工作不是僅憑美國一家便能夠完成的。

要清楚地討論這個問題，還得再回到對於政治空間的討論。前面談到過的非連續性的陸地空間觀與連續性的海洋空間觀，會進一步導致兩種不同的財富積累與財政汲取手段。[ 下面對於陸地國家與海洋國家之差異的敘述，是一種純理想型的敘述，真實的歷史過程要比這覆雜得多，這裏不過是為了指出一些關鍵的原則性差異而做的極簡化處理。]

對陸地國家而言，陸軍和中央政府的財政能力是其生存的關鍵。陸軍因自衛或征服而生，以對土地的有效占領為制勝原則。在歷史上，絕對主義國家的中央財政則是以對土地和農民的強制，以及對城市特權的售賣，來汲取財政資源的。農業生產天然地分散經營，這就必須有大量的官員來完成稅賦征收，從而強化了其中央集權機構，這為後來的民族主義政治提供了制度基礎。後來的陸地強國，是以制造業為主導，而不像海洋國家一樣同時也主導著國際金融秩序。制造業是以能夠帶來規模效應的區域性集聚為前提的，基於非連續性政治空間觀的民族主義政治不會太過影響制造業的效率。金融資本則天然地以全球為單位，倘是民族主義政治，則無法有效地主導金融秩序。對民族主義的陸地國家來說，陸軍的行動是純消耗的，經濟過程與軍事手段並不足以互為促進，需要中央集權機構高效地完成財政汲取來支撐軍事行動。這就帶來一個後果：陸地國家的財政半徑以中央集權機構的效能半徑為前提，其軍力控制半徑不可能大大超過財政半徑，因此陸地國家所能有效調動的資源、其政治意志的有效範圍一定是有限的，無法擴及全球。

 對海洋國家而言，海軍和海外貿易是其生存的關鍵。海外貿易所需即海上航線的暢通，此亦海軍的制勝原則，於是海洋國家的經濟過程與軍事手段互為表裏。[ 斯密便曾經說過，“通過擴展殖民地漁業來增加我國航運業和海軍的力量，似乎是我國議會經常懷抱著的一個目的。”參見[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149頁。]海外貿易就是商業和金融資本的全球流動，它們是天然地具有普遍性取向的，不依托於任何特定的國家和土地，與農業和制造業大不相同。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之海洋國家的普遍性特性，與這些經濟、軍事特性在原則上是同構的，可以相互促進。海軍也需要很大的財政支撐，在近代早期的歷史上，大規模的遠洋貿易是海洋國家的重要稅基，特許公司經營權的售賣是早期海洋國家的另一個重要財政來源，東印度公司之類的特許公司與遠洋貿易又是互為促進的。這兩種稅賦易於征收，無需強大的中央集權機構便可實現，[ “我們也許可以想象一個從帝國俄羅斯到荷蘭共和國的連續體，從俄羅斯成長出臃腫的國家機構來從龐大的但沒有商業化的經濟中謀取武裝人員和軍事資源，而荷蘭共和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海軍、擁有在由城市為主的省份臨時批准基礎上的自己的武裝力量、容易從海關和國產稅上收取稅款，而且從來不需創立龐大的中央官僚機構。在這兩者之間，我們可以放入像法國和普魯士的例子，在那裏，國王們有權利用農業和商業資本主義，但是為了獲得對其軍事活動的支持，不得不和強大的地主們討價還價。從長遠來看，軍事對人力、資金和供應的需求增長如此之大，以致統治者們也要和大多數人口討價還價。”參見[美]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魏洪鐘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第105頁。] 因而在其開端處便不會像陸地國家那樣生成民族主義所必需的制度基礎。遠洋貿易及特許公司往往是私人性質的企業或團體來完成的，它們在大海上順應格勞修斯所提出的海洋自由主張，是自然權利之運用的現實體現。這一切都帶來一個後果，就是海洋國家的財政半徑不以中央集權機構的效能半徑為前提，而以國民自由活動的範圍為前提。國民的商業和金融資本，其本性原則上是要以全球為單位的，於是海洋國家的軍力半徑原則上來說便是以全球為單位，其財政原則可以支持這樣一種軍力半徑。

由於前述的海洋國家之政治敘事傳統——法律高於政治，從而原則上來說，這樣一種全球軍力覆蓋並不以本國的政治意志之強力推行為目的，而以一種普遍規則的維系為目的。這種普遍規則直接表現為全球的自由貿易規則，19世紀的大英帝國就是這種自由貿易規則的推動者與執行者，[ 參見R. Robinson and J. Gallagher,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1814-191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August 1953.] 到了20世紀，則是由繼承了英國地位的美國來推動這一秩序。

但重要的是，我們在前面談到的海洋國家主導的普遍規則的全球性特征，都是“原則上”的。在現實當中，該普遍規則的覆蓋範圍，必定與海洋國家的貿易、金融活動的覆蓋範圍直接相關。海洋國家建立秩序的努力也難以超出此範圍太多，否則會超出其財政能力，違背其自身的生存原則。

也就是說，海洋國家欲圖主導的是一個普遍秩序，但是由於海洋國家特定的財政約束，該秩序卻無法以它為主導而深入到亞歐大陸的腹地深處，從而在事實上又成為非普遍的。從19世紀後期的英俄中亞“大博弈”，即可看出這一點。主導世界的英國將阿富汗變為自己事實上的保護國，但它自己的力量卻局限在歐亞大陸的沿海地區，中亞秩序就留給沙俄和大清來處理了。冷戰時期的中亞是由蘇聯來掌控秩序的，但蘇聯的陸地空間觀，使得它無法有效應對世界市場，而只能通過經互會的模式來拒絕世界市場，這種經濟方案反過來強化了其陸地空間觀。對世界市場的拒絕會帶來嚴重的倫理與財政壓力，無法長時間持續，蘇聯最終解體。但解體後的中亞，美國也並未實質性地進入其中來主導秩序，除了它要顧慮俄羅斯以及中國的反應之外，更根本原因還在於，深入中亞在根本上違背其財政邏輯。美國對於阿富汗的戰爭只是個特例，但財政邏輯的約束決定了它不會在此地持久地存在，最近美國籌劃的從阿富汗撤軍便已說明了問題。

於是，後冷戰時代的中亞便陷入斷層狀態，這有多重原因：第一，由於地緣上的特征，使得中亞難以憑借自己之力有效地融入世界秩序，而必得依仗外力，但是外力或因其生存原則（如美國）、或因其自身的經濟特征（如俄國）而無力提供融入的路徑，又或因其戰略模糊而未曾意識到此種需要（如中國）。第二，中亞的綠洲地理，使得其在經濟上的比較優勢就是能源產業，但是能源產業獲得的巨額財富，倘不能通過一種有效的分配機制轉化為一般國民的福利分享，則會帶來巨大的貧富分化，從而引發社會問題，這正是中亞所面臨的現實。第三，這些社會問題在激進主義教派的解釋下，會被轉化為一種對於既存世界秩序的敵視，從而構成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活動的溫床，這會令中亞越發困於斷層狀態之中。實際上，這種演化在蘇聯統治的後期便已開始出現，如今愈發具有更大的動能而已。[ 在國內幾個期刊網上檢索“中亞”、“極端主義”幾個關鍵詞，可以見到大量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相當多的實證思考。但是既有的研究多還是就中亞來論中亞，未能將視野展開到一個更大的背景之下，這是其不足之處。]

而世界秩序的穩定是不能脫離開中亞秩序來考慮的。一方面，任何人都應該享有有尊嚴、有保障的生活，這正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普遍秩序所承諾的，倘若它始終不能覆蓋中亞，則將徹底墮入虛偽當中，限於自我否定的邏輯。另一方面，恐怖主義的活動也不會自我局限在特定的地方，而是以全球為單位的，倘若中亞秩序不能安定，則外部世界的秩序也必定無法真正地獲得安定，本·拉登最終落腳於中亞便是一個例證。而美國擒殺本·拉登，對打擊恐怖主義而言只不過是個治標不治本的辦法，並且由於其在中亞的撤退，很可能會帶來的混亂，更坐實了前面所說的外部世界對其所主導的秩序的虛偽性的指責。